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年代。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指挥解放军攻占了几乎整个中国大陆，并于10月1 日在北京宣布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退据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隔台湾海峡对峙的局面。
历史证明，形成1949年战果并奠定以后五十年中国军政局面的最重要因素，是在这一年国共两党最高层不同的军事战略决策及其成败得失。这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这年年底发生的成都战役与金门、登步之战，以及中国准备1950 年攻占台湾计划的搁浅。这战果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历史。
一
国共两党经过1946-48 年约三年的内战，至1949年年初，胜负大局已定。解放军在经过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主力后，于1949年4 月乘胜渡过长江，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南下，先后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福州以及太原、西安、兰州等地，至1949年10月直逼两广。在这时，国民党实际统治区只剩下西南川、康、滇、黔地区与东南的台湾等岛。当此之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怎样确定今后的军事战略？无疑，这是关系到国共两党的前途与中国政局走向的头等大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最高层，面对着一片大好形势，在规划着彻底消灭国民党剩余力量，实现\” 统一中国\” 的大业——这是中国数千年大一统思想的必然延伸与新政权的必然之举。在这时，中国最高层把战略重点与军事进攻矛头集中指向大西南地区，尤其注重于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重要军事力量——胡宗南军事集团，而把进攻台湾放在次要地位。
早在1949年5 月23日，中国军队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杭州并即将攻占上海之际，毛泽东就在致各战略区军政负责人的电报中，筹划与部署此后解放军各部向全国各地进军的路线、地区与任务。他除确定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以下简称“一野”）进军大西北，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四野”）从两湖地区“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外，以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6 、7 月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相机夺取厦门”，但未提及金门、台湾；而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二野”）的任务则是在协同“三野”渡过长江、攻略皖南、江西，并对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然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并明确要求“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毛泽东尤其强调，要消灭西南地区国民党各军，特别是胡宗南部，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断其退路的军事战略，他说：“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毛泽东为中国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刘伯承、粟裕、林彪等电，1949年5 月23日。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506-507.以下所引毛泽东电文均见此书。）从此电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福建的主要考虑是占领福州、泉州、漳州等要点及厦门，尚未提及金门，更未提及澎湖与台湾；而对西南，则十分重视与防范国民党可能“建都重庆、割据西南”局面的出现，因而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在两个月后离开东南战场，“全军向西进军”，并开始部署各部对西南的胡宗南等“川康诸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在毛泽东当时的军事战略计划中，台湾与西南孰轻孰重，是十分显然的。
此后，中国的军事战略完全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文的内容制订与实施。
首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最高层把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军事手段，围歼两广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各军，进而占领这一广大地区，作为1949年最重要的军事目标与战略重点，为此制订了极周密的计划，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与情报、策反等措施。
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在1949年5 月下旬占领西安与关中地区的彭德怀“一野”部队，暂时不去进攻退守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1949年6 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毛泽东1949年6 月27日致彭德怀电，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9250）1949 年10月，即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大军从华东向西南进军时，毛泽东又指示刘、邓故作疑兵之态；刘、邓于10月20日率指挥机关从南京出发，沿津浦线北上，经徐州转往陇海线，于10月23日到达郑州，故意让刘伯承在公开集会上讲话，然后就隐秘行踪，使国民党军事当局误判刘、邓“二野”将开赴西安一线，与贺龙的第十八兵团会师后，从北向南进攻秦岭、大巴山防线，进而入川，从而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引向川北，使胡宗南部滞留秦巴防线。在这同时，中国方面还通过地下情报系统，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担负作战之责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1949年8 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的西南军事会议上，巧妙地通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提出一份“情况判断”文件与“情况判断”图，使蒋介石相信中国军队将首先从北面攻川，而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的部署，下令将罗广文的两个军从川东北调往川西北，增强胡宗南部的防线。
