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多年来致力于李鸿章文档的整理研究工作。曾于《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发表《关于李鸿章文稿的发掘与整理》一文，对李鸿章幕僚吴汝纶和李鸿章家人等整理刊印李鸿章各类文稿的情况，予以介绍和考论。因本人作为执行编委之一参加新的《李鸿章全集》的编纂工作，近几年来了解到一些有关新的情况，对李鸿章文档整理研究有些新的心得体会，特作“续议”，以为前文之补充。
一
1992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牵头，开始了大规模的《李鸿章全集》的编纂工作，收藏于各处的李氏文稿也陆续进入了整理阶段。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李氏函稿底簿18册，皆有李鸿章的亲笔批改和所书“照缮”等字样。这批底簿共收有李氏函稿约1700余通，时间自同治初年到光绪中期，除极少数函件被收入吴汝纶所编之朋僚函稿外，其余皆未曾发表。
南京图书馆所藏晚清名人手札中，保存有不少李鸿章的手书函札，早在60年代，江世荣先生曾将其整理后编入《捻军史料丛刊第三集》，题名为《李鸿章信稿补遗》。这批信稿多为李鸿章同治年间所撰，史料价值较高，可惜的是江先生当年在整理这批函稿时，出于选编捻军史料的需要对李氏函稿做了较大规模的删节，使人难以看清李氏函稿的全貌。1994年，笔者曾专程前往南京图书馆，意欲核对这批函稿，但发现这批函札已不在馆藏，去向不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有李鸿章未刊函札8函，共有218件，其中李氏遗文5件，函稿213通。这批函稿中有部分函件为李鸿章亲笔手札，且经过收藏者的装裱，保存完好。函稿的撰写时间自光绪二年至十三年，内容多为政务、交往等，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李鸿章手札散件1包，经过整理后统计，共有李氏手札58通，其中有3通曾收入吴氏所编朋僚函稿。这批手札多为光绪年间李鸿章致刘瑞芬等人函。刘瑞芬，字芝田，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加淮军，光绪年间经李鸿章推荐任清廷驻英、法等国大使。李鸿章致刘瑞芬的函，内容涉及在英购买铁甲舰事宜，较为重要。
1996年，由于《李鸿章全集》编纂的需要，任雅君女士在上海博物馆的藏书室发现了李鸿章致吴大澄手札。吴大澄，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官至湖南巡抚。这批书札共51通，皆无准确时间，笔者据内容考订，信札起自同治十年，终至光绪九年，所涉内容多政务、河工诸事。
1997年7月20日，笔者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行的“广州嘉德1997年夏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发现了一批李鸿章致薛福辰手札。薛福辰，字抚屏，李鸿章同年薛晓帆之子，同治七年入李幕，乃李鸿章之至交。这批书札共34叶，19通，其中16通为李氏亲笔所书，除1通残缺外，其余皆保存完整，弥足珍贵。在当天的拍卖中，这批书札被日本静观堂株式会社的陆宗润先生拍得。笔者征得陆先生允许，在白天鹅宾馆将这批手札悉数复印，得以保留文字。
此外，李鸿章的文稿还分散收藏于国内诸多单位。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等单位均收藏有李鸿章的部分函札和文稿。另外，在广西、广东、湖北、山东和辽宁等地也有少量李鸿章的书札保存在有关单位。天津收有李鸿章有关治河赈灾的文稿资料，十分丰富。保存李氏奏稿、公牍最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有不少李鸿章所上的密折和附片，均为《李文忠公全集》所未收。如《军务人事档》中，有李鸿章于同治四年保举淮军重要将领的密折附片，所保举之人有“南赣镇总兵王永胜、苏松镇总兵杨鼎勋、徐州镇总兵董风高、皖南镇总兵张振邦等。以上所有李氏文稿资料，由于长期散置各地，未能整理使用，非常可惜，加之李鸿章函稿多由幕僚起草，底簿则由文案保管，由于文案时常更换，函稿底簿管理不善，常被携走。李氏逝世后，幕僚文案星散，函稿底簿也随之散于各处。所以，李氏文稿的整理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时至今日，人们研究李鸿章以及晚清的历史，还不得不借助于吴汝纶在90年前所做的工作。
二
