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
作者：孔祥吉
不寻常的事件就会产生不寻常的人物。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卑鄙的目的而发动的鸦片战争，对于清王朝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来说，真可谓是一场极不寻常的历史事件。在为时不长的交战期间，有许许多多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物登台表演。既有以身许国、驰骋疆场的主战派，又有畏葸纵敌、卑躬曲膝的主和派，而林则徐与琦善则可称为这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曾经对这场战争的进程起过重要的影响。本文拟结合新近看到的一些重要史料，对这两个人物试作比较，略予论说，以作为对林则徐诞生200周年的纪念。
（一）
道光朝中叶，在为数众多的封建官吏中有两个“精明强干”、“才具素长”的“能员”，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另一个就是直隶总督琦善。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四岁发蒙、青少年时期即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职编修，在长达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做过浙江道员，江苏巡抚等官。他关心民漠，刻苦自恃，能破除情面，不避怨嫌，锐志兴利除弊，“一时贤名满天下”。（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从清王朝长远利益着眼。却使当地的生产得以复苏，也给了在痛苦中煎熬的百姓一个喘息的机会。
琦善（1790——1854年）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世袭 等侯爵。他和林则徐不同，不是靠读书科举升阶，而是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然后步步高升的，那个时代的满人大多靠荫庇起家。提起琦善，人们心目中会出现一个怯懦庸才的形象。这种印象有其正确的地方，但不全面。据当时人记载：“琦相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究研孙吴兵书，手不释卷；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折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在刑部时，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及膺外吏而至兼圻也，未尝不徇情，然必于理不悖，始肯顺水推舟。惟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睥睨一切，词气亢厉，令人难堪，故朝臣毁多誉少”。（张集磐：《道咸宦海见闻录》）
另一位与琦善共过事的人金安清亦云：“琦静庵中堂，以荫生人刑部，时未逾冠……二十七岁任像臬，连劾二巡抚去任，三十岁即由江藩擢东抚，政声卓然。宣宗至赏之，未几督两江，人皆呼曰‘小琦’云……惟所爱者，好馈遗及阴探上旨以揣摩固宠，以此二者见鄙于世，则以少出膏梁不读书所误耳。”（《水窗春呓》，第56页）
上引二则对琦善的评论未免有溢美之处，但毕竟是出自当时人的手笔，自然亦有翔实之处。尤其是张集磐，居官清廉，为人正派，与琦善共事有年才得出如是结论。由此看来，时人将林则徐与琦善并称为封疆大吏中的两位“能员”，并不是偶然的。然而，他们在历史上的结局却是迥然不同的。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中有着不同的表现。
1837年2月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当时，正是鸦片烟毒在神州大地泛滥成灾的时刻。林则徐赴任伊始，即雷厉风行地禁绝鸦片，短时间内查获鸦片12，000余两，收缴烟枪2，000余杆，在武昌总督辕外当众销毁。次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请严禁鸦片，提出将违禁者处死的办法。林则徐极力表示支持。他在奏疏中认为“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转移之机，正系诸此”，（《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表现了禁烟的坚强决心。
身为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的琦善不同意治吸食者死罪的办法。认为重治吸食只是“遏流”，而没有“清源”。他认为“扼要之策，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琦善：《议奏查禁烟片章程折》，《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以前的一些论著将琦善的这个奏折称之为反禁烟派（或称弛禁派）的代表作，看来是值得商榷的。林则徐、黄爵滋讲的是“流”，琦善讲的是“源”。琦善多次提到要“拔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 双方各有侧重。似不可以人废言。不能因为琦善后来的投降卖国举动，而影响对他前期行动的评价。
