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章开沅
整理：彭剑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以下文字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1、报农经，学历史
团聚之后不久又离开家人，于1946年9月到南京的金陵大学求学。
之所以能上大学，乃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青年军在退伍之后，凡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可以免试上大学，学校可以自己选择。我之所选择金陵大学，一个原因是南京离家较近。更为重要的，是金陵大学有我向往的国内外知名专业：农业经济系。
我虽然有一个文学梦，却没有想过要去读文学院。因为我那时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业余写作就行了。鲁迅告诫他的儿子：“不做空头文学家。”这句话对我也有些影响。我当时想通过大学学习，获得一个可以谋生的职业。考虑到在计政班学过一段时间，在经济学、会计学方面还有点底子，因此想以经济学为专业，毕业之后，或到银行，或到别的什么地区从事农业改良和农村改造。之所以会对金大农经系有点印象，大概是因为我有一个堂叔曾经就读过农学院的农艺系。
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结果，我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历史系。后来听说是历史系看中了我的语文程度，考试时我的语文成绩比较突出。虽未能就读自己心仪的专业，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只要有地方读书，已经心满意足。
保送到金陵大学读书的青年军复员人员不少。曾经与我同一个连队的陈翘邦，就在园艺系学习，我们还住同一个宿舍。不过，进去容易，要毕业则很难。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毕业生一般两人一间宿舍，以方便撰写毕业论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人手一台打字机，用英文撰写。打字机可以借，也可以租。
高淘汰率对青年军学生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到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青年军出身的学生大部分被退学了。被退学的那些人，大都对国民党忠心耿耿，反对进步学运，但退学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学业方面达不到金大要求。听说离开金大之后，他们又被英士大学全数接收了。英士大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陈其美（字英士）而创办的一所大学，1949年被解散。我的成绩还不错，可以继续升学。陈翘邦也顺利过关。
由于是公费上学，学费、书费、伙食费都不用花。金大学生有一个伙食团，自费生要自己掏钱，公费生则都是公家出的钱。吃的不怎么好，但也不太坏。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有一批物资，因为金大的卜凯教授当时在救济总署，因此金大沾了光，我们吃的罐头，就来自救济总署的这批物资。都是部队的过期罐头，鱼肉制品。整天用罐头当菜，到后来都吃腻了，看到罐头就想吐。
我们睡的床铺也是来自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都是崭新的钢丝床。那时在南京能睡钢丝床是一种享受。夏天的时候，南京臭虫比较多，以至有外国人干脆把臭虫叫做“南京虫”。如果是木头床铺，臭虫就更多一些，有时蚊帐上臭虫可以排成一条线。睡上钢丝床，就可以免去臭虫困扰，太享受了。
2、课堂学习点滴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给我们上古代史的，倒是金大的专任教师，名叫章诚忘，是柳诒徵的女婿。章老师学问挺好，但不擅长讲课，总是低着头看讲稿。学生背地里开玩笑：“章老师名字没有取好，容易忘记，因此要多看讲稿。”
金大仿照牛津、剑桥，对新生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是陈恭禄先生。陈先生总是一袭长袍，一脸严肃。他以著述为乐，对我的指导不算太多。在选课方面，他给我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除本校老师开的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课程也可以选。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1947年秋金陵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合影于贝德士住宅前
一排左二：王绳祖，二排左二：陈恭禄、左三：贝德士，右一：章开沅
金大老师的教学，有三点给人深刻印象。
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很多。作业当时叫做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另一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贝德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就是陈恭禄等老师授课，也不是一讲到底，也注重师生互动。我至今都记得，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忠集》？”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我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我说：“我看了。”他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我就随意介绍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陈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其实，我课外活动比较多，专业老师布置的参考文献从来没有读完过，之所以《达衷集》读得比较认真，是因为这本书编的文献，有很多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记载，像游记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点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我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附带说一下，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
