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证实周恩来所言不虚
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的问题，向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迄今为止，人们都没有多少收获。在过去，大陆学者依据周恩来当年的电报，断定蒋、周曾经会面，蒋且许下诺言，然而却说不清见面的具体时间；台湾学者过去则往往否认有见面的事实，当然更不承认蒋有任何许诺，可是却无法证明周恩来电报纯属虚构。所以会弄出这许多争论来，关键在于事变后公布的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宋、周会面的情形，对蒋、周会见却未置一词。尽管蒋、宋事变后发表之文字，事实均为其幕僚手笔，但既以蒋、宋名义发表，又经蒋、宋亲阅亲改，一般人自然会以此为据。故这些文字给人印象很深。人们通常据此认为，周只见过宋美龄，并未见到蒋介石。再加上张学良事变后即被关押，失去自由，1956年底虽写有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之文字，对此也毫无记述，周恩来之电报遂成孤证。争论亦由是而生。
正因为如此，蒋、周会面一事，遂成为人们格外关心的问题。张学良刚一恢复自由，捷足先登的日本NHK电台记者，就抓住这个问题对张学良穷追不舍。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张当即摆手表示不愿回答，说：「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但依张之性格，张又忍不住要说明：「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等到记者进一步追问：「您不愿意谈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张则再度摇头拒绝，称：「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1]而后，美国之音记者也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并特别询问：是否周、蒋及您三人的单独会面对结束事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张的回答再度表现得很犹豫，称：「此事现在我应该说不应该说，你叫我想一想。」自然，他最后还是忍不住谈了几句，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2]
张学良关于蒋、周会面欲言又止的态度，无疑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感。而张所谓不愿意伤害他人，说到底不过是因为蒋介石、宋美龄都早有公开文章摆在那里，只字不提蒋、周会面之事，张不能不顾及当事人不愿提及此事的态度。不过，不管张学良的证言在披露令人倍感神秘的蒋、周会面内容方面能否满足多数人的好奇心，它毕竟证实了蒋、周会面的事实。这意味着周恩来的电报远较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半月记〉更为可信。
周、张、蒋、宋说法各异迷雾未除
细读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发现蒋、宋二人其实也并未直接否认周恩来有见到蒋介石之事实。台湾部分学者对此力持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看来也是基于对蒋之崇信而发生的一种误判。所以有此说法，除张学良之言已证实此种判断不当外，具体讨论蒋、宋当年发表之文章，亦不难发现二人不过是有意避免提及此事，并存心在文字上预设迷宫而已。
已知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开始谈判为12月23日。双方谈判达成一定妥协并经蒋基本认可后，才有周恩来见蒋之可能。而蒋、宋、宋25日下午即离开西安，故周见蒋只能是在24日或25日蒋离西安前之两天之间。可是，蒋公布之〈西安半月记〉，这两天之记述十分简单，并无只字片语提到这方面的情况。[3]到是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隐约提到：24日，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勉之史实。」[4]在这里，蒋以日记形式记述事变期间每天发生之事，却避而不提周恩来的介入与二人见面的情况；宋则隐约承认与周见面，却又强调因「委员长所不愿见」之故，如此文章自然难免会使人得出错误的印象。
不过，纵使我们能够确定周恩来见蒋之事实，依据周、张二人的说法，却依旧无法完全确定周恩来见蒋时所谈之内容，甚至也难以确定二人见面之时间。这是因为，目前公开谈到周见蒋谈话内容的文字，只有1936年12月25日晚蒋、张离开西安后周发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电报文字十分简略，它只谈到五项内容。一是谈「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说宋子文绝对负责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同时两宋均保证停战撤兵，担保蒋停止剿共，准备改编后统一指挥，发动抗日；二是谈他见蒋情形；三是谈蒋、宋、宋要今日走，杨虎城和他认为应有一政治文件做保证，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飞洛阳；四是对形势估计，认为问题不大，宋子文很有诚意；五是强调仍应加强戒备，以防万一。在第二项谈他见蒋情形时只有简单几句话，即“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5]从上面的文字当中，我们显然无法判断周见蒋的时间，而仅依周个人之叙述，我们也难以周所述之三条，即为二人谈话之内容。毕竟张学良有所谓只是周向蒋问候，自承部下，二人「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的说法。
蒋介石密档透露事实真相
1998年夏，台北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对外开放。其中披露西安事变期间各种档案资料甚多，尤以根据蒋日记类抄编写之《困勉记》（卷四十）对蒋事变期间目睹及经历之史实，记述较为客观。比照蒋之〈西安半月记〉，不难发现前者重在记述史实，而后者则侧重宣传，为求宣传之效果，其在内容上自不能不有相当之修改与删节。对此，虽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加以对照，但略做比较，相信多数读者亦可发现《困勉记》中所述当更为真实。[6]
