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题，我想把它称为“国家之下”（Below the State），主要谈一谈雍正统治下的世界。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的皇帝之一。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我想用几个形容词来描述他：难以捉摸，强权，意志坚强，反复无常。我们很难评价雍正，他非常自省，而且看上去对自己在整个帝国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愧疚。这些印象都是雍正时期留下来的文献展示给我们的。总的来说，雍正是一个深具现代官僚作风的统治者，他几乎可以记录下所有事情。和他的父亲康熙一样，他认为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管理整个国家，而这也是唯一安全的方式。
康熙在清朝初期创立了一套“秘密交流系统”。想一想，如果统治者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头脑中，那么当他丧失理智时，会发生什么呢？统治者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掌控所有的权力，但这不能告诉他在施展权力的过程中应该信任谁。因此，这种情况就导致了英文中所说的“Paranoia”（偏执狂、妄想症），随时随地去怀疑一切。
我们现有的资料，向我们展示出一幅18世纪早期的中国的面貌。我特别关注1710到1735-1740这个年代，这段时间既是从康熙到雍正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乾隆逐步进入历史舞台的时期。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处理这三个人的传承关系。我也研究了曹寅，他是康熙的家臣和幕僚，他在内务府的熏染下成长，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想回到这个时代，去看一看那些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现实、解读现实的人。这些人并不供职于任何国家机构，他们只效忠于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帝国也不甚了解——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这个主题开始之前，我想谈一谈对于这些人的分类。我还会为这些分类提供相应的文献素材。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位于“帝国的底层”的群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历史资料中呈现出来的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展现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的真实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我们要考察的人物主要来自于山东南部、甘肃、地区、湖南中部、西安、浙江，还有一些人来自广西。
在此，我想首先向我的同事孔飞力教授致敬。孔飞力先生在他此前的作品中，呈现了乾隆年间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他曾经提到过“剪辫子”，在当时辫子是一个男性是满人还是汉人的身份象征。因此，剪下敌人的辫子，成为一件非常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为此，孔力飞先生写过一本非常吸引人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我非常感激这本书把我引向了那个时代。此外，我所使用的史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来的。尽管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有所联想、有所怀疑，但是在我们身后有着大量的文献记录，有些来源于当事者自身的记录，有些则来源于旁人的记录。因此，对于今天的主题，我们会有不少非常好的历史凭证作为参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种类别的人。我从历史中留下的那些模糊的低语声中（murmurs from the past）整理出了五类人群，在此和大家分享。你们可以赞成它，也可以认为这种分类太过宽泛或狭隘，对此提出异议。
商贩和行医
第一类人是商贩和行医。其次，是国内的流放犯人，这些人犯了罪，因而被帝国的法律判以流放。在清朝，流放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惩戒犯人的手段，流放的地点依旧在广袤的帝国领土范围之内。在第三种分类中，我把两类人放在一起：行脚僧和考生。第四类，则是客栈或酒肆的店主。在这些地方会经常有流动者来来往往。第五类人，是那些算命者或占卜者，他们会通过观看手相或面相，或是通过一些隐微的迹象，来告知来者的命运。我认为观察这些“帝国的底层”之人的好处在于，在雍正时期，有各种各样的这类人，因此我们在选择上有很大的自由。
