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吉: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

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

作者:孔祥吉

不寻常的事件就会产生不寻常的人物。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卑鄙的目的而发动的鸦片战争,对于清王朝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来说,真可谓是一场极不寻常的历史事件。在为时不长的交战期间,有许许多多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物登台表演。既有以身许国、驰骋疆场的主战派,又有畏葸纵敌、卑躬曲膝的主和派,而林则徐与琦善则可称为这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曾经对这场战争的进程起过重要的影响。本文拟结合新近看到的一些重要史料,对这两个人物试作比较,略予论说,以作为对林则徐诞生200周年的纪念。

(一)

道光朝中叶,在为数众多的封建官吏中有两个“精明强干”、“才具素长”的“能员”,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另一个就是直隶总督琦善。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四岁发蒙、青少年时期即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职编修,在长达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做过浙江道员,江苏巡抚等官。他关心民漠,刻苦自恃,能破除情面,不避怨嫌,锐志兴利除弊,“一时贤名满天下”。(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从清王朝长远利益着眼。却使当地的生产得以复苏,也给了在痛苦中煎熬的百姓一个喘息的机会。

琦善(1790——1854年)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世袭 等侯爵。他和林则徐不同,不是靠读书科举升阶,而是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然后步步高升的,那个时代的满人大多靠荫庇起家。提起琦善,人们心目中会出现一个怯懦庸才的形象。这种印象有其正确的地方,但不全面。据当时人记载:“琦相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究研孙吴兵书,手不释卷;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折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在刑部时,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及膺外吏而至兼圻也,未尝不徇情,然必于理不悖,始肯顺水推舟。惟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睥睨一切,词气亢厉,令人难堪,故朝臣毁多誉少”。(张集磐:《道咸宦海见闻录》)

另一位与琦善共过事的人金安清亦云:“琦静庵中堂,以荫生人刑部,时未逾冠……二十七岁任像臬,连劾二巡抚去任,三十岁即由江藩擢东抚,政声卓然。宣宗至赏之,未几督两江,人皆呼曰‘小琦’云……惟所爱者,好馈遗及阴探上旨以揣摩固宠,以此二者见鄙于世,则以少出膏梁不读书所误耳。”(《水窗春呓》,第56页)

上引二则对琦善的评论未免有溢美之处,但毕竟是出自当时人的手笔,自然亦有翔实之处。尤其是张集磐,居官清廉,为人正派,与琦善共事有年才得出如是结论。由此看来,时人将林则徐与琦善并称为封疆大吏中的两位“能员”,并不是偶然的。然而,他们在历史上的结局却是迥然不同的。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中有着不同的表现。

1837年2月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当时,正是鸦片烟毒在神州大地泛滥成灾的时刻。林则徐赴任伊始,即雷厉风行地禁绝鸦片,短时间内查获鸦片12,000余两,收缴烟枪2,000余杆,在武昌总督辕外当众销毁。次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请严禁鸦片,提出将违禁者处死的办法。林则徐极力表示支持。他在奏疏中认为“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转移之机,正系诸此”,(《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表现了禁烟的坚强决心。

身为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的琦善不同意治吸食者死罪的办法。认为重治吸食只是“遏流”,而没有“清源”。他认为“扼要之策,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琦善:《议奏查禁烟片章程折》,《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以前的一些论著将琦善的这个奏折称之为反禁烟派(或称弛禁派)的代表作,看来是值得商榷的。林则徐、黄爵滋讲的是“流”,琦善讲的是“源”。琦善多次提到要“拔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 双方各有侧重。似不可以人废言。不能因为琦善后来的投降卖国举动,而影响对他前期行动的评价。

