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包括过去长期被称之社会主义三大特征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也大都面貌全非。这种种变化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属于它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做历史的定位呢？
要讨论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首先要为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下一个基本的定义。毕竟，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始终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其次应当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区别。最后则不能不把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以及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社会主义做些比较与对照。
一、社会主义——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美好追求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并非是共产党人的一种专利，而且也不能把它简单地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代名词，社会主义式的幻想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从欧洲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中国春秋时期孔老夫子的大同说，古代思想家们早就设计过人类理想社会的各种蓝图。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固然直接起源于近代欧洲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理性批判，但他们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仍旧集中了人类过去对于未来理想国的一切幻想。比如反对阶级压迫，反对贫富悬殊，相信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在于私有财产制度，主张建立公有制，组织劳动公社，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大家团结互助，每个人既从事脑力劳动，又从事体力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甚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此等等。总之，近代欧洲社会主义者渴望的理想社会中，再没有剥削压迫，再没有高低贵贱，再没有尔虞我诈，“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1]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它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样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立脚点，马克思却创造了剩余价值学说，用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同时并提出了唯物史观，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学说，发现了产业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最终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
但是，具体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设想，他的基本认识与早期思想家们的构想，严格说来并无原则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早期思想家们的构想存在着什么不同的话，大概主要还是他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比如通过组织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和具体过程（比如经过革命的过渡时期以及实现最高理想要经过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的考虑更具实践性。他对未来理想社会本质特征的理解，却未必有多少独到之处。作为欧洲历代进步思想家的继承者，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于人的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对阶级社会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劳动与人的异化深恶痛绝。他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仍不外寄希望于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彻底消灭阶级与剥削，使每个人获得充分的自由与平等。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好处就在于，那时人将能够回归到其本来的自然状态，可以给予每个人以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而这种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2]
继马克思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逐渐分成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最初之所以分成两派，也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社会主义未来设想的问题上存在着多少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而是它们对究竟应当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只是随着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之间围绕着何谓真正社会主义的争论才开始浮上台面。但既便如此，比较50年代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看法，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有相当一致之处。
按照1954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明，所谓“社会主义是以两种形式的——国家的（全民的）和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的，其目的是用不断提高生产的办法来最充分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实现着按劳分配的原则。”[3]
而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则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与贫富悬殊现象，有必要根据有关国家的本身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同时保证“个人有按照其努力取得报酬的权利。”[4]
比较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围绕社会主义问题的分歧，其实更多的还是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前者多半因所在国经济落后和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的关系，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重视难以理解，主张以暴易暴，相信唯有通过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专政，才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造新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目标；后者则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模式已经基本建立，人们对自由和权利高度重视的现实，相信社会主义必须是多数人的事业，坚持要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主张通过民主的程序，逐步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自由的剥夺。但是，共产党也好，社会党也好，他们至少在理论上都同意，资本主义造就了庞大的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靠工资生活的劳动阶级，它被迫依附于少数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使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愈加严重。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消灭剥削与压迫，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理想形式。而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最主要方法，就在于通过以公有制取代或相当程度上取代私有制，以计划经济取代无限制竞争，和实现按劳取酬等各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途径，来消除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病。
