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师，史景迁却将他的研究成果用“说故事”的方式写作，这也让他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
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 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其功底。
外界传说史景迁根本不会中文，他的中国学生郑培凯也曾经澄清过，史景迁会直接采用真实的中国史料。史景迁本人说，他觉得中文很难，但是阅读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中文是非常难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经学习基础的书法课，一，二，三，四……（用手比画）非常有趣。”
2.学术生涯为了更好理解中国
时代周报：你认为两种不同文化、文明的国度之间要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史景迁：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出生在英格兰，在美国学习中文，后来又到澳大利亚去学习更高级的中文，之后到台湾进修。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来到了大陆，在那之前我还去过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国语言以及历史，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实体。我们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我的美国大学教学生涯中，发现阻碍两种文化理解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比欧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就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巨大实体的复杂性，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时代周报：像你一样，这几年，很多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反而能获得更多的关注？
史景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研究者或是读者，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样一种现场。
我最初的历史研究由英国、欧洲史开始，后来才对中国历史有了兴趣。如果说我的作品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话，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的翻译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绍到中国，还有中国历史学家做的许多工作。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前段时间我和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的孙子会面，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简直是和过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历史书会面。
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理解还只是像管中窥豹一样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阶段，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包括内政外交、权力分配等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的另一个兴趣所在是民国早期，清朝灭亡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了哪条道路。
3.从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
时代周报：中国人都会惊讶你对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
史景迁：就17世纪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是《朱批谕旨》（又作《硃批谕旨》，雍正朝政务活动的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可以找得到。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全部史料，因为在1948年，由于战败，民国政府将很多档案带走，去了台湾。后来人们试图将两岸史料整合起来，但台湾说“这是我们的中华遗产，这是我们的东西”，例如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字画。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书画保留在了故宫，还有很多去了台湾，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国，被来自中国的商人频繁地交易着。至于原始档案，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此外还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阅读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学者们试图将所有的史料整理出来，但是这个数量太庞杂了。仅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国就有650万字的资料—我指从早期的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但是相反的结果是，即使借助现代的电脑技术，想要翻译如此之多的资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会显得很离奇。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蒲松龄。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惊人的想像力。
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献也很重要。这些文献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大陆研究似乎很少提到这部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非常多的信息。它们都是关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烦的人，读完之后会觉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异议者，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当我有机会使用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就真正能够依靠这些资料来构建我的整本书。这些关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内在就与明、清或者是民国有了联系。
民国的资料比较麻烦，因为当时没能建立一个组织，国民党没有赢，军阀没有赢，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败。这也是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该书由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延伸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情况）一书的主题。
4.“第一个到伦敦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历史研究给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史景迁：研究令人兴奋，非常有意思，有时也令人沮丧。我从没写过虚构作品。我是说，现在的写作是我唯一的写作方式。电脑让人们有了很多写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来那些，我不喜欢用电脑写作。我喜欢手写，虽然这意味着过后要打字，但这没关系。每当文字落在纸面上，我都感到愉悦，感到我确实能够围绕着我的点子建造出整本书。
时代周报：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迁：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间一个来到欧洲最终落脚巴黎的中国人（指沈福宗， Shen Fu Tsong，2010年史景迁曾做过一次关于他的演讲），他给了我们一些非常不同的画面。这个中国人旅居欧洲却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们喜欢描述来到欧洲的人们多么喜爱西方文化，不过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欧洲，憎恨鹅肝酱，憎恨牧师，这就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可能你觉得不可信，想否定这些资料，试图寻找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同时期巴黎的警方记录，正如故宫里的法律文书一样，以及法国的资料、英国的资料……我则使用当时英国的资料，以研究这个在康熙年间—1686年—第一个来到伦敦的中国人。当时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国人交谈。我的问题是：为何当时一个中国人居然能够和英国人沟通？答案是：因为他们讲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教一些中国父母拉丁文，而他们的孩子就此学会了拉丁文。而在当时的欧洲，在学校里、大学里，人们同时学习英语和拉丁语，老师也必须有能力同时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这就使一种语言共通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如今的社会做不到的。我们是有在线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说”。
因此，奥巴马总统致力于推动在小学增加更多中文课程，但是这无疑成本昂贵，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来源）叠加起来，你总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谓的“美国社会历史学”，我们就是这样完成的。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