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伟达:李鸿章研究中的新见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曾任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对内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对外经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据此,不少史学家都力主把李鸿章钉到卖国贼的耻辱柱上。但近年来有的研究者提出,对李鸿章的一生不宜“一锤定音”,也应用具体分析。

洋务运动中的功与过

李鸿章一生有三十多年从事洋务运动,他是这一运动的首脑人物。一种观点认为,对李鸿章办洋务,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首先从他举办洋务的目的看,一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借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二是为了拥兵“自重”,扩大和培植个人势力。当时就有人尖锐指出:北洋海军实际上成了李鸿章的私产。其次从办洋务的效果看:(1)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时,曾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从1862年他到上海镇压太平天国至1868年捻军失败,李所指挥的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淮军,从未向外国侵略者发射过一枪一炮,屠杀的尽是中国人民。中法战争时,由李主办的“海防”已进行十年,海军也初具规模,但他借口兵单饷匮,执意求和,造成马尾海战的惨败。(2)他所创办的洋务企业都由封建官僚掌权,机构庞大,经营不善,产品低劣。如江南制造总局试造的小铁甲船不能出海,只能改作修船之用,后来竟连修船的任务也承担不了。(3)李创办的民用企业,由于采取“官督商办”,并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从1872年到1894年,中国地主、官僚、商人才设立74家厂矿,资本总额仅二千余万元。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不能一概否定,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1)洋务运动的某些措施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如李派员举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为本国的私人资本提供了投资场所,打破了外资垄断的局面,对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有所抵制,因而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2)李苦心经营起来的北洋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3)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办起了几所专业学堂,派出了上百名出国留学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型技术人才。

甲午战争中的是与非

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一意主和,遇事曲从,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导致了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个地道的投降派。根据是:战前,他幻想列强出面调停,根本不作认真的战备,对一些正确的建议也拒不采纳。如驻日公使汪凤藻曾提出“宜厚集兵力”,与日军一战,李立即予以批驳。日军发动进攻前数日,李已得到消息,但他还是迷信所谓“万国公例”,怀疑这是谣传。战争中,他坚持避战求和。尽管军情万急,他却把很大精力放在与英、俄公使的联系上,商谈议和条件。战败后,他死心塌地签约卖国。

另一种意见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主和派”,对战争他是有所准备的。甲午战争的失利和随之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责任主要不在李鸿章一人。理由是:(1)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为了不至影响庆典,她抱定要从速和解。显然,力主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那拉氏。(2)《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次议和签约,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清政府无论派谁为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何况,李鸿章也是被迫赴日议和的,最后在条约上签字的还有光绪。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1984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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