吴汝纶逝世之后，所有李氏文档皆交李经迈保管。李经迈谢世前，又将文档转交其子李国超经管。上海解放前夕，李国超离开大陆时未能将所有文档携走，弃之沪上。50年代初，李鸿章的这批珍贵文档资料开始流散于民间。幸赖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独具慧眼，及时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先尽力搜求于民间，后又将已被上海市文管会接管的部分李氏文档转移至上海图书馆，遂使李鸿章绝大部分的文档得以完好保存至今。60年代，顾廷龙先生曾组织人抄清了部分李氏奏稿，准备出版一部《李鸿章未刊奏稿》，但迁延多年，未能遂愿。80年代初，顾廷龙先生又将这部分整理稿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与出版社交涉后，决定出版《李鸿章全集》。1983——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这批文档整理出版了《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该出版社原计划分为：电稿4册、奏稿8册、函稿5册等三部分出齐该书。后由于种种原因，仅出了电稿1——3册便停版，电稿第4册和奏稿第1册已经制出纸型而终未印行，殊觉可惜！
1990年，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国家“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李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的课题。后又在该课题组的基础上组建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具体承担对于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的研究工作。笔者当时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李鸿章的研究工作，受聘为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担任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四出调查、征集有关李鸿章的文稿资料。1991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了解到上海出版《李鸿章全集》搁浅的消息，遂向安徽黄山书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建议出版《李鸿章全集》一书，1992年，安徽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达成共同编纂出版《李鸿章全集》的协议，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面，邀请时年90高龄的顾廷龙先生和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共同担任该书主编，同时召集京、津、沪、苏、鲁、皖等地的专家学者20余人，组织了阵容庞大的编委会。1993年4月23——25日，《李鸿章全集》编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顾廷龙和戴逸先生主持，具体讨论了《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的有关事宜，并修改通过了《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条例》、《编纂体例》和《编纂工作细则》等有关文件。会议就编纂工作的分工、进程等问题作了部署。计划以5年左右的时间重新整理出版《李鸿章全集》，初步估计，新版《李鸿章全集》的总字数约有2000余万字，可谓中国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李鸿章文档资料的整理工作就此展开了。
新编《李鸿章全集》虽然汇集了国内诸多单位所藏之李氏文档，但该书的主体版本仍然是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李氏文档。这部分材料就是当年吴汝纶选编《李文忠公全集》时，所整理抄录的详本。今日该底本上仍保留着当年吴氏对李鸿章文稿选取时所留下的朱红笔迹。书页中对入选者和删节者皆有所圈记，成为今日校勘《李文忠公全集》的最佳底本。这批材料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全部文稿资料按类别分为奏稿、电稿和函稿三部分。
奏稿按年编排，大体每月1册，共有348册，另有奏稿散页1巨册和《督粤奏稿》6册。此外，在该馆的长乐路藏书楼还藏有《李鸿章奏稿》的抄本5册，均为同治年间所奏。此抄本中有诸多附片和清单，可以弥补李氏早期奏稿附片和清单之缺佚。
函稿名目较多，分为：《洋务函稿》、《海军函稿》、《外部函稿》、《朋僚函稿》和《议迁南海子教堂奏疏函稿》等五种。《朋僚函稿》又名《李鸿章信稿》，与金陵刻本之《朋僚函稿》有较大出入。《外部函稿》和《洋务函稿》内容相同，并与金陵刻本《译署函稿》出入不大，三者实为一书。三部函稿皆起自同治九年八月，但截止时间稍异，《洋务函稿》终于光绪二十年三月；《译署函稿》则终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另外，吴氏在选编时删去头尾，更改了个别字句。《海军函稿》和《议迁南海子教堂奏疏函稿》均同于金陵刻本，只是个别字稍有更改。