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前略）此次革命乃國民的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自光復以來，共和與自由之聲甚囂塵上，實則其中誤解甚多。蓋共和與自由，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之軍人與官吏說法。倘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為國民辦事？是故所貴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輪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動乃臻圓滿。此在有形之機關為然，在無形之機關亦何莫不然？蓋在政治機關，百執事按級供職，必紀律嚴明，然後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必收此效，然後可以保全人民、領土，與列強相競爭。
由斯而談，聞者或以為與平日所信之共和與自由主義大相衝突，其實不然。僕前言之矣，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蓋人民終歲勤動，以謀其生；而官吏則為人民所養，不必謀生。是人民實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養少數人，代彼辦事。於是在辦事期內，此少數人者當停止其自由，為民盡職，以答人民之供奉。是人民之供奉，實不啻為購取少數人自由之代價。倘此少數人而欲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自由之範圍本寬，而在勤務期間則甚狹。僕為總統時，殊不能自由。今日來鄂，與諸君相見，實以國民的資格，而非以總統的資格。故僕今日所享之自由，最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為國民的自由也。
僕此次解職，外間頗謂僕功成身退，此實不然，身退誠有之，功成則未也。僕之解職有兩原因；一在速享國民的自由；一在盡瘁社會上事業。吾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革命尚未著手，故社會事業在今日非常緊要。今試即〔以〕中國四萬萬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過五萬人，居軍界者多不過百萬人，餘者皆普通人民。是著眼於人數，已黨社會事業萬萬不能緩辦。未統一以前，政事、軍事皆極重要；而統一以後，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前者乃犧牲自由之事，後者乃擴張自由之事，二者並行而不悖。僕此次解職，即願為一人民事業之發起人。蓋吾人為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業甚多。且吾國困頓於專制政體之下，人格之喪失已久，從而規復之，需力絕巨，為時亦必多。僕不敏，請擔任之。
同時有一語奉告諸君，即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當未退為人民，而在職為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在盡力革命諸君，必且發問曰：「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軍人胡乃不得享受之？」須知軍人之數少，人民之數多，吾輩服從之時短，為普通人民之時長，朝作總統，夕可解職，朝為軍長，夕可歸田，完全自由，吾輩自可隨時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啻軍人之自由，此語最須牢記。惟在服務期間，則不可與普通人民一律，此其異點耳。
注釋：
據上海《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本社記者筆述《孫先生演說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