另一方面，毛泽东则精心指挥“四野”、“二野”等部队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对广西与西南的国民党军部署了两层大包围圈。首先他指示林彪的“四野”与陈赓的第四兵团占领广州后，即从两广最南端向滇南进军，断敌退往海南岛与国外之路，全面包抄与围歼广西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各军。1949年7 月16日毛泽东致电“四野”林彪、“二野”刘伯承等人，指示作战战略与方法，说：无论在何处作战，“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是第一层大包围圈。在这封电报中，毛又具体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迅即从华东战场调往湘、鄂西，准备从东、南面攻入四川，与川北的贺龙部第十八兵团配合，形成对四川国民党军的第二重包围：“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4 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 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经营川、滇、黔、康四省。”（毛泽东1949年7 月16日致林彪并告刘伯承等电，转引自《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417）1949 年9 月12日，毛泽东在致林彪、邓小平的电报中，再次对围歼广西与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各部队作部署，其原则仍然是大迂回、大包围，断敌退路，包抄围歼，“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毛泽东1949年9 月12日为中国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小平等并告林彪等电。）。
毛泽东与中国最高层在1949年把战略重点与进攻矛头放在广西与大西南地区，尤其着重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军事力量——胡宗南军事集团时，也在筹划渡海攻占台湾，以实现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毛泽东与中国最高层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策反等工作。不过，当年并未把攻略台湾作为战略重点与主要军事进攻方向，而只是把它作为包抄攻占西南地区，消灭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各部以后，即在1950 年夏季或1950年下半年才准备实施的战略任务。在1949年，毛泽东与中国最高层对攻略台湾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紧急、周密的规划，即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据有关史料表明，早在1948年年底国共两军在徐州、蚌埠间进行淮海会战时，中国最高层就筹组了未来接管台湾的省、市、县与部、厅、局等各级的主管与领导人选。据当时在中国华东局任要职的王力（此人后来上调中国中央，成为毛泽东身边的重要理论家，当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回忆说：“许多人还不知道，1948年准备解放台湾时，舒同是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舒同为书记，刘格平为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班子都已经组建和培训得很好。”（王力：〈漫谈舒同〉，《传记文学》（北京），1995年第12期，页61）
在情报和策反上，中国中央与华东局也早就作了布置。早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情报部门就派遣曾参加红军长征的台湾籍高级干部蔡孝干及张志忠（化名杨存霖）等人潜入台湾，组织“中国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发展组织与情报活动。1949年年初，中国情报机关与“民革”组织又先后派遣在国民党军中任要职的吴石、陈宝仓等随军撤往台湾，吴石官至中将参谋次长，陈宝仓任国防部中将高级参谋，开展情报与策反工作。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后，中国华东局派女情报人员朱枫（朱湛之）利用关系进入台湾，与中国台湾工委及吴石等人联系，为中国向台澎进兵作准备（参阅〈陈修良回忆录〉（大陆出版）与《传记文学》（台北）1994年第11期、1995年第1 期有关文章。）。
在军事上，毛泽东与中国最高层在1949年4 月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并向福建进军时，也开始部署攻台的准备工作。1949年6 月21日，毛泽东为中国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东局与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等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华东野战军（即“三野”）在“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其中第四件大工作就是“准备占领台湾”（毛泽东1949年6 月21日为中国中央起草的的致华东局与粟裕等电，页519）。毛泽东这时主要寄望于“三野”陆军部队，因为中国这时刚刚筹建的海、空军，力量尚很薄弱。就在6月21日这天，中国另一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奉毛泽东指示，率王稼祥离开北京，到沈阳与高岗会合后，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培训海、空军人员和提供作战飞机、舰艇以及技术设备等，甚至试着请求苏联直接出动海、空军，支援中国准备在1950年发动的攻台行动。1949年7 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刘少奇，指示刘与斯大林协商，请求苏方“在莫斯科于半年或一年内训练一千名空军人员，三百名地上机械人员，并卖给我们一百至二百架战斗机、四十架轰炸机作为明年（按：指1950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毛泽东1949年7 月25日致刘少奇电，转引自《刘少奇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651）。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中国的请求，但是因为担心引起美国干涉，未肯答应直接派出海、空军支援中国攻台。