除此之外，上海图书馆还保留有大量李氏未刊函札，如：《曾左胡李四家尺牍》、《李鸿章李鹤章手札》、《李鸿章朋僚手札》、《眉生友朋手札》、《龚仰蘧亲友手札》、《应敏斋友朋书札》、《李鸿章手札》、《慰农友朋书札》、《曲园所留信札》、《李鸿章等尺牍》、《曾国藩李鸿章致薛焕书札》、《钱芝门友朋手札》、《李鸿章家书》（致方儿）、《李少筌尺牍》（致黄昌歧）、《曾国藩朋旧书札》、《张廉卿亲友手札》、《孙衣言等友朋手札》、《李鸿章致薛时雨手札》、《李鸿章致丁日昌手札》、《李鸿章与曾国藩论军事书》、《李鸿章致应敏斋手札》、《李鸿章监临入闱诗题咏集》、《李鸿章致兄李瀚章书》、《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手札》等。以上大量函札中，大约收有李鸿章未刊函稿约千余通。特别是《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手札》多至14册，所收函札约600通。这部分函札起自光绪九年，直至甲午以后，对了解这一时期李鸿章所思所想之内心世界十分重要。
电稿分为《总署要电》和《中外往来要电》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已经发表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仅余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九月的电稿未能出版（原准备作为第4册发行）。将上海版《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与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电稿底薄核对后，方知歧异颇多。该书不仅将原电的电文程式用语概行删去，而且对电稿中所附函札的处理也不尽一律，有的收入，有的则略去。如《总署要电》中曾收入《恭邸等密函》（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到），系恭亲王奕在甲午战争初期致李鸿章的密札。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电稿底簿在该函之后有李鸿章的复函及其附件，而上海版《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8页将《恭邸等密函》收入，但却将李氏的复函和附件删除。重新整理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将对上述情况作统一调整。
三
自从曾国藩家书刊行以来，人们得以藉其家书窥视这位理学家的内心世界，从此家书便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各种名人家书遂纷纷出笼。李鸿章是个很少亲自写信的人，今日留存下来的亲笔书信并不多见，其家书自然更是少得可怜。国内出版物在编者说明中曾特别指出：“李鸿章家书刊刻传世的并不多见。因为他与家人所讲私房话，对世道人情自有许多真情流露，颇值读者体会品味。”故而“此书自清末以来以不同形式广为流传，百余年间，世人或诵或抄，爱之不厌”，直接点出了这些家书的珍贵之处。
李鸿章家书虽然令人珍爱有加，但其来源却并不清楚。早在李鸿章晚年，其幕僚吴汝纶就已开始整理李鸿章的文稿。吴氏于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即1902年刊行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其中并无家书。到了民国初年，共和书局排印出版了《李鸿章家书》，首次把李鸿章的90封家书公诸于世。1936年广益书局排印《清代四名人家书》，又将李鸿章的家书收入其中。近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将该书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遂使这批家书成为重要的近代史资料，上了中外学者的案头。近来，国内一些出版社从整理国故，寻找卖点的角度出发，也开始整理出版李鸿章家书。1994年11月，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邓曙光编注的《李鸿章家书》；1996年4月安徽黄山书社也出版了翁飞和董丛林编注的《李鸿章家书》。1996年1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凤祥等四人主编的《清代十大名人家书》，其中又收有《李鸿章家书》。上述所有这些出版物所依据之底本，均是民国初年共和书局的本子，而当年共和书局出版此书时则对李鸿章家书的来源秘而不宣，遂使这些家书的面貌变得扑朔迷离，令人难辨真伪。