我们从第一类人——商贩和行医开始。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雍正时期最具流动性的一类人。商贩和行医这两种身份往往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商贩经常携带着草药、医书、药方，必要的植物、昆虫，以及其他的药剂，将这些东西和他的货物放在一起售卖。他们走街串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中国。在城镇，或是乡村，这些人挑着自己的货担兜售货品，有一些富裕的商贩也会雇佣他人来挑担售卖。这些兼职（part-time）货郎的生活相对独立，他们带着药草、药方，还有医术四处行医。这些医术一般记录着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我之所以对此类人深表兴趣，是因为在行医当中有一部分盲人医生，这令我非常惊讶。这些盲人医生大多自小就已失明。据我了解，在清朝，盲人是不可以进入私塾读书的，但是这些盲人获取了相应的知识，并且成长为优秀的医生。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结论令人惊讶，但也合乎情理。
在这些孩子失明以后，他们的父母会雇佣专人来为他们阅读。阅读者会给这些盲童朗诵儒学经典，同时也会为他们阅读医书。我还不太知道这些阅读者的背景。不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盲人医生获得了他们流动生活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家境殷实，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仆人。所以这些盲人医生是通过听和记忆来掌握知识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座一座的小型图书馆。对我而言，完全依靠记忆来记住这么多文本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些盲医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他们走街串巷，他们传递着新鲜事和各路消息，他们构成了第一类人之中的一部分。
在商贩或行医之中，还有一些人组成了某种社交团体。这些人相互结伴踏上旅途，他们相互照看，彼此结交为朋友，共同分享信息，比如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最兴隆。在这些团体中，有些人结了婚，组建了家庭，也有人则回到以前的家庭，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商贩或行医中的一些人组成了某种社交团体。这些人相互结伴踏上旅途，他们相互照看，彼此结交为朋友，共同分享信息，比如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兴隆。在这些团体中，有些人结了婚，组建了家庭，也有人则回到以前的家庭，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商贩或行医也为女性诊治疾病。当家里有女眷患病或是怀孕的时候，家人就会请这些行医来为她们做一段时间的诊治。我们对于中国医生为女眷诊病的一般印象是，他们除了诊脉意外，都和女眷相隔绝。但是似乎这些行医到那些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行医的状况有所不同。不过这些家庭的主人大多为商人或是地主，很少有官宦家庭会请这类医生为女性看病。
流放犯人
上述是我所说的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国内的流放犯人。在中国，流放犯人会被发配到一些特定的区域，主要包括湖南（尤其在长沙南部），一些罪犯会流放到广西，甘肃，或者是南部的省份如贵州，四川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放地。犯人从所在地发配到指定的流放地——这个过程是一套高效运转的系统。现存的官方记录显示，皇帝在数天或一周之内，就可以获知之前的流放犯人现在处境如何，是生是死，位于何处，是否结婚，是否新组建了家庭，是否和以前的朋友还保持着联系等等。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对雍正来说不是件小事，在他看来，好国家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能否追踪国内的流放犯人，一旦政治环境发生改变，原先的党派由于某种原因获得国家的承认，那么国家就需要找到这个犯人，撤销他原先的审判，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以前的社会中去。雍正的这个观点为一些学者所研究，他们对比了海外流放和国内流放的概念。在西方，犯人往往会被送到殖民地或附属国，而在当时的中国，犯人则是在自己的国家被流放。
在流放的路途上，流放者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小的社群。被流放者一般不会独自一人，来自不同城市的不同的犯人会形成一个团体，他们在当地犯了罪，审判之后在差役的押解下前往流放地。押解的差役多为清朝的贵族，也就是旗人，毕竟在清朝是满族人掌握着政权。
白天，这个流放的团体主要负责赶路；到了晚间，这群人则会形成一个非正式研讨小组（seminar）。白天行路的过程中，流放者、狱卒、差役各司其职：狱卒或许可以乘轿，不过我认为这不大可能，他们多半也会走路，最多会有一至两个人骑马。而到了晚间，当这群人驻扎进城镇之后，他们便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享有一些工作之外的自由，比如聚在一起共同吃晚餐。这顿流放者的晚餐将当地的居民聚集在一起，农民、过路人、差役、包括被惩罚的流放犯人，他们围在饭菜周围，坐成一圈，听犯人们讨论彼此的刑法、量刑，当时的政治传闻等等。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加入到这样一个群体中，亲口和他们交谈，聆听他们所谈论的主题。不过，这类群体往往是没有组织的，不具社交性的小圈子。我并不认为这些犯人们喜欢流放生活，他们只是充分利用这种社交圈子，记录下他们的流放动态，为自己和家人保持联系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此，我还要简要介绍另外一类流放者。他们听闻谣言，认为有些流放地的生活要比他们所在的地方更好。一些人相信“井田制”，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它的愿景是回到周朝甚至是周以前的朝代。一些流放者团体认为“礼乐”文化的复兴近在眼前，他们会因此受益，并且生活得更加富足。出于上述这些原因，一些地区的流放犯人会逃到那些充满诱惑力地区，如四川。举个例子来说，流放至广西的犯人会真诚地相信四川的流放生活会更好。这是我们从一些档案中发现的材料。
