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章开沅
整理：彭剑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以下文字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1、进军科学，坠入爱河
1956年，我和黄怀玉女士相爱了。怀玉比我小五岁，是华师52级学生，其时已经留校任教，分在世界史组。由于我给他们那个年级讲过中国近代史课，也参加过他们的班会，因此和她早就认识。对她的好感，是从一次班会上开始的。
师范院校学生的班会，是为将来在中学课堂组织班会做准备的。在班会上，大家会表演一些小节目，并且与交游结合。我曾参与他们在洪山游览，并且为他们讲述若干古希腊哲学家痴迷而又风趣的往事，鼓励他们潜心治学。他们很感兴趣，有些集体活动常找我参加，仿佛是他们的班主任（那时只有辅导员，没有班主任）。
有次这个班举行演讲比赛，也邀请我参加指导。正好怀玉讲了一个“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故事。虽然是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老故事，但经她一讲，听起来特别有味道。当时我就想：“这个故事讲得真好听。”因此对她产生好感。不过当时禁止师生恋，特别又是历史系学生，不敢有非分之想。
在她留校工作之后，我对她的好感变为爱慕。我感觉到，她对我似乎也有好感。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响彻云霄。有一回，我们一起去武汉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她梳着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一身合体的浅绿碎花旗袍，参加吴于廑老师组织的世界史方面的研讨会，我则参加中国近代史的研讨会，主题是“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因为隐约感到两情相悦，我自觉那天特别精神抖擞。
但是，虽已爱慕，我却没有勇气迈出关键的第一步。经过别人的一番怂恿，我才鼓足勇气展开攻势。怂恿我的，是我们的系主任田家农。
田家农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跑到日本留学，可以说是在是非之时去了是非之地。不过，他在日本参加了进步组织，与日本共产党都有关系，因此很早就参加了中国革命。我们一起南下，后来又一起在历史系，关系密切。他学问挺好，但生活方面比较马虎，是个马大哈类型的人。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有一阵子，他住在我的楼上。一回，我在窗外晒了一床被子。他趴在自家窗口抽烟，抽完了，随意把烟头一甩，掉到我的被子上，烧了一个大洞。1955年搬来南湖校区以后，都住在学生宿舍二幛一楼西头，成为门靠门的邻居。有的时候，我在屋里煮点红烧肉之类，他闻到香味就跑来了，都不需要我去请他。
桂子山新校区树木稀疏（1957）
他比我先解决了婚姻问题。在解放前，革命队伍里由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因此结婚实行“二五八团”制，就是要满二十五岁，有八年伍龄，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结婚。解放以后当然就没有这种限制了。田家农在解放后才结婚，是否受了“二五八团”制的影响，我不清楚。过惯了“王老五”生活的他，才结婚的时候还不太习惯，经常赖在单身宿舍不回家，与我们这些单身汉一起聊天或打桥牌，因此曾经惹起妻子的严重不满。不过后来慢慢好了，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夫妻感情很好，白头偕老。
田家农在告别“王老五”之后，虽然自己尚未习惯婚姻生活，但还是摆出一副过来人加领导人的样子，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在得知我心慕怀玉却不敢表白之后，他就一再怂恿我勇敢迈出第一步。在我犹犹豫豫的时候，他有一次着急了，高声说：“你这个人，平常看起来蛮勇敢的，怎么这么没有用呢？都不去主动找人家，难道还要等着别人来找你？”
在田家农的鼓励、怂恿甚至鞭策之下，我鼓足了勇气，迈出了第一步。非常幸运，怀玉接纳了我。
2、那时，对政治不敏感
正当我们热恋的时候，来了一场整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中共号召党外人士“鸣放”，提出自己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很快，出现了“大鸣大放”的局面。由于正在热恋中，我对这一运动几乎没有心思参与。而且很不幸，我自己竟成为鸣放抨击的对象。
我当时已经承担一点社会职务，是湖北省青联的副主席，还是省对外友协委员，有时去参加一点青联系统的外事活动。我的职称也上得比较快，那时已是讲师八级，月工资有一百元。由于我没有家累，当然有些结余。我做了一身哔叽衣服，买了一块东风手表，把自己装备了一下。没有想到，在某些人眼里，我成了中共的新贵。有一次座谈会，一位我比较尊重的民主党派年长教师坐在我的正对面，“鸣放”过程中看了我一眼，说：“大家看，现在吃香的喝辣的，穿着呢子毛料衣服，带着东风表的，都是什么人哪！”他是民主党派的一个头面人物，年龄比较大，但由于没有著作，评不上教授。加上家大口阔，日子当然没有我好过。他不是原中原大学系统的，总觉得从老区来的人有小圈子，有些想法，于是拿我说事。
