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述评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初黄兴涛发表考释“中华民族”观念的系列论文后，学界重视考察考察现代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考察“中华民族”的概念史、观念史，围绕“中华民族”一词最初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生成背景、“中华民族”观念的内涵、“中华民族”观念生成与确立的历史轨迹、“中华民族”观念传播、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认同性质、相关人士政党的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观念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关键词】中华民族观念 中华民族意识 清末 民国
1988年秋，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演”（Tanner Lecture）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个词“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1]。不久，他又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论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推动了中国民族研究在开展少数民族族别、地区民族史、汉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综合研究”[2]。
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研究，既要考察古代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也要考察现代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既要考察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形成，也要考察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既要考察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发展史，也要考察“中华民族”的概念史、观念史。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认同研究方面，出版了高翠莲著《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健著《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徐杰舜、刘冰清、罗树杰著的《中华民族认同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郑大华著《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发表了黄兴涛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等100余篇论文。这里对学界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研究上提出的观点，作些评述。
一、关于“中华民族”一词的最初使用
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学界对“中华民族”这一名号在何时出现、由何人最早使用，并没有具体说法，只是笼统地提到“中华民族”是在近代才出现或说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称谓。1987年9月，陈连开在《中华民族的含义初探》一文中指出，“‘中华’一词，大约在晋代已出现”，“‘民族’一词，在古代汉语里没有构成，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当时含义并不统一，直到目前，各家使用也不完全一致，不过比较通行的是泛指从古代至现代所有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稳定民族共同体。在民族一词出现之后，不久也就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故该词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民族称谓[3]。1992年，金炳镐指出：“中华民族，是本世纪初出现的称谓。中华民族所涵盖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到至今。”[4]199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由刘荣焌、李毅夫、吴从众、曹成章为《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撰写的“总论”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整体的称谓是在近代才出现的[5]。 2008年出版的《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依然采取了笼统、模糊的说法：“‘中华民族’一词的出现显然应该在汉语‘民族’一词出现以后，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6]。
2001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黄兴涛提交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一文，他在这一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论文中认为“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且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可能均为梁启超”。他指出：“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7] 黄兴涛在后来发表的8万多字长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等论著中重申了这一看法。这是具体考证“中华民族”一词的最初出现与最早使用的开拓性成果，对“中华民族”概念史、观念史或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史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兴涛有关“中华民族”一词可能是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使用的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如2002年11月，刘正寅在与黄兴涛的对话中指出：“‘中华民族’一词的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它大约诞生于1902年”，“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可能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8]。2006年4月17日，李喜所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9]。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就是出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文章中。”[10]郑大华指出：“‘中华民族’观念是梁启超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来的”[11]。金炳镐等学者也认为“中华民族”的提法最早见于1902年梁启超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12]。
二、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生成背景
“中华民族”名号的萌生与确立，在时代背景上是外部帝国主义侵华刺激与内部社会变革推动的产物，在思想渊源上是中外思想观念尤其是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与历史上的“中国认同”碰撞融合的结晶。
关于外部民族危机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影响。陈连开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物”，“中华民族的上述含义，是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过程中，被逐渐揭示出来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3]。李帆等指出，“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概念及其思想观念的出现，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的产物”[14]。施云指出，“中华民族存在着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民族意识的觉醒始于近代西方的殖民侵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在不断地加强，由自在走向了自觉”[15]。周励恒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称谓逐渐被各族人民所认同，是与中国的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分不开的，是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紧密相连的，它本身就含有民族团结、民族情愫、历史文化认同等意蕴[16]。迟成勇指出，梁启超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愿望，即人们希望以“民族共同体”来抗击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17]。
在外部危机中，日本侵华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扬和社会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兴涛指出，“尽管‘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在此前已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抗战时期，它才可以说在社会上特别是民间社会勃然而盛、广泛流行”[18]。
