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宗教学家，早年就读于文华书院（我校前身之一的华中大学的前身），后长期担任华中大学校长（1929-1951）。从1903年就读文华书院至1976年3月去世，韦卓民在华中大学及后来的华中师范学院学习和工作了73年，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现在，历时20余载编辑，由章开沅先生作序，11卷720万字的《韦卓民全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笔老校长留给我们的丰厚学术文化遗产，值得每个华大人传承！
章开沅先生为《韦卓民全集》作序
韦卓民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大学校长，还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杰出学者，其重要业绩在于中西文化之沟通。他毕业于华大前身文华大学，并曾先后就读于哈佛、伦敦、牛津、柏林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以毕生精力营造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正如年轻一代学者王宏维所描述的那样：“集翻译、研究、教学于一体，熔‘三大批判’于一炉，风雨如磐，运动迭起。精译、深耕、勤教，始终无怨无悔。”
1915年，韦先生以英文撰写《孟子之政治思想》，取得文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可以看作是其学术生涯的发端。随后陆续发表的《佛教净土宗以信得救的教义及其与基督教之比较》（1920）、《孔门伦理》（1929，博士论文）、《中国文化之精神》（1947）等论著，则是这一事业的继续发展。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他身处逆境，而沟通中西文化致力更勤，译著笔耕始终未辍，如《康德哲学介绍》（1956）、《亚里士多德逻辑》（1957）、《培根与其〈新工具〉》（1956）、《康德哲学浅说》（1972）、《黑格尔〈小逻辑〉讲稿》（年代不详）等。这些学术业绩多侧重于介绍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黑格尔等人哲学名著的翻译、阐释与导读。
早在1928年他就说过：“有机体须从其环境吸收并同化一些要素，而且只有在吸收及同化的过程不断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生命。‘综合’一词是很重要的。它意指我们须对我们要综合的文化有完整的分析，比较其优缺点，然后造成一个有机体的整体，以保存两种文化的优点。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且必须以母体系统为新结构的间架。这是精神创新的工作……又是多么伟大的工作。”（《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据台北韦卓民纪念馆译文）这些话陈义甚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这项伟大工作。或许可以说，不理解这一点就不懂得真正的韦卓民。
诚然，韦卓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信仰而非偏执，更没有流于浅薄的迷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精神世界更着重于理性的超越，既超越世俗，也超越宗教。
正如香港年轻一代学者陈广培所曾指出：韦卓民眼中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隐含着‘他者’的伦理视野”，其终极探究乃是整个宇宙与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变化。但他并非沉溺于幻想，而是立足现实，关切现实，理解现实。所以他在基督教对华传播问题上，极力主张必须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用我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主归中华应该先于中华归主”。
作为基督徒，他当然希望“将远东拥有世界最悠久历史的这个国家的优良文化，带到主的神坛前，作为对主的奉献”。因此，他自己坦然承认：“我毕生研究，都在导致去发现怎样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但他毕竟又是一个经过长期科学训练的现代哲学家，他对基督教的信仰，虔诚而非迷信，从不认为任何经典就是绝对真理，而多数传教士与基督徒信奉与传播的也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教义真谛。所以，他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许多欧美差会在华传播基督教过程中所拘守的专断与偏执。
我认为，他在学术上致力更多的还是对西方近代哲学名著的译介与诠释。即使是在神学方面，也是反复强调并致力于基督教的中国化，即根植于中华文化。
韦卓民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是1945—1947年。抗战胜利后，华中大学返回昙华林，重整家园，百废待兴，并且雄心勃勃制订十年发展计划。在此期间，他曾应邀赴美讲学，先是作为鲁斯世界基督教讲座教授（The Henry W. Luce Visiting Professorship of World Christianity），发表题为“让基督教在中国土地上生长”（Rooting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ese Soil）的系统演讲。随后，又应Hewell基金会邀请，在Andoer-Newton以及波士顿的圣公会多次演讲，主题是“中国文化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这些系列演讲，均于1947年在美国结集出版。