一般而言，我的课程学得还可以，但有两门课弄巧成拙。一门是经济学。我自认经济学有点底子，上课也非常用功。老师讲边际效用，介绍六个图解即六种模式，考试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地将其发展为十二种，以为肯定能得到老师的高评，结果却惹老师不满，只得六十分。另一门是逻辑学，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但因为我已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试的时候难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结果被比较保守的倪老师判了个“不及格”。这是我大学期间一点缺憾。
除了可以自己选择的课程，还有一些是必须上的通选课。比如说大学国文，必须学一年。比如说，公民课，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请来担任主讲的，多属党棍之类，因此给人印象不好，学生上课纯属应付。从公民课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是在推行党化教育，但还比较隐晦。至少国民党的机构在高校里不能公开，更无从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
3、茶会与讲座
课堂听讲之外，课余的party和讲座也都是学习的重要场所。
我的授课老师中，举行家庭party的只有贝德士夫妇。那是真正的“茶会”，英文名字就叫做“tea party”。茶会都在周末举行。事先他会在课堂上宣布一下，周末什么时间举行茶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每次参加的人也不是很多，多的时候十来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人。
茶会带有一点社交性质，老师会为大家准备一点花生米，一点饮料。茶会上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交谈内容则比较随意。比如刚开始的时候，贝德士会与大家交流各自的家乡。他会向大家介绍美国、欧洲他生活过的地方的情况，同学们则介绍自己的老家。深入一点之后，才慢慢有些实质性内容。比如我曾经在茶会上提出来对印第安文学感兴趣，贝德士便想办法帮我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
在交流中，贝德士也曾经展示过他的收藏。如有一次他拿出一些基督教的画卷，装裱得很仔细，打开给我们看。那些画反映的，都是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士采用“儒表耶里”的策略传教的场景，有的人穿着明代汉人的衣冠，有的人穿着满人的衣冠。这只是一种专业教育，并非有什么特别用意。贝德士虽是传教士，但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不向学生传教。他的布道活动，都在教堂进行。
金大的讲座很多，有些与历史专业有关，有些则没有关系，我都尽量去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与历史专业有关的讲座中，我有点印象的是向达。向达是北大教授，利用学术休假的时间来金大兼课，都以讲座的方式进行。他的主要专攻在中西交通史，跟我们所讲也围绕这方面。最为难得的是，当时正好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南迁，搬到了南京。他利用自己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带我们去南京博物院参观了部分藏品，主要是历代帝王像，边参观边向我们讲解。
与专业无关的讲座也不少，罗隆基、马寅初、梁漱溟等人都讲过，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讲。记得有一位外国女学者讲计划生育，陈恭禄先生亲自去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还鼓励我们去听。但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计划生育这事，离我也太遥远了。
罗隆基很会讲，演讲的主题是宣扬民主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都讲。但他有自己的特色，结合现实更密切，并且风度翩翩，很像在海德公园的演讲，非常精彩，令人倾慕。
梁漱溟讲的是什么内容完全不记得了，好像也是有关政局评论，我只记得他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倔头倔脑。抗战时期我曾认真读过他的《朝话》，很想追随他从事乡村教育。
马寅初不以风度见长，国语也不是很标准，浙江口音很重。但是他敢讲，比罗隆基都敢讲。在金大演讲时，大骂蒋介石。那时物价飞涨，金融面临崩溃。他说，蒋介石行伍出身，完全不懂经济。货币必须流通，不是你蒋介石能够控制的。货币流通，不是你在军队里面喊“立正”，他就立正，你喊“稍息”，他就稍息。通货就像人大小便一样，不能够叫你解你就解，叫你不解你就不解。该解的时候你不让他解，不就膨胀了吗？！他这么一讲，大家觉得痛快，哄堂大笑。后来，因为他骂蒋介石骂得太痛快，蒋介石受不了，一度将他软禁起来。
最高雅的艺术讲座是周小燕带来的。周小燕是一位音乐家，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她结合领唱《弥赛亚》，进行必要的讲解。因为规格高，入场的时候，一般都要穿正装。穿西服的，必须打领带。我们没有西服，也都穿得比较整齐。
4、课余游乐
我在金大求学时的课余生活，有游乐性的，有政治性的。政治性的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民主运动，后面会专门介绍，此处简单谈一谈游乐性的课余生活。课余交往的圈子，有章家亲人、九中同学、计政班同学、青年军战友，当然，大学同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平日的夜晚，我一般都一个人到图书馆，看一看书，或练习写作。中午的时候也常去图书馆，翻翻报刊杂志。金大图书馆的环境并非很好，因为它临街，对面是一个歌舞厅，经常放一些靡靡之音，中午时分，令人昏昏欲睡。因此，在春秋冬季的中午，天气晴好的时候，我经常会邀上几个同学，在北大楼前面的大草坪上坐下聊天，享受阳光。
大学时期，男女同学之间除了上课之外，课下也有接触，但互相串门的不多。女生宿舍男生免入，平常要找女生，只能通过门房，在女生宿舍楼的会客处相见。但女生宿舍每年有一次向男生开放的时间，一般是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那一天，男生可以进到女生宿舍里面去。男生很高兴，女生也很高兴，像招待客人一样接待我们。
