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从高小开始就欢喜写点所谓“文章”，但无非是自娱自乐而已。
进入高中以后，山河破碎，家人离散，历事渐多。特别是两次被学校开除，浪迹江湖，备尝艰辛，更有意在写作中寻求慰藉。
1948年冬前往中原解放区前，曾自辑历年文稿一厚册，题曰：“昼梦录”，无非是记录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也从未想过出版问世。
因此，“文化大革命”后经审查归还各类文稿、笔记，除保留《张謇传稿》外，其余文字资料均付之一炬。
这种行动可能极其鲁莽而又愚蠢，但历经劫难之乱世人的复杂心情，并非常人常态所易理解。
其所以取名“昼梦”，多少带有一些自省、自责乃至自谑意味。
我早年读过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觉得自己也有罗亭那样的性格弱点，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但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勇于思而怯于行，因此才四处漂泊，一事无成。
小说的结语是：“愿上帝帮助所有无家的流浪者”，亦曾在我内心深处引发强烈的回响。
我甚至羡慕屠格涅夫以后再版时为罗亭增添的最后结局：在1848年巴黎巷战中阵亡，临终手中还握着一面红旗，心想这未尝不是我较好的人生谢幕。
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少年时代的梦，似乎一个一个破碎了，想当高尔基式的作家，想当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都成为虚无缥缈的幻影。
我已成为浩浩荡荡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并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事业。
我不再有独自的打算与追求，而是把革命需要与组织分配当做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
我留在最不想留下的城市，从事我从来没有想干过的工作。
我不再浪荡江湖，到处漂泊，就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女，成家立业，老老实实在一所大学教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人生似乎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又蕴藏着高尚与幸福，因为我仍然拥有自己的梦，这个梦不同于少年幼稚的梦，可以说是伴我成年后的终生，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对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以人的全面完善为基础的全人类最后解放，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实现公平分配、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
这个梦似乎非常抽象，非常遥远，但我深信将来一定可以化为现实，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望这个理想的实现。
我已不再是少年时代的罗亭性格，我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学习着，工作着，快乐着。
尽管现在的世界还存在着太多的邪恶与黑暗，但我相信终究将会出现一个充满真、善、美的新世界，而贝多芬为席勒《欢乐颂》创作的巅峰之作《第九交响曲》必将响彻寰宇！
我想把这本文集取名为《寻梦无痕》，这不再有少年时代幻想破灭的消极意味。
大约是在2004年的秋天，我突然萌生寻根的兴趣，遂与妻子去太原郊区寻找剪子湾沙河村祖坟。
因为抗战前每年清明时节，家中老辈都会派人前去祭扫。
非常感谢时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的行龙教授，在他的周密安排并亲自陪同下，居然找到了沙河村旧址，但行政建制已经改名为剪子村。
这当然是意外的惊喜。
不过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社会变迁，此处已被房地产商人开发，成为大片大片高楼大厦的住宅区，不复是当年的荒郊野外，旧冢新坟……几位年逾七十的老人都曾见过我家的祖坟，记得起还有几座石俑、墓碑，但眼前除当年“坟亲”（守墓人）后代尹才智老人所住几孔相通的传统窑洞外，已经没任何其他历史遗存可以引发思古之幽情。
据说，就连这个几孔窑房亦已列入城市规划公路线内，以后再来，连这丁点历史遗存痕迹也将荡然无存。
我的祖辈从十二世节文公开始，曾有三代十几口人生活并终老于太原。
从十三世怡棠公开始，继续往大西北迁徙，首先是游宦于甘肃兰州，随后又随左宗棠大军进驻酒泉。
大约是在1876年，十四世维藩公又随大营征战于新疆各地，主要是在冰天雪地大戈壁上专司军需物资长途转运。
怡棠公父子三人在甘肃生活甚久，在新疆参战与屯垦亦历有年所，直到1881年才随同左宗棠回到梦魂萦绕的江南故土。
2006年初秋，我与妻子在陈才俊教授的热心陪同下，从乌鲁木齐经哈密、酒泉，又登嘉峪关，从敦煌乘出租车越大戈壁，循祁连山脉寻找祖辈走过的足迹，但也只能在嘉峪关等历史遗址遥思他们的金戈铁马征战生活与遗存诗文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连左宗棠的相关历史遗迹都所剩无几，兰州贡院至公堂悬挂的仅有的一副左宗棠手书木质长联已经开始腐蚀漫漶，当年西征壮士似乎已被热衷于时尚消费的当代中国人所遗忘……
时代在不断发展，现代化的大潮席卷城乡各地，城市建设堪称日新月异。
历史遗存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保存，但号称文明古国后裔的我们也太不珍惜历史、守护历史，很多城镇大拆、大迁、大建，一方面，悍然毁灭本真文物；一方面又粗制滥造所谓“重建文物”，乃至历史风韵荡然无存。
所谓“寻梦无痕”者，无非是有点牢骚，再加上羞于无奈。
既无悲欢，更非消极。
我从小就欢喜鲁迅经常引用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以此语作为序言的结束吧！
（该书原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有删节。）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