被人当面如此嘲弄，以我的火爆脾气，按常理会立即回应的。但是，那一回，我却没有作任何回应，硬着头皮保持沉默，因为我还有点自信，一切自有公论。
座谈会后，田家农跑到我的宿舍，关切地问：“大章，你今天有什么感受？”
我回答：“我没有什么感觉。”
他有点奇怪：“人家当着面那样骂你，你还无动于衷？”
他没有想到，我当时一头栽在爱情的漩涡之中，别的都成了小事情，都满不在乎了，但归根到底还是问心无愧。
他安慰我：“大章，你这是为党受过。你要坐得住，听得下去！”
为党受过，党把我看成是自己人，我简直受宠若惊，我还不是党员呢。
与田家农说我是“为党受过”不同，有的老同志希望我作为党外人士，积极参与“鸣放”，提些尖锐意见。看我不如过去那样敢于直言，他们很着急，恳切地劝说：“大章，你原本是爱提意见的一个人，现在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你却按兵不动？”
众望所归，压力很大，我只好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一次长篇发言，总算以积极姿态参加了鸣放。
其实，我的“鸣放”也没有什么新内容，无非是把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讲过的“拆墙”、“填沟”，结合我的亲身感受发挥了一下。王任重说，党员和群众之间有一堵高墙，需要拆掉，有一道鸿沟，需要填平，这样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党好像形成了一个圈子，圈内是党，圈外是群众，党群关系不好。我追随党这么多年，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但感觉党员与群众还是不一样，云云。我的发言，被人记录下来，整理了一番，以显著位置刊登在校报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田家农找我聊天。他说：“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当前局势？”
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原来，那时已经紧锣密鼓，摩拳擦掌，中共准备要“反右”了，我却全然不觉。
整体而言，我的表现是很不积极的。那个时候，对于政治真的不那么敏感。当时最关心的，是自己个人的事情。正在热恋中，平常工作忙，一旦有时间，就想在一起多呆一会。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唯独不愿涉及政治上的事情，因为她是党员，我是非党员，有点自卑感。
因此，恋爱不仅使我找到了终身的伴侣，也影响了我的政治身份。我后来之所以没有被划为右派，一个原因是右派早就和我划清了界限，把我当做“鸣放”的对象，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当时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没有敞开胸怀积极“鸣放”，只是在老战友们反复敦促下，才不痛不痒地“鸣放”一番，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3、棉被与脸盆
1957年7月24日，我和怀玉登记结婚了。我们没有举行婚礼，新房是怀玉一手布置的。当然，那时候布置新房也比较简单。布置前后，有两样东西变化最大。一样是棉被，一样是脸盆。
小两口（1957）
我用的被子，是在开封时发的那条两斤半棉被。到武汉之后，一直没有换。记得才到武汉不久，老队主任牟政和我开玩笑：“我的被子都换了，你还没有换？你不到你的资产阶级老家去拿两条被子？”我自觉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再则年轻好胜，认为在武汉用那条被子能够过冬，因此多年未换。时间一久，就渐渐显出破旧来了。被田家农那个烟头留下点纪念之后，更显得有点残破了。布置新房的时候，怀玉让它退居二线，做了垫被。她另外做了一床厚一些的新棉被，被面是她家为她准备的，传统湘绣，金黄色丝绸底子，上面绣着龙凤，看上去非常喜庆。对这一变化，我非常欢喜。那条军用棉被，劳苦功高，确实不应该让它在一线操劳了。在那之后，它当过一段时间的垫被，女儿出生时，又改作小床垫被，一直到外孙女出生时，还做棉片用过。
我的脸盆，一直用的是在开封时发的那个铝盆。它在开封的时候是“多功能”，到了武汉之后，也还是“多功能”。刚合并到华大时，条件比较简陋，没有正式的餐桌，吃饭的时候，每桌需要有一个大盆子装菜。那时有一种以旧换新的业务，军用的铝盆只需稍微加一点钱，就可以换一个搪瓷盆。很多人的军用盆都换搪瓷盆了，搪瓷盆漂亮，舍不得装菜，我的盆子那段时间就要在洗脸、洗脚、洗澡之外，担负起装菜的任务。
后来条件好了，不需要用它装菜了。不久，改成薪金制，大家手头有点钱了，想着要改善生活。那时“王老五”很多，大家平时都吃食堂，没有炊具，想改善生活还不好弄。我的盆子又派上了用场。我买了一个炭炉，经常用盆子炖点牛肉，或者做点红烧猪肉，“王老五”们闻香而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多么快乐的单身汉！