这次讲学，规格甚高，声誉颇隆。韦卓民以前在耶鲁大学的老同事，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与美国教会史学会会长的赖德烈教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为其演讲文集撰写序言，高度评价说：“韦博士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同情而深度的睿智，同时他又是一位基督徒，在向英语世界里，阐述中国文化之深处，实在罕与其比。”赖德烈1910—1917年曾在中国雅礼学院任教，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中国史与教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对韦卓民的评价绝非礼仪性的客套，而是由衷的倾服。韦卓民虽然专攻西方哲学，但其中国文化根底甚深，长期教授逻辑学、代数与几何、政治学、哲学、神学等课程，早已具备中西跨文化研究（他自己称为“综合”）的坚实基础，即使对欧洲早期汉学大家也不盲目崇信。
韦卓民曾指出：“由于不够严谨地解释中国文字中若干名词，或是无意地把若干我们自己的意见掺杂到中国哲学宗教文献之中，我们假中国文化之名，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如此我们犯了理解上的谬误，翻译上的谬误，这尤其是在引用上最恶劣的谬误，因为在翻译原著时，你等于有效地告诉读者，这是原作者的意思。……最著名的汉学家，往往是最大的罪人。但是谁肯带头来批评呢？”他只有自己带头来批判，并且指名道姓地以这些“饱学之士”为例，如“19世纪的Legge（理雅各）与Ross（罗约翰），20世纪的Bruce（卜道成）和Rawlinson（乐灵生）”。他有意不提当时仍然在世的某些“饱学之士”的名字，算是给他们留点面子。
韦卓民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显示出可贵的自觉与自信，他有足够的底气向西方学界挑战，因为他中文底子极好，熟读四书五经；又精通英、德、法、俄、希腊、拉丁等文字，不仅对西方相关经典著作钻研颇深，而且阅读涉猎甚广。例如，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尚在陆续撰写出版之中，他就在演讲涉及人类文明兴衰时多次引用其论述，而当时中国史学界研究汤因比者还寥若晨星。
韦卓民对西方“饱学之士”的批评，并非局限于经典中个别词语翻译的考订纠误。他特别强调：“我要指出的，不只是语言文字而已。整个的文化背景，必须也要加以考虑，诸如思想形式、思想规则、研究方法、哲学、宗教、艺术及社会结构等。”（以上引文均据老校友沈宝寰译文）因此，这种批评就不是口舌之争，更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力图实现层次更高而收效更为深远的东西文化高层交流。韦卓民的演讲不仅面对美国，而且面对世界；不仅面对基督徒，而且面对全人类。
韦卓民虽然是基督徒，但也是教育家与哲学家，他投入精力与思考更多的毕竟还是学校教育与哲学研究。教育使他进入世俗，哲学使他超越宗教；他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始终立足于现实，立足于中国的土地，厕身于中国的人民。因此，不像那些专业的神学家与偏执的布道者，他公开而真诚地履行现实社会的公民承担。
抗战爆发后，他不断以英文撰写时评文章，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团结抗击日本疯狂侵略的真实情况，勇敢地表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立场，比如1938年6月在美国 《耶鲁评论》（Yale Reviews）上发表《抗战初期中国的若干问题》（Questions about China），1940年于重庆发表的长篇英文通讯稿《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Education in Wartime China），1941年春发表于《基督王国》（Christendom）杂志的《中国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Cultural Effects of the Present War in China），1941年3月在中国广播电台发表的广播词《学者在战争中的任务》（The Role of Scholars in the War）等。
特别是这篇向美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词，再次重申：“在中国所发生的战争，只是极权与民主间大战的先锋。过去一年半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看法，中国正在作战，而且决心继续作战，直至正义和世界道德得到维护为止。”
作为一所西迁云南大理的大学之校长，他还自豪地向世界宣布：“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在战时得以维持，而且在一些重要方面还获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许多研究所和高等学府向大后方落后地区的转移，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得过惯了沿海各地生活的师生们，有机会熟识内地的生活。这种情形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文化得以广泛散布，现代思想得以传播，水准较低的学校，在和进步的省份迁来的大学接触后，也因此提高了程度和效能，其结果将是战后会出现一个更教育化的中国。”在这些平实而又恳挚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终生奉献教育的老校长，一个胸怀世界的卓越中国公民。