通过对历史上各主要派别对社会主义理想基本内容的简单考察与比较，我们应该大致可以对以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做出如下归纳：第一，相信社会主义是解除资本主义弊病的唯一出路；第二，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第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基本要件。换言之，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看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它看成是人类理想中可以真正实现社会公正与正义的一种社会形态，那么，至少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凡是否定或批判资本主义，相当程度上致力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意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政党和国家，应当都可以被归入社会主义之列。甚至，如果我们更着重于理想的目标，而不过分重视具体的实现手段和方法的话，那么，凡是致力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理想的政党和国家，即使它们对实现理想的方式方法，如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也应当肯定其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否认社会民主党追求社会主义的主观努力，或者否认共产党追求社会主义的主观努力，一味将对方妖魔化，显然都有失偏颇。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为制造均平社会的失败尝试
中国较俄国更为落后，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观念更为淡漠。因此，它最容易接受的社会主义自然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从俄国革命那里学到的第一条就是革命暴力加阶级专政，用他当年解释自己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话，就是：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知道俄国的方法恐怖，但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又无良法可寻，毛泽东等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向苏联共产党寻找出路并最终“一边倒”，应该说不可避免。[5]
靠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难免会习惯性地运用革命的思维来建设国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大量中俄档案可以清楚地了解，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建国的设想之后，他们就不断地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提出问题，从如何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如何建立政府各级组织机构，如何有效地组织经济生产，如何制定各项计划和政策，到如何尽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都十分虚心地在向苏联学习。[6]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之日起，其虽一度有过联合政府的形式，而其政权的基本架构和实质追求，与苏联毫无二致。它同样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运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办法管理国家，力图通过将生产资料全部转变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的轨道，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以达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目的。[7]
但是，随着1956年中国宣布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却渐行渐远，最后甚至分道扬镖。促成中国社会主义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步骤的不同理解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是相当典型的近代中国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既上过传统私塾，也读过西式学堂。但由于从未出过国门，他不仅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厚，且其早年田园式小农经济环境下的生活经历，与列强欺凌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残酷性造成的强烈对比，使他象众多旧式知识分子份子一样，对资本主义的进步与发达鲜有体认，却更多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罪恶。这样一种学习经历，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及其在革命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通过主观意志改天换地的巨大成功，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他，自然难免会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过份迷信自身的经验，以为只要政策和路线对头，不仅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失败转向胜利，而且可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就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
建国伊始，由于从未管理过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毛泽东还颇为看重斯大林的意见，处处小心谨慎。但随着政权日益巩固，经济渐入正轨，再加上误以为只要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即等于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自信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加速迈向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了。正是由于把社会主义事业看成是可以依靠政权及其行政力量，借助于战争经验，用打歼灭战的方法聚而歼之的简单过程，毛泽东才会不顾先前根据苏联经验决定的时间表，以及党内众多领导人的怀疑与反对，坚持加速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把原定15年的目标突击在一年半时间即全面完成。而剥夺私人资本这一过程的轻而易举，更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重主观轻客观、重精神轻物质、重政治轻经济的倾向，促成了他思想的进一步激进。
毛泽东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正式形成其雏型的。由于最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缺少研究，他一度也还是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为依据，相信公有制基本实现后剥削阶级将不复存在，“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将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8]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一些观点甚至被写进了政治决议案。[9]但是，随着这一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以及随后1957年反右运动的发生，毛泽东意外地发现，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他所面临的现实。因为即使完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仍旧必须要面对敌对势力的强有力挑战。而这些敌对势力的产生，显然多半来自于自己内部，并不像斯大林当年所声称的那样，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干涉和渗透。据此，毛泽东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很快开始批评得到中共八大肯定的关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相信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旧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10]
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因为，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描述，他所设想的通向人类理想社会最高阶段的道路，是要经过三个阶段，即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首先是“革命转变时期”，这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丧失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如此才可能完成改造所有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11]
其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亦即所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彻底消灭了阶级存在的基础之后，人类将会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时通行的仍旧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以一定量的劳动交换同量的劳动。“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即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中。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在这个阶段，虽然阶级已经消失，国家作为阶级压迫机器的功能也已消亡，国家作为管理机关的部分功能还将要予以保留，因为还必须保卫这个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12]
最后才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即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迫使人们奴隶般以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高度发达，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已充分涌流，资产阶级法权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在各尽所能的基础上各取所需了。[13]