但不管怎样，在1949年，毛泽东与中国最高层对攻略台湾，只是在进行准备，并不打算在当年实施。这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急于统一中国，对西南地区的重视超过了台湾，把1949年的战略重点放在了西南战线，甚至把在华东战场的\” 二野\” 全部调往西南，这样就必然无足够的力量同时攻略台湾；其次是毛泽东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等待中国海、空军的建立与发展，因而把攻台行动推迟至1950年夏天或1950年下半年。但他只看到在1949年攻略台湾有着渡海作战的一些困难，却没有看到1949年台湾的脆弱、混乱及其他有利条件，正是攻取台湾的最好时机；他也没有想到世事难测，世界形势瞬息万变，1949年放弃的机会到1950年就再难重觅；他注重西南地区的军事价值，却忽视了台湾地区对中国统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他更没有想到，即使西南地区让国民党军再固守一段时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也不会持久，中国军队随时都会攻克这一地区，而台湾如不及时攻取，则将“后患”无穷。
二
面对中国军队占领了大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实际控制区只剩下台湾、海南等岛屿和西南地区的情势，国民党最高层与蒋介石的军事战略计划与措施恰恰同中国最高层与毛泽东相反。他们注重台湾，而忽略西南。
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上层眼看大陆东南即将不保、两广也难以坚守，曾就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财、文中心撤往何方，进行过一场讨论与争论。许多高层人士凭抗战时西撤的经验，主张撤往大西南、大西北，利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取居高临下防守之势，负隅顽抗。这样虽说防备中国方面进攻的难度较大，可却有偷袭中原、重占东南之便。但反对西撤的人认为，今日的形势与抗战初绝不相同，解放军兵力充足，攻势正盛，而且熟悉地形，与民众联系较紧密，远非当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略军所能相比。因而国民党军若再重施故技撤往大西南，则将不能阻挡共军的凌厉攻势。这时的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首要之举是先躲避解放军的进攻，保存实力，静待时机，以图再举；若退往西南，不仅不能躲避解放军的进攻，而且将陷于全军覆没的绝境。
蒋介石毕竟有多年的军政经验，因此很快就否决了西撤论。虽然他在1949年表示要坚守西南，甚至同意在1949 年10月广州失守后，将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暂先迁往重庆与成都，还令胡宗南大军在川西平原与解放军决战，但实际上蒋介石在1949年的军事战略中，充其量只是将西南战线作为一个“偏师”。
蒋介石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作出决策：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的中心东撤台湾。他接受了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策。张其昀等东撤论者向蒋介石指出西撤川康的不妥，然后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共军乘胜追击。其次，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其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台岛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其二，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其三，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位于大西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其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五十年，回到祖国怀抱后对中央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台岛受红色“污染”不多，中国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 事件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形，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政府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与稳定社会。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反攻大陆（吴相湘：〈张其昀治学兴学〉，《民国百人传》，第4 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有关张其昀的文章）。
历史证明，张其昀的建议是颇有见地的。1949年国民党最高层在战略决策中将台湾作为避难所与“复兴基地”，对兵败垂危的国民党来说，确为上策。