这个盆子是我非常重要的家当。但是，那天下课回到宿舍，欣喜地看到绣着龙凤图案的新棉被的同时，发现我的宝贝盆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彩色的搪瓷盆，上面有一对红色的金鱼。原来，在我去上课的时间里，怀玉把我的多功能铝盆以旧换新了。新盆子很漂亮，很喜庆，但我还是若有所失。我的“王老五”生活，就这样随着那个铝盆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话得说回来，经怀玉这么一布置，整个房间顿显喜气，虽然没有贴“囍”字，但比革命时代的婚房仍然显得正规多了。在革命时期，结婚的时候，将两条两斤半的被子抱到一张床上，然后买两包花生米，大家来道个喜，就功德圆满了。
我们登记结婚前后，“整风”已经变成“反右”。大学校园内也反复做“反右”的动员工作，我记得原中原大学的员工还单独做过一次动员。动员会上，刘介愚院长亲自讲话，话不多，但讲得很沉重。京剧有一个传统剧目叫《四进士》，讲四个同科进士，在后来的发展中，三人贪赃枉法，另一位刚直不阿，对他们动了真格，拿下问罪。刘院长说：“现在到了《四进士》的阶段。”意思就是说，要动真格的，大义灭亲了。
这些动员，我都听了，也不是完全没有震动。但是，对我而言，当务之急是结婚，因此还是没有过于关注。我们没有举办婚礼，买了一些喜糖，放在新房里，来了客人，就请人吃一点。不过，那时形势确实十分紧张，人心惶惶，唯恐“右派”帽子落在自己头上，来吃喜糖的并不多。
4、庐山蜜月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居然还上庐山度了蜜月。这得感谢田家农。为了我这个战友的人生大事，他动用了一点系主任的小小权力。那时有两位从东北来的日本籍八路军解放战士要携眷上庐山游览，田家农本来是最理想的陪同人选，但“反右”正在进行，无法分身，便以我有外事经验为理由，让我和怀玉陪这两家日本人上庐山。于是，我们公私两不误，既接待了日本友人，也实现了自己的旅行结婚。
这两位日本友人，都是在抗战的时候，因为反战，起义加入八路军，帮八路军做事，喊广播策反，后来加入共产党，并担任相当重要的干部。
一家姓渡边，三口人，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渡边个子不高，很壮实，爱喝酒。他的夫人姓小山，显得很时尚，是一个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福冈的女儿。他们是在苏联红军解放旅顺的时候认识的。听说苏联红军举行舞会，小山颇能周旋得体，渡边非常爱慕，后来终成眷属。
另外一家姓小野。小野年纪大一些，他的太太属于那种非常勤奋，吃苦耐劳的传统日本女性，显得很沉静。他们孩子多，有三四个，因此感觉比较艰苦一些。渡边家则显得比较优裕。
当时中共中央似乎有一个内部决策，为了“世界革命”的需要，要让这些日籍共产党员以“遣返”的名义回到日本去，支持日本革命。大概渡边和小野级别比较高，回去之前可以享受一次旅行，于是才有庐山之行吧。
那时候华师在庐山租了两栋别墅，主要是为教职工轮流休假之用。那年暑假，学校闹“反右”，因此房间大都空了出来，我和怀玉也同样分配单独的房间。我们去的时候，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有工会派的“管家”，还带着厨艺高超的炊事员。服务到位，比宾馆还周到。我们和渡边家、小野家一起住，一起吃，一起游山玩水，非常融洽。他们最喜欢吃饺子。一吃饺子，就高兴地喊：“拿酒来！”就这样，在完成接待任务的同时，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幸福、非常愉快、无牵无挂的、浪漫的蜜月，成为一生之中的美好回忆。
庐山蜜月
不过，好景不常，在收到田家农的一封信之后，赶紧与两家日本友人提前回来了。大概田家农在学校受到了一些压力，可能有人说，在阶级斗争如此紧张的时候，历史系这对新婚夫妇怎么跑到庐山去逍遥自在？但他在信中并未说明原因，只是催促我们早点返校，我猜想肯定有什么紧急情况，于是马上下庐山。日本友人对这段美好时光非常留恋，乘车下山时，渡边不断对儿子说：“庐山太美了，小健你再多看几眼。”他们返回日本的日期已经迫近，所以大家都依依不舍。据说，渡边回国后，曾任日共东京都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小野夫妇则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文革后，田家农曾任新华社驻东京首席记者，他与这两位忠厚的日本友人一直保持联系。
回到学校，反右已接近尾声。在庐山后期，学校有些年长教授也曾到庐山休假，有几位回来之后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了。我总算运气好，回到学校之后，没有一顶“右派”的帽子等着我，也没有任何“左”派积极分子提出要批判我，这大概与我平常人缘较好有关吧。
5、感恩吾妻
能娶怀玉为妻，是我今生最大幸福。我的祖父为我取名“开沅”，怀玉出生于湖南沅陵，以致经常有朋友拿这个开玩笑。我总是笑一笑，在心底相信和怀玉的结合确实是一段良缘。怀玉是一个典型湘西女子，个子不大，一眼看上去，似乎很柔弱，但内心其实非常坚强。