其实,琦善在这一时期非但有禁烟的言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行动。1838年8月底,有位叫狄听的监察御史向清廷上书,检举由广东、福建每年开往天津的船队大量携来鸦片,交给当地的店铺囤积销售。由于官兵稽察不严,这些船夫水手“竟敢白昼扛抬,多人护运,烟馆到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积习成风,肆无忌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请饬严拿折》)道光帝将这封奏折发下后琦善十分紧张,立即从保定来到天津海口,“督率严查”。在一只广东船“金广兴号”上,一次就搜获烟土12口袋,131,500多两以及烟枪100余根。与此同时,琦善还制订了稽察天津海口偷漏鸦片章程,并把搜获的“几及二十万两烟土”和数千件烟具“竭两日之力,全行烧毁,残滓押赴海口抛弃”。(一档:琦善《焚毁查获烟土片》)琦善的这些禁烟行动尽管很不彻底,漏洞甚多,但是,与上海和浙江等地的一些海口相比,规模和声势都大得多,道光帝多次谕旨,称赞他“查拿甚属可嘉”。(一档:道光十八年《上谕档》)由此不难看出,那种认为琦善一贯反对禁烟,主张鸦片走私的论点,是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的。

(二)

林则徐与琦善在递给道光皇帝的许多奏折中,都表示他们愿意严禁鸦片,尽管各自的办法和态度明显不同。但在道光皇帝看来,他们都是疆吏中的“皎皎者”。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将林则徐召到北京,连续8天召见,共商禁烟大计。在召对时,林则徐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在当时被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林则徐感恩戴德,表示要“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次年3月抵达广州,面对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制订了两条方针,其一是“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其二是“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即“缴烟”与“具结”。林则徐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信及录》)这铿锵有力的誓言表示了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对禁烟事业的坚强信念。

敢不敢同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对当时清朝官员禁烟决心的一个严峻考验。在林则徐和邓廷桢等人的缴烟命令发出后,英国大烟犯颠地暗中阻挠,带头抗违。林则徐闻讯后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颠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心怀鬼胎,由澳门潜入广州,策动烟犯抗拒缴烟,并妄图放跑颠地,被商馆的中国雇员截住。林则徐对外国侵略者的狡猾抵赖、迁延违抗的卑劣手段早有预料,他果断地下令封舱、撤退仆役,又命令“各路调派巡船弁兵,防范夷人出入,切断洋馆与趸船的信息往来”。林则徐这些果断的措施挫败了鸦片贩子的鬼蜮伎俩,义律才不得不呈缴趸船上的大量鸦片,大烟犯颠地也被驱逐出境。

1839年6月3日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林则徐下令将从英、美等国烟商手中缴获的鸦片19,000余箱,2,119袋全部集中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当这237万多斤鸦片冒着浓烟被海涛卷走的时刻,广州沉浸在胜利中,它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强意志。与此同时,林则徐下令凡人口船只,必须出具“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以杜绝鸦片走私贸易,但遭到义律和鸦片贩子们的顽抗。

为了制服侵略者,林则徐特别注重了解外国情况。他派员四处打听,翻译西文书报,编辑《四洲志》,对近代思想启蒙起了开先河的作用。他还购船置炮,加强防务,招募民众,联合抗英。在尖沙嘴村民林维喜被英船水手酗酒棍毙后,林则徐当即派员查办,责令义律交出凶手,并不惜以武力回击英国侵略者的军事挑衅。他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多次视察虎门形势,部署兵力,在穿鼻洋、官涌山、九龙等战役中,屡创英军,连连告捷。

当这些战报传到紫禁城之后,道光皇帝批复:“所办甚好”,“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他甚至告诉林则徐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筹办夷务始末》)表面上看道光皇帝似乎支持林则徐抗击外来侵略的主张,其实不能持久。

同一时期琦善在禁烟活动中非但毫无建树,而且还有所放松。椐御史德勒克呢玛奏称,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在京师地面查获的烟贩供称,他们的烟土大都来自天津。并检举“天津县蠹役王治明,绰号王老虎,把持衙门,与历任门丁串通一气。上年查办烟土时,与同伙以假土抵换,留真烟吸食贩卖”。(一档:德勒克呢玛《天津鸦片烟土查拿未净折》)这些情况说明在天津海口“仍多隐匿囤积之烟”。琦善虽亲临海口,严督搜查,起获21起,人犯38名,但正象他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所说:“此事积弊已深,现在纵无续来烟土,而从前积存者,势难挨户搜查,未必即能净尽。”(一档:琦善:《查办天津洋船进口情形片》)不言而喻,琦善的禁烟决心与措施无论如何是不可与林则徐同日而语的。

(三)