在这一分类下还有一类人，他们是生活在船上的人。如若不是探索“帝国的底层”这一领域，我们甚至都不能相信中国是一个“水上的国度”。在两百年前，中国的水运系统或许更加复杂，水上交通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水系、支流成为很多人的家乡。一些水路交通发达的地方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区域，人们付给船家摆渡费用，乘坐船只从一个城镇来到另一个城镇，在那里进行贸易，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又乘船而归，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城镇。当人们从集市满载而归时，你可以看到一幅繁忙热闹的景象。这就是18世纪30年代，雍正统治时期，生活在船上或是水上的人组成的流动的群体。
僧侣和考生
下面是我之前提到的第三个分类。在这个分类中，我将两类非常不同的人物放在了一起：僧侣和考生。我们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雍正时期，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确实出于一定的考虑。我们发现，很多考生尽管屡次落榜，但他们仍坚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及第。这个庞大的考试系统给年轻的文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不太清楚落榜考生的具体人数，但是确实有不少关于屡次落榜的考生的事例。
当时有一个文人前往湖南省去看望一个曾经的考生，这个考生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是后来从官僚系统中脱离出来。我觉得这种去官的现象没有获得充分的重视，这类人没有从考试的成功中获取任何好处。只有一两个学者做了对于这个群体的专门研究，我们还不知道究竟哪些人在科举中取得了成功，却主动没有进入官僚系统。雍正对这个群体很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这些人掌握了文人的技能，但他不清楚他们要将这种技能施展在何处，因为他们并不服务于这套官僚系统。
在这些考试失利者的案例中，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对于其他的考试失利者非常慷慨。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些赴京赶考的考生中，很多需要跋山涉水，走非常长的路途，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内心善良的士绅阶层。他们往往通过了考试，但是在仕途上没有太大发展。这些士绅给那些屡次赶考的考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借书给考生，给那些饥饿的考生准备食物，出钱埋葬那些死在赶考路途中的考生。有一次，一个来自湖南的考生前来拜访一个乡绅，但是这个考生在拜访过程中不幸离世，这个乡绅感到自己为此负有责任，心甘情愿地为这个考生安顿了后事，包括通知亲友，提供入殓的衣服，将其下葬等。这些无疑都要花钱，但是对于这些士绅而言，他们乐意这样做。
和考生一样，僧侣也是一类有学识的群体。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寺庙，它们大多造型优美，并且分布在各个地区。在清代，有很多关于考生的文献资料散落在各个寺庙中。我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寺庙的功能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有时候一些寺庙只有一到两名僧侣。但我知道，那些赶考的考生，或是考试落第的考生可以把关于他们的文件保存在这里，留给一个认识的人手里。因而，对这些考生来说，僧侣或是其他的宗教信徒刚好可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他们的一些家书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保存的。国家有的时候也会去这些寺庙搜查，寻找这些人留下来的，可能有用的文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赶路的人往往是一些文人，他们会随身携带着公文原件，如法律卷宗，那些有关遗产、守寡、再婚等事务的法律文件到这里。我们从这些文书中能够洞悉文人、僧侣还有寺庙管理者的那个世界。
