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精于政治运行规则的人物相比，康有为更像是个孤独无助的“先知”和预言家。《大同书》的出世在满眼充斥着功利心的芸芸士子之中，总算留住了一丝乌托邦的想象种子，使他比同时代那些热衷经世技术的乱世英豪更多了些对未来的期许憧憬，不过这逆风而动的心绪绽放，在当时显然是个一闪而过的异数，更容易被谬评为荒唐不堪的狂人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精英的气质心胸差异颇大。和同为近世主角的湖南人所拥有的霸气和精明相比，广东人多不善操控政局，但偏喜勾画政治蓝图，康“圣人”就是如此。机智不羁的想象中透着自负和傲慢，使他们的政治生涯平添了些书生意气的想当然成分，虽是在政治设计上屡战屡败，但也赢得了对信念持之弥坚的美名。
康有为在《自传》中说，六岁时，家人出对子“柳成絮”相试，他应声答以“鱼化龙”，在场的客人很惊讶，赞誉此子定非池中之物，遂赏以纸笔。能出此豪言，端的不仅在于康氏的机敏，还因他生活的广东早已不是那承载潜龙的旧池子。康有为四岁时就被家人抱着观洋人镜画，时间竟然是在习旧学之前，这倒是一般家庭所难有的氛围，也是广东拥有开明地利之所在。19岁的康有为以《史通》的体例撰成20多页的五代史论，他的老师朱次琦喜称这简直是著作而非文章，于是康得意地自夸“乃知著书之不难，古人去我不远，益自得自信”。
康氏乌托邦世界的形成与他身上神秘主义气质的传承有关，其行为怪诞就连其亲朋密友也常常不能理解。史载，一天，陷在故纸堆中的康有为突然觉得考据家著书满纸，究复何用？事后证明，康有为的神秘感觉仍是地域性的，与先人灵悟相通，感应冥冥之中透出的是广东心学鼻祖陈白沙和湛若水的影子。康氏某天忽然弃书不观，闭门谢客，静坐养心，后发展到弃师而去。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他的先辈湛若水，湛氏办书院时，一早进堂不是教读，而是督令弟子静默养心多时。更有趣的是，康有为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同门见他如此，都以为是邪魔攻心，犯了心疾，但他自己的说法却是“飞魔入心，求道迫切”。这种“天地万物皆我一体”的感受在心学宗师陈白沙的心路自述中也多次出现。
山水对神秘主义是很重要的，既然不想和人说话就要图个清静，所以那些以默识静坐相标榜的书院多藏在山野之中。康有为也进了心学导师湛若水呆过的西樵山，在白云洞中专习道佛之书，按他的说法是常常披头散发地枕卧在石窟瀑泉的美景之间，任由芳草清流环绕周边，所谓“修柯遮云，清泉满听”，或者像鬼魂一样地到处游走。他“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想的全是些“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的事情，“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甚至达到了“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的境界。可惜的是，康氏的超然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堂皇入世了，按他的逻辑驱赶心魔正是为了入世救民。这套“广东人的逻辑”效用如何暂且不论，和严谨刚毅得有些木讷的湘人“经世派”的实用风格相比，总觉得不是那儒宗正道。据说曾国藩也练过静坐，结果是大口大口地吐血，可见湘人只能是天生的“行动主义者”，骨子里疯癫不起来。然而，正是这种种神秘怪诞的念想最终造就了康氏独特的乌托邦思想风格。
简而言之，康氏的乌托邦是个颠倒的世界观，既然是“天地万物皆我一体”，那么考虑的就是如何把天地收束到内心，而不是由内心推向外物。说得直白一点，它总是先“放眼世界”，再“胸怀祖国”，最后灵魂深处才闹起革命。和我们熟悉的革命口号是颠倒过来的，也正好颠倒了先修身齐家、再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儒家的招牌路子。
比如下面的想法就怪异得离谱。康有为曾忧虑中国人满为患，美洲和澳洲又禁止中国移民进入，他认为只有巴西可以殖民，因为巴西经纬度和我们相近，地域达数千里，亚马孙河又横贯其中，土地肥沃，人口仅800万，“若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殖民观”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大胆想象的荒诞感确是独创。这不禁让人想起梁任公也曾有过多娶白人女子以改良中国人种的想法，肤色如何尽快漂白变成了一个种族存亡绝续的方案，思维怪诞真如乃师！
“三世说”的设计同样染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本来，据乱—升平—太平的中国历史递进公式是有先例可寻的，不过区别是古史观的治乱终极是指向三代的黄金时刻，是向后看的，康氏的“三世说”指向的却是一个缥缈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在晚清政治的险恶江湖中就像个兴致盎然喜欢搏浪激水的理论顽童，毫无顾忌随意挥洒着他对将来世界的多彩想象，以致于幼稚地把一场“百日维新”变成了检测预言的试验场。难怪那些自以为拥有后见之明的理论侏儒，或者是脑子里充满成王败寇史观的当代史家，一直不肯原谅他的鲁莽和天真。他们说对了，当康圣人幻想出一个缤纷世界的同时，却注定成为一个不谙世事的行动矮人，与精于算计的湖南人相比，他确实是太意气用事，也太不切实际了。
的确，按功利主义者的标准来检验“百日维新”，会发现除了废除科举之外，其余的变革措施其实并未越过当年洋务派的纲领，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一开始就小心翼翼，以后更是迫于形势步步回收，效果几乎为零。但我们盘点那段遗产，仍会由衷感叹，幸亏有了康有为的乌托邦世界，近世思想界才不致于垮成废墟一片。康氏乌托邦世界的形成其实并不以一书一事为标志，而是一个漫长连续的过程。虽然《大同书》的正式印行远在“百日维新”之后，但康氏在28岁那年正逢一场大病，他在检视遗稿、从容待死的过程中，就已“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以为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可见“大同”理想在年轻的康有为心中的位置已经高到“朝成而昔死可矣”的地步。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了“三世说”与《大同书》的衔接递进构成的宏大未来图景，我们的近代史才不致于仅仅充斥着单靠权谋计算和诡计得势之人，或者充斥的仅仅都是拘泥于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功利型人物。因为在经过晚清政治惨烈的淘洗角逐后，残留下的似乎全是那些失去了想象力的人格残骸，掌声和赞美似乎永远注定要献给那些不择手段取得成功的人。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珍惜的东西的话，那也许就是因为还留有一个残破得面临绝种的“康氏乌托邦”，以及那本一度秘不示人的《大同书》。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