显然，即使依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存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亦即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旦消灭了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存在的基础理应消失，阶级专政也应当归于消亡。对此，毛泽东明显地有所怀疑。只是，直到1958年底1959年初，毛泽东还无法解释这一切。他更多地只是在译文上寻找答案：会不会大家误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也许不是单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个阶段，而是包含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这整个历史时期？由于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是一个可以轻易完成的短暂时期，他无论如何看不出，他已经迈入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能够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由于把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实现等同于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后国内国外发生的种种风波，只能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怀疑，即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充满阶级斗争，必须实行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是理应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的存在从来都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阶级存在的基础就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斯大林的做法是，把一切矛盾都归结为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而这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在这方面，他与苏联人的最大不同，就是他更看重社会的平等问题，并能够透过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逐渐地“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之所在。
毛泽东对平等问题的担心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初其实就开始了。根据斯大林概括的说法，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主要就是“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的关系。[14]无论从苏联的经验，还是从中国的经验，毛都很容易看出，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所有制关系不难解决，只要掌握了政权就行。实行按劳分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也很容易办到。真正困难的，只有一个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平等关系的实现问题，因为这种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按劳分配实现了，“闹级别、闹待遇”的现象，以及各种不平等的现象反而比战争时期更多了呢？对此毛当时百思不得解，反复思考后的结论只是，当初不该轻易地放弃供给制，引入等级制和工资制，把人在级别及其收入上分成三六九等。在他看来，工资制和等级制的实行，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大打折扣。
毛对平等的执着追求，与他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的头脑中充满着中国传统均平思想的痕迹，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缺乏深刻的理解。基于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伦理观，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社会平等。因而他总是高度关注平等问题，这也是他再三强调战争时期供给制的好处，对一切具有“等贵贱，均贫富”性质的作法都要大力赞扬推广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重要原因。从1957年号召整风反对官僚主义，随后取消军衔制，提倡供给制，提出知识分子“皮毛论”[15]，指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包括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到发动“四清”运动整农村干部，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一切当权派，毛泽东的种种作法都透露出其内心对现实社会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的强烈不安，他逐渐把这种不平等看成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源，势不能免。他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许多问题都是从这个工资制来的。因为接受了工资制，就“接受了等级制”，就必然会出现“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就必定会有相当一批既得利益的“新权贵”。他们官做大了，有汽车，有好房子，薪水高，还有服务员，自以为了不起，比资本家还厉害。[16]毛泽东之所以最终走到相信“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大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能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言，平等理应由起点（权利）平等逐渐走向结果（分配）平等。但中国社会落后的现实却使共产党人难以顾及起点问题，只能用强力直接创造结果的平等。殊不知，强力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的权利上的不平等，而只要起点不能平等，结果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指望通过限制分配形式，消除人与人之间贫富贵践高低上下的差别，事实上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是因为，要根本消除这种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的差别，不到生产力高度发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情况下，同样无法实现。毛泽东极力试图通过不断革命来创造奇迹，虽然确实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体均平的社会：大家基本上吃一样的东西，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甚至使用几乎同样的语言和思想。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等级制依旧存在，出身及脑体差别、权力以及官阶的大小依旧是区别社会身份高低乃至个人和家庭权利多少的标志，相当多数的农民还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临终之前，还是无法满意，以至不无遗憾表示：中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7]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展开阶级斗争，不仅丝毫不能触动社会政治体制的现实结构，而且还造成了太多的社会冲突和积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他去世之后，他所倡导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践自然无法进行下去。
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新民主主义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叫什么样的一种名称，都极大地区别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了。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把中共当年批判苏共的“九评”中的一些观点拿出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九评”中有一篇专门讨论何为社会主义的文章，叫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虽然意在批判南斯拉夫，但它所提出的判断标准，仍旧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是如何定性的。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重要根据”，是强调南共对私人资本不是采取同中国一样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扶植和鼓励的政策。比如它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有权购买外汇，并且从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帮助，致使南斯拉夫出现了年收入达到数万美元的私人企业主。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南共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鼓励农村个体经济，允许土地租赁和自由雇工，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造成农村资本主义泛滥，有些农民公然非法经商，制假售假，自己做生意，却雇用劳动力从事农田生产；有些农民则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因此，南斯拉夫的农村，已经成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成为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个“重要根据”，是批评南共不仅允许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而且提倡所谓工人自治。