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少数中国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并开始关注夷情，（注：详见拙文：《清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期。）但他们乐观地断言“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注：《林则徐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7页。）未予以更多的重视。直至列强把战火烧到中国，用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签下屈辱的城下之盟时，中国的经世思想家们才真正认识了对手。痛定思痛，他们开始着力了解夷情，掀起了一股“研究西方热”。本文拟就此现象作一评析。
一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西方热”的出现，大致可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一是强敌入侵的外部环境刺激所致。
先就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来看。在思想方面，中国向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即使是处在清中叶乾嘉考据学极一时之盛的时代，“传统的经世意识也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它仍然深藏在儒学的底层。”（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这样，嘉道以降，在社会危机四伏的历史条件下，经世意识便顺理成章地从儒家的底层喷发出来，形成一股生机勃勃的时代思潮。到鸦片战争时期，在蒙受割地赔款开埠的奇耻大辱后，便进而发展成为一股学习西方、研究西方的热潮了。
在文化方面，中华文化数千年间历经沧桑，其延绵不绝的发展历程表明，它拥有自我保持、自我更新以实现自强不息的生命机制。因此，它能够应对一个又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使自己顽强地延续下去而不发生中断。明朝末年，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学传入了中国，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当时不乏非理性的盲目排外者，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士大夫继承了中华文化那种勇于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丰富本民族文化的进取精神来悉心研究它。如徐光启积极评译西方学术，“洋洋乎数万言……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注：阮元：《畴人传》（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07页。）王征则不仅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西书，还自己动手仿造西方奇器，（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8年版，第753页。）等等。总之，他们这种虚怀若谷，吸纳西学，发展中学的言行举止正是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那种宏大气魄的延续。这种气魄至清代渐渐萎缩了，终于被“宁可求全关不开‘的防范心理所替代，直至鸦片战争前后，才为当时的经世思想家们所恢复和发扬光大。龚自珍在1820年提出的“应颁制西洋奇器”，（注：《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应该说是经世思想家们“开眼看世界”思想的萌芽，而后便有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觉追求了。
在学术上，重视地理沿革研究，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注：姚莹：《康輶纪行》“卷9”；“自叙”。）自魏晋南北朝起，这种状况多少得到了改变，在重视本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研究外国史地的兴趣，并最终积淀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因此，16世纪之后，当西方国家在远东进行领土扩张时，便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清初就不断有人著书谈及西方的情况。如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行程记》、图理琛的《异域录》等，不过其中所述多为见闻杂录，非专门性的研究。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研究，当始于嘉道年间。“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论著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注：姚莹：《康輶纪行》“卷9”；“自叙”。）鸦片战争前夕，随着东南沿海的外患日逼，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海道来华的欧美国家进行初步介绍，并相继有一批著作问世，如萧令裕的《纪英吉利》、李兆洛的《海国纪闻》、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其中，有些著作预言西方的对华侵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注：包世臣：《齐民要术》卷11。）甚至还认识到西方殖民者能够横行于海上，全仗船炮精利。因此，他的主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加强海防，并根据西方“老巢既远、持久为难”的弱点，提出了一些克敌制胜的建议。可见，在鸦片战争前夕出现的外国史地著作，已开始显示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近代特点。它们不仅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先河，而且也为鸦片战争时期“研究西方热”的兴起积累了材料，提供了范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自身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研究西方的需求和有益尝试，只是时人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也尚未能够形成风气而已。
所以，促成“研究西方热”出现的正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油然而生一种迫切了解对手的心情，就连一贯以“君临万国，恩被四表”自诩的道光帝也不耻下问，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国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注：姚莹：《东溟奏稿》卷2。）为解答这些问题，他还曾谕令两广总督祁貢等，就所属文武员弁中访察“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随时酌量海疆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7。）相比较而言，那些经世思想家的眼光更为高远，他们不仅仅是了解、认识西方，而是要研究、学习西方，探索出制胜之道。“‘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似自湔拔。”（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们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因此，他们一面发出“开眼看世界”的疾呼，一面身体力行，决心积极从事世界形势及各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以筹划出制夷之策。正是基于此种可贵的识见，全面研究四方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梁廷枬等一批先知先觉之士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近代第一次“研究西方热”迅速勃兴，“炎炎不可抑。”
二
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具体说来，就是在书契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下，由一批“对外求索之欲日炽”的忠义之士所发起的。他们以介绍海外情事为己任，争相追求海外新知，刊刻了不少有关世界史地方面的著作。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至少出现了22种之多。（注：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这些著作相当完整地描述了世界大势。首先，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天下”的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其次，它们还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概况；两次，它们通过对欧洲列强历史、政事、财政、商务、军事、文化、教育、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记载，大略地描绘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注：详见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1期。）概言之，在这次“研究西方热”中所获取的成果包罗广泛。下面就其主要内容作些剖析。