但是抗战结束以后，人们还没有从胜利的喜悦中醒悟过来，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内战，而政府腐败与战祸绵延，迅速使广大民众再次陷入痛苦深渊。韦卓民与成千上万善良的知识精英一样，逐步放弃了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同情民主运动，保护进步学生，并且毅然拒绝国民政府迁校台湾的指令。他与华中大学广大师生一起，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且接受人民政府的命令，断绝与外国差会的联系，把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以后又顺应全国性院系调整，与中华大学、中原大学等校合并，改制建立华中师范学院。他确实自觉地努力适应新社会，新政府也确曾给予重视并委以领导建校的重任。
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成为敌国，而中国选择“一面倒”的亲苏外交政策。在抗美援朝热潮中，教会大学被定位为“美帝侵华文化堡垒”，其校长也相应被定格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代理人”。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的高潮中，韦卓民成为理所当然且火力集中的靶子，并且从此离开学校领导岗位，成为一般教师。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以后，在政治上更受歧视，“十年动乱”期间亦为当然的批斗对象，直至1976年以后才经过平反恢复名誉。但好景确实不长，不过两年，这一代学术宗师就溘然与世长辞。
应该承认，韦卓民1949年以后这将近30年之久的漫长岁月确实是一个悲剧，但悲剧并非个人原因造成。根据我个人亲自接触与文献检索两方面的了解，过去无论如何屈辱痛苦，俨然成为众矢之的，他都能以平和的心态、超脱的胸怀，似乎顺应而又有内在定力地坦然应对。他天性幽默，语言风趣。记得“文革”时期，他作为“批斗对象”每天都要挤公交车从昙华林到南湖校本部“集中学习”。吃中饭排长队时，有人好心提醒他的铝制饭盒已被挤扁，他微笑轻声回应：“人都扁了，何况饭盒？”这就是真实的韦卓民，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在那种是非颠倒、蒙冤受屈的岁月，仍然保持着学者的尊严与人格魅力，甚至在集中学习的“牛棚”里仍然照常写作不辍。
俱往矣，过往的岁月，已逝的往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刘知几云：披沙拣金，时有获宝。评文如此，评人亦然，只要是真金，迟早总会闪耀炫目光芒。出版社领导嘱我作序，哲学与神学浅薄如我，何必贻佛头著粪之讥。但曾忝任后辈校长，毕竟有所相知，于公于私，义不容辞。感慨万端，直抒胸臆而已。不当之处，尚祈多界贤达不吝批评教正。
章开沅
乙未初冬 年方九十
于南湖实斋
《韦卓民全集》目录
《韦卓民全集》的策划出版前后历经20余载，整理者于韦先生后人、教会期刊、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华中大学韦卓民纪念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等海内外多方搜求资料，对各种版本进行细致比对、择善而从。文集中，《逻辑导论》《新亚兰特斯》《一切未来的形而上学导论》、韦先生完成于192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等弥足珍贵的遗稿，系首次公开出版。
韦卓民全集包括韦卓民生前已公开出版的各类作品和从未刊发的手稿、书信等，总体上分为翻译书稿和研究论著两大类，并且按照哲学、逻辑、教育、宗教、及文化等板块进行分卷，共计11卷。
第一卷：纯粹理性批判
第二卷：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分注释
第三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
第四卷： 判断力批判 、《判断力批判》解义
第五卷：一切未来的形而上学导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康德哲学讲解等
第六卷：逻辑学译著（包括霍勒斯·约瑟《逻辑导论》，培根《新亚兰特斯》，《“培根”（<苏联大百科全书>词条）》等。）
第七卷：黑格尔《小逻辑》讲稿、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精神哲学等
第八卷：康德哲学研究（主要收录韦卓民先生关于康德哲学的六次演讲，康德哲学研究论文及讲稿和讲稿提纲）
第九卷：逻辑学研究（由《形式逻辑纲要》《亚里斯多德逻辑》《培根与其<新工具>》和《其他逻辑学论文》四部分构成）
第十卷：教育实录（韦卓民成熟的教育思想、丰富的教育实践及宝贵的办学经验）
第十一卷：宗教文化研究（要收录韦卓民先生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宗教研究的著述，包括发表于各种报刊的文章、著作和未刊的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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