考生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群体。这些考生谎称他们通过了考试，实际上他们没有。在雍正年间，信息尚未充分公开。如果有人在贵州告诉他的乡亲们，自己前一年中了举人，除非他运气很差，谁又能发现他说了谎呢？奇怪的是，实际上的确有一个人对于这类考生的行为了如指掌，而这个人就是雍正。他发现这些谎称自己中第的考生会让整个科举考试系统陷入瘫痪。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特别困窘，并且衣衫褴褛，但是同时又需要帮助 – 在当时的中国，衣着是判断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的最好识别之一，如果你来自于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那么你肯定会穿好的衣服，而且你不会自己带着行李 – 不过如果你不是如此，又希望得到乡绅的帮助，那么谎称自己中第是一个办法。
赶考途中，考生会向殷实的人家寻求帮助。在考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这家人中恰好有人以前通过了考试，那么他们很可能会供其饭食，并且提供所有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如果这个考生待的时间过久，那么这户人家也会婉言送客，在临行前，他们会送给这个考生一袋米，以这种方式维护对方的自尊。
还有一些个别的例子。有时一些考试失利的考生在赶考途中会变成更好的学者，因为他们会在途中去他们寄宿人家的私人图书馆，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书籍，获得了更多的知识。
这就是当时考生的一些真实场景，它充分地展示出科举这套系统在不同层面的复杂性，以及从中央到地方配置各类资源的困难性。
店主
第四类人，是那些茶庄、酒肆或是客栈的店主或是拥有者。我们一般不大清楚这些店主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往往拥有一些特殊的知识，比如说知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究竟怎么走，如何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诸如此类。这些店主不但了解那些分散的地标位于何处，而且能将他们周边一定区域的位置关系烂熟于心，比如说，他会对以店铺为中心，方圆15-25里的区域内的所有环境了解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在冬天，他们会为在风雪中迷路的行人指路，或是为他们提供御寒的衣服。
这些店主还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他们会捐钱修建一些公共设施，出资埋葬路途上的死者，或是给那些前来求助的路人指路。他们有时还会和过路的人进行一些交易，比如说出售食物，或者允许路人用衣服换取一些食物。对于窘迫的文人来说，他们有时也会拿自己暖和的衣裳换取一些食物，但他们不希望这种交易被他人看到。如果一个文人看到另一个文人在出售自己的冬衣，那么也许他会走上前来和店家进行交易，以此维护对方的面子。
有些情况下，一些出身低微的文人如果屡考不中，那么他会加入到流动者的系统中，成为一个四处行走售卖货物的商贩。这个案例表明，当时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我们如今会掌握一些案例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大多来源于调查者为雍正而展开的调查。雍正给调查者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并且要求他们一一予以回答。对雍正来说，他总是希望在一些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对事态了如指掌。
算命者或占卜者
算命者或占卜者是我所要说的第五类人。这些人一般会出现集市上，或是城镇的中心地带，有时在大城市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算命者的顾客，往往是那些赶集或是买东西的人。我们或许只能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从他们口中探听到一些散落的、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在这其中很少会包含必要的细节。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话题。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来自1730年代的数据，它向我们表明，当时看一次手相需要花费8文钱。当然，这一数据有很大的随机性，因为不同种类的占卜可能在价格上有很大差别。就在不起眼的小摊上，一个人会告诉你一些对你未来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是某些警示——如果这一切只花费8文钱，那么我想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等待看手相的长队伍中来。听这些算命者谈天说地，有时你或许会觉得这些东西无关紧要，但是如果耐心听，也会从中感受到当地生活的乐趣。
算命者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关于你的信息出售给你。他们会给出一些神秘的说辞，事关天体的运行或是天象的变化。在村镇，一般每隔十天会有一次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总会有算命的人、看手相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上乘给雍正的密折发现一些细节，比如说看手相的队伍有多长，等等。
在城镇中，有随处可见的招贴、告示，这些告示记载在天象的寓意，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时在城里还有一个给病人把脉的老人，他自称已经年逾百岁，因此在民众中很受欢迎。在桥上也处处挂满了招贴，上面写着上天的预兆。皇帝在稍微空闲的时间里也会阅读这些招贴上的内容，获知这上面的内容，民众究竟在想些什么。因此，在当时使用这类招贴、告示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现象。
