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恰值我校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为遵从章先生本人的意愿，学校不举行任何祝寿活动，只是以出版11卷大型《章开沅文集》和《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来表达祝愿。让我们一起祝愿章先生九十华诞快乐、幸福、健康！
7月8日下午3时，《章开沅文集》出版座谈会在近代史所510举行。
座谈会结束后，章开沅先生站在《章开沅文集》后留影
“先生”章开沅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多个方面都有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同时，章先生也是一位有思想、有作为、有贡献，富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中青年杰出人才。本期专题我们从《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中选取四篇“章门弟子”所写的文章，从中领略作为老师的章先生的风采。
马敏：“别识心裁”与“贯穴熔铸”——开沅师对本所学术的开示
时间过得真快呵！转眼章开沅老师已年届九旬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九十高寿！在庆祝老师九十大寿之时，作为弟子，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继承吾师之志，弘扬本所的学术精神，让桂子学脉“世代延绵”。
回顾起来，在开沅师手创的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无数学子受惠良多，方方面面皆能感受到老师学者人格和学术思想的影响，可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但在我看来，开沅老师对本所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可能还在他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史识”与“史观”，以及其“史识”、“史观”对本所同仁和众多弟子的“开示”。这里的“开示”系借用佛家语，其实也就是启发、影响之意，但此种启发和影响往往又具有令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或至终身难忘。
在《史学寻找自己》这篇隽永的短文中，开沅师特别提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力排众议，对郑樵及其《通志》所作出的高度评价：“郑樵生千载而后，概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也。”（《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所谓“别识心裁”，即治史者对历史的领悟和裁断，或曰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识”。关于“史识”，唐代刘知几有“史才三长”之说：“谓才也、学也、识也。”其中，“史才”是指治史的才具、技艺和方法，“史学”是指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史料，“史识”则是指修史的识见和判断力。对史学家而言，三者皆十分重要，但最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是“史识”。史家只有具备较高的“史识”，具有洞察历史真相的“眼力”，方能成为“成一家之言”的大家。
愚意以为，作为当之无愧的当代史学名家、大家，开沅师过人的“史识”，首先表现在他对史学研究方向的深刻洞察力和把握力，即所谓治史的“眼力”。他总是能先人一步，高屋建瓴地发现和指出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将弟子们引导到学术的前沿，取得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在本所学术所擅长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史研究、早期现代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均系开沅师最早发现和提倡，并全力加以开拓，然后弟子们相继跟进、加入，最终形成成果迭出、蔚为壮观的大好学术局面。对此，开沅师曾形象地比喻为学术的“会餐”：“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而经过他们不懈的协同努力，便出现了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开辟。”（《我的人生追求》，《实斋》第12页）不难看出，每次“会餐”的结果，都推动本所学术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影响所及，不仅仅在本所的年轻学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当下学术界各种名目的“导师”很多，诸如硕导、博导、博士后导等等，但像章开沅老师这样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学术眼光，能够真正做到“别识心裁”，不断为学生“寻得门径”，指明方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语）的“导师”，估计还真的不是太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学术单位，如能拥有几名这样“独具慧眼”的“导师”，则是单位之幸；一个学生如能遇上一名这样真能示以学问及人生方向的“人师”，则实为三生有幸！学者有多种多样，有的专注于埋首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取得不菲的学术成就；有的则在做好自身学问的同时，关注面更为宽广，志趣更为远大，更善于为所在的学术群体谋集体之未来，开辟新的天地。如前者可称为“战术型”学者，后者则可称之为“战略型学者”。就其在多个学术领域的开创之功而言，开沅师正是中国“战略型学者”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真正“大师”和“领军人物”，其学术影响力乃是国际性的。
其次，开沅师“别识心裁”的“史识”，还表现在他在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上，往往有自己独立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常常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读开沅老师的著作、文章，常能体味到其思想的火花和睿智的思辨，直抵历史的深层和本质，能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理性之美。
在多种场合，开沅师都曾反复强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史家必须要有自己的风骨，治学切忌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始终加以贯彻。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论，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一些人怀疑“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深入了”的时候，他能高瞻远瞩地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就局部而言，可能在政治方面颇有水平的成果较多；但就整体而言，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非常不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章开沅演讲访谈录》第212页）并具体指出，要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就必须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实现从“革命”向“社会”的转向，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研究“革命”，从而逐渐形成其“社会历史土壤学”的理论构想。
开沅师的这些独到的见解，不仅廓清了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意义的不正确的认识，而且为今后几十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如，当有些人简单地以为教会大学只是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不值得加以研究时，开沅师则以客观的历史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指出：“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断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产生促进的作用。”（《“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开幕词》，《章开沅演讲访谈录》第259页）可以说，正是他的这一深刻论断，打消了当时许多人的顾虑，促进了其后教会大学史研究这一学术分支的崛起。