我虽没有被扣“右派”的帽子，但婚后不久，就被下放草埠湖农场。1958年大女儿出生时，我正在农场抗洪抢险，无法守护在妻子身边。那时我父亲病危，所有重担，都压到了怀玉的肩头。学校里的人，或下放了，或“大炼钢铁”去了，找人帮忙都难。我真不知道怀玉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此事令我歉疚一辈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遭受批斗。在那段岁月中，妻子揭发丈夫的比比皆是，为了“划清界限”而离婚的也比比皆是。当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怀玉没有被划为“反属”，而是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既是革命群众，那就有义务交代、揭发丈夫的“劣迹”，但她顶住了各种压力，始终没有这么干。她只是默默地为我分忧，顶多问我一句：“你对自己的问题心里有数吗？”我斩金截铁地回答：“有数。”她完全相信我，始终相信我，不受外界任何影响。在当时那种高压环境，她能挺得住，既出于她对我的理解信任，更由于她内心的自信与坚强。这种操守，这种德性的光辉时常在我心中掀起波澜。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曾经下决心要多做一些家务，给怀玉一点补偿。但不久，我就忙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尤其是担任校长之后，更难为她分劳，持家的重任，基本是她一人承担，何况她白天还要上行政班，而且是恪尽职守。我觉得一辈子受恩于怀玉，自己在家庭方面付出太少，心怀歉疚。
出乎意料的是，2011年为日本学者野泽丰先生举行追思会，在座的都是我和野泽丰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怀玉在发言中很认真地说：“讲到在家里对妻子好，愿意做家务，在座的各位应该向野泽老师和章老师学习。”她如数家珍般地讲述野泽先生在家里帮助太太做家务的故事，也把我在家里做过的一些小事，以及妇女节、母亲节给她送鲜花之类的事情列举出来。如此公开褒奖，真有点令我飘飘然。不过，我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做得很不够，希望天下后世的男子汉们都能做得比我好。
我们在1957年结婚，至今已经50多个年头。期间虽然也曾为一些小事吵得面红耳赤，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是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早已融为一体。
2007年，我们迎来金婚纪念之际，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怀玉，回顾我们相识相知以来的点点滴滴。现抄录如下：
金婚吟
——赠怀玉
湘有兰兮沅有芷，
犹忆昙华初识时。
仲夏夜梦牯岭月，
漳水漫溢最相思。
历尽劫波情愈笃，
风雨同舟共扶持。
金婚米寿平顺过，
晚霞满天未觉迟。
老两口（2004年昙华林寻觅旧踪）
6、家和秘钥
我年老之后，有年轻人问我保持家庭和睦的秘诀是什么？我哪有什么秘诀，不过还是很乐意分享一下自己的点滴感悟。
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在特殊年代，政治层面的信任非常重要，像怀玉在文革期间对我的信任，真令我感念终身。不过，在平常年代，夫妻之间的信任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内容。最为基本的，还是在家庭关系上的信任。这方面的信任缺乏，可能会给夫妻关系造成很大麻烦。我就接触过这样的家庭，夫妻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整天疑神疑鬼，捕风捉影，幻想连篇。夫妻中有一人如此，家里肯定就会鸡犬不宁，不要奢望家庭和睦了。
不要拿自己的长处比爱人的短处。每个人都有所长，都有所短，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与人相处，最忌讳看自己只找优点，看别人专找缺点。整天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短处比的人，永远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瞧不起他人，甚至盛气凌人。人与人之间如果互相瞧不起，那是无法和睦相处的。在家庭里，如果夫妻同在一个行业，对丈夫而言，尤其不要因自己发展稍快而瞧不起妻子。做丈夫的必须明白，女性因为顾家，生孩子，养孩子，业务发展一般比男性要慢一点。当然，如果妻子在业务方面发展得比丈夫好，也不可因此瞧不起丈夫。
不要回避矛盾。夫妻之间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千万不要因害怕伤害感情而避免争吵。要真诚相见。刻意避免争吵，可能会陷入虚伪之中。你也忍住，我也忍住，结果是你骗我，我骗你。若如此，夫妻是没法长久的。有人说：“争一争，感情深。吵一吵，感情好。”这话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争吵要成为夫妻感情的润滑剂，还要注意如下两点。
一则争吵时不要把话说绝。既然争吵是为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千万不要图一时痛快，说一些给对方造成伤害的话，尤其不要动不动就说出“离婚就离婚”之类的话来。近几十年来，离婚率似有升高的趋势。其中有一些，本来没有多大的矛盾，就是在争吵时图嘴上痛快，说完了之后，又互不让步，“离婚就离婚”，真跑去离了。