其实，琦善在这一时期非但有禁烟的言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行动。1838年8月底，有位叫狄听的监察御史向清廷上书，检举由广东、福建每年开往天津的船队大量携来鸦片，交给当地的店铺囤积销售。由于官兵稽察不严，这些船夫水手“竟敢白昼扛抬，多人护运，烟馆到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积习成风，肆无忌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请饬严拿折》）道光帝将这封奏折发下后琦善十分紧张，立即从保定来到天津海口，“督率严查”。在一只广东船“金广兴号”上，一次就搜获烟土12口袋，131，500多两以及烟枪100余根。与此同时，琦善还制订了稽察天津海口偷漏鸦片章程，并把搜获的“几及二十万两烟土”和数千件烟具“竭两日之力，全行烧毁，残滓押赴海口抛弃”。（一档：琦善《焚毁查获烟土片》）琦善的这些禁烟行动尽管很不彻底，漏洞甚多，但是，与上海和浙江等地的一些海口相比，规模和声势都大得多，道光帝多次谕旨，称赞他“查拿甚属可嘉”。（一档：道光十八年《上谕档》）由此不难看出，那种认为琦善一贯反对禁烟，主张鸦片走私的论点，是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的。
（二）
林则徐与琦善在递给道光皇帝的许多奏折中，都表示他们愿意严禁鸦片，尽管各自的办法和态度明显不同。但在道光皇帝看来，他们都是疆吏中的“皎皎者”。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将林则徐召到北京，连续8天召见，共商禁烟大计。在召对时，林则徐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这在当时被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林则徐感恩戴德，表示要“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次年3月抵达广州，面对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制订了两条方针，其一是“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其二是“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即“缴烟”与“具结”。林则徐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信及录》）这铿锵有力的誓言表示了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对禁烟事业的坚强信念。
敢不敢同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对当时清朝官员禁烟决心的一个严峻考验。在林则徐和邓廷桢等人的缴烟命令发出后，英国大烟犯颠地暗中阻挠，带头抗违。林则徐闻讯后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颠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心怀鬼胎，由澳门潜入广州，策动烟犯抗拒缴烟，并妄图放跑颠地，被商馆的中国雇员截住。林则徐对外国侵略者的狡猾抵赖、迁延违抗的卑劣手段早有预料，他果断地下令封舱、撤退仆役，又命令“各路调派巡船弁兵，防范夷人出入，切断洋馆与趸船的信息往来”。林则徐这些果断的措施挫败了鸦片贩子的鬼蜮伎俩，义律才不得不呈缴趸船上的大量鸦片，大烟犯颠地也被驱逐出境。
1839年6月3日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林则徐下令将从英、美等国烟商手中缴获的鸦片19，000余箱，2，119袋全部集中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当这237万多斤鸦片冒着浓烟被海涛卷走的时刻，广州沉浸在胜利中，它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强意志。与此同时，林则徐下令凡人口船只，必须出具“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以杜绝鸦片走私贸易，但遭到义律和鸦片贩子们的顽抗。
为了制服侵略者，林则徐特别注重了解外国情况。他派员四处打听，翻译西文书报，编辑《四洲志》，对近代思想启蒙起了开先河的作用。他还购船置炮，加强防务，招募民众，联合抗英。在尖沙嘴村民林维喜被英船水手酗酒棍毙后，林则徐当即派员查办，责令义律交出凶手，并不惜以武力回击英国侵略者的军事挑衅。他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多次视察虎门形势，部署兵力，在穿鼻洋、官涌山、九龙等战役中，屡创英军，连连告捷。
当这些战报传到紫禁城之后，道光皇帝批复：“所办甚好”，“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他甚至告诉林则徐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筹办夷务始末》）表面上看道光皇帝似乎支持林则徐抗击外来侵略的主张，其实不能持久。
同一时期琦善在禁烟活动中非但毫无建树，而且还有所放松。椐御史德勒克呢玛奏称，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在京师地面查获的烟贩供称，他们的烟土大都来自天津。并检举“天津县蠹役王治明，绰号王老虎，把持衙门，与历任门丁串通一气。上年查办烟土时，与同伙以假土抵换，留真烟吸食贩卖”。（一档：德勒克呢玛《天津鸦片烟土查拿未净折》）这些情况说明在天津海口“仍多隐匿囤积之烟”。琦善虽亲临海口，严督搜查，起获21起，人犯38名，但正象他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所说：“此事积弊已深，现在纵无续来烟土，而从前积存者，势难挨户搜查，未必即能净尽。”（一档：琦善：《查办天津洋船进口情形片》）不言而喻，琦善的禁烟决心与措施无论如何是不可与林则徐同日而语的。
（三）