关于内部社会变革的推动，学界尤其重视辛亥革命发生、中华民国创立在促进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林家有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民族旧观念，而且也带来了中华民族自觉实体，开辟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纪元。他指出，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它是与中华民国同时诞生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称谓[19]。张海鹏指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正好是辛亥革命时期形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很多。但是出现“中华民族”四个字，是在辛亥革命时期[20]。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思想渊源。多位学者指出了“中华民族”观念是中西思想合璧或者是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的结晶。黄兴涛指出：“‘中华民族’由‘中华’与‘民族’两词组合而成，它的形成既同古老的‘中国’、‘中华’和‘中国人’概念之内涵及其认同在清朝的延续与演变密不可分，也与外来的现代‘民族’概念于此期被吸纳与运用，存在着直接的关联”[21]。刘海殷等指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创生，就是中学、西学合璧的结果。‘中华’乃为中国、华夏之简称，‘民族’则是近代西方的历史学、人类学的学术用语，经由西学东渐传入我国”[22]。平维彬等指出， 应从传统的儒家族类观、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三个方面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23]
传统资源方面，刘正寅认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起源可追溯自三代”，“中华民族还在其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到夏、商、西周时期萌生了大一统思想，随着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确立、完善，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即是华夷一统、华夷一体；到唐、宋以后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到强化与发展，再经过元、明、清的进一步发展而深入人心[24]。杨文炯认为“以儒教为中轴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共构的‘一室四间’结构”，“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集合体形成的标志，又作为历史积淀的‘既定资赋’（givens）成为近代以降中华民族自觉的活水源头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武库’”[25]；中华传统文化“是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在走向民族自觉的巨大精神动力”[26]。
外来资源方面，金炳镐指出，“‘民族’一词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日文引进（在古代汉语里面没有构成族类共同体的‘民族’一词）后，不久就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并开始广泛使用起来”[27]。张太原指出，“梁启超以中华民族来指称汉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来自日本的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以‘民族’建构国家的尝试”[28]。
三、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内涵
“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后，曾经有过多重含义，前后有所变化，到抗战前后最终确立了国内各族构成大民族共同体的主导型内涵。
学者们注意从不同方面把握“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认同的内涵。黄兴涛指出，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他们因此成为指代汉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和指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两种‘中华民族’概念的启导人”，一直到抗战时期依然存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单一性”中华民族观念与主张多民族国家的“复合性”中华民族观念两种思想路向[29]。俞祖华指出，“中华民族”概念生成与定型的过程中大体出现了以下几层涵义： 着眼于对历史发展的描述，将“中华民族”看成由历史上的华夏族与多个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虽只指汉族，不过仍凸现了其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着眼于对当下状况的归纳，将“中华民族”看成当时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它既包括汉族，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着眼于对未来面向的展望，将“中华民族”看成未来由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新的统一民族，其时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都被融入中华民族新族体里；中华民族包括了版图中国内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也包括了中华国家版图外的华人华侨[30]。王一华等认为，中华民族认同涉及三个方面：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世代相传的民族历史和共同的国家[31]。杨文炯认为，近代中华民族自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知识精英界的自觉，他们以西方民族主义范式来诠释、表述“中华民族”；二是政治层面上中华民族的认同作为“国族”得以确认；三是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知识话语的系统论证和表述；四是抗日战争及胜利是中华民族意识的升华和实践[32]。
学者们多注意到了“中华民族”概念含义的前后变化。陈连开指出，“中华民族”一词“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它的全部含义才得到了充分的阐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33]。他在另一论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一称谓“最初是指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的用法，并且越来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到目前，一般以中华民族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体现中国各民族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不可分割的实体，涵盖了中国各民族整体上的民族认同”[34]。冯天瑜指出，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该词时，“并未对‘中华民族’作具体诠释，从语境分析约指华夏——汉族”，“经过近代以来历史进步的长期熏染，‘中华民族’的含义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35]。郝时远指出，围绕这一概念，中国的仁人志士、社会各界进行了“种族”、“五族共和”、“汉族中心”、“宗族”等民族主义的论说，都在试图阐释中华民族的内涵，最终由中共确立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说法[36]。
四、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生成与确立的历史轨迹
“中华民族”一词从上个世纪初少数精英偶尔使用、含义不定的新名词、新概念，到抗战前后成为各子民族、各政党、各界群众所广泛认同与普遍认可的社会观念，经历了一个过程。对“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历史行程，对晚清民国“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学者们作了不尽一致的概括。
黄兴涛在《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中分4章，也就是按4个阶段，书写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的生成演变轨迹：“清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梁启超、杨度等人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的‘大民族’现代观念”，且在这一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民国前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融化五族、推动民族平等融合成为民初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民国初年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基本形成，到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1920年代之初以后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一词写进了国共两党的政纲且“已开始在中国被愈来愈多地加以使用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华民族’符号认同的强化与深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尤其是次年形式上统一中国后，明确认同孙中山晚年倡导的“大中华民族”理念并强化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倡导与宣传，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促使“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深化，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因之传遍大江南北；“抗战前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大普及”——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说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观的热烈讨论，从194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国民政府顺势推出“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单一性中华民族观念，中国共产党则确立了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而成一大共同体的复合性中华民族观念，抗日战争“最终把一体化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心中”。