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为实施上述战略决策，把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48 年12月24日，蒋介石就命最忠诚、干练的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2月29 日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协助陈诚总揽台湾党、政、军大权，这是国民党最高层为退守台湾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1949年1 月10日，蒋介石命蒋经国赴上海会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著俞将库存共值3.7 亿多美元的黄金、白银与外汇秘密运往台湾（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页32）。接着又从北平、南京运出文物5，000 多箱，分三批运往台湾。1949年 3 月12日，《中央日报》也迁至台北出版。1949年4 月底中国军队渡过长江后，蒋介石于5月迁居台湾，6月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下设八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最高领导核心。7 月16日，蒋介石在广州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任主席，统一指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项事务与工作。在此前后，蒋介石对台湾本土及外围各海岛乃至福建省重要地域的军事防？？作了重要部署。1949年 8月16日，陈诚宣布就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统一指挥台湾、福建等东南地区的军事。同时，在台湾实施一系列整顿与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治安、党务等方面的措施，大力破获与惩处中国地下组织与反叛人员等。到 1950年中，台湾各方面的形势已基本稳定下来，军事防卫也得到了加强。
然而，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在重点经营台湾地区的同时，仍十分重视西南地区。在1949年4、5月间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蒋介石一方面大力经营台湾，一方面仆仆风尘奔波于广州、重庆、成都间。8月4日长沙程潜起义后，蒋介石于8 月22日再次亲临广州，部署广州保卫战；又于8月29日到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军事会议，提出与制订了确保大西南的方针与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四川为西南防御重点，西起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西部，构成所谓\” 西南防线\”.蒋介石命胡宗南军事集团共13个军约20万人，在从岷山至秦岭、大巴山一线构筑防线，防止解放军从北面由陕入川；命罗广文第15兵团3个军4万人部署在川东北与重庆四周；命孙元良的第 16兵团3 万人控制巫山、万县、忠县一线，扼守川东门户；命宋希濂部8 个军10万人防守巴东、恩施、咸丰一线，防堵解放军从鄂西、湘西入川；再往南，与白崇禧等部防守的贵州、广西联成一气。
同时，蒋介石在1949年10月中旬广州失守前后，部署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行政院等中央党政机构迁往重庆办公，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等党国要人也随之驻节重庆，并在报刊与社会上大造\” 防守大西南\” 的舆论，给世人以“迁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印象，藉此将中国的注意力与战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实际上，蒋介石部署“西南防线”，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够，充其量仅仅把此战线作为国民党军的一个偏师。这从1949年8 月底蒋介石的态度就可看出，当时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将领在重庆晋见蒋介石，陈述意见并要求蒋介石常驻重庆或成都指挥西南军事，蒋托辞婉拒，“以情势有所不便，只好婉言劝慰，告以不能久居”（蒋经国1949年8 月29日日记。参见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台北：中正书局，1976），页118）。可见蒋并不把他的“基地”与战略重点放在西南。
蒋介石与国民党最高层在1949年战略决策中对西南战线作出如此的处置，则西南战局的命运是可想而知了。
三
在国共双方最高层制订的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在1949年底，国共内战在东、西两条战线出现了不同的战果。
在两广与西南战线，中国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取得了重大胜利。1949年12月的成都战役就是西南战线最后一次重大战役。
先是解放军“四野”林彪部在1949年7 月起对退入湖南的白崇禧部发动猛烈攻势，迫使白部退往湖南。接着长沙的程潜、陈明仁部起义。9、10月间，“四野”在衡（阳）宝（庆）战役中消灭白部主力一部。10月14日“二野”四兵团陈赓部与“四野”十五兵团邓华部自赣粤边南下，于10月14日占领广州，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歼灭了企图逃往雷州半岛的余汉谋集团。11月初，“四野”和四兵团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将白崇禧部围歼于广西。接着，陈赓部从桂南百色迅速插入滇南，断绝西南国民党军撤往国外的退路，形成了对西南地区的第一层大包围。
1949年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主力——第三兵团陈锡联部与第五兵团杨勇部——秘密进驻湘、鄂西地区，1949年11月1 日，乘四川国民党军将防守重心置于川北一线时，突然从湘西、鄂西向黔东、川东发动猛烈进攻，迅速击溃宋希濂部，拦腰截断了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其中“二野”五兵团杨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贵州，于 11月中旬占领贵阳、遵义后，即分路向川南突击，到12月20日，先后占领泸州、宜宾、乐山、邛崃、大邑等城，从南面、西面包围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二野”三兵团陈锡联部从湘、鄂、川边突入，于11月16日占领彭水，直逼重庆。正在重庆的蒋介石在明白到解放军进攻重点与当前局势后，知胡宗南部重兵防守的川北秦岭、大巴山防线已失去意义，乃急令胡部南撤入川，进驻成都地区，并以其最精锐的第一军增援重庆。但解放军势不可阻挡，于 11月30日消灭第一军一部并占领重庆，蒋介石于最后关头离开重庆到达成都，与率军南下的胡宗南在成都会合。