林则徐与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最大分歧，并不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是禁烟与反禁烟之争（或称严禁与弛禁之争）。因为道光皇帝屡颁明诏要“净绝根株”，并严斥许乃济的弛禁论是“冒昧渎陈，殊属非是”，廷臣并无争议。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是对外国侵略者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林则徐主张针锋相对，琦善则主张羁縻妥协，这实际上也是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的核心问题。
琦善的羁縻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据雷缙《蓉城闲话》记载，在林则徐奉命入觐“道出直隶，遇直督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盖文忠任江臬时，琦为总督，曾荐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论似公而意则私也。文忠漫应之”。可见，早在林则徐未去广东之前，琦善的羁縻思想已溢于言表。
1840年夏天，英国侵略军在闽广碰壁之后，挥师北上，林则徐先后多次上书清廷，请饬沿海各督抚筹备战守之策。琦善则置若罔闻，屡次以“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来搪塞朝廷。在战争的阴云密布，侵略者即将兵临海口之际，琦善想入非非， 向道光皇帝递了一个“离间夷人”之计。他说：“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只，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余只，或云来自天竺，或云来自吕宋等夷，闻有北上天津窥伺等语。该逆纠集丑类，同恶相济，人或虑其船多势重，凶焰益张。窃谓……似可饬令广东商人，如有与天竺、佛南、吕宋等夷素通贸易者，向各该国人剀切晓谕，破解其愚惑，离散其合纵。”“是该夷虽求助于邻，（若）能使邻夷不为其所用，则英夷之势必孤，或即此事之转机，亦未可知。”（一档：琦善《离间各国外人不为英人利用片》）
不言而喻，这种设计是荒唐可笑的。正因为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当英国兵船阵列大沽口外时，琦善已六神无主，一味迁就，他一面夸大侵略者的船坚炮利，藉以恫吓道光帝，一面又嫁祸于林则徐，指责其不能仰体皇帝的“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并向英军保证，只要退回广东，即可“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筹办夷务始末》）
大沽会谈后英军起碇南返，昏庸的道光如释重负，称赞琦善“办理得手”，“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并委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海口事件。朝局的变幻，道光的反复，使林则徐痛苦万分。他在《密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痛斥了羁縻派的“夷兵北犯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无奈道光根本听不进主战派的言论，反倒说林则徐“误国病民，莫此为甚”。（一档，朱改谕旨）
琦善到广东后，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他裁减兵船，遣散壮勇，解散外事人员，凡与侵略军交涉事件，专派鲍鹏、白含章等心腹往来传话，独断专行。在与英人的谈判中，琦善步步退让，对赔款、恢复通商，及往来文书不用禀谕各条，尽心竭力，“善为调停”，惟独对割地一款不敢贸然答应。他要侵略者体谅他“用心之苦，相待之厚”，若再“苦苦相迫”，“竟使将成之事化为乌有”。（一档：琦善《奏呈照会义律底稿》）
然而，愈是低三下四，侵略者气焰越嚣张。为了迫琦善就范，义律指挥英军于1841年1月7日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琦善屈服，在未奉廷寄之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他在给道光帝的《自请治罪折》中称，对侵略者难以理喻，又抵挡不住攻势，于是便“不避重罪，量允所请”。
林则徐对琦善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认为其是“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并表示拚一死去反驳琦善的攻击，还多方开导劝说广东巡抚怡良，要他上书清廷，检举琦善的罪行。于是，怡良把揭露琦善割让香港的奏折递到北京，还附带递呈了义律和伯麦在香港所张贴的“伪示”以及伯麦给赖恩爵的撤兵照会。侵略者狂妄地宣称要主掌香港等处全岛地方，并要当地百姓“恭顺乐服”。道光帝十分震惊，他痛斥琦善“事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并下令将琦善的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官”。
昏愦的道光帝从相信林则徐到转而重用琦善，最后又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的惊慌失措，左右摇摆。道光随后任命的奕山、奕经更是不堪一击，以至最后不得不签署《南京条约》。
实践证明，在侵略者面前的低三下四只能助长敌人的气焰。道光帝摈弃林则徐的正确主张是酿成这场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治国者用人不可不慎，这难道不是应该从中吸取的历史教训吗？
（文章来源：《百科知识》198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