文章断言：唯有把一切生产资料化为国有，才是社会主义，任何直接或间接把工厂交给工人自治的作法，都是放弃社会主义，并且必然导致企业经理等管理阶层拥有高薪，掌握和支配企业分配大权，甚至利用职权，巧立名目，接受贿赂，贪污盗窃，侵占工人劳动成果。再加上南共公开鼓励发挥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南斯拉夫的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四个“重要根据”，是指责南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度，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放宽进出口限制，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产品进入南斯拉夫市场，使许多外国资本直接打入南斯拉夫，导致大批南斯拉夫的原料输往西方，而大批南斯拉夫工业企业则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现成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口。再加上南斯拉夫大量接受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贷款和援助，甚至公开表示同意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其明显地已经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18]
比较上述四项判断，我们不难发觉，今日之中国早已陷入到当年被批判的境地。除了南共当年所搞的工人自治一项外，从鼓励私人创办企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允许自由贸易和个体经营，到积极争取外国贷款与投资，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开放门户，甚至主动溶入全球一体化潮流，中国今天的做法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南斯拉夫。这清楚地显示出，今日中国确非毛时代之中国。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
中国是在1978年，即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逐渐开始走上这样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的。围绕着这条道路的性质，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始终存在争议。但不论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如何解释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是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怀疑论者相信他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进而怀疑中国有无必要还公开坚持社会主义[19]；反对论者则坚持“九评”的观点，断言中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20]在中国国内，围绕着这一问题，始终存在着相当尖锐的争论。一些人甚至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把矛头指向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共中央。
究竟如何给邓小平所开创的今日中国定性？在这里，我们似乎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考虑问题。第一是邓小平和共产党的主观意图问题；第二是为在邓小平和共产党主观意图下所产生的今日中国客观定性的问题。
之所以需要考虑主观意图，根本上是因为人们的主观努力未必能与客观结果相一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以成败论英雄，尤其不能从结果来倒推动机。就社会主义理想而论，它之成为社会实践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尽管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符合理想家理想模式的社会主义产生出来，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那些理想家或实践者抱有真诚的动机。以毛泽东时代为例，我们也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依据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经济活动的形式，将当时的中国纳入到某种经济学体系当中加以评判，但是我们绝难否认毛泽东主观上所要追求和尝试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平等制度而非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理由根据中国今日之结果来猜度邓小平当年可能“是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21]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应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同大多数人一样，邓小平对如何找到一条有别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的。直到最后去世，他的所有认识都没有离开过实践本身。也正因为他在世时改革实践的局限性，因此他最终也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完整明晰的理论思路来。如果说他曾留给后人一些重要的理论思考，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高度重视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事实上根本否定了毛泽东建立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坚持回到马克思以生产力为衡量标准的观点上来。但他还是共产党人，他依旧向往社会主义。把中国当前的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是邓小平最好的一种理论选择了。
无论邓小平的主观意图如何，今日中国能够说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何谓社会主义。毕竟，不论初级、高级，社会主义总有其质的规定性。如果我们坚持按照马克思当年的标准，即社会主义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客观结果，那么，不要说今日之中国不能被视同社会主义，就是昨日之中国、昨日之苏联，也都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坚持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当年的标准，即相信可以首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造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今日之中国也难与社会主义完全划上等号。甚至，即使我们拿社会党的理想标准来衡量今日中国，我们也仍然会发觉其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待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当然不必特别在意意识形态的分野，而应当更多地注意到人类理想目标的共同之点。换言之，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关键其实不在于公有制是否占主体地位，因为今日之所谓公有，其实只是国有。而实行国有制若不能与透明的行政体制和民主的监督机制密切结合，就难免在事实上变成官有，公众或国民因之失去控制和所有之权。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甚至也并不在于看其是否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因为进入现代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继续以简单劳动作为分配的计量单位，也明显行不通。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主要应看其是否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为特质的整体政策与实践。因为，诚如前述，无论各派社会主义，不论它们在政治的和经济的实现手段方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它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决心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斗争目标上，基本上都是趋于一致的。不论何种社会主义，不论其处于何种阶段，也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和方法，如果它不能使人民在权利、地位、机会，特别是分配方面，享受到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平等，它就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
用这样一种观点来衡量今日中国，我们大概很难把它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直接划上等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日之中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特征，而且在根本上打破了分配平等的局面。它不仅还不能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机遇和权利，使他们享有相当的生活水准，而且目前还难以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需求的保障。即使对城市居民，它在实际上还远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大幅度地取消了过去用以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人民生活、医疗、居住、养老和受教育等条件的各种国家福利政策，使中低收入家庭承受到前所未有的教育、住房、养老，特别是大病医疗的沉重压力。[22]再加上其经济运行完全市场化，各种形式的私人及类私人（以集体形式为掩护的）资本迅速成为国家产业的重要支柱，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在多数地区渐呈两极化，从而使它不仅比受到社会党政策极大影响的欧洲众多国家，甚至比当今的美国，在通过社会福利创造较为平等的机会和收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差距。这也就难怪一些人会把今日之中国等同于“资本主义”了。