郑大华认为，“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是民族自决，在民族自决理论的推动下，“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当时活跃于中国政治和思想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对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都有一定的自觉性。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37]。2014年，他撰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华民族”观念从提出到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在清末，不仅只有梁启超、杨度或章太炎使用过“中华民族”，而且他们主要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后，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和使用“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观念还没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普遍认同和使用，在认同和使用者中也往往是在“汉族”的涵义上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普遍认同、并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共同称谓，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38]。
王新立认为，“中华民族”观念在近代的历史演进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理论建构也各具特色。生成阶段，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识与理解虽不尽相同，变化较多，但都是以“民族自决”为主导。普及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族人民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理论建构在抗战期间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最终觉醒，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动力[39]。
五、关于“中华民族”观念传播史的研究
学界不仅重视从历史发展角度梳理“中华民族”之概念史、观念史，也注重从社会接受角度考察中华民族认同 “经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广泛认同的发展历程”[40]。学界注意到了中华民族史著述、中小学史地教科书的民族教育书写、报刊宣传、歌曲传唱、电台广播等不同媒介、不同形式，在“中华民族”符号传播与观念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中华民族史著述。黄兴涛在其专著中注意到:1920年代初，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采取的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学术方式”，即开始“专门探讨其中华民族史问题来”，“最终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成为日后被人反复引述的中华民族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1928年，“三本关于中华民族史的代表性专著得以出版”，这就是常乃悳所著的《中华民族小史》、张其昀所著的《中国民族史》和王桐龄所著的《中国民族史》，其中常乃悳所著《中华民族小史》“可谓最早自觉以‘中华民族’命名的民族史著作之一”，“这类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为标题的专门著作，特别是中华民族史著作的撰写，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为这一观念的社会化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知识系统’”；这类著作得以更大量地出版，如施瑛的《中国民族史讲话》（1934、1945）、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陈健夫的《西藏问题》（1937）、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罗家伦等的《民族至上论》（1938）、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1938）、萧一山的《民族之路》（1940）、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1941）、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1944），“这些著作有的书名上虽称‘中国民族’，书中的目录标题和内容里却大量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且“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 [41]。徐杰舜等在专著中也推崇常乃悳所著《中华民族小史》“开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先河”。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族史著述，论著重点介绍了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与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此外还提到：1933年曹松叶出版了《中华人民史》，1941年李广平出版了《中华民族发展史》，1942年张旭光出版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李震同出版了《中华民族的来源》、马精武出版了《中华民族的形成》，1945年臧勃鲸出版了《中华民族新论》，这些著作“都不约而同地围绕树立和传播‘中华民族’意识这个主题展开论述”[42]。段玉蓉指出，常乃悳《中华民族小史》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思想，有着重要价值[43]。
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里的“中华民族”书写。刘超认为，在使“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的认同，使“中华民族”意识从知识分子的思想转换为民众意识方面，“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是建构民族形象与民族认同的工具”。他通过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华民族”的不同表述来讨论“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认为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的看法得到了广泛认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形成[44]。杨梅撰文回顾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社会教科书有关民族问题的叙述，聚焦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由新名词到核心概念的观念史在教科书中的体现，提到了1912年9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之部》在教科书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真正让‘中华民族’成为民族实体的指称”[45]。
六、关于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觉醒
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观念近似或者说相关，但又不完全一致。“中华民族”观念特指这一词汇出现之后，内涵不断演变，使用场合、频率不断扩散、传播，最终确立作为中国境内各族总称的“主导型、符号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将这一主导型‘中华民族’概念所直接传导和涵括的族类认同意识，及其运用展开的民族一体化理念和信念等，称之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46]。
在学者的有关论述中，中华民族意识觉醒时间可以早于“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之前，外延上也不一定与“中华民族”概念的运用展开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意识相比于“中华民族”观念，时间要早，范围更宽。作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除了自觉意识，广义上还包括古代时期中华民族自在发展时期的自在意识，到了近代由自在意识向自觉意识转变又有一个过程。可以说，“中华民族”概念提出，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与标志，是中华民族自觉的初期成果。陈其泰认为，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前后，是发轫阶段；戊戌维新时期，是大力提升阶段；辛亥革命时期，是进一步高涨并结出宝贵果实阶段[47]。史革新认为，近代百年中华民族经历了四次民族觉醒的历程，即鸦片战争后民族意识开始萌发、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意识初步觉醒、“五四运动”期间民族意识得到升华、抗战期间民族意识高涨的过程[48]。
至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具体起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意识觉醒或者说中华民族自觉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林家有指出，“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既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又促使中华民族的猛醒”，鸦片战争“促使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49]。郭双林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应该以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为起点。在整个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觉醒，至多仅仅是部分中国人在开始觉醒。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过程，可以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时期部分中国人民的开始觉醒，也就不会有甲午战争以后普遍的民族觉醒[50]。刘毅政也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51]。