我上大学时，我那位主张“家庭革命”的叔祖母住在南京。家里除了她，还有一个叔叔章学浦和两个婶婶，以及一群堂弟堂妹。其中一个婶婶是章学浦的夫人，另一个是他哥哥学澄的太太，学澄时在香港交通部门工作。学浦在成贤街中央大学附近租了一栋两层小楼，开了一个诊所，挂着“章学浦大医师”的牌子。他的嫂嫂是一个助产士，因此在诊所的另一侧挂着另一个牌子：“陈某某助产士”。他们以中央大学师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叔祖母疼我，总是邀请我星期天到家里去。去了之后，总要做些好吃的，让我打牙祭。
九中的好友周承超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学当教导主任，我们经常聚一聚。相聚的时候都玩些什么，已不复记得。年老重聚的时候，他和他爱人都说他们的结合得力于我的撮合，但我对此事已经毫无记忆。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曾经聘请我到他们任职的私立中学兼历史课。我把在贝德士老师的世界通史课堂上听来的内容，在高中课堂上现学现卖了一个学期，居然得到该校领导的赞赏。
计政班时的同学闻刚，在战后随他父亲回到了南京。新疆省主席在南京设了一个办事处，叫天山学会，闻刚的父亲就在这个单位给领导开车。闻刚也学会了开车，在天山学会谋了个差事，偶尔在周末开个吉普车，穿着少校军服，神气十足地到金大接我出去玩一下，而且照例由他做东，在夫子庙喝茶，吃点心，听戏。那时在茶馆喝茶可以听戏，对爱听京剧的我而言，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到了晚上，因为他的车是单位的，按纪律无法送我回去。于是，我就雇一辆马车，从夫子庙出发，朝着玄武湖方向，回位于鼓楼的金大。晚上没有什么车，人也少，非常安静，只听得马铃和马蹄的“得得”声。这种时候，脑中没有激昂的政治，没有紧张的学习，只有对清茶与戏曲的回味。
计政班的另外一位同学秦邦文，战后在上海一个海军仓库当会计。周末偶尔也会来南京，来了之后，就会找到我和闻刚，一起聊一聊天，或者喝茶听戏，我们三人亲如兄弟。
青年军时期一起学习的吴天牧，战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他偶尔也会来南京找我。我们相见，除了交流各自的大学生活，还会花比较多时间讨论托尔斯泰，以及其他文学作品。
我在青年军中被关重禁闭的时候，为我送去豆豉炒辣椒的那两位好友，战后复员，都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小倪继续在公共汽车上卖票，王正炳继续回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能够如此，得益于《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的有关规定。他们有时也会来看望我，我闲暇的时候也邀他们出去玩。当然，和他们的交游与和其他人的交游一样，多半都在大一期间。后来我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政治性活动多了，和老友们交游的时间就很少了。
5、金“男”大，金“女”大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在南京，同为教会大学，加上金陵大学男生比较多，女生只占三分之一左右，金女大则全是女生，因此，好事者常开玩笑说：“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局外人眼里，这两所学校似乎很容易通婚。实则大谬不然，金大虽然也有很多高官与富家弟子，但金女大的贵族气更重一些，金大男生一般不敢“高攀”。即使想攀，也很难有机会。因为金女大管理特别严格，女生都被教会出身的辅导老师看得严严的，男生难得有机会接近她们。
但是，1948年秋天，金大历史系的男生获得了一次与金女大学生交往的好机会：金女大家政系的学生主动邀请金大历史系男生一起去栖霞山看红叶！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在路上，男生女生就愉快地交流上了。但是，我却没有机会。我那时是历史系自治会的总务，对外联络是我的职责。金女大的女生们虽然出来秋游，但还是有好几个外国老太太跟着。在车上，老太太们大概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老是拉着我讲话。结果，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女生接触。不过我也很高兴，至少为同学们提供了和金女大学生结识的机会。
一接触，金大男生大开眼界。原来，金女大的学生如此娴雅！秋游时的点心，都是她们亲手做的。有牛肉，有馒头，还有品种繁多的其他小吃。她们还带了毯子，铺在枫林的草地上，摆好点心，邀请大家就坐，交谈，文娱，进食，一切有条不紊，彬彬有礼。
后来才知道，金女大家政系的学生组织的这种活动，其实是她们的实践课。在课堂上学来的东西，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一举手，一投足，待人接物的细节都有讲究。原来，邀请男生远足，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交友，而是为了家政课训练。难怪当日有机会接触女生的历史系书呆子，最终没有一人由此收获爱情！
关于这次远足，有一个问题令我长期困惑。那就是，金女大的女孩子们，为何选择了历史系，而不是别的系的男生？金大最好的专业是农经，最有文采的专业是中文，哪个系都比历史系强，为何却偏偏选了我们作为“试验品”？多年之后，通过长期观察历史系的学生与老师，我终于有所感悟：历史系的男孩子最老实（当时称为“规矩”）！因此，以历史系男生作为“试验品”，不会因为一次秋游而给她们带来什么感情的牵扯。历史系的男生，穿西服的都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件长袍。我是部队下来的，经常穿一身美军军服，脚蹬一双美军军靴。我们这种大兵形象的男生，对金女大贤媛型学生根本没有吸引力。
我们做了一回金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试验品，却由此“得罪了”金大的女生。她们说：“好啊，你们跑去巴结人家！”
话虽是如此说，其实金大和金女大之间还是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由于两所学校之间可以互选课程，因此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还有一些。金女大虽然一般情况下不向外开放，但当我们选了它的课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校园之内流连。除了郊游，其他一些课外活动，包括政治性的活动，也经常是两边的同学一同参加，我所参加的读书会，就有好几位金女大同学，有一位还是来自国立九中的师妹。
本文原刊：《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