二则万一对方说了伤人的话，不要放在心上。人在吵架的时候，总是容易把嗓门提高一点，语气加重一点，遣词狠毒一点，以这种方式显示自己不弱，有杀伤力。被伤害的一方，当时即使伤心，冷静下来之后，还是要想得开，明白这只是气头上的话，不是真心话，只是想气你一下。当然，明白了人性的这种弱点之后，在吵架的时候，即使在气头上，也要尽量避免伤害对方。
再一个，我还想奉劝天下的夫妇，脑瓜子里多想一点愉快的事情，不要老想着那些疙疙瘩瘩的事情。
最后，作为男人，我想奉劝男子汉们一句：一定要根除大男子主义。中国长期是一个男权社会，国人很容易滋长出大男子主义来，男子汉们要特别警惕这一点。在家庭里，对老婆多一点关心，多干一点家务，这是非常重要的。
7、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我和怀玉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小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被关在“牛棚”。孩子们从小就受到我的牵累，经常被寄养在别人家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女儿已经上小学，她喜欢歌舞，想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拿个小红书唱歌，因为我是重点批判对象，得不到批准。不过，她很懂事，没有怪我。假日里，她还从自己的寄养家庭去妹妹的寄养家庭看看，帮妹妹洗澡，或者煮点排骨汤给妹妹喝。寄养小女儿的家庭里孩子多，有时照看不周，她就在地上到处爬，在地上捡到瓜子壳或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人们又经常拿她开玩笑，说“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之类的，多少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一点阴影。她们都受了我的拖累，但都没有怪我，并且都懂事早。
在女儿小的时候，由于经常被卷进政治的惊涛骇浪中，我对她们的关心是不够的。不过，不等于没有牵挂。文革期间，发生了很多悲剧。但是，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出走，或者自杀。这类悲剧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对家的牵挂，我要对妻子负责，对女儿负责，不能抛下他们不管。
文革之后，我有较多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教育孩子方面，我奉行一点：不对孩子作过多干预。在这方面，也稍微有点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中国的很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太切，对孩子干预过多，甚至变成事事包办。这种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意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人格。事事包办，其实不利于孩子成长，还经常毁了孩子的幸福。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幸福，亲自出马，挑选女婿，并设法将其从县里调到省城工作，设法安置到重要位置，以为这样一来，女儿一生的幸福就有了保障。但最后还是一场空，离婚了。孩子的婚姻是孩子的，不是父母的，并不是父母认为好，孩子一定就认为好。关系到孩子一辈子幸福的事情，当然应该由孩子自己决定。那种亲手挑选、栽培女婿的做法更是愚不可及。因为这种婚姻损害了男子最基本的自尊，什么东西都是你恩赐的，是你赏给的，在家里如何抬得起头？如果岳父母因此而有轻慢之心，甚至妻子也有轻慢之心，那就更加不堪忍受，到一定时候，非爆发不可。
我说不过度干预，并不等于不管。管还是要管，但不要认为自己的意见就绝对正确，把自己看做一个“大人”，所言都是金科玉律，非要孩子听从。对孩子的教育，应该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孩子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供孩子参考。现在的社会是多元的，家庭也必须是多元的，没有哪一种意见绝对正确，更不存在唯一的选择。
我两个女儿上大学的时候，专业都是自己选择的。大女儿从小跟着她舅舅挖草药，学针灸，对医学感兴趣，学了医。小女儿本来可以上武汉大学生化系的，但经过权衡，最后选择了浙江大学的光学仪器专业。我至今记得她做出决策时对我说的话：“我若到武大读书，没事也有事了，因为你和武大刘校长关系太密切了。”为了显示她上大学和我没有关系，全靠自己的实力，她选择了浙大光仪系。工作多年以后，她们又都放弃了大学所学的专业，大女儿改做心理咨询师，小女儿改做精算师。对于她们的选择，我和妻子都不予干预，表示支持。她们的婚姻，也都是自己做主。现在，她们都有自己不错的职业，家庭和睦，不劳两老操心。
（原题：成家）
本文原刊：《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