1.关于政治制度。这一时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人知西政之始。”（注：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广泽第五》。）当时，最早注意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是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它在向国人介绍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同时，也概略地提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随后出现的《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等著作则较《四洲志》的语焉不详前进了一大步。它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不仅远溯西土“声名文物之邦”的亚德纳斯国（即雅典），还横被欧美数十国，涉及总统选举、议会设置、司法程序、宪法条款以及三权分立等内容。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著作在论及上述西方政治制度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赋予其理想色彩，以近乎相同的言词对之大唱赞歌。魏源将美国国会制称为“一变古今官家之局”、听从众议的公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梁廷枬肯定美国“合众为国”、“视听自民”的司法条例和政治制度，为“创一开辟未为之局”，“以迄于今”。徐继畲则更以赞叹的笔调，推许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的奇事。
然而，这些并不表明著作者已经理解到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先进，也不能得出他们已在要求按照西方的模式改良中国政治的结论。恰恰相反，他们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三代之治的角度上来看待西方的民主政治的，认为它是能够倾听舆情的“贤辟所治”，是“骎骎乎三代之遗意”的贤人之治。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更多的是寄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情怀，而不是对近代民主制度的真正认识。但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毕竟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政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后来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关于坚船利炮。对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早有认识，如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就已论及“该夷性凶狡，向来恃其船坚炮利，蚕食诸夷，一旦创之太甚，必不甘心，以后势必狡焉思逞。”（注：转引自王尔敏：《道咸两朝中国朝野之外交知识》，《大陆杂志》第22卷10期。）至鸦片战争发生后，谈起坚船利炮的人就更多了。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统计，约有66人之多。（注：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湾华世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可见，时人对坚船利炮的认识相当普遍。然而，能够深入了解、研究西方坚船利炮并提出师法建策的则只有经世思想家们。梁廷枬在《海国四说》里详细介绍了轮船、火车及蒸汽车机原理。其述轮船、火车、“以或蒸水，作舟车轮机动，行驶如风。舟曰火轮船……为惊人开路之用；……火蒸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对于蒸汽机，“他（梁廷枬）由水受热成汽，汽缺、活塞工作，到如何发动、牵引舟车行驶，均作了详细说明。”有学者考证，这是迄今为止，国人最早介绍蒸汽机工作原理的文字。（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徐继畲写的《瀛环志略》中，也对西方火轮船如何行驶作了一番细致的考察，其最后发出的“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自不见，一昼夜约千余里”和“可渭精能之至”的惊叹，并不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而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是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的精当确切之论。而魏源更是以百卷《海国图志》的整整12卷篇幅（从84卷到95卷），专门介绍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的原理、制法、用法，这在此前此后各种世界史地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的中国出现了研究船炮技艺的热潮，刊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述。据统计，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二十年间，中国人编写的有关枪炮火药制造和火器攻防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有22种之多。（注：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湾华世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3.关于经济制度。在这次“研究西方热”中，有不少外国史地著作论及西方“以商贾为本计”的经济制度。《海国图志》中关于近代英法等国崛起的叙述是“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估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瀛环志略》一书直接了当地把讲求商业作为欧洲的特征之一，指出欧洲各国“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在梁廷枬的《海国四说》中也有类似的见解：“英国税皆资于市货多，故税亦日蕃，国用成出于是”；美国“实以贸易为本务，所不视农工远甚，统领之所奖励者固在此。盖税之所出，国用仅资也。”这些论列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是欧美诸列强普遍地以商业贸易为本，与中国以农立国不同；其二这些国家的富裕和强盛有赖于贸易和税收。显然，上述议论远远谈不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认识，而只能算是一种表面、肤浅、直观的归纳总结，但在千余年来一直有崇尚农本、耻言贸易、卑商贱商传统的中国，则又是颇有见地、值得称道之论了。他们客观地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表面形态，给后人以直接的或间接的启示。
4.关于西方扩张。前面已经提到，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一些有识之士就已注意到了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扩张的趋势，对中国将来的安危问题表示了忧虑。而在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对西方扩张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更为全面了。他们看到一个多事之秋的天下：自哥伦布、麦哲伦等到达美洲后，“意大利亚、佛兰西、西班雅、荷兰、英吉利人岁载货易其金钱，既而乘其饥馑，先后各以兵分其地”；（注：梁延枬：《兰仑偶说》卷2。）对非洲，它们在其东、北、西部的侵略和瓜分也在积极进行；（注：魏源：《海国图志》卷33。）在亚洲，印度已落入英国之手，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南洋各岛，“乃欧罗巴之逆旅”，变成了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基地。（注：徐继畲：《瀛环志略》卷3“自序”。）这样，在他们心目中，整个世界几乎都处在西方的控制之下，他们已经开始把西方的殖民活动视作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行为。“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注：徐继畲：《瀛环志略》卷2“自序”。）中华民族因此开始产生出一种民族生存的危机感。
