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一贯提倡史学家要有参与意识，史学应该参与现实生活。他主张通过对历史生活的参与，对历史遗产的盘点、总结，从历史中寻求智慧，用这种智慧对一系列有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从而参与历史的创造。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所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1]章开沅先生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就是这样的“智者”，他就是这样的“良史”。
一个时期以来，他比较集中地谈论“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1999年秋天，章开沅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50周年所庆集会上发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一文，主张“尘封的历史需要揭开新页，备受冷遇的史学应该显示自己的价值，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出更多的光和热”。[2]2000年他在接受《光明日报》史学版编辑危兆盖访问时，明确提出“参与史学”的概念：“我们的研究紧扣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学术界、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这种研究既是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带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我把它叫作参与史学。”[3]2001年，他在《江汉论坛》发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参与史学的看法。该文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进一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5年他在东京与日本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也谈到历史学家应与其他有识之士携手并进，以各自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智慧、热情，为精神文明的健全发展做出努力，真正的历史学要超越学科、超越国界，为全人类所共享，为全世界所认同。
本文拟就章开沅先生关于“参与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谈点体会，就教于章先生和读者们。
一、“参与史学”的提出
章开沅先生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参与史学”的？
首先，他目睹了现实的种种问题后，认为需要各方面来参与，历史学家以其优势更要参与，引导社会走向和谐与进步。
章先生居安思危，认为虽然20世纪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创造的现代物质文明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但是又使眼光短浅的人们走进了重物质而轻精神的误区，导致精神文明的缺失和伦理道德的沦丧，两次世界大战和连绵不绝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使用了高科技手段的现代战争，使无数生灵涂炭；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使人类正遭受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所引发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使社会缺乏安全感。章先生觉得人类已经处于严重的灾难之中，甚至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前途。他大声疾呼，人类不应该继续自相争斗、自相残杀、自我毁灭，有良知的人们应该首先联合起来图谋自救，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扭转重科技轻人文导致的精神缺失与道德滑坡的局面。为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社会各界，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而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为历史学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长的时代，其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的重大问题。历史学家具有全球的眼光、全人类的眼光，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善于进行深层的、全局的思考。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因此历史学家尤其要参与现实生活，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章开沅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的。
其次，古今中外的历史学有一种参与的传统，章开沅先生希望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
在西方，有开创年鉴学派史学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不仅写作了多种彪炳史坛的社会史巨著，而且在德国纳粹蹂躏自己祖国的时候拿起枪杆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中，用鲜血与生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在中国古代，有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作《史记》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不少主张“经世致用”的历史学家；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有许多历史学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积极参与了创造历史，章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罗列了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吴晗、尹达、黎澍、刘大年……一系列光辉的名字，称赞“他们的一生同样体现出史学可贵的参与意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演变”。[4]章先生认为“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5]
第三，是史学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促使章先生提出参与社会，创造历史。
章先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面对20世纪的诸多社会问题，常常感到不安和惭愧。“21世纪的人类能为后世留下些什么？”是他经常萦绕在心的问题。他既不满于史学界那种埋首故纸堆、潜心作学问而无视时代变化、社会需要的消极现象，也不满于一些人想关心社会、想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嫁接起来但又摸不着门径，粗制滥造、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他具有史学家的良知，认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同时更应该是思想家，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6]“面对现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陷和社会的腐败等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决不可保持沉默”，[7]而要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即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参与现实，还要创造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所以他肩负历史的重任与时代的使命，心系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前途。他提出参与史学，是希望史学界同人能够与他一道，成为当代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时代的旁观者。
二、如何参与创造历史
