历史哲学提醒我们，人类不能准确地了解当下的时代。甚至还有先哲说，人类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除非人类能跳出人间来观察自身。惟其如此，在具有“世界之脐”之称的古希腊奥姆法洛斯（omphalos）的遗址上，在古希腊的宗教中心与希腊统一之象征的德尔菲神庙里，那句平淡无奇的铭文“认识你自己”才具有高出一般神谕的价值而流传至今。
尽管如此，人类还得不断地了解当下的时代与人类自身，即便是对刚刚逝去的历史进程，也需要随时回味与总结，以便支撑今天的脚步，延伸明日的何去何从。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之间，毕竟是一条剪不断的因果链，昨日之果，便是今日之因。不管昨日之你我与今日之你我之间隐藏着多少隐私或阵痛，也不管甫逝的死人与活人之间还牵连着多少不便言说的利害关系，回避过去与背叛过去一样，都将自缚于历史的迷宫，人为地增加人类自身的演化成本或发展成本。当然，在认知昨日之你我与当下之你我时，总会更多地存在认知主体的主观局限，需要对这种局限保持高度的自觉，尽可能不为情感与利益所左右，并在“还本来面目”之类豪语面前多留一点余地。否则，豪语再多，终究无济于事。研究云云，更是无从谈起。对于当代学术史，亦不妨作如是观。
就当代学术史而言，也许既要关注已经发表的文本结果，更要关注文本发表的过程。在学术史研究中，对象化的历史过程往往比对象化的历史结果更复杂，更生动，甚至更重要，更值得研究。为数更多的情况是，在大陆作者中，许多专著或论文往往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未经作者同意，就莫名其妙地被删减，或者被修改，或者干脆被枪毙，只能养在深闺。这样的删减、修改、枪毙不仅存诸我国所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即“文科”），还波及本来就没有什么“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领域（即“理工科”）。而且越是把求真求是当真的作者，就越容易获得被删减、修改乃至枪毙的机会。学术史研究者要想弄清近半个世纪以来文本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梳理那些流变不居的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就需要尽可能从收集与阅读原稿入手，弄清哪些是作者原稿所有而发表文本所删、所改（包括作者奉编辑部之命自己动手删改），原稿没有而发表文本所加的，原稿与发表文本之间究竟有哪些细微差别或实质性差别，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在一种普遍现象的背后，肯定还有大量丰富、生动的个案，包括那些数年一变或一年一变的话语表达。当代学术史的曲折与繁荣都与它有关。倘若依此找去，其收获也许就不是文本主义者可以望其项背的了，孟轲所倡导的“知人论世”也就不在话下。
我由此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可能还低估了政治因素对当代学术史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了，但政治因素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尽管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会显得非常清楚，但我们的政治无时不在影响学术的走向与具体的表达，它的力量甚至超出了韦伯的想象力。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学术表达好像就是一门很讲技巧的工艺，学者就像工匠。正因为这样，也许需要先从事实评判的层面入手，去清理学术史研究对象中普遍存在的文本差异。二是如果当代学术史能借助于比较研究的视野，比较一下20世纪50年代前的民国时期和50年代后的人民共和国时期，对照这两个紧挨着的历史时段的学术史，也许我们的研究视野就要宽阔很多。
比较研究是人们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几乎无处不在，不管那些琳琅满目的论著标题是否使用了“比较研究”之类的标签。对于当代学术史研究，比较视野尤其必不可少，当代学术史的曲折与繁荣毕竟都不是凭空发生的。对于我国大陆近50年来的学术历程及其成就，如果与西方学界的比较会存在范围过宽、资料收集不易的困难，那么，了解共时性的台湾学术状况与历时性的民国学术状况就要容易得多，后者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学术参照。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似的自讨自论与自表自决就在所难免。
我在落户北京的政法大学之前，曾在原单位浙江大学查阅过浙大在20世纪40年代创刊的一本月刊杂志，叫《思想与时代》，感慨良多。该刊创刊于1941年8月，正当抗日战争非常艰难的时期，浙大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从省垣杭州一路西迁，爬山涉水，在贵州遵义的湄潭落脚，在山洞内外赓续其教书育人的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学教授张荫麟、地理学教授张其昀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在校长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月刊杂志《思想与时代》，营造出浙大师生的精神家园。该刊为大16开，篇幅在50页左右，每期发表文章6——8篇。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它可能还不能算作“学术刊物”，因为作者的引文不需要注释，该刊也不登注释，“本刊文字大都为通论，不载考据纂辑之作”，“但穷理力求精密，立论务期徵信，以要言不繁深入浅出者为商。”[i]倘若细读该刊，作者立论之严谨，刊物学术旨趣之浓，品位之高，价值之显，恐怕超过了当今许多带注的学术刊物。
我对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内容作过详细的考察，也翻阅过后面的40期，至少可以感觉到有三个特点：
一是选题范围很广。尽管倾向于以思想性为主，但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没有什么汤汤水水。它虽然也刊登几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时评性的文章，但还是注重理论的层面，注重“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ii]，内容很扎实，不是泛泛之谈。