据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西方热”中，经世思想家们已基本上向国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形象，并大致勾勒出另外一种与中国不同的异质文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的人们以商贾为本计，受着商业利益的驱使，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向全球扩张，且已给中国带来了灾难，造成巨大的威胁。
三
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是在“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之后兴起的，不仅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又是个“前驱先路”的创举。透视这股近代新兴的时代热潮，可以概括出下列特点。
首先，充满爱国激情。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是在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出现的。空前的国耻、灾难使这次热潮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其驱逐外敌、报仇雪恨的迫切心态，跃然纸上。姚莹在谈及他写作《康輶纪行》的良苦用心时说，“盖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莹为是书“用意有二：一“冀中国有人一雪耻耳”；二“借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为鬼域。”（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他不但慨然以介绍夷情为己任，而且积极倡导了解夷情，希望后来者能够了解夷情，洗雪曾经遭受的耻辱。其满腔的爱国热情也于此可见。
其次，饱含求索精神。在研究西方热潮中，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思想家们凭着拳拳爱国心和坚韧毅力，为了解和研究西方努力求索着。林则徐肩负禁烟重任来到广州后，利用一切机会掌握世界情况，还召集一批外语人才，翻译西方报刊书籍，“伺探外夷情事。”在此基础上，编译出《四洲志》，成为中国“新地志之嚆矢。”（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32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时任地方要职的徐继畲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为完成《瀛环志略》一书，曾查阅的中国文献纪录至少达26种以上，翻看传教士所写的中文书籍、刊物数十种，还积极访问西人，向他们求知问教，取得口碑资料。他自述著作的艰辛时说：“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地。”（注：徐继畲：《瀛环志略》卷7“自序”。）魏源也曾不无感慨地谈及他撰写《海国图志》一书的情况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注：《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正是他们这种“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求索精神，才为他们赢得历久不衰的身后名。五韬在19世纪70年代就说，“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第三，拓宽国人视野。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学习、研究西方的滥觞，起了开创先声的作用。《海国图志》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924年，梁启超谈到该书时，仍颇有感慨地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32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可见，最能体现《海国图志》一书价值的是师长之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注：王韬：《扶桑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13页。）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研究西方热潮中最突出的贡献之所在。因为承认彼有所长，就等于承认己有所短，这实际上是平等看待外国和正确认识本国的开端。此一思想认识上的可喜突破标志着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这一政治神话破灭了，“华夷之辨”的陈腐理论再也行不通了；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改变对本国落伍状况的毫无所知以及一贯视外国为蛮貊之邦的错误认识。于是，以此为起点，他们能够自觉地把关于中西短长的认知上升至一个新高度，即意识到中国要在中西之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取长补短，把彼之长变为我之长，从而以我新有之长攻彼原有之长，才能有效地克敌制胜，并转致富强。正所谓“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注：魏源：《海国图志》卷37。）（注：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79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中，不仅隐含着用世界眼光观察中国问题的新识，而且还具有图谋中国富强的远见。这无疑启示和指明了后来中国学习西方思潮的方向和道路，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
第四，缺失难以掩饰。首先，经世思想家们在介绍和论述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时，还没有意识到要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进行比较，更没有想到应在这些方面向西方学习。这说明他们在天朝受到西方的初次重挫之后，还保持着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问题上，不可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其次，就当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言，也存在着局限性。其时所谓的夷之“长技”仅指火器、弹药等西方器艺方面的技术，只能用于御外而无法治国。事实上，夷之所长，不仅在于西技之长，还在于西学之长，即既可强兵亦可富国。取前者而舍后者，就暴露出时人确实尚未真正认识到中国还有学习西方学理的必要。再次，这一时期出现的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既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如它们引进了外部世界的新观念，又用“海国”、“瀛环”等传统的概念去描绘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它们涉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精髓，却又断然拒绝这个文明的实质性内容。在《海国图志》中，我们可以读到“师夷”、“制夷”的言论，也可以看到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说法。如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是被用来说明土法“制夷”的生动事例；在《瀛环志略》的初稿《瀛环考略》里，徐继畲明明已谈到“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但在定本《瀛环志略》中，却又改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等等。（注：详见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1期。）诸如此类新旧杂陈，自相矛盾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复次，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应该说“研究西方热”的兴起，是为了洞悉夷情、师夷长技，并进而御敌雪耻，富国强兵。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尴尬：那些研究西方的积极成果并没有为清政府所采纳，转化为强国之策，发挥积极有效的影响，而仅仅在民间有限地流传着，并很快就静寂无闻了。而清王朝却仍在“万年和约”的迷梦中，消极等待，不思进取，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时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此，不能不说这也是此次“研究西方热”的不足之处。据上可见，中国近代第一次研究西方热潮的缺陷是毋须讳言，难以掩饰的。
简言之，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给人的印象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缺陷，也有贡献。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自发产生的研究西方的热潮，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给予公允的评价。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