历史学家参与创造历史，可以像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那样，不仅致力于高水平的史学研究，而且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血洒疆场；但在更多的时候是要恪尽职守，搞好史学研究，因为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他们也是强调史学家的“天职”是研究历史，历史学家参与创造历史是要用史学而非其他来参与的。即使因某种需要而走上别的什么岗位，历史学家也应该用自己在史学研究中总结出的历史经验作为当前工作的参考。
章开沅先生指出：“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他就不成其为历史学家”。[8]他提倡历史学家首先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他把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作为参与现实，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前提，历史学家不做好历史研究的本职工作，用来参与现实生活的“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那这种参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的同事和弟子们可能还记得，在他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仍然坚持史学研究，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他曾说，能够当校长的人在行政楼里能够找到一大批，为什么上级部门让我出任校长，无非就是要利用我的学术影响，如果我当校长就不搞学术研究了，也就失去了让一位历史学家当校长的意义。
章先生认为，参与历史生活首先是一种“理解”，而不是评判，要做到“设身处地”，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做到这种理解，就要用实证的方法，即通过历史文献，特别是通过文献的考证过程来理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他反对那种著书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提倡搜集原生态史料，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任何史料的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其原生态，所以他一向主张对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只有充分运用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
利用原生态史料研究历史，是为了“求实存真”，进而求得真实历史中所蕴含的智慧。章先生认为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但研究历史最重要的还不是史实真相，而是史实中所蕴藏的丰富智慧，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智慧的积累与储存，总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遵循。那些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在任何时候观察事物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弄清历史真相当然也很重要，而且更要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中寻求到真正的智慧，以作为我们参与现实生活的凭借。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生活，参与历史创造，就是要用历史的智慧为人们提供借镜，用历史的规律指导创造历史的活动。好的历史经验自然可以供人们学习仿效，而历史的教训也可以供人们汲取，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或重走历史的弯路，至于历史的规律更可以为人们指引正确的前进方向。他把这样的研究视为史学发展的要求：“史学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发掘新史料，开拓新领域，为国家当前和今后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史学工作者通过挖掘开发史料，为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服务，大有用武之地。”[9]为此他呼吁让史学更加繁荣。
历史学家即使是利用史学参与现实，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历史学家参与社会要讲真话，要把历史上痛苦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提醒人们牢记前车之鉴；也要把自己看到的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反映出来，让人们警觉；对于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和事要提出批评，帮助其回到正轨上来。但我们有许多人听惯了报喜不报忧的颂扬之声，对于这种真话听不进，甚至反感。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参与现实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独立的品格。章先生告诫说：“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10]即使受政治压力所迫，或面对金钱的诱惑，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历史学独立的学科品格就是“治学不为媚时语”，即不能把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和金钱的奴仆，不能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讲假话，歪曲历史；历史学家独立的个体人格就是“独寻真知启后人”，即坚持正确，坚持真理，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
章开沅先生认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史学的态度应当是关心社会，参与历史。所谓关心社会，是指历史研究者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来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把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践中去；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钻进故纸堆出不来，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指出：“有些人满足于写些论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赏，就是所谓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而不能跟火热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史学的劳动成果很难转化成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史学应该自省、改进的地方。”[11]所以，章先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书斋之内，而是把学术活动从专业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
有人可能要担心，这种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来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把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践中去的参与史学是否会走向“影射史学”？笔者以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众所周知，影射史学就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或某事进行褒贬，便拿历史上的人或事来比附，而历史上的人或事与现实中的人和事是不可能对号入座的，那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历史真相，按自己意图拼凑史料，按某种需要解读史实，历史人物，随意月旦，历史事件，恣其妆点，把历史变成可以任人装扮的小女孩。这种影射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达于极至，竟致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那样的闹剧，令人们深恶痛绝。而参与史学强调根据原生态史料，用科学的方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从真实鲜活的历史中寻找智慧，探索规律，为现实提供参考或借鉴，让人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迪，从而把现实工作做得更好，把现实社会引向光明的前途。这与“影射史学”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没有担心的必要。