严格地说，今日中国的确带有资本主义的许多特点。与其说它是社会主义，倒不如承认它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是否能因此断言今日之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呢？显然不能。首先，它仍旧是在以社会主义为诉求的共产党一党的全面掌控之下；其次，它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主流的宣传舆论，本质上仍旧继续排斥资本主义；再次，它的经济活动及其体制的运行仍旧极大地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左右和影响。换言之，今日中国，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是随时可能被引向另一种经济体系的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更类似于某种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它理应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提出来的。它的本意是说，中国经济落后，距离社会主义目标还相当遥远，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将不会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最后走向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民主主义或可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既一方面在经济上借助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共产党将会依据客观情势，逐渐将其引向社会主义。[23]根据这样一种观点，在1949年新中国政府成立前夕，由各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就此专门通过了一个具有约束性的共同纲领，规定了这样一个发展目标。[24]只是由于建国后从经济恢复到政权巩固，从互助合作运动到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一切都进行得过于顺利，导致毛泽东很快中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进程，迅速转向了社会主义。而事实证明，过早过快地取消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实现国有化和集体化，取消市场机制的作用，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简单拉平社会分配差距，极大地妨碍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上来，要走先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说到底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的观念当中，即是以资本主义为手段，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提出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因是囿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信非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否则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这一观点上的突破及其实践的失败，促使邓小平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重新回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市场经济的体制上来，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敞开国门，吸引外资，鼓励私营，乃至在分配政策上取消“大锅饭”，打破“铁饭碗”，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之所以主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此应当允许让一部分人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先富裕起来，不怕暂时出现贫富不均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25]正是因为他注意到多数发达和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年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因为，要想在保持旺盛的经济发展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分配平等和共同富裕，只能通过税收及福利政策进行调节。而要想能够通过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来造成共同富裕，就必须要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做到。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结果，导致中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则显示了邓小平主观上仍旧不忘社会主义的理念。两相结合，今日中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更近似毛泽东当年那个新民主主义，彰彰明矣。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今日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们大概只能说它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一种新民主主义，是一只脚跨在社会主义门槛上，身子却尚未完全进入门内的社会主义。
四、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出路之前瞻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迄今已有100年的历史。当年立场极端对立的近代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几乎都是社会主义的欢呼者。此后几十年中，注意到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弊病丛生和危机不断，鉴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国家迅速强大的事实，绝大多数有志于救亡强国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都曾经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确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50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力主中国应当大步跨入社会主义者，首先就是民主派人士，而非共产党领导人，足以见社会主义在中国确有其社会基础。
新中国建国初年，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经济恢复，政治清明，抗美援朝战绩显赫，工业建设成就斐然，鼓舞着亿万中国人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从反右，到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共产党登高一呼，举国上下桴鼓相应，虽因政策错误，致饿毙千万，多数人亦抱定毁家纾难之决心，未稍动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信心。其热情与真诚之可感，令人叹为观止。
曾几何时，中国再陷于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之中，反观资本主义经济却朝气蓬勃，毗邻之同等水平国家与地区也后来居上，成龙成虎。更由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迅速走上溶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致富之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朝倾覆，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弦更张，社会主义遂渐失去其号召力。但即便如此，至今中国多数下层民众，受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化，及拜金主义风气盛行之刺激，反而对大家两袖清风，不愁吃穿和生老病死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戚戚然抱以同情，且对恢复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期期然寄予希望。此种心态，往往亦非外人所能体会。
不论马克思的理论如何推定，近百年的人类历史给今人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往往更适合于发展中的落后国家，而未必完全适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只有在经济相对落后，人民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竞争恶性发展充满恐惧的国家里，以平等为号召的社会主义才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二是只有在经济相对落后，人民对暴力和专制司空见惯的国家中，主要靠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制造平等的社会主义才比较容易发生效力。中国是一个有将近13亿人口的国家，并且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同时久经专制统治和战争动乱，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取得影响，并发生效力，与此不无关系。