真伪难辨并非不能辨，只要稍加细心，读者就会发现书信中的许多疑点。该书开篇的《禀父母》一函，虽无发信时间，但依据家书中所言之事，尚能考出大致时间。函中言：“当儿来此接篆之时，一般谋缺者纷来道贺，户为之穿。”李鸿章的所谓“接篆之时”，当指同治元年署理江苏巡抚之事。因在此之前，李一直任翰林院编修，并无地方实缺，后来虽擢道员，也未赴任供职，无篆可接。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清廷命其署理江苏巡抚，李方有篆可接。然而在此之前，其父李文安却早于1855年7月6日死于合肥军次，李鸿章根本不可能在此时给父母同时去信请安，是信之假昭然若揭。再如第四封《禀姑母》，是函虽字数不多，却杜撰得更加荒谬离奇。信中言：“高邮王怀祖先生，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怀祖先生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可由侄具函遣至白门曾夫子幕内，转送高邮可也。”王怀祖者，王念孙也。曾国藩对王念孙极为推崇，曾说过：“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王氏生于乾隆年间，死于1832年，而曾国藩则在1838年中进士后才进京做官；李鸿章“受业曾门”更是在1845年，这些都是王怀祖死后多年之事。曾国藩决不可能对他的崇拜者死去多年而不知，李鸿章以湛学之士，且又师事曾氏，更不会闹出要其表弟追随隔世之人去做“问业弟子”的大笑话。荒谬和离奇不仅证实了这些家书的作伪，同时也表露了杜撰者水平的低下。
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学照在《历史研究》上撰文，揭示了李鸿章家书作伪之事。刘先生的考据功夫扎实，文章极有说服力，唯不足者，则于李鸿章书写家书之习惯不甚熟悉，故而偶有失足之处。如刘文指出：“季弟是指最小的兄弟，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是六弟昭庆。”“但第61函《致季弟》说：‘昨日高升来，知吾弟患温湿症’，紧接着第62函《致鹤章弟》开头即说：‘来书，吾弟患湿温渐愈，寒热渐退，喜甚。’从这两函联系起来看，季弟竟又表指为三弟鹤章弟。这种兄弟称谓上的错乱，充分暴露了作伪者的混乱。”其实这里“混乱”的并非是作伪者。以通常的知识而言，伯仲叔季，季弟所指当然是最小的弟弟无疑。然而以李鸿章惯用的习惯称呼来说，“季弟”所指就不是六弟李昭庆，而是三弟李鹤章。李鹤章号季荃，李鸿章呼为“季弟”；李昭庆号幼荃，李鸿章呼为“幼弟”。这些称呼都是李鸿章书信中所常用的，决不能以通常的知识来作泛泛的理解。对人物的确认出现失误，以此做出的考据就难免没有差错。
就现在出版的《李鸿章家书》而言，其中内容来自民国年间各种版本者，可以大致断言是伪作。在中国作伪也算得一种职业。但是做晚清名人的书信手札则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的，是非高手不可。前些年，笔者在南京调查李鸿章资料时，曾得知在解放前后，南京有一位姓马的老者，专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并以此为生业。他所做之物水平之高，令人难以辨识。
虽然没有机会见到过去的作伪者，但笔者却有幸见到了一些他们的作品。1994年，在安徽一所知名高校的图书馆作调查时，笔者意外地发现了一部李鸿章书信的抄本。这批东西数量不少，约在十数册之多，长期被该馆作为善本珍藏，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笔者认认真真地看了约二个小时，最后断定是一部伪作。这个结论使图书馆的人大吃一惊，馆长用鄙夷的目光斜视着我，那意思似乎是说：“你懂什么！”笔者只好稍作解释，随手翻出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讲给他听。记得那是一封李鸿章写给中国驻英法大使刘瑞芬的信，李在信中告诉刘说：“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伯行者，李鸿章子李经方是也。李鸿章是个十足傲气的人，从未如此恭敬到在称呼自己儿子时用号而不直呼其名。习惯上，李鸿章通常在给朋僚的函稿中多称李经方为“方儿”，只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才直呼“臣子李经方”。我猜想这部书的作伪者，可能是根据当时所见某人函中提到“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一事，将其移入伪造的李鸿章函内，这是过去伪造晚清名人书信时最常用的手法。这样做要比自编内容来得更加方便可靠。既可以给人一些实际的内容，又令所述史实经得起检验，可惜的是，作伪者并非当事之人，亦未能弄清所谓“伯行”者何人，留下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而且此函在书写时，依据时人习惯，又特地将“伯行”做了挑行抬头，以示恭敬，更是令人感到可笑之至。
那么，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家书传世呢？应该说家书是有的，但这些家书从未在世人手中流传过。据笔者所知，目前李鸿章的家书仍然散见于各处，并未进行过统一的整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就收藏有李鸿章致哥哥李瀚章的亲笔书札数十通。另外，长期隐居上海的名作家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先生手中，今日仍然保留着外曾祖父李鸿章写给祖父张佩纶的亲笔手札数百通，这其中就有数十通手札是李鸿章亲自写给女儿菊藕的家书。作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人，保存这些家书的纪念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他们所理解的那些学术研究的价值。其实，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与曾国藩并不相同，他在家书中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伦理说教，而是就事论事，所谈多以家务为主。这种家书即便出版了，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李鸿章之人，只怕也难能有耐心去认真读它。
