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要明确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然后要有比较明确的立场与它进行批评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跟风。
“批评的中国学”
在谈海外中国学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想法和新著作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看法和理解。我们在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批评的中国学”。为什么是“批评的中国学”呢？是因为在学术交流开放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学界对于海外中国学太多翻译、模仿和跟风。现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经比较热门了，但我始终感觉到这其中有两种缺陷：第一种缺陷，是很多人会把国外学界对中国的研究跟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等同起来，以为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中国，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使用材料都是共同的。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所以我老是说，所谓“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研究的是一回事。第二种缺陷是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表彰太多，模仿太多，西洋风气一来，人们就会觉得很新，有点像时装潮流一样，仿佛越新越好，一看到西方的新方法、新理论，经常会有一种震慑感，于是无法在平等的平台上彼此对话、互相批评。所以，我们提出“批评的中国学”，就是希望推动一种能够跟海外中国学真正互相理解和对话的取向。
应该承认，海外中国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它的长处在于把海外当下思考的问题、流行的新理论和使用的新方法，融会在中国具体历史、政治、文化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让我们觉得历史、政治、文化还可以这样去分析、去研究。不过，尽管海外中国学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决不应该跟风，因为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他们有自己的语境、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角度。
几本海外中国学新著
我从近一两年出的新书里挑三本书作为例子吧。去年我们曾经邀请一位过去在加拿大、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已有三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纵乐的困惑》、《为权力祈祷》、《民族的构建》，还和人合编了一本《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2008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Death by a Thousand Cuts，讲的是“凌迟”。这个题目他曾经在我们文史研究院的“复旦文史讲堂”讲过，这本书反映了西方中国学家对于原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的深入反省，对此我们应该表示敬意。卜正民和一位研究法律史的西方学者合作，从1904、1905年的法国士兵拍摄的一些照片说起，这些照片的内容是记录“凌迟”之类的酷刑。卜正民和他的合作者从这里入手，指出这些照片带回法国的信息，无非就是证明中国人真野蛮。但是，他指出，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酷刑。那么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代表了最近这些年西方学术界对于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代表进步之现代性的反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受到了诸如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又考证历史，指出凌迟即使在中国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入法律的，被正式写入刑律、被赋予合法性，要到朱元璋时代了。西方人在很长时期里认为中国人一直有很多残酷刑法，实际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到了1905年由于沈家本这批人的努力，其实已经从法律上废除了这类酷刑，而法国人的照片恰恰拍摄于这段时间，就把它当成定格的历史记载在照片里，就给西方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卜正民及合作者想说明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所谓的文明与不文明、文明间的差异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在这个课题的背后，你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追溯和深刻反省，当他们把这个思考用到中国研究里面，中国研究一方面就具有了关涉全球的普遍意义，一方面就凸显了中国问题思考的西方理论背景。我七八年前去荷兰莱顿大学时，参观过高罗佩的藏书，其中最让我吃惊的是，他收集了好几种西洋人画的行刑图。我当时还记了一些笔记，有一组12幅1750年西方人到中国来画的《行刑图》，这个时代比马戛尔尼访华还早呢。高罗佩收集的这些《行刑图》上，有带脚镣的、有绑在长凳子上的、有铐在铁柱上的、有拿棍子打屁股的、有夹缵手指的、有砍头的、有把头挂在笼子里示众的、也有像“文革”那种把人衣服剥光了，脖子里插块牌子放在箩筐里游街的。这种图像在西洋人那儿很多。这种对中国文明不公正的历史记忆，在卜正民那里之所以能够被颠覆，不仅跟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有关，也跟一些具体的历史理论背景有关。比如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开始就讲到五马分尸在法国几百年前就有，但是，渐渐当权者明白，公开行刑是很危险的，因为，尽管这个人的肉体被消灭了，但万一他表现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这就等于根本没有达到公开行刑为了教训公众的效果。所以，从卜正民的新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西方中国学研究，一方面跟西方反省的理论背景有关，另一方面是选择课题的兴趣点或者关注点，和中国人按照传统历史观念选择，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学界也许很少做这种题目。