强制的平等固然可能抑制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损害人民自由发展和取得财富的机会，它却未必不能为落后国家中相当多数普通民众带来经济上的满足感与国力提升的荣耀心。如果苏联不是把它有限的国力用来与美国竞争军备，如果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没有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许会走出另一条道路。换言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体系之所以归于失败，它或主动或被迫地把自己摆在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长期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以致耗尽物力与精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尝试完全没有意义，更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多数民众一定会从心底里反感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无前途，既不取决共产党的理想如何，也不完全取决于多数民众的欢迎程度。在今日这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受社会公众监督和制约的程度。毕竟，当中国再也无法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之后，中国的任何发展都必须，也只能紧随世界进步的节拍，由起点的平等逐步走向结果的平等。换言之，以今日世界之潮流，如果真有社会主义，它理应建立在能够为国民提供资本主义所不能提供的更充分的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其历史意义。要实现这一切，需要经济的迅速成长为其奠基。没有经济的迅速增长，就没有诞生于强大经济动力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由和平等的广泛需求。但今日中国却断然不应重蹈自由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竟争的覆辙，因此政治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不可忽视。因为经济增长的同时，以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难免要经受各种利益关系、资源配置调整和相应的权力结构变动的挑战与考验。坚持固有的意识形态观点，“唯我独革”，必然四面树敌，难免会把手段当目的，把形式当本质，进而迷失方向。而继续坚持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传统体制，听任政治权力不受社会舆论监督的现象持续发展，不仅政治腐化无以遏止，而且可能因长期的压制导致矛盾积蓄引发严重的失控局面。总之，仅仅把眼睛盯住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以及行政结构上久以存在的种种弊病势必会使已经大量出现的严重问题恶性发展，最终造成南辕北辙的历史悲剧。
最后应当指出，追求作为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主义未必有错。而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不论其实际价值和命运如何，其实都是在人们的主观想象和大胆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任何依据主观想像而提供的创造理想国的实践方法，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就应当完全停止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如果能够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中国人今后也未必就不能通过主观的努力，创造出较资本主义更适合于人类生活和发展的社会形态来。今日中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它未来就一定不能发展成为较资本主义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第一，这种社会主义必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结果，而不应当是依靠政权强行拉平分配的产物；第二，这种社会主义必须是从寻求起点平等开始，逐步迈向结果平等，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靠不平等的权利来创造虚幻的平等。共产党人若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主动地利用其目前所掌握的行政权利与资源，把为民造福的主观意愿同自觉融入时代潮流的行动结合起来，则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许不是毫无可能的。
注释：
[1] 参见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三联书店1956年版；托马斯·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2——63页；《欧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页；《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页，等。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0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2页。
[3]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7页。另，其随后的修订本进一步表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为（1）以国家所有制和合作集体农庄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2）劳动者不受剥削，建立了同志式的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3）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有利于劳动者本身的产品分配。
[4] 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1951年7月3日，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5] 参见《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7——1478页。
[6]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少奇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和1952年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征询他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的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4——695页），等。
[7] 参见范若愚、江流主编：《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162页。
[8] 此即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无产阶级一旦取得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84页。
[9]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6年2月27日（油印件）。
[10]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第121页。
[1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
[12] 同上引注，第90——91页；列宁：《国家与革命》，1918年，《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5——24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同上引注，第91页。
[14] 毛泽东：《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1958年11月9——1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67页。
[15] 毛泽东评论知识分子的典型语言是：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现在，知识分子依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们饭吃？就是工人、农民。”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
[16] 同上注，第67——68页。
[17] 参见《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
[18]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92——117页。
[19] 参见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第50次全国学术大会执行委员会：《写在企画共同论题“现代中国研究的50年”之际》，2000年5月6日。
[20] 有关议论可参见《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1994年）；《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1995年）；《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6年）；《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1997年）；《应当引起关注的政治思想和舆论导向问题——苏联变质解体教训问题座谈会述要》（1999年），分别参见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51，276——281，312——317，351——353页，等。
[21] 同注19。
[22] 在毛时代城市居民由于没有失业下岗等问题，因此不愁吃喝。看病实报实销，不必担心大病无钱治。住房由单位提供，房租极低。子女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国家负担，家庭花费极少。而如今尽管工资收入较过去增长甚多，但由于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及教育制度全面改革，低收入家庭负担远较过去增大。
[2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5——704页。
[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5] 转见本社编：《20世纪的巨人邓小平与现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