有的学者则强调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成、对中华民族自觉的重要作用。高翠莲认为，中华民族的自觉始于甲午战争失败，到了民国初年中华民族自觉进程遭到挫折[52]。王继平等指出，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千年大梦”，开启了中华民族民族觉醒的历程，“‘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念逐步被取代，作为具有现代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获得认同，的确是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的必然结果”[53]。吴剑杰等也把甲午战争作为中华民族觉醒、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54]。
“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后，尤其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发生促成了中华民族普遍觉醒、“完全觉醒”。彭南生指出，辛亥革命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起点[55]。石碧球认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近代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上完成了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再到中华民族国家的嬗变，以中华民族为建构民族国家新的认同符号，标志着民族国家认同在近代中国的正式形成[56]。陆鹏等指出，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动员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理念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57]。杜玲认为辛亥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观念，把革命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表明民族意识的觉醒达到了一个新阶段[58]。
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成长与中华民族觉醒。金冲及指出，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自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59]。孟凡东等指出，在14年抗战中，国家衰弱导致的失败和抗争刺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60]。沈桂萍认为抗日战争深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这种认同既包括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一致性认同，也包括对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的认同[61]。陈特水认为，抗日战争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标志着“中华民族由初步的部分的觉醒发展到普遍的彻底的觉醒”[62]。付智勇等认为“抗日战争极大凝聚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意识”，包括“中国境内各个民族一律平等、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和“各个民族的利益服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意识”[63]。祁家能等认为，抗日战争淬炼并催生了以自信自立自强为核心的、和世界其他民族平等交往的现代民族意识，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基本完成现代化[64]。李仙飞等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得到理性升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65]。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强调了中华民族觉醒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极为重要的作用[66]。
七、关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的性质
关于“中华民族”认同的性质。有的学者论及了“中华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共同体或族群共同体论。都永浩指出，辛亥革命前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构建“中华民族”概念，其国家认同的基础都是“生物性的民族”，改良派“虚构出中国各民族的生物一体性”而提出“合种”、“合族”、“合群”，革命派以“中华民族”概念的生物性和单一性论证满汉势不两立[67]。高翠莲指出，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开始产生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表现为“种族”自觉的形态，“从体认黄种到体认‘中国人种’而确立了种族范畴，实际上‘中国人种’范畴就是现代中华民族范畴”[68]。
有的学者论及了“中华民族”认同中的文化共同体论。如学界提到杨度在《金铁主义说》言及中华民族“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认为其所指称的“中华民族”是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血缘共同体。王平认为，“杨度的论述从创造共同的文化、形成相似心理这一重要维度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特征”[69]。王新立指出，1907年杨度从文化角度对中华民族概念进行了阐释，其中华民族概念“可视之为文化层面的民族共同体”[70]。胡芮强调，在重视“中华民族”政治意涵的同时，绝不可忽略其概念背后隐含的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意义，特别是传统民族观中丰富的道德含义[71]。
有的学者论及了“中华民族”认同中的政治共同体论。罗福惠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72]。张凯峰从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观点出发，探讨了清末民初的东北地方当局为构建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概念的想象，从各方面所做的努力[73]。乔峙鹏等指出，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这种‘民族即国民’的主张后来被贯彻到国民党的国族主义之中，实质上是将民族主义融于爱国主义之中，力图实现中华民族在逆境中的统一对敌”，“在以后的学术话语中，这一主张逐渐演变成公民民族主义，主张国民集合体观念”[74]。陆海发指出，中华民族是取得了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中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各个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政治共同体，是中国的国族，它不仅具有突出的国家意涵，而且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的意义[75]。吴晓萍等认为，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在西方殖民主义冲击之下的关于‘民族’的东方想像，其根基在于一种以现代中国为政治单位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76]。周平从民族国家建设角度，探讨了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建设的必要性、意义[77]。他认为中华民族构建与中华国家构建相辅相成，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78]。冯育林等从民族政治学视域下研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演变，呼吁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属性、政治内涵[79]。有的学者则探讨了体现国家民族意义的“中华国族”的概念[80]。
有的学者论及了“中华民族”认同中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民族双重共同体论。黄兴涛指出，热心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中国人，“不仅以现代中华民国认同为现实基础，更以中国文化的不断融合、历史（包括泛血缘）的密切联系为深厚依托，从而超越政权认同和传统族裔认同的界限”，追求“有进一步融合期待的政治与文化认同”[81]。迟成勇认为，民族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主体，大致经历了时间和空间上有所交错的三种历史形态，即“部落民族”、“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近代以来特别甲午战争发生后，“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稳定的共同体形成，它“是在既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的主体，以及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主体”[82]。严庆等指出，中华民族既可以被理解为国民集合体，也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族类共同体[83]。沈桂萍认为，中华民族既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共同体（政治层面），也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文化层面）[84]。杨鹍飞指出，中华共同体认同同时融合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上位认同[85]。曾凡远等指出，“中华民族”的生成和确认与近代保种保国的情境密不可分，是对民族认同危机以及文化、道德和政治认同危机的应激回应，是现代化进程中锻造出来的一个非单一民族的政治、文化共同体[86]。赵纲等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87]。