所以说，西方中国学有自己的脉络，也有独出心裁的地方，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礼仪的交织：中欧文化交流中的葬礼》（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Funerals in the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这是200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的，中译本已经完成，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讨论的是天主教葬礼和中国传统的葬礼，十分有趣的题目。这个题目，西方人的研究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从开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中国研究的变化。在一百多年前，欧洲最早研究中国宗教的是一个叫高延（J.J.M.de Groot 1854-1921）的荷兰人，他写过一套六卷本的《中国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在国外影响非常大，从西方角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相当全面的介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从经典文本开始的，而是从实际调查开始的，代表了欧洲刚刚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和中国学结合的方法。丧礼是很重要的，高延就指出，因为丧礼在中国不仅是礼仪，也是对祖先的态度、对鬼魂的看法，而且丧服就是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础。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实际上就对社会关系进行了界定，远近亲疏，人与人之间要采取什么态度，都有完整的规定。所以丧礼是对中国人很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也许，一百多年前西方人高延看这种制度，既觉得特别，又觉得不可思议，完全是一个“异类的文化”，是彻头彻尾的“他者”。但一百多年后的钟鸣旦却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一旦天主教进入中国，两种文化相遇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天主教怎样回应东方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它要怎样改变自己葬礼的方法来适应环境，同时它又如何改变中国人认为天主教“不亲不孝”的看法。所以，你看在西方人的中国学研究中，我们就应该知道，第一，他们的问题意识，往往首先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愿望”，他把“中国”作为“他者”，是通过你这面镜子来认识他自己；第二，他始终会在他的背景下选择课题。之所以说“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是因为他有他的背景、脉络、问题意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同情地了解它，才可以跟它公平地对话，告诉它中国人又是怎么看的。
平等的对话
我觉得西洋的中国学已经逐渐走向在更宽的理论视野、更新的西方问题意识里面了解中国。它的反省意识、自觉意识要比我们强很多，我们既应该学习他们，也应该和他们有平等的对话。现在很多学者对西方中国学往往有两种极端态度，一种就是“啊呀，真是太棒了”，一种就是“洋人史料都没看懂多少，他能懂什么”，这两种态度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承认，他们跟我们很多想法是有差距的，有些人会把中国当成他的问题和理论的试验场，不断地用中国历史检验和实践他们的理论。比如，我最近在看日本2007年出版的一本《中国思想史》，这是日本有名的几位学者沟口雄三、小岛毅、池田知久写的，我看得很仔细，很有启发，但很多说法我不能同意。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取舍，而且他们往往在基于对现代中国的认知上，反过去找历史。所以，尽管我们不能批评说，这本书不像一本《中国思想史》，他们自己也已经申明不是写完整的中国思想史，但是，内容的取舍，尤其是很多缺失和遗漏使得它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解是不完整的。比如，其中魏晋南北朝写得非常少，佛教几乎一笔带过，我觉得这就不公平，因为这样就无法反映复数的中国思想世界嘛。当年，胡适曾经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说它是正统的哲学史，只有儒家的声音，佛教、道教写得太少，我很赞成胡适的说法。可这本《思想史》也一样呀。另外，有的具体说法，也有些有意立异、别出心裁，像它说唐以前和宋以后的一大差异，是“由禅让方式转变为民族抗争”，这不一定对。杨联陞先生过去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唐代以前政权交替都是禅让（和平夺权）、宋以后王朝更替就是革命（战争夺权），这个说法忽略了政权交替中的普遍的武力，何况你怎么解释殷周和秦汉？又比如，它特别提出宋徽宗的重要，说他代表的是在三教之上确立王权，在我看来宋徽宗没有那么重要，而三教在政治上受制于王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在徽宗之前早已经完成。我的个人感觉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多少有点儿把中国思想史当成观念和理论的演练场，在实践他们熟悉的、他们选择的那些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多少有一些以“后见之明”对古代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作一个倒推，因为是倒过来放电影，对放映电影的画面就有取舍，这一点我不怎么赞成。但要指出的是，我们能同情地理解，它代表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思想立场，代表了日本学界现在对于东亚、对于近代的思考，他们要努力地把中国与东亚问题连成一片，同时也要反对以欧美为中心书写历史的所谓近代观。所以对待这样一本书，我们一方面要同情地理解它，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它仅代表日本学界的某一种立场。
总而言之，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要明确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然后要有比较明确的立场与它进行批评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跟风。
文章来源：2008年10月5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