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
諸君：
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辦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要緊的事待著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國亡於滿洲，國中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遍佈，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會革命為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尚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然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
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唯民生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會革命最難。因為種族革命只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將機關改良便了，惟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了功，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才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為此。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得的，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於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圖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因從前未嘗著意此處，近來正在吃這個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於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將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再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麼！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
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得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於換契時少加變改，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等，以後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徵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為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為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分，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農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稅，則無此病。
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亦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後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為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人；如發達後，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為鐵道及他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後，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千萬元時則當完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為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為之阻礙故也。
然只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租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裡，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尚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
於是將論資本問題。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１先生言[唐紹儀，字少川。]，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國之發達，南美阿金灘１[今譯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全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歎！昔張之洞議築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設立漢陽鐵廠原是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貼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裡，鐵路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餘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餘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為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採挖，每人日可挖十餘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即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
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則〔即〕資本家將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餬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為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路為國有，但其收入過巨，買收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後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為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只此一款，已足為全國之公用而有餘。
尚有一層，為中國優於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為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尚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礦產山林多為國有。英國礦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於地主之手；中國礦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採以求利？
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為現之收入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後歸國家收回，准美國約得十四萬萬；礦山租款，約十萬萬。即此三項，共為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餘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餘，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消之法，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為止，視為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後可獨立為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後，自食其力，幸者為望人、為富翁，可不須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凡此所云，將來有必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道不逾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參之。
注釋：
據《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南京中華民國大總統府印鑄局一九一二年印件）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當天所作的這個演說，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不久即被摘譯成法、英、俄等國文字，以論文的形式在國外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