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可能外人不大了解，书铎是我在北京第一个结识并且成为终生挚友的同行学者。
那是在1956年暑假，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田家农命我与同事孙玉华前往北京，任务是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城楼举办的中国近代史图片展览，并且加印一整套图片带回作为教学参考。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此前由于自己性格内向且不爱与外界交往，在首都竟没有任何熟人。幸好田主任事先已有联络，安排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寻求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已做好接待准备，安排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陈桂英、龚书铎两位学长负责此 事。由于陈老师正苦于血压较高，所以日常联系便落在书铎一人身上。我从小离家在外，在待人接物方面缺少应有教养，与初次见面的生人往往不知如何开口。幸好书铎热忱质朴，见面没有任何客套话语，开门见山就谈周密的活动安排，除参观图片展览以外，还特别邀请我们列席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师范院校采用）讨论会。出席的都是副教授以上级别的，有陈旭麓、王仁忱、孙守任、魏建猷等，我当时刚刚评上讲师，所以只能列席旁听。不过在会间休息时，旭麓热情鼓励我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好继续开会后孙守任与王仁忱再次展开激烈争论，大家兴趣盎然，我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已有一篇争鸣文章刊登在《华中师院学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各地前辈师长面前发表系统学术见解，不料却得到好几位老师的认同，恰巧《历史研究》编辑部郭煜中前来组稿，随后把我这篇孟浪少作摘要发表了。
北京之行使我与若干同行先进开始有所接触，有的以后成为知交好友，但书铎当时好像正忙于会务或其他什么行政工作，因此没有深谈的机会。会后，在开国初年的政治氛围下，我们也没有任何书信往还，但我在内心是深为感激的，他的热忱质朴已经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面已是5年以后，他来武昌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且还与陈桂英合作提交一篇论文——《从清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中央正在提倡踏实严谨的学风，范老已在《历史研究》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黎澍为吴老撰写的大会主旨讲话稿更为全面地展开论述。北京史学界得风气之先，书铎、桂英的论文又是他们多年辛苦经营的结果，自然具有正面示范意义。不过当时我却承担着繁重的会务工作，无法与书铎畅谈叙旧，仅只在他陪同下礼貌性地看望白寿彝先生。记得会上比较活跃的还是上海、广州的学者，如陈旭麓、夏东元、张磊等。
我与书铎交往比较密切应该是从1963年春季开始，当时华师领导给我两年出外进修的学术休假，已从国务院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华师老院长杨东莼乘机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他从事北洋政府史料征集工作，好像书铎与中华书局的李侃也在他延揽之列。为便于照顾应邀来京的“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邓汉祥等），东老安排我与他们一起住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招待所。所以每逢周末休息，李、龚两位多半一同来看望我这个孤身旅京的外地朋友。我们最爱聚会的地方就是紧靠玉渊潭的紫竹院，那里林木幽深，溪水环绕，除风景绝佳外还可以品尝鲜鱼佳肴。两位学长都有烟瘾，李侃更有酒癖，往往三杯、两杯垫底之后，在烟雾缭绕中谈兴愈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漫无边际的闲侃中学谊与友情俱增。1964年春，杨东莼、 刘大年诸先生根据胡乔木建议，筹备建立“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办公室就设在翠微路中华书局院内，我作为办公室人员也随同迁居，因此，与李侃、书铎来往更为方便，记得他们也曾参与部分筹备工作。从1963年春到1964年10月，在这一年多时间，我们交往甚多，相知日深，遂成为终生挚友。
我于1964年10月因写评论李秀成文章横遭中宣部点名批判并被迫离京，不久又遭遇“文化大革命”更为粗暴的批、斗，自然不便与京中好友保持书信联系。1974年我被《历史研究》编辑部借调，再次来北京工作，但李侃诸老友却被下放在远离首都的外地。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10年动乱结束，我才得以与京中李侃、书铎等老友恢复联系。不过我们此时却阴差阳错地分别从属于中华书局与人民出版社两个山头。书铎与李侃主持面向全国高校的《中国近代史》大型教科书，我则因林言椒邀约，成为人民出版社苦心经营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负责人。本来中华书局对我关心最多，支持的力度也最大，这种情况自然使我深感内疚，幸好我积压近20年的张謇传旧稿，被中华书局列入由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以《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为名在1986年出版，多少可以弥补这种缺憾。
几乎是整个80年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都属于显学领域，尽管其间也有小的冷暖起伏。逢五逢十必有纪念性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而论文评选也正好是我与李侃、书铎、 金冲及、 李文海等好友聚晤的良机。从1984年起，我谬膺校长一职，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经常来往于京汉路上，而小巧玲珑的北师大就成为我的首选栖息之地。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与书铎聚会叙谈最多的岁月，而正是通过这些不经意的交流，彼此遂有更为深切的理解。我们虽然在有些学术观点上有所歧异，但丝毫也不影响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携手同行，因为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有更多的共同志趣。记得我曾在闲谈中为当时已颇为热衷于仕途的学界某公预先绘制一幅“升官图”，而且断言“此人必将大用”，书铎对此预测颇为认同，而此后事实也表明吾言非虚。
尽管从90年代初开始，我曾浪迹海外将近4年，但我们仍然相互信任与关切如故。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学生很多已经迅速成为新一代学科带头人，而且与我们一样继续扩展地区与学校之间的密切合作。回顾既往一甲子，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已经从草创进入成熟时期，这里既有前辈师长披荆斩棘开辟之功，也有我们这一代人终身苦心经营之劳，而现今已是人才辈出，佳作累累，前景必将更为辉煌。作为学科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我深深感到真诚深厚的学术友谊的可贵，而精诚团结与相互支持乃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我比书铎痴长，而远远不及书铎沉稳扎实，交往之中使我受益匪浅。前尘如梦，但往事并非如烟；薪尽火传，寄厚望于来者。
本文原刊：《龚书铎先生纪念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