三、以实际行动参与创造历史
章开沅先生有一个雄心壮志：“史学家不能只是面对过去，而是要立足现实，更要把握未来。在任何全球、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环境、资源、世界伦理、战争与和平等），都应该听得见历史学家的声音。”[12]
章先生本人参与现实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
首先，章开沅先生的学术研究总是选择那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他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经常要考虑一些现实问题，根据现实的需要选择研究课题。如，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他比较关心世纪（Century）问题，因为当时处于世纪交替时期，在媒体等的推波助澜之下，“世纪狂热”（Century myth）达到了顶点。他认为“世纪”只是一个时间符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辛亥革命时期大体上也处于世纪之交，那个时候的人对“世纪”是怎么个看法？他在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对新世纪的认知以后，撰写了题为《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的文章，在比较了两次世纪之交人们对新世纪的期盼之情后指出：“我总觉得现今流行的世纪话语缺少几分当年的真诚，更缺少当年那么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自我鞭策”，其中夹杂着不少政治权谋与商业炒作。他主张我们应该向辛亥那一代先辈学习，认真思考21世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国在这个时代将处于什么地位并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时代使命与历史职责？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停留于“思索”，应该通过“实行”以谋求解决。他警告世人：不要对21世纪存在空想，不要迷信2001年一到就会天下太平。在新的世纪之交，正当人们对新世纪的到来大肆鼓吹之际，当代“八国联军”侵佔科索沃，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狂轰滥炸殃及我驻南使馆；法lun功成员坐在中南海周围居然靠网络交流资讯；纽约世贸大楼的轰然崩塌更象征着恐怖主义浪潮严重地威胁着全球。还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艾滋病蔓延、吸毒与犯罪率上升，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阴影……都将使人类蒙受苦难。他呼吁，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時考虑全人类的命运”。[13]今天，当我们正在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威胁之际，重温章开沅先生在21世纪开始之年关于“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阴影”的预言，不能不叹服他历史学家的高瞻远瞩。
他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研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鼓动参拜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企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针对这一情况，当他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自己大学时代的历史老师贝德士等传教士的档案，并着手研究这些文献时，首先选择的课题就是利用那些文献所记录的史实来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对平民实行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不仅编著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专著，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新添铁证，并与其它证据相印证，弥补了证据链的不足；而且还积极参与民间发起的“对日索赔协会”的一些活动，还冲破阻力，亲赴日本，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６０周年东京学术研讨会”和“战争犯罪与战后赔款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会议，揭露当年日军侵华暴行，并批评掩盖真相与推脱罪责的日本政府。他在内地，还通过各种演讲活动，讲述日本侵华历史，向广大民众和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效果。他在捍卫民族尊严和维护历史真相的同时，又以更宽广的胸怀告诫人们：“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14]所以他又能结交一大批日本爱好和平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并建立起双方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实现人类和平，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章开沅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现在，在张謇研究上花了很多心血。他不仅系统地研究张謇一生的事功，予以理解的同情，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还联系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究张謇事功的深刻意义。他曾指出：“社会现实需要提出的一些问题，如现代化模式、市民社会发育、城市建设规划、商业伦理重建、企业经营管理，乃至张謇早就提出的‘政、学、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等等，也都需要我们在张謇研究学术论著中给以积极回应。”因此，从张謇在谋求本地经济、文化发展时的总体谐调精神，到具有本地特点的近代化道路“南通模式”，从张謇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为后世开路奠基的劳绩，到他精神层面那些闪光的优点，从张謇的科举生涯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借鉴作用，到他的理性爱国主义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启迪意义……都成为章先生关注的问题，从而经过他的阐释，使近代史上的张謇这个人及其在南通这个地方的事业，具有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意义。张謇研究就是史学家参与现实，创造历史的神来之笔。
其次，章开沅先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提倡历史学家不仅要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要跟未来对话。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可以假史论今，关注现实，而且还善于把握过去，洞见未来。他常说：“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我们就是这桥梁的建设者。”
他关心现实问题，参加各种研讨、演讲、咨询活动，跟今人对话。在这些活动中，利用他通过研究历史，参与历史生活所获得的智慧，发表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往往能发人深省。仅举一例说明之。章先生将武昌首义精神概括为“敢为天下先”，他说：“在清末的革命中，孙中山的革命重心在华南沿海和东南亚一带，并没把武汉这个内陆城市放在眼里，可偏偏就是武汉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新军士兵揭竿而起，打响了划时代的第一枪。这个‘先’是真正的‘先’，中国民主共和第一步就从武汉迈出来了。”现在，“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吸收进武汉市提出的“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城市精神之中，成为武汉人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精神源泉。后来他又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某些盲目性，适时地提出不仅要“敢为人先”，还要“善为人先”，他认为：武汉要腾飞，中部要崛起，要做的事情太多，武汉要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做好武汉自己的文章。敢为天下先是有内涵的，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以科学精神来创新，用有前瞻性的思想来办事，用集体智慧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更好。