有的学者论及了“中华民族”认同中的多重共同体论。俞祖华指出，近代国人对“自我形象”的体认包括“血缘或种族身份”上的中华民族认同、“政治身份”上的中华现代国家认同与“文化身份”上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应在共同地域、共同心理、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历史记忆等基础上实现整合，构建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并以“中华”作为民族、国家与文化一体化的称谓[88]。朱碧波提出，中华民族是“有着共同历史叙事、集体记忆和命运关联的历史命运共同体”，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活动主体”，是“十分紧密的、‘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同时还要建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共同体”[89]。
与此相关的是对“中华民族”属性的理解。主流看法是 “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殷丽萍认为，论者认为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这是不正确的。用下列文字来界定中华民族概念是比较妥当的 :中华民族是历史上起源于中华大地 ，在追求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 ，具有通用的语言文字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的人们的稳定的共同体[90]。陈茂荣指出，“中华民族不仅是56个民族的总称，而且是包括海外那些热爱祖国且认同‘中华’的华人、华侨、华裔在内的集合体”[91]。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属性，有的称“民族集合体”、“复合民族”[92]，有的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93]，有的称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94]，有的说是“稳固的共同体”[95]等。
七、历史人物或特定群体的中华民族观
学界不仅重视中华民族观形成与传播的全面考察，也重视重要思想人物、重要群体之中华民族观的个案分析。
关于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学者们注意到其所使用时在不同文本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刘荣焌等在《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总论》注意到梁启超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包含了“用‘中华民族’一词称呼汉族”与“‘中华民族’应包括中国各民族”两种含义。李喜所指出，“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该文称“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96]。蒋嘉骏指出，一百余年前，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而当时仅仅用以指称汉族。随着梁启超认识的不断深入， “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也不断得以丰富，最后发展为“合五族之大民族”。[97]
关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郑大华指出，晚年（1919年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919年到1922年，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1923年到他病逝，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和蒋介石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其他民族只能称之为宗族，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则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98]。高翠莲指出，孙中山在“五族共和”理论和民国初年国人民族意识的互动中，形成了清晰的中华民族范畴意识和共同体的一体意识， “五四”期间他将中华民族定位为国族，并致力于塑造现代中华民族。他以民族国家理论为武器，以美利坚民族的熔融为样板，通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运用汉族庞大的人口优势融合各民族的“血统”、构建统一的国内政治法律体系等办法，开始了将中华民族国族化的历史进程[99]。
关于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郝时远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有关国家统一和民族一体的思想，为建立新中国和整合中华民族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100]。贾益阐述了毛泽东有关“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等论断[101]。
关于傅斯年的中华民族观。彭池指出，傅斯年提出了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政纲，对于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02]。焦润明指出，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是傅斯年有关中华民族与中国史研究中的思想精髓，它既表示中华民族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各部分是 “同体别名”的关系，也表示中华民族历史上活动的固有区域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103]。张桂华指出，傅斯年提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104]。陈建樾指出， “在民族危亡之际，傅斯年试图构建一个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同构的国家和民族”，“并进而主张建构一个经由文化涵化而成的中华民族”[105]。王涛分析了傅斯年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民族观的形成背景与其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论证[106]。
关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及引发的争论。周文玖认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而引起众多学者的争论。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为以后民族理论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07]。他在另一论文中对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作了颇为详尽的考察，认为这场讨论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8]。张雷指出，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 “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109]。黄天华认为，产生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场争论的缘由“是各方都只看到或强调问题的一面，顾颉刚强调的是各族间的一体性和‘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的时代压力；费孝通等人却更看重各族间的多元性，向往‘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者翦伯赞却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各民族间经济和政治的平等”[110]。黄克武认为，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性，共赴国难[111]。葛兆光分析、讨论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中华民族”的见解，指出顾氏曾经主张“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点，但面对民族危机改变了立场，转向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与“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112]。赵志研、马戎等也对这场学术争论进行反思、总结[113]。
关于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观。钟天娥指出，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促使知识分子的“国家领土主权意识”、“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得到空前觉醒。他们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详细论证，形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大中华民族观[114]。高翠莲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成员开始形成民族共同体一体意识之际，知识阶层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更高层次的自觉。他们通过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解释，理性地探讨了中华民族的范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及其认同依据、中华民族的结构。尽管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是由“一个”还是“多个”构成的存在争论，但这些争论和探讨却丰富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证明了中华民族结构的独特性，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的深入发展[115]。