在这时，当中国“二野”第五、三兵团分别从南、西、东三面进逼成都时，在北面的贺龙部第十八兵团也越过秦岭、大巴山一线，尾随胡宗南部跟进南追，自12月7 日起分三路猛扑成都，这样，就对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军事集团及其他国民党部队实现了战略包围。这可以说是“四野”林彪部与四兵团陈赓部自广西、滇南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大包围圈后，又对成都地区进行的一个小包围圈——成都战役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展开了。
身陷两重包围圈中的胡宗南部，其处境之艰难危险是可想而知。胡宗南久历战阵，深知成都平原地区非战守之地，故多次向蒋介石要求迅速率军退向康、滇地区，凭险抵抗共军的进攻，等待时局变化，若战不胜，难以支持下去，则可以从滇南撤往国外，再转台湾，这样可以保住这支久经战阵的国军主力。但蒋介石不允许。蒋希望以胡宗南部为骨干，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卢汉等部，在西南坚守，与东南的台湾呼应。这不仅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政治、外交上更有重要的意义。为此，蒋介石通过行政院，于1949年12月8 日宣布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取代张群，兼任西南军政长官，任命胡宗南任西南军政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统揽西南军政，指挥聚集于成都与川西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各部队。蒋介石要胡宗南率领这些部队与解放军在成都地区决战。
胡宗南陷于进退两难之中。
形势的发展却迅速打破了蒋介石的设想。成都地区的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除胡宗南直辖的三个兵团尚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各部多残破不堪，且有许多部队已秘密和中国方面接洽起义或投降，呈不稳状态。就在蒋介石撤退到成都、部署成都战役后仅数日，1949年12月8 日、9 日，西南地方实力派，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与云南的卢汉以及泸州的郭汝瑰等部，几乎同时宣布起义，投向中国，并与快速推进的解放军配合，包围成都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蒋介石等于1949年12月10日前后飞离成都前往台湾。留下的二十多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的指挥下，既未能及时、果断地西撤康、滇，又未能认真部署成都防守，北未能扼守剑门天险，南未能控制乐山通道，东不能阻止解放军攻势，西又不能击破刘文辉等叛军，犹豫彷徨，很快陷入解放军与反叛部队的东西夹击与四面合围之中。1949年12月21日，蒋介石终于由台湾致电胡宗南，同意他率军从成都地区向康、滇突围，但胡部各军早已丧失战机，陷于绝境中。仅经数日战斗，就全军覆没。
胡宗南部在成都战役中惨败，究其原因，除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外，在军事战略指挥上，中国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决策及其成功实施，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主观错误的战略指挥则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而作为成都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胡宗南在军事指挥上软弱无能，缺乏胆略、气魄与才智，也是败因之一。至于整个国民党部队在当时从上到下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丧失理想与斗志，战斗力急剧下降，既不能阻挡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又不能挫败中国的政治渗透，则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
成都战役与西南战线诸战役的结果与影响很重大，它使国民党军在西南战线彻底失败、全军覆没，也使国民党政府丧失在大陆的最后一块控制地区。这次战役对国民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但是，许多史学家却忽视了成都战役以及西南战线诸战役对国民党还有着正面的影响与作用，即它吸引了中国最高层把1949年战略决策的重点放到了西南地区，从而吸引了中国“二野”全军与“四野”、“一野”一部投入到西南战场与成都等战役中，由此削弱了中国在华东战场的兵力，减轻了其对台湾与沿海诸岛的军事压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解放军在1949年10月底金门战役、11月初登步战役失败与1950年攻台计划搁浅，造成了此后数十年国共双方隔台湾海峡对峙的局面。
众所周知，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溃败、退向台湾时，台湾的形势是极其严峻与不稳定的。经济方面，破败衰退，设备破损，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物资匮乏，人口激增，日用消费品奇缺，物价飞涨；政治方面，党政派系林立，矛盾尖锐，“事权难以统一”，“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军事方面，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虽号称60万，但“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多为败兵残卒，编制混乱，士气低落；空军8.5 万人，各型飞机400 架，但缺乏维修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约两个月；海军官兵3.5 万人，舰艇约为59艘，和空军面临相同的困难，设备零件不继。《新闻周刊》的军事评论指出：“实际发挥战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如果双方胶？？，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亦将输光。”（江南：〈蒋经国传〉，《美国论坛报》，1984 年11月，页178）外交上，一向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这时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疏远与观望的政策，反而希望与中国接触，直到1950年1 月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并宣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总统文件，哈里。杜鲁门》（1954年版），页11）。在这期间，美国中止了对台的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很长时间没有向台湾派驻正式外交机构与代表。用旅美作家江南的话来说，在这时期的台湾，“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 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三十年以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江南：〈蒋经国传〉，《美国论坛报》， 1984年11月，页196）。
