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生于1926年7月，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童年长于安徽芜湖青弋江畔。生于绅商门第，因家道中落和日本侵略，中学阶段始随家人颠沛流离，备尝艰辛。1946年9月入金陵大学就读历史系，1948年11月与一批追求进步的大学生投奔中原解放区，进入开封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后中原大学随军南下武汉，与华中大学合并而立华中师范学院，遂在该校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科研，至荣退。章先生今虽年逾九旬，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常出振聋发聩、令人深省之语，获学界普遍尊崇。其学术威望和社会影响之高度，综要如下：
首先是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之力。先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六十余载，从青年时代对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的研究，到中年时代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再到壮年时代对近代商会与资产阶级、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及至晚年对中国教会大学史、近代中国基督教史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及南京大屠杀研究等，都取得了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且是上述许多新领域的开拓者，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之泰山北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先生常用于自勉和鼓励学生的“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无疑是先生在史学研究道路上漫漫求索的真实写照。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有媒体称之为“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第一人”，先生认为这一说法不准确，他不能承受；但于86岁高龄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三个百年”的全新视野与方法，亦即从过去、当下、未来这三个一百年的长时段眼光重新考察、认识辛亥革命，在当时的学术界应属绝无仅有。
其次是独特的学术品格和史学思想。无论是自己精研，还是指导训练学生做学术研究，先生都时时注重拷问“史魂”，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为原则，始终表现出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他强调“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并以此为题撰文阐明史学家、历史学者既是历史的守望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守望真实的历史，记录并研究，亦随历史不断推进，通过史学研究参与、影响现实社会生活，成为连接现实、过去、未来的桥梁。
他很早就致力于建构“社会历史土壤学”，强调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实现了从革命向社会的视角转换，从社会结构的变迁研究辛亥革命。他还一再主张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走出近代，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上下延伸是指时间，横向会通是指空间，而走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时间，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这一学术思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再次是善为人师，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桃李天下。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先生却常谦称他是高徒出名师――因众多优秀的学生使他这位老师的知名度更高，自己充其量只是一枚铺路的石子。改革开放后不久，中国正式建立学位制度，先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的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从那时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其中不乏如桑兵、马敏、虞和平、王奇生等多位俊才，而留学美国的王汎森、罗志田也是先生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的受业弟子。2009年《近代史研究》发表《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一文，统计出这十年间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发表论文最多的8位中青年学者，其中多达5位出自先生门下（如果算上罗志田则是6位），作者大发感慨，“章门弟子”于是更加扬名于海内外近代史学界。
最后是执着关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勇于指陈利弊，体现出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多年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任期间充分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身体力行，使当时并不知名的这所大学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建立起合作关系，在多方面获得长足发展，至今仍为该校师生敬重，以这位堪称教育家的老校长为傲。
先生也是我国请辞文科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主动要求退休的第一人，高风亮节可见一斑。先生荣退后，既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感到欣慰，也在多种场合一针见血地指出种种严重问题与失误，直指我国最高教育管理部门应对出现这些问题和失误负有很大的责任。先生还认为学风是世风的先导，大学学风应该引导社会世风，而不是受其影响和污染。晚年先生更常常思考和阐发有关人类文明的重大命题，建言立说，警示当下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以及社会伦理与道德堕落的严重危害，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呼吁、倡导建造一个经济繁荣、文明进步、相互平等、和睦相处，共享福祉的世界家园。
2018年12月，章先生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该奖项被视为与国家自然科学三大奖齐名的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荣誉。先生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