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难遇，难遇百年。”这是章开沅先生早两年常说的一句话，意在勉励大家为迎接难得一遇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积极做好准备。自2001年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起，近代史学界很多高龄学者都有“百年”情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参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几近六十年的章先生来说，能遇到辛亥百年自然更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这两年他常告诫自己，也提醒他人，他需要减少活动，“休养生息”，以便能以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神、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百年一遇的机缘。
然而随着辛亥百年的一天天临近，他不但没有能够减少活动，反而比以前更为忙碌。他原来打算“告别革命”，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基督教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课题的研究，现在他感叹“无法告别革命”了。还在2011年初，他就调侃地诉苦说：“辛亥百年还没有到，我已被消费得差不多了”，就像重大赛事正式举行前，热身赛已经把主要运动员的体力消耗大半。他一再提醒人们，纪念活动不能热过头，不能办成全民狂欢式的“嘉年华”，要扎扎实实地办一些实事，如，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加强遗址遗迹保护，抓紧纪念设施建设，做好文物征集工作，开展历史知识普及活动，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不仅敢为人先，还要善为人先；不仅要讲“第一枪”，还要讲“第一步”……
进入2011年，社会各界纪念辛亥百年的热情与日俱增，章开沅先生不断地被邀请出席国内外各种重要学术会议：从武汉到香港，从东京到新加坡；不断地被邀请到各地对各种人群演讲：从北京到广州，从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到高校莘莘学子；不断地接受海内外媒体采访：从央视到长报，从香港凤凰卫视到日本NHK电视台；不断地为一些单位题词：从“首义中学”到“辛亥纪念园”，从湖南常德宋教仁研究会到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不断地出席各种论证会：从辛亥革命博物馆展览方案到“鄂军都督府”的复原陈列，从辛亥革命题材的动漫设计到影视作品的创作；不断地为各种辛亥革命出版物作序撰文：从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到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编辑的《为天下先》纪念文集，从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红》到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的《宫崎滔天家藏——来自日本的中国革命文献》；不断地接待有关人士的来访：从日韩学者到港台同胞，从辛亥志士后裔到辛亥历史爱好者；不断地应邀作为学者代表出席各种纪念活动：从辛亥革命历史文化大学生辩论赛颁奖到湖北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总结表彰座谈会，从清明祭祀辛亥先烈仪式到辛亥功臣蒋作宾纪念专辑的首发式；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地对各种纪念活动进行指导：从省市辛亥百年纪念方案的策划到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辛亥革命网”的建设，从本校本所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编纂出版到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汉举行……无不渗透着章先生的心血与智慧。
在湖北省纪念活动总结表彰座谈会上，章先生为自己如此被“消费”而身体尚健康，精神很饱满，心情更愉快而炫耀了一番，赢得在座省市领导和各方代表热烈的掌声。章开沅先生不仅是这样一位乐观、开朗的老人，还是一位谦逊的学者，他为辛亥革命纪念和研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当有人在媒体上称他为“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时，他给校报写信，申明“实话实说——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在信中，章先生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详细介绍了辛亥革命研究史，说明自己并非是第一位辛亥革命研究者。他说：“我感谢辛亥百年期间各界人士对我的关切，包括鼓励也包括批评。我历来反对溢美，摒弃夸张，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我不幸也被‘第一’，距离事实太远，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是承认，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作以上必要说明。”他的这一表态，对浮躁的学风无疑是一记棒喝，在舆论界又受到热议，影响广泛。
在辛亥百年纪念前后，章先生撰写的文字，发表的演讲，对媒体的谈话，与以前比较，似乎是述多作少，即对于辛亥革命的具体史实，因精力和时间有限，较少进行系统论述，主要是对自己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经历的回顾，对国内外辛亥革命研究史的总结，对过去一个世纪辛亥革命研究的反思，对今后一个世纪辛亥革命研究前景的展望。
他讲得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三个一百年”，即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这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以及放眼今后的一百年。他指出，辛亥革命是前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百年锐于千载的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方面均存在顽疾，孙中山诸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是吸纳、借鉴西方文明优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百年的历史，国内学界目前没有进行充分研究。再者为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巨变。这个时代重大的事件我们有研究也有缺漏，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太过具体。研究应更超脱一些，不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同一时代其他国家的情况。此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是什么，如何对待这些遗产，这都值得史学工作者加以研究。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即将过去，进入第三个“一百年”后，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人类文明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掌握今后人类文明的命运？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现在科技发展迅速，但工业再发达也无法解决人文精神的流失，而光靠科技是无法解决人的方向、道路问题的。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在这样大的背景下来认识孙中山，来认识辛亥革命，再来认识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遗产与中国未来的关系，将会变得更有意义。
他还就如何正确看待孙中山的功过是非，如何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等重大问题，发表高屋建瓴、发人深省的看法。根据他关于“参与史学”的理论，他一贯提倡历史学家要有参与意识，史学应该参与现实生活；主张通过对历史生活的参与，对历史遗产的盘点、总结，从历史中寻求智慧，用这种智慧对一系列有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从而参与历史的创造。他本人的的学术研究总是选择那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力图对现实问题有所关照。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仅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他在参与现实的时候，保持着独立的学科品格和独立的个体人格，通过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章开沅先生在辛亥百年的所思所说所写所作，正是他“参与史学”理论的又一次成功的实践。
（载陈建平编《纵浪大化中——二十一世纪章开沅在华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