二是有比较稳定的作者群，而且还是高手，其中包括主攻史学的张荫麟、钱穆、缪钺，周一良；主攻地理学的张其昀、谭其骧；主攻哲学的冯友兰、谢幼伟、贺麟、熊十力；还有美学家朱光潜、心理学家陈立、经济学家张培刚、法学家韩培德、政治学家费巩、艺术家丰子恺，等等，其作者阵营，何等壮观！连擅长气象学的浙大校长竺可桢也不示弱，他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科学与社会》等篇章，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自然科学家兼擅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力作，至今还能给我们多方面的沉思。不仅刊物作者来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路，而且许多作者自身的涉及面广，视野开阔，既有历史与现实互相关照，也有丰富的学术内容。例如，哲学教授谢幼伟在史家出身的《思想与时代》之创始者张荫麟病势不久所撰《张荫麟先生之哲学》一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张荫麟先生之死，不独为中国史学界之一损失，亦中国哲学界之一损失。张君之于哲学，功力甚深，识解亦超人一等，虽专门治哲学者与之谈，亦不能不佩服之。”[iii]如果对照冯友兰、熊十力的文章与感受，可知谢言之不虚。
三是整体质量高，不仅第一、第二期是如此，其他各期仍然是这样。刊物主办者既认真对待来稿，也精心组织约稿，确保刊物质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就在30-40岁左右，正当人生学术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段。数年之后，政事聚变，他们无论是迁移台湾，还是留驻大陆，都成为海峡两岸各相关学科举足轻重的脊梁，这大概可以成为不争的共识。
如果由此考量我们大陆50多年来的学术发展，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的，又是怎样遭到破坏的，然后又是怎样重建的，就不能低估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意识形态方面对我们的强势影响，中华学术好事多磨。
借助于〈思想与时代〉的风采，我们还不难感悟，人生最好的创造力就是30——40岁这个年龄段。我们要关心中青年学者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加大呼吁力度。我国高校目前的评价体系虽然与学术刊物的评价体系有关，但还有别的，一些中青年学者仍然面临着生存危机，甚至面临着下岗。另外，如果浙江大学不是在1952年被强行一分为四，而且还把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与科学家撤离西子湖畔，流失到中国科学院与复旦，如果不是强行拆散那些知名的学者，我看现在就不需要去喊口号，浙大早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早在1940年代就把浙大誉为东方剑桥，他就是在贵州的山洞里发现浙大的。由此可以想象，今昔之间，学术条件与学术成果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如何看待我们的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我们的思维可能将面临挑战。
至于学术规范，近20年来，与其说我们是受益于欧、美地区学术影响，还不如说是受港、台地区学术的影响更大。而港、台学术的传承，特别是台湾地区，还是30——40年代留下来的，在30-40年代，一批留学归来的学子就结合中西学术传统，基本完成了近代学术规范的转型。例如，如果是专业性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他们一般都能自觉地认真地对待引文作注，有的还非常规范。史家张荫麟与蒋廷黻就是如此，只要不是通俗性的读物，如果属于专业论著，哪怕是和谁谈话，都有注释的交待，自觉地对待知识产权问题。那既是权利意识的唤醒，更是对“天下之公器”的自觉尊重，他们不需要像我们今天这样，还要花大力气讨论学术规范问题。通于古史与近史的张荫麟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发表的论文《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为中、英文资料用注就多达64条，对绝大多数引文或资料出处也有页码标识。工于近史的蒋廷黻在《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时，全文用注达50条，中、英文资料互相参引，所注书刊资料多有版本交代，还有页码标明，尤其是撰述过程中的谈话资源，在注释中也有详细的交代。[iv]
所以，我们谈学术传承，不仅要注意到欧美的影响，还要认真考量1949年以前学术的影响和当代港、台学术的影响，要重新盘清我们的学术家底。人文学科中的很多问题，我们还不能说已完全超越了前人的智慧，至于社会科学，我看更是如此。谈自由，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严复？谈国情与民主，我们能绕过梁启超吗？至于宪政话语，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轻视张君劢呢？甚至现在流行的知识社会学，连某些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宣传者与研究者都以为是近10多年才从西方引进来的，但我的一个学生就发现，在此之前，就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张东荪就出版了两本关于知识社会学的专著。我相信这个学生的判断是对的，我们不要低估那个时代的学界对西学介绍的广度与深度，包括那时的翻译质量与水准。
总之，借助于比较研究的视野，走近前贤，我们可能会受益很多，还能变得更加谦慎起来，倍添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注释：
[i] 《思想与时代》第1-14期刊首，“征稿启事”，1941年8月-1942年9月。
[ii] 同上。
[iii]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之哲学》，《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出版），第12页。
[iv] 参见郭世佑为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导论》中篇撰写的第4章《中国史》，《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第132页。
（2006年5月26日，北京，在《云梦学刊》召集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云梦学刊》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