关于少数民族人士的中华民族观。李玉宝等关注了清末民国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他们以满族说部《消闲演义》为例，说明旗人在形成本民族族群认同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华民族这一更大范围的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认同[116]。何一民等关注西南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他们指出，抗日战争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一种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在战前普遍缺乏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 为此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相继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努力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精神力量 [117]。高小岩以中国回族史上最早的自办刊物《醒回篇》为中心，考察了回族知识分子的中华民族认同[118]。
八、国、共等政党的中华民族观
关于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观。周竞红认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及其政党边疆民族观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其最终抛弃以“排满”为核心的汉族主义，提出民族团结、平等思想，坚持大中华民族新主义，对唤醒各民族意识和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转型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119]。
关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郑大华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所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120]。张太原指出，受国内 “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中共成立以后尽管在不少地方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是对它的具体含义一直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直到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相对于众多的类似称谓，“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第二， “中华民族”的含义趋于明确: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简称或统称；第三，中华民族的整体自决代替了少数民族的单个 “自决”；第四，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和立场上来定位自身的存在。这种调整和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121]。李臻等认为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的总体特征概括为“一体多元”，具体包括:对中华民族属性的认识是“复合一体，有机多元”，对中华民族族际关系的认识是“亲密团结，联合抗日”，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是“从多元（源），走向一体”[122]。李臻还从中华民族的自觉与解放、中华民族的涵义与构成、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中华民族的多元性等四个方面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阐述[123]。张健指出，“中华民族”一词正式成为中国内部多民族共同体的指称，是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开始明确的[124]。李贽等也撰文探讨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125]。
十、中华民族观念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喜所从“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凝练了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力量”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126]。
迟成勇指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超越了狭隘的朴素的种族和地域的束缚，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是一家的新的民族理念，同时也突破了‘夷夏之变’的陈腐观念，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价值取向。在近现代中国，中华民族概念的确立，并得到国人的认同，对于团结御侮、抗击列强，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127]。
刘海殷等指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创生，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及思想文化意义。该概念创生后，“对日后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量的核心磁场，起到了情感认同及心力凝聚的关键作用。经由《义勇军进行曲》（1935）的民众传唱，‘中华民族’一语更是成为将全国各民族凝聚在一起、挽救国家危亡的核心观念。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及‘国家认同’中，‘中华民族’更是成为感召力的源头”[128]。
黄兴涛指出，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乃至人类前途的中国人“定能感受到那种平等一体的主导型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的来之不易，从而倍感珍惜”，“唯有在与历史不懈的对话之中，自觉求取和保持一种多元一体、团结统一、人文是尚、和谐发展的民族格局，未来才有可期。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端来于此”[129]。他还指出，一个具有强烈复兴意识的当代民族，无论如何也不该轻忽对其自身现代认同历史的研究[130]。
胡岩指出，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强烈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思想资源、坚实基础与可靠保证[131]。
（本文刊于《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2] 在中华民族形成史、发展史与中华民族理论方面，学界出版、发表了严学的《中华民族三千年来的民族意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陈连开的《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评述》（《民族研究》1992年第6期）、《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许心力、冉景福的《论中华民族研究》（《凉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萧君和的《中华民族族体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卢勋等著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伍雄武的《中华民族 的形成与凝聚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徐杰舜的《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著。
[3] 陈连开：《中华民族的含义初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后来，他在《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民族研究》1992年第6期）、《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等文中也提到中华民族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民族称谓，但均未提到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具体时间、人物与文本。
[4] 金炳镐：《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5]刘荣焌、李毅夫、吴从众、曹成章：《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总论》，《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2、3期。
[6] 周传斌：《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7] 该文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为题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金冲及选编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陈理、彭武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文集。
[8] 黄兴涛、刘正寅：《“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
[9]李喜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的》，《北京日报》2006年4月17日。
[10] 金冲击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11]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2] 金炳镐：《民族理论前沿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齐人：《“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春秋》2009年第4期；公茂虹：《解读中国梦：一个古老民族的百年梦想》，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赵志研：《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第一人》，2009年1月16日；大江：《谁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兰台内外》2014年第2期；王丽明：《试论“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的演进》，《历史学习》2008年第2期。2002年以后，讨论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多数论文都认可、提及了梁启超190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不一一罗列。