四
在对李鸿章所有文稿进行收集、分类、排比和校勘的过程中，笔者根据工作需要编辑整理了一部《李鸿章文电编年》，以时间为序，按日将李氏所有的奏、电、函、文和公牍等篇目编列，以代码形式著录资料来源和馆藏。按照《李鸿章全集》的原定计划，这部《李鸿章文电编年》将作为新版《李鸿章全集》的附录卷，排列于书后一并出版，为研究者提供馆藏出处。后来事多变故，出版社为节省经费，压缩字数，将原定计划废弃，于是这部耗数年心血而成的《李鸿章文电编年》，就这样简单地便成了笔者的一个单纯工作手册。然而，在编辑整理李氏文稿工作的过程中，笔者渐渐发现自己编的这部长达百余万字的“工作手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有着它书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完全可以再继续完善，把它作成一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题目录书。有了这个想法，于是笔者又开始补充新材料，填充新馆藏，不仅收录李鸿章发出的文稿，而且著录他人的来电、来函和咨文、上谕。
目录学本是中国传统史学入门的学问，过去为史之人，无不精通此道。不意今日学问越分越细，史学之中又分出了许多专门，目录学遂变成了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以致诸多治史之人非但不做目录学之苦功，且视其为史学之“下手”末业，不足为道，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
这部《李鸿章往来文电编年》书稿，若能出版，可以说是研究李鸿章和晚清史的一部工具书。它有如下一些功用：
第一、它可为校勘各类李氏文稿提供便利。今天人们所见到的李鸿章各类文稿，无论是吴汝纶本；还是现在正在编辑的上海馆藏本，都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奏稿，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本是吴氏选编李集时的抄录的“详本”，但却与吴氏编辑刊行的《李文忠公全集》不尽相同，吴氏在其中多有删改。按说，吴氏选编时抄录的“详本”是依据李氏奏稿的底簿抄录的，今日底簿已难见到，但将“详本”中的奏折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奏折录副本相校，也有不同之处。由此可知，李鸿章的文稿由起草、上奏、选编到刊行，每个环节皆有删节和调整。虽然这些调整是个别的，局部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或许可能是十分重要的。目前，还不可能出版一部李鸿章文集的全校本，而且也无此必要，因此研究李鸿章，在使用任何一条材料时，知道它曾经有过的各种版本和文档的馆藏，校勘它的异同，无疑是一项十分细致而又不可忽视的工作。本书稿为李氏文档的各种不同版本提供了馆藏出处，方便研究者查找校勘。
第二、本书稿在编辑李氏文稿的同时，对诸多李鸿章的函、电、奏稿以及附片等做了时间的考订，尤其是一些李氏的散见函、电，依据其所述内容和往来文电的情况作出判断，同时订正了历来各种版本中的一些讹误。书中对李氏函电的收件人也尽可能地注出本名，以方便使用者。这项工作细致繁杂，耗时费工，其中之甘苦，只有作者自己体味了。
第三、本书稿著录了李鸿章的往来文稿，尤其是来函来电，这是历来李氏文档各种版本所不收录的。众所周知，研究李鸿章仅仅依据李氏本人的文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其往来文电对照研究，方可详明始末原委。多年来，研究者苦于无处查询各种材料，无法进行更为细致的对比研究，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努力，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供使用的工具。虽然本书所著录的来函、来电、上谕和各部行文只是李鸿章所收文电中的一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为研究者的继续追索提供一点线索，或能有所裨益。
第四、本书稿附有人名索引，便于使用者检索。这个索引对于系统了解李鸿章关系网的有关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另外，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也为初涉这一领域的应用者提供了一个可供使用的资料目录。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