这就是1949年直至1950年上半年台湾的形势。更致命的是，在1948年到1949年，中国方面已派遣蔡孝干为首的地下工作者潜入台湾，建立台湾工委，发展组织，积极活动；担任参谋次长要职的吴石等人秘密投向中国，作为中国武力攻台时的内应。显然，这是中国进攻台湾的最有利时机。
可想而知，如果中国最高层在1949年作战略决策时，不把注意力与战略重点放到西南，只派“四野”、“一野”的部队对西南采取监视，既可牵制国民党的许多军力、财力，使其心存幻想，又不妨碍在不久的将来挥师西进、聚而歼之，而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南，放在攻取台湾与沿海诸岛上，虽然这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海、空军，但毕竟已经有一些从国民党军缴获与起义的海军舰艇与飞机，有了刚刚建立的一些海军与空军，再加上中国军队惯用的、曾在渡江与渡海攻占海南岛中获得成功的木帆船，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利用天时地利，选择战机。逐岛进攻，则可能最终登陆台岛。而只要中国军队不管用何种方式在台岛登陆成功，则台岛势将不保。
然而，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与中国最高层，在1949年作战略决策时，却急于统一中国大陆，被国民党的“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所迷惑，把主要注意力与战略重点放到西南战线，煞费苦心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军事战略与组织成都等战役。但是，当他们取得西南战线的重大胜利时，却在东南战线、在攻略台湾上蒙受挫折，丧失难得的战机，并遗下无穷后患。
中国最高层与毛泽东为了注重西南战线，在1949年9、10月间，把华东战场上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大军全部调向西南，从而使华东战场上兵力剧减。留驻华东战场广大地区的只有陈毅、粟裕指挥的“三野”部队，其中第八兵团四个军镇守南京、镇江和苏南、皖南一线；第七兵团四个军守备浙江，备攻舟山；第九兵团四个军守备上海一线；只有第十兵团的三个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由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领进入福建，在攻略与驻守福建城乡各地后，能承担攻略沿海岛屿的部队已为数很少。中国“三野”的军事指挥员粟裕等与军事指挥机关都未进入福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入闽中国部队在1949年10月25日仅派四个团约一万人的兵力就发起进攻金门之役，且叶飞与军、师级长官多未亲临指挥，对渡海船只等多方面准备不足，因而迅速遭致失败。数日后， 1949年11月6 日，中国驻浙江部队又轻率发起对登步岛的进攻，也迅速失败。
金门、登步之战鼓舞了国民党军衰败、低沉的士气，也稳定了国民党在台湾与沿海诸岛的形势。而中国最高层在遭受这两次失败后，对渡海作战攻略台湾更为谨慎。毛泽东与中国最高层为实施1950年夏“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在1949年年底由毛泽东亲自率团访问苏联莫斯科，向斯大林寻求进攻台湾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海军、空军援助。但为时已晚，攻台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台湾本土的政治、经济、军事、治安等形势到1950年开始稳定与好转；中国在台的地下组织在1950年初被彻底破坏；吴石等被捕杀；而朝鲜半岛的形势日益紧张，1950年6 月25日朝鲜战争终于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在宣布出兵干预朝鲜局势的同时，又发表声明称：“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地区履行合法而必要之行动的美国部队。”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页235）。中国最高层清醒的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军队没有与美国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中国当时在一份内部指示中说：“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海峡挡？？”，因此中国只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由于朝鲜战争升级，中国把战略重点移向东北地区，遂下令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至于攻略台湾则再没有提上中国议事的日程。
1949年国共两党最高层的不同军事战略决策及其实施，形成了不同的军政后果；国民党最高层审时度势，在1949 年将党、政、军中心移往台湾，而以西南战线为偏师，结果失去了西南，而稳定了台湾；中国最高层急于统一中国，将1949年战略重点放在西南，调遣重兵用大迂回、大包围的军事战略，取得了成都战役全歼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胜利，却将攻略台湾推迟到1950年下半年，结果失去了战机——从而形成了国共隔台湾海峡对峙数十年的历史。1949 年这一历史关键年代的影响延续至今。毛泽东生前曾对1949年中国的军事战略决策及其成败得失，作过一番总结与检讨。据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国理论家王力在1995年回忆说：台湾为甚么没能解放？毛泽东同我讲过，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隐，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番总结，是耶非耶？发人深思。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