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分成两大板块：一块是东方的，一块是西方的。东方主要指东亚地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其研究初段可追溯至很早以前。在朝鲜，很早就有中国文化的传入，有太学的儒学教育，太学还设五经博士。日本从中国直接引入儒学是在6世纪，唐朝时日本和中国交流频繁。概括来说，东亚对中国研究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 在西方，欧洲对中国的研究跨越了几个世纪。其中，《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最早的有影响著作。西班牙、意大利两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属于起步很早的，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作为西方有影响的汉学巨著而被铭记。之后法国汉学研究的兴起，成为西方汉学确立的标志。此外，德国、英国、荷兰、瑞典、俄罗斯等多国的汉学研究，都曾盛极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汉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被崛起的美国中国学所取代。
汉学、中国学都是中国问题研究，但那时的欧洲汉学更注重人文历史的研究，后起的美国中国学偏向于对中国的全方位探讨。美国中国学也从此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主流队伍和主导力量，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保持有力的发展势头，其研究方向和方法对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关注现实中国的发展，其方法论和研究模式呈多元化，与欧洲的汉学研究颇不相同。不过近几十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重视和加强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受到这种中国学研究多元化格局的严峻挑战。
海外中国学经历戏剧性变化
2011年，在一场关于北美中国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外学者曾一起讨论过与此相关的问题。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卢汉超认为，最近20年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似乎在掀起一股“中国历史翻案风”，总的倾向是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并不落后，从未闭关自守。他把这种倾向称为“唱盛中国”现象，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最新审视。在一些为“中国落后”翻案的研究中，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的落后，他们将中国落后的时间推迟到19世纪初，认为中华帝国到晚期也还是一个开放社会，管理与外交能力远超以前想象。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柯娇燕（Pamela Crossley）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对中国的考察正发生历史视角的转换，从欧洲的视角转向世界的视角。所谓欧洲的视角，主要是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为代表的深受欧洲汉学影响的第一代中国学学者的研究视角。
眼下，全球史的视角正在形成。全球棱镜下的中国远比汉学棱镜里的中国复杂得多，这种历史的考察把中国文化、经济同欧亚大陆、印度洋联系在了一起。中国科学和工业史与欧亚大陆史之间紧密深入的联系超出了人们以往的认知，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技术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远远超出学者以往的认知。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刘宏认为，应该从学科发展态势的演变入手，进而考虑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研究的变化。他认为，现今有个从跨学科、多学科合作到后学科时代的变化，所谓的“区域研究”受到了文化研究、全球化、理性选择等不同因素的挑战而出现了转型。如今，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基于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理论无法解释很多新的现象，必须以非西方经验包括中国经验来修正、完善现有理论，进而更关注问题、现象的本身以及知识的生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学研究在后学科发展中会起到更为显见的作用。笔者这里暂且引用这三位学者的观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演变即可见一斑。
海外中国学与中国中国学
如今的中国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块是具体问题的，涉及各个学科的方方面面；一块是全球范围的对中国文化及诸类问题的研究，是中华文明研究的域外延伸。就中国方面言，由于是对母国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渗透到自己的灵魂和血液，外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浸入，主导优势在我们这里。国际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受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不接地气”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局限，但他们的中国学研究也有其优势，即学术资源不一定差，学科建设有长久积累的优势，在一些方法论的把握上更成熟。外国学者多会跳出语境看问题，从全球文明比较研究的视角看中国文化，会形成一些更具客观性的阐述。以此来看，结合我国国情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听取与沟通国外声音就很重要了。在当前英语是国际通行语言的情况下，关注业已被海外中国学界公认的成果是重要的，不能忽视这些受众面相当大的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