[13]陈连开：《中华民族的含义初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第2-3页。
[14] 李帆，邱涛著：《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 》，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第31页。或见李帆：《再谈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河北学刊》2015年第4期。
[15] 施云：《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民族意识觉醒与中华民族团结》，《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6]周励恒：《“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日战争中喷薄而出》，《学习时报》2015年9月28日。
[17]迟成勇著：《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观照与历史嬗变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5页。
[18]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63页。
[19]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20] 张海鹏：《“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于辛亥革命 意义重大》，人民网2011年9月29日。
[21]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14页。
[22]刘海殷、奚彦辉：《试论“中华民族”的概念生成及其思想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3] 平维彬、严庆：《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24]刘正寅：《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25]杨文炯：《从民族自在到民族自觉——近代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溶铸》，《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6]杨文炯：《从自在到自觉——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溶铸》，《中国民族报》2015年9月4日。
[27] 金炳镐：《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28]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
[29]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89、405页。
[30]俞祖华：《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31] 王一华、刘坤：《中华民族认同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
[32] 杨文炯：《从民族自在到民族自觉——近代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溶铸》，《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3]陈连开：《中华民族的含义初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第1页。
[34]陈连开：《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
[35]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6] 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3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38]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9] 王新立：《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嬗变及其理论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40]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529页。
[41]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206、231-237、361–362页。
[42]徐杰舜、刘冰清、罗树杰：《中华民族认同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5页。
[43] 段玉蓉：《读常乃悳<中华民族>小史》，《赤峰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
[44]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45]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23日。
[46]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2页。
[47]陈其泰：《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48]史革新：《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3期。
[49]林家有：《论鸦片战争对对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产生、发展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50]郭双林：《鸦片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
[51]刘毅政：《论鸦片战争与中华民族觉醒》，《内蒙古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52] 高翠莲：《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高翠莲：《民国初年中华民族自觉进程出现曲折的原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53]王继平、张晶宇：《论1895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湘潭大学学报》 2016年第5期。
[54] 吴剑杰：《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曹明臣：《论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高教学刊》2016年第5期；王珍燕：《再论甲午战争——何以促使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安静波：《试论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北方论丛》1994年第4期；史习培：《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福建学刊》1995年第3期；等。
[55] 彭南生：《辛亥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56] 石碧球：《辛亥革命前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塑》，《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57] 陆鹏、中和：《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意识》，《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6期。
[58] 杜玲：《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
[59] 金冲及：《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60]孟凡东、王秀娟：《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大核心特征》，《中国民族报》2017年03月31日 。
[61] 沈桂萍：《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62] 陈特水：《论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3] 付智勇、贾立臣：《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意识》，《世纪桥》2016年第1期。
[64] 祁家能、韦沐：《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意识的现代化》，《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5]李仙飞、陈盼盼：《危机·转机·契机——论抗日战争时期意识形态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养成》，《云南档案》 2006年第1期。
[66] 段华明：《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王丽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空前觉醒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动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徐根义：《中华民族意识与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思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沈桂萍：《中华民族意识与抗日战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宋黎明：《中华民族认同与全民抗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
[67] 都永浩：《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