如12月23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等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在这里，蒋只字未提这时已是重要谈判对象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而《困勉记》依据日记则并未回避本日中共参加谈判之事实及周恩来已提出见蒋之要求等情况。称：「晨醒在床，语夫人曰『此事症结在共党，共党代表周恩来要求见余，余坚持之。今可令宋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付方针。惟余终不愿与相见。如彼必要见，夫人可代见之。』夫人起床，召宋子文告以公之意。宋子文乃出。晚，宋子文入见，谓『已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无甚难题，惟要求委员长与之一见已足。虽不谈话亦可。』公乃令于明日十时与夫人相见。」
比较以上两者，不难看出其间的不同。由《困勉记》23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可得两点重要收获：第一，23日宋子文、宋美龄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乃得蒋批准而后行之。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宋美龄之时间可确定为24日上午十时，原因是周此前提出见蒋，蒋未同意，但23日谈判后蒋已松口，同意先由宋美龄接见之。
再如24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这里仍未见有任何提及中共及周恩来之处。而《困勉记》则明记曰：「上午，共党忽提七条件，并言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蒋先生在西安。公曰『是何与昨夜所谈者相反也？此必张学良故使共党作黑面，彼乃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乃嘱宋子文退回条件，并嘱转言『此条件不能视蒋先生也。』宋子文出，告张学良，张学良出而调解，未几，入见谓『已痛斥之矣。共党不再言条件，惟要求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公乃允之，嘱张学良曰『尔必同来。』晚十时许，周恩来见夫人已，夫人导入，公已睡起，而与之握手相见，曰『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乃辞出。」
两两比较，亦可看出其显著之差异。而由《困勉记》24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仍可得两点重要之收获：第一，周恩来第二次见宋美龄的时间可确定为24日晚十时前；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蒋的时间为24日晚十时后，且由宋美龄引见。惟因蒋已睡下，虽起而与周握手相见，但双方似未多谈周即知趣而退。
又如25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虑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营分校。」此段之内容与《困勉记》中所记大同小异，但后者则较详细地记述了蒋介石再度与周恩来会面及谈话的情节。称：「晨，宋子文入见。谓『张学良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委员长出城，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然后彼与委员长化装出城。』夫人闻之，往访张学良，曰『如委员长不离此，余亦不离此。』张学良乃允设法同行。十时许，周恩来又入见夫人谓『愿蒋先生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足矣。』夫人入告，公嘱夫人导周恩来见夫人与宋子文求公强允之，公不许。周恩来入，公曰『此语此时决不能说！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听命中央，受余指挥，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曰『红军必受命，决不破坏。』公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与汉卿详谈可也。』周恩来辞别，宋子文嘱以说杨虎城赞成蒋先生今日回京，周恩来允之。下午二时半，宋子文入见，谓『可行』。张学良亦入谓『杨虎城已不反对。』公乃命张学良招杨虎城入见。逾半小时，杨虎城入，公乃命张学良、杨虎城坐床前，切训半小时，训毕问『尔等之意如何？有否他言？』二人诺诺而退。公乃与夫人宋子文出城登机，时已四时半余矣。张学良愿同行，公却之再三，不得乃同登机。五时二十分到洛阳，宿军营分校，见高级将领已。乃睡。」
比较上述文字，其最大之不同点仍在记述周恩来的问题上。由《困勉记》25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更有重要之收获两点：第一，可知周恩来有第二次见蒋，时间当在25日上午十时许。第二，可知周与蒋确曾谈到其当日电报中所说明之关键内容，即「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蒋对此则表述为：「听命中央，受余指挥，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至于周电所述其他二点，由宋、宋、张代表解决一切及蒋回南京后周可再直接去谈，想来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蒋或《困勉记》作者未详加记述而已。
听说大溪档案中原藏有蒋之日记，因多年前被蒋家索去，迄未归还，无从利用，不知是否事实，但总令人遗憾。《困勉记》等，系根据蒋日记抄本分类加工整理之作，其真实性和客观性自较读日记有较大差距。但仅以此比较蒋之〈西安半月记〉，足以证实《困勉记》有更多利用价值。至少在西安事变期间蒋、周会面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可以据此以澄清以往的许多推测，并基本上得出肯定的结论，即不仅事变期间蒋、周确有会面，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两次会面的时间一次在12月24日晚十时左右，一次在25日上午十时左右。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谈到的与蒋谈话的内容，主要是第二次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而双方的谈话，既不能说「政治上并没谈什么」，也没有如人们长期所猜测的，还有什么另外的对事变结束更为关键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