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据师友介绍，由建筑设计大师莫伯治院士设计的梁启超纪念馆已在新会茶坑落成，其外表就是仿照梁启超在天津的饮冰室故居形状而设计。天津市人民政府则于近期决定投入资金，重点修复坐落在河北区民族路46号的近人梁任公旧居”饮冰室”，作为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项目来抓，天津《今晚报》也在以”梁启超与饮冰室”为题，展开规模较大的征文活动。看来，冷落已久的梁启超也可以热一热了，这多少有点令人鼓舞。
还在本世纪20年代，亦即梁启超在世之时，当瑞典皇家科学院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请求德国最具声望的汉学家之一卫礼贤（Richard Wihelm，1873-1930）列举几位颇有成就的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时，近人梁启超即赫然名列榜首。我无法猜想如今的国人能有多少人对集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梁启超的事功耳熟能详，熟悉者恐怕也只对他曾经与反清革命志士叫阵一面印象颇深，却不一定知道他在晚清民主思想启蒙宣传中那所向披靡和举世无出其右者的赫赫劳绩，还有他高擎反袁旗帜挺身维护民国尊严的神采。那篇被袁世凯出价20万元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作者在”饮冰室”新居筑成之前的旧楼完稿的，也是在那里拒绝收买的。正是他的那声断喝，让江河止水，四方景从。袁氏开价之高，竟高出雇人暗杀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赏金1倍。
惟其如此，一部百科全书式的140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就足以让后人潜心攻读一生，写出若干学位论文和论著来。日本京都学派之殿军狭间直树教授近年就以梁任公为题，举办研究班，有关研究报告已用多种文字公之于世；以梁氏思想为论坛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在中国开过，在美国也开过。《饮冰室合集》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我想说的是，在这位文化巨匠身上，还有一部值得阅读的书，一部容易忽略的书——他的为人。
在那如火如荼的苦难岁月，梁任公的政治主张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他不是冯自由等人所描述的那种变色龙。他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明镜似水，善解人意是他的常态，在某些关键时刻，则以大手笔写实爱的海洋，让海洋为宽容而定格，人间为之增色。我敢断言，在风云际会和星光灿烂的中国近代人才群体中，特别是在遐迩有知的重量级历史人物中，能在做人的问题上与梁启超比试者是不大容易找到的。
自古道：才子风流本一家，但在才情恣肆的梁任公身上，那风流之情怀还是可以遏制的。他对华侨小姐何蕙珍的断然割爱便是明证。
那是在他带着”渔阳三叠魂惨伤，欲语不语怀故乡”的心境首途檀香山时，”学问见识皆甚好”的何蕙珍被这位流亡者的文采与演讲才华深深打动着。年仅20岁的蕙珍明知梁氏已家室在堂，便主动提出，只求以偏房身份走进他的生活空间，无怨无悔。任公先是为之感动，由敬重而生爱恋，终夕难寐，数日如之；嗣而思忖：出身名门的发妻李蕙仙有恩于自己甚多，加之自己曾与挚友谭嗣同创设”一夫一妻世界会”，总不能自食其言，愧对良知与亡友。再说，自己乃朝廷悬赏通缉之要犯，生死未卜，怎能再去连累他人？权衡再三后，他就谢绝了这份稀世真情。蕙珍小姐十分伤感地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遵循这份请求，只以照片相赠，期待将来”欲悬一席酬知己，领袖中原女学堂”，并将这段”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情缘如实函告妻室。至于3年后接受李蕙仙的陪嫁丫环王桂荃，则主要出于李蕙仙的安排。清朝垮台后，常年飘落异域的梁启超得以回国效力，旧情难忘的蕙珍专程赶往北京，找到梁启超，希望一还夙愿，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依然婉辞谢绝，而且只在总长客厅接待故友，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使抱兴而来的蕙珍扫兴而归。李蕙仙病逝后，蕙珍又专程从檀岛赶来，旧话重提，梁启超则沉浸在失妻的悲痛中，别无他念，连饭也没留蕙珍吃一顿。尽管有人责怪他做得有点过头，但较之妻妾成群的乃师康有为，或某些见异思迁的革命元勋，其差别岂能以道里计？