林则徐与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最大分歧,并不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是禁烟与反禁烟之争(或称严禁与弛禁之争)。因为道光皇帝屡颁明诏要“净绝根株”,并严斥许乃济的弛禁论是“冒昧渎陈,殊属非是”,廷臣并无争议。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是对外国侵略者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林则徐主张针锋相对,琦善则主张羁縻妥协,这实际上也是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的核心问题。

琦善的羁縻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据雷缙《蓉城闲话》记载,在林则徐奉命入觐“道出直隶,遇直督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盖文忠任江臬时,琦为总督,曾荐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论似公而意则私也。文忠漫应之”。可见,早在林则徐未去广东之前,琦善的羁縻思想已溢于言表。

1840年夏天,英国侵略军在闽广碰壁之后,挥师北上,林则徐先后多次上书清廷,请饬沿海各督抚筹备战守之策。琦善则置若罔闻,屡次以“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来搪塞朝廷。在战争的阴云密布,侵略者即将兵临海口之际,琦善想入非非, 向道光皇帝递了一个“离间夷人”之计。他说:“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只,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余只,或云来自天竺,或云来自吕宋等夷,闻有北上天津窥伺等语。该逆纠集丑类,同恶相济,人或虑其船多势重,凶焰益张。窃谓……似可饬令广东商人,如有与天竺、佛南、吕宋等夷素通贸易者,向各该国人剀切晓谕,破解其愚惑,离散其合纵。”“是该夷虽求助于邻,(若)能使邻夷不为其所用,则英夷之势必孤,或即此事之转机,亦未可知。”(一档:琦善《离间各国外人不为英人利用片》)

不言而喻,这种设计是荒唐可笑的。正因为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当英国兵船阵列大沽口外时,琦善已六神无主,一味迁就,他一面夸大侵略者的船坚炮利,藉以恫吓道光帝,一面又嫁祸于林则徐,指责其不能仰体皇帝的“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并向英军保证,只要退回广东,即可“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筹办夷务始末》)

大沽会谈后英军起碇南返,昏庸的道光如释重负,称赞琦善“办理得手”,“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并委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海口事件。朝局的变幻,道光的反复,使林则徐痛苦万分。他在《密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痛斥了羁縻派的“夷兵北犯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无奈道光根本听不进主战派的言论,反倒说林则徐“误国病民,莫此为甚”。(一档,朱改谕旨)

琦善到广东后,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他裁减兵船,遣散壮勇,解散外事人员,凡与侵略军交涉事件,专派鲍鹏、白含章等心腹往来传话,独断专行。在与英人的谈判中,琦善步步退让,对赔款、恢复通商,及往来文书不用禀谕各条,尽心竭力,“善为调停”,惟独对割地一款不敢贸然答应。他要侵略者体谅他“用心之苦,相待之厚”,若再“苦苦相迫”,“竟使将成之事化为乌有”。(一档:琦善《奏呈照会义律底稿》)

然而,愈是低三下四,侵略者气焰越嚣张。为了迫琦善就范,义律指挥英军于1841年1月7日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琦善屈服,在未奉廷寄之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他在给道光帝的《自请治罪折》中称,对侵略者难以理喻,又抵挡不住攻势,于是便“不避重罪,量允所请”。

林则徐对琦善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认为其是“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并表示拚一死去反驳琦善的攻击,还多方开导劝说广东巡抚怡良,要他上书清廷,检举琦善的罪行。于是,怡良把揭露琦善割让香港的奏折递到北京,还附带递呈了义律和伯麦在香港所张贴的“伪示”以及伯麦给赖恩爵的撤兵照会。侵略者狂妄地宣称要主掌香港等处全岛地方,并要当地百姓“恭顺乐服”。道光帝十分震惊,他痛斥琦善“事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并下令将琦善的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官”。

昏愦的道光帝从相信林则徐到转而重用琦善,最后又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的惊慌失措,左右摇摆。道光随后任命的奕山、奕经更是不堪一击,以至最后不得不签署《南京条约》。

实践证明,在侵略者面前的低三下四只能助长敌人的气焰。道光帝摈弃林则徐的正确主张是酿成这场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治国者用人不可不慎,这难道不是应该从中吸取的历史教训吗?

(文章来源:《百科知识》1985年第8期)

本網編輯
本網編輯
文章: 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