章开沅老师不仅在一些学术研究的大关节上头脑清醒、预判准确，敢于直言，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论断上也常常新见迭出、振聋发聩，令人印象深刻。譬如，还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物质生活并未充沛之时，他便较早地意识到了章太炎所言“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警示意义。就道德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就经济、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而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随着知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苦乐亦将不断同步增长。这就告诫我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和经济增长，更不可将进化和增长视作绝对的信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物质生活提高相伴随的，很可能是挥之不去的现代病，是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道德的滑坡。因此，与许多人认为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是其思想倒退的表现相反，开沅师则认为章太炎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阐明了一种涉及范围更广的进步文明观。若干年后，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面临的许多生态与社会的复杂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不得不佩服开沅师当初敏锐的学术判断。与此相同的还有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新一轮现代化启动之时，开沅师即在其名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中，用“离异与回归”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通过“离异”而学习西方，扬弃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因素是绝对必须的，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可以脱离传统而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努力发掘经过长期筛汰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生命活力，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并为当代文明的发展服务。”因此，在根本意义上，“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它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新的开拓与创造。”（《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这些论断，可以说既中肯又理性，对我们今天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无启迪意义。顺便说一句，《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不到16万字，但写作于开沅师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认真研究，从中发现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近代化思想演变、发展的真实历史轨迹。
开沅师之所以具有过人的“史识”，能够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创获和开新，除有章学诚所强调的作为“著书者之心术”的崇高“史德”外，关键又在于他长期对史家“通识”意识的强调和主动修为。在他看来，“别识心裁”的“史识”与“贯穴熔铸”（梁启超语）的“通识”密不可分，史家“贵在通识”。
近代史学名家梁启超在谈专门史与通史（普遍史）的关系时，有一段十分精到的论述：“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开沅师认为，梁氏所谓通识，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门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于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贵在通识》，《实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36页）
在提倡史家“贵在通识”上，开沅师完全是身体力行的。他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气象宏大，既讲“横通”，也讲“纵通”，还讲中外古今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胸，然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在他看来，史学的使命如司马迁所言，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不能通古今之变，就不能或很难成一家之言。“古与今都是客观存在，通的任务便落在历史学家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便成为把过去与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贵在通识》，《实斋》第334页）就历史“纵通”而言，同美国著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样，开沅师力主“大历史观”，主张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把握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
比如，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开沅师便率先提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观点，给人以极大启发。先生认为：“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它都是有依据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还要研究从现在开始，往后的一百年。”这“三个一百年”，实际上就是要从历史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长时段中，观察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的全貌和全过程，从而全面深化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在历史的“横通”方面，开沅师不仅提倡要多做区域性、全球性的比较研究，从空间上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而且主张要注意历史学科内部及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横向沟通、相互渗透，尽可能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科技的方法，“史学不是静止地、消极地等待其他学科来渗透，它会主动走近、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而这正是历史学蓬勃生机之所在。”（为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所写序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贯穴熔铸”的“通识”内涵上，开沅师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已超越了史学本身，而上升到一种人生、哲理和智慧融通的高度。他提出，现在的史学家要想提高史识，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一定要关心当前人类一些重大的问题，关心当前人类文明的深层次危机问题，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史学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史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上级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下级就跟着研究什么东西，而是自己应该密切的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甚至包括太空问题、宇宙问题，都应该考虑，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精神境界不仅是美的本原，也决定着对宇宙、社会人生认识的深浅高低。王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说的虽是诗词创作，但对史学研究亦有启发意义。”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史识”和“通识”，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悲天悯人的人类终极关怀上的，是来源于历史又超脱于具体历史的大关怀、大觉醒、大智慧，只有达到这样的思想至境，才能真正做到“神游冥思，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语），获得前所未有的史感，从而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现史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开沅师曾满怀深情地表露过他心目中的“大历史观”：“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深处却保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实斋》第10页）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则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开沅师近90年漫长人生中对历史和史学的不断的思考，是一笔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理应成为本所学术发展的指南。“古之学者必有师”，“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学术的传承有赖于良师的指点和开示，对“章门弟子”而言，只有通过不断“重读章开沅”，弘扬其学术精神，方能真正使我桂子学脉，世代延绵。
本文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