[68] 高翠莲：《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69] 王平：《反思与检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规范化的若干基本问题》，《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70] 王新立：《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嬗变及其理论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71] 胡芮：《从道德想象到伦理实体——近代“中华民族”形态嬗变的思想史考察》，《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72] 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73] 张凯峰：《论清末民初东北的中华民族认同性构建》，《东北史地》2014年第2期。
[74] 乔峙鹏、青觉：《历史语境下中华民族的概念与启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4期。
[75] 陆海发：《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76] 吴晓萍、徐杰舜：《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77] 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
[78] 周平：《再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79] 冯育林、邱明红：《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的演变》，《文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80] 黄兴涛：《“中华国族”概念在国民党高层内形成的分歧》，《民国史研究》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文史哲》2013年第3期；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变异——兼论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近代思想史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邹诗鹏：《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81]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520页。
[82] 迟成勇：《试析民族与中华民族概念》，《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83] 严庆、周涵：《学科化对象化范式下的中国民族政治研究管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84] 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85] 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和实践》，《新疆师范大大学报》2016年第1期。
[86] 曾凡远、姜爱敏：《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确立》，《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87] 赵纲、王丽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属性解读》，《湖湘论坛》2017年第1期。
[88] 俞祖华：《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89] 朱碧波：《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民族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90] 殷丽萍：《论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论界定》，《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91] 陈茂荣：《中华民族研究述评》，《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92] 金炳镐：《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金炳镐：《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1期；许力心、冉景福：《论中华民族研究——兼论中华民族的复合》，《天府新论》1998年第6期；李林：《试论“复合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9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94] 刘正寅：《试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95] 金冲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96]李喜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的》，《北京日报》2006年4月17日。
[97] 蒋家骏：《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98] 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99] 高翠莲：《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2年第6期。
[100] 郝时远：《论毛泽东的国家统一观与中华民族观》，《贵州民族报》2012年12月10日。
[101] 贾益：《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中国民族报》2013年12月24日。
[102] 彭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江汉论坛》2015年第2期。
[103] 焦润明：《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中华民族思想论析——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5年第4期。
[104]张桂华：《傅斯年“中华统一”民族思想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05] 陈建樾：《傅斯年的民族观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满族研究》2012年第2期。
[106] 王涛：《傅斯年民族观浅析——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民族论坛》2016年第10期。
[107] 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08]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109] 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
[110]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一九四0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页。
[111] 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12] 葛兆光：《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书城》2015年第5期。
[113] 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忆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等
[114] 钟天娥：《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的中华民族观》，《人民论坛》2016年第14期。
[115] 高翠莲：《抗战时期中国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观》，《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16] 李玉宝、刘永文：《论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117] 何一民、黄沛丽：《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18] 高小岩：《谈<醒回篇>的中华民族认同思想》，《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19]周竞红：《从汉族主义到中华民族主义——清末民初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边疆民族观转型》，《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120]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121]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
[122] 李臻、金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5期。
[123] 李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转型与发展》，《民族论坛》2013年第5期。
[124] 张健：《抗日战争时期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25] 李贽：《延安时期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探索和认识》，《延安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陈韵：《民国时期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4期；张勇：《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演进》，《中国民族报》2016年4月29日；杜玉芳：《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调整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等。
[126] 李喜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的》，《北京日报》2006年4月17日。
[127] 迟成勇：《试析民族与中华民族概念》，《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128] 刘海殷、奚彦辉：《试论“中华民族”的概念生成及其思想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4期。
[129]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531-532页。
[130] 黄兴涛：《中华民族认同小史》，《北京日报》2010年4月19日。
[131] 胡岩：《论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