当时还有一个比较轰动的事件。人们在一所书院的墙壁上发现了类似的招贴。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会在书院的墙上贴一些招贴，这并没什么稀罕。但问题在于，这个招贴是书院自己贴上去的。书院是传授儒家正统学说的场所，因此这在当时是一个负面的事件。雍正知道此事后，大为不悦，他命人到这个书院将这幅招贴揭下来，带到京城给他亲阅。然而，在揭下来的过程中，由于天黑或是疏忽，这个招贴有一部分留在了墙上。雍正拿到缺失了一块的招贴，命人再次回到书院，将那块粘在浆糊留在墙上的残片揭下来，带回北京。
结论
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结论：我们从上述的资料中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眼里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要给上述的这些人一些形容词的话，那么有一些形容词看来是很自然的，对我来说能很好的描述这些的特征：他们容易轻信他人（Gullible）， 当然他们也非常的慷慨（Generous）， 他们有批判精神（Critical）， 而且都是冒险家（Venturesome）。这些词看上去不是很中立客观，但是展现了这么一群非常有活力，也有很强流动性的社会人群的特征。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在那个时候，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是很多家庭都无法联系上这些流动的人。
对于雍正而言，在某些时候他对于军队非常的警惕，在他对南部和西部的几次战役中，他进行了扩军。但是他对于军队的管理非常小心，对于那些打散了的部队很在意，同时也注意任何不尊重他权威的旗人。在一封奏折中，一位大臣说他看到有四个旗人士兵在街市中行走，而雍正对于这样的细节，批示说，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看看这些旗人怎么会穿着制服去本地的街市，然后处罚他们的长官。这样的细节很有说服力。同时，雍正也怀疑船夫。在北京，对于船只的检查非常彻底，船舱中有哪些人是需要彻底检查的。当时还有很多的夜航船，很多中国人乘船喜欢在晚上，这样一早就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雍正很想知道这些船驶向什么地方，官员会说船太多了，我们没法知道每艘船的航线。雍正会批示说，你们一定得找到，我想知道！我问了一个问题，你得给我答案，如果没有答案，你就找出答案。
我用了容易轻信这个词（Gallible），并不是贬义，只是说，对于这些居住在城镇的人来说，各地来的传说都很有意思，而且他们都能够理解这些讯息的含义。这些故事中有那些关于紫禁城中的丑闻的故事，关于皇储如何互相残杀的故事，雍正对自己的兄弟很残忍，这些故事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有些汉人被邀请去雍正兄弟的王府参观，以证明这些兄弟没有收到迫害，这些邀请函在寺庙中被保存了很多年，状况良好。
曾静案是雍正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案件。在这间案件中，雍正认为一些汉人学者是叛国者，这些汉人学者鼓动帝国治下的将军反清，从西安起义，进而攻击北京。这间事情在人们之间口口相传，医生，商贩，算命的都会谈论这间事情。这件案件的处理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雍正非常费心思的和这些主犯交谈， 当然，是通过中间人，最后刑部认定这些人是犯了叛国罪，必须处死。当这个判决送到雍正手上的时候，他宽恕了这些罪犯。这个时候档案资料不能解释他的心理，他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雍正也许是认为：一旦这样的罪行败露，那么也就不再有威胁了。他没有给曾静定罪，而且还赏赐了一千两银子给他。十年之后，雍正去世，乾隆在即位后的几天，就宣称他虽然理解雍正的用心，但是觉得曾静仍然有罪，于是处决了他。
最后我想谈的一点，当时的西方人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我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西方人，对这些生活在小城镇的，或者是高度流动的中国人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生活有很多晦暗不明之处。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更好的注意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和未来的历史学者可以对那个时代有更好的，更清晰的认识。
谢谢杜华，谢谢大家。
2014年3月7日，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继续他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东方历史评论》获得史景迁授权，独家全文整理、翻译了他的讲座录音。未经本刊授权，请勿转载。
《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独家整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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