辛亥革命是联系海峡两岸同胞的一条重要纽带，辛亥革命研究是沟通两岸学术界的一座桥梁，章开沅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在促进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芝加哥，他作为内地史学界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同台湾史学界同行同堂讨论辛亥革命性质问题，他的精彩辩言和随后所发表的回应文章，使台湾学术界初识内地学人风范和水准，为后来他赴台作进一步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所以10年后他能受到邀请，成为在台湾大学课堂授课的第一位大陆客座研究教授。在台期间，他不仅通过课堂教学与台湾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通过参访、演讲，将他的活动扩展到台湾社会。他认为两岸关系的整合是“欲速则不达，夜长而梦多”，应该先积极开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为实现大中国地区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奋斗，只有通过这种积极关系的渐进、积累，而后政治认同整合才能水到渠成。他把这些认识称之为“跨世纪的思考”[15]，向台湾企业界人士讲演，引起强烈反响，讨论热烈，媒体也加以报道，使他关于两岸关系的看法在各界人士中产生广泛影响。他还提倡在抗日战争历史的评说上，既要尊重历史，又要超越历史，应该全面、公正地肯定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进行的英勇抵抗，这对于促进两党改善关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与台湾各界人士接触增多，如，协助余家菊之子余传韬在武汉设立余家菊奖学金，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并陪同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大量的类似活动为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现实，保持着独立的学科品格和独立的个体人格，“不将史学作为迎合的工具”，他本着历史学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常常指陈当前社会的弊病，大胆地对违反历史规律的行为予以抵制，对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努力为人们指引正确的前进方向。比方说，他曾针对某些官员不重视教育，提出希望，要他们学习张之洞，重视发展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也曾针对一些人常将现今遇到的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心态，谆谆告诫说：我们不应该碰到问题就都把责任推到文化传统上去，一说到贪污腐败，就去历史上找原因，一说到科学技术发展迟了，就说历史文化传统不好。这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子孙的表现”。这就等于说你自己不正经，还怪你的祖宗害梅毒。这些问题只能说明现在的制度本身有问题，还有改进的余地。历史的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没有一条通往光明的平坦大道，旧的黑暗消除了，新的黑暗又产生。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国民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而现在贪污腐化的普及深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党和政府下那么大的决心，费那么大的力气，用那么重的刑法，却阻止不住。问题何在？在于制度的缺陷太多、空隙太多，社会上还存在着产生腐败的土壤。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这种曲折性、复杂性，我们才能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进步。最近他又说道：“历史学家看过的东西太多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最重要的醒悟，就是各种事物特别是社会的发展都是经过各种曲折、各种坎坷，甚至大起大落，但最后总是往前走的。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16]
章开沅先生认为：“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正直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17]我们参与现实，不是简单的创造文化，而是致力于整个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创造当代最新的、最健康的、最精美的，能够贡献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产品，使大家共同走向和平、幸福、安祥、快乐的21世纪，这将是我们给后世留下的最好的遗产。
2009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逸夫苑
（载《湖北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5日、7月1日；《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章开沅学术与人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1]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2] 转引自李宪生:《先生授我锦囊策 独寻真知为大事》，《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0期。
[3] 危兆盖：《关心社会 参与历史——章开沅教授访谈》，2000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
[4] 章开沅：《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5] 章开沅：《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6] 《独寻真知启后人——访史学大师章开沅》，引自“历史与社会教学网”（http://www.lsysh.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712）。
[7] 《章开沅教授对话池田大作》，2006年3月9日《华中师大报》。
[8] 章开沅：《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9] 《独寻真知启后人——访史学大师章开沅》，引自“历史与社会教学网”（http://www.lsysh.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712）。
[10] 章开沅：《史学的自省》，2006年3月9日《长江日报》。
[11] 章开沅：《史学的自省》，2006年3月9日《长江日报》。
[12] 章开沅：《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的演讲），《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7卷第3期。
[13]《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章开沅：《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14] 林伟荦 高峻：《章开沅：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人物》2006年第2期。
[15] 《跨世纪的思考——欲速则不达，夜长而梦多》，章开沅：《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16] 章开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守学术道德》，引自华大博雅BBS站（http://bbs.ccnu.com.cn/viewthread.php？tid=2740837）。
[17] 章开沅：《我的人生追求》，章开沅：《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