为了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梁启超从风风雨雨中走过56个春秋，应付过各种场面，甚至不惜同魔鬼打交道。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恪守一份书生本色，以情谊为上，磊落其身，他是地道的性情中人。君不见，每当有人提起亡友谭嗣同，他总是眼噙泪花，俯首低回。为了不让另一位亡友唐才常的家属在生活上遭受委屈，他背着”贪污筹款”的黑锅，使出浑身解数予以接济，风雨无阻。清华研究院中比自己年轻数岁的同事王国维自沉时，梁启超正因手术失败而养疴津门。即闻凶讯，他就不顾家人劝阻，赶往北京，协助王家办理善后，不辞劳苦。在康梁师徒之间，由于梁启超颇有主见，对乃师并不完全惟命是从，康有为对他很恼火，尤其是梁启超违背他的意愿，暗中与孙中山协商合作方案，事虽未成，康氏却耿耿于怀。尤其是面对乃师违背民国历史发展潮流，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甚至追随张勋之流，为宣统帝草拟”诏书”，梁氏大义灭亲，在讨伐复辟逆流时，也拿乃师陪榜，康氏恨之入骨，大骂”梁贼”。 梁氏身为弟子，事后依然心系师门，胸无城府。康氏谢世时，是他带头募捐，主持身后，而且披麻戴孝，痛哭失声，率清华国学研究院众弟子在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又是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晚年退出政坛后，梁启超才有充足的时间去作育饮冰室中的孩子。作为童心未泯的教育大师，他并未使用特殊招数，仅以”趣味主义”沐浴那群心爱的子女，成就一篇篇凝重与激越相间的感人乐章。梁家不仅为国家图书馆事业提供过西文编目的拓荒者，还为神州慷慨输送过3名院士，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杏坛受徒后，他视门生如子侄，不仅有求必应，而且不求也应，对于出身寒微者尤其是如此。作为师长，他真能做到虚怀若谷，教学相长，而且爱才如命，佳声有自。例如，听讲学生张熙撰文批驳梁氏的观点时，言辞不无尖刻。并不赞同作者见解的任公却因赏识其才华，亲笔题识，热情奖掖。又如，得意门生徐志摩与美丽聪慧的有夫之妇陆小曼双双堕入情网，爱得死去活来，颇遭物议。陆氏离婚后，一对恋人亟盼完姻，徐家父母则以必须延请梁师证婚为条件，为难儿子。任公虽曾劝阻在先，却能理解和同情这对新人。他还担心，如果不成全这门婚事，天赋过人的年轻诗人徐志摩可能由此颓废，甚至选择自杀之途，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欣然接受证婚任务，并在婚礼上以告诫代替祝福：不要把爱情当儿戏，要好好相爱，互相促进，至少要对证婚人负责。在场者听了这一席话，无不为之惊叹，乃至闾阎相传。
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任公为北京协和医院辩护之举。1926年初，任公患有尿血症，协和医师诊断为右肾有肿瘤，建议割除。挨刀之后，方知右肾完好无损，割除之后，尿血依然未止。梁氏家属为之气愤，舆论矛头直逼协和。但在任公看来，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协和乃美国人创办之医院，那是科学的象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是他坦然忍受事故，劝慰家人，还以《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题撰文，站在协和一边，”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一场非同小可的医疗事故所引起的风波得以化解为零。
埃德蒙·伯克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一颗温和平静的心灵更能使我们从容地面对一个充满流言蜚语、充满尔虞我诈、充满暴力冲突的世界。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同类和睦相处，如果我们不是为了他们，至少我们也应该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与他们和睦相处。”这位爱尔兰人固然说得很好，但做得不够，他忍心拒绝政见各异的福克斯登门造访，便是一例。梁任公虽不曾这样说，但做得出色，而且彻底。环顾大千世界，淡视身外之物者已属凤毛麟角，像任公那样连身内之物都能看轻者，尤属罕见。他割掉的是一个好肾，但他以生命的名义留下一方宁静，托起一份宽容，一份足以使任何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人间争斗都黯然失色的宽容，让生命个体由此超越和升华，这未尝不是一个奇迹，未尝不是全属他个人的一份杰作。
手术之后才过3年，肾的主人就撒手尘寰了。身体素质原本不差的梁启超走得如此匆忙，显然与协和医院的那个医疗事故有关，怎不令人扼腕，一个56岁的学术大师毕竟还是正当时候啊！
有副挽联曾经这样写着：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看来，作者不惟对任公饱含深情，抑且十分了解其道德文章，乃至概括精当，立意高远。大致可以肯定，尽管一代宗师远离于我们已经大半个世纪了，尽管后世学人还不一定都能掂量出他的分量与价值，误解总是多于了解，但梁启超的人格魅力与事功可望同《饮冰室合集》一道泽被后世，存之久远。他像一瓶时间与醇香成正比的陈年老窖，他是一部读不完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