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该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未更换工作单位。1979年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5年评定为副研究员，1990年升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河南大学研究生院名誉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2001、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6年获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著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中国历史学30年》、《台湾简史》等论著和资料集多种，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百数十篇。
记 者：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联合采访！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呢？
张海鹏：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非常伟大的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次革命提出了此前几千年历史当中没有提供的新鲜知识和新情况，所以非常值得纪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是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原因外，每逢辛亥革命十年纪念，党和国家都要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活动。
1951年是辛亥革命40周年，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而且处于抗美援朝的高潮时期，国家的经济也在恢复当中，所以还没有力量来纪念辛亥革命。
第一次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是在1961年，这一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党和国家在北京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学术界的纪念活动则以中国史学会为首，郭沫若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副会长是吴玉章、范文澜。考虑到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代表，武昌起义又发生在湖北，所以中国史学会决定与湖北省社科联合作（李达同志时任湖北省社科联的主席，也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他还是党的“一大”代表），并于1961年10月10号在武昌召开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自辛亥革命发生以来，第一次召开讨论辛亥革命历史的学术会议。
1971年是国家非常敏感的时期，因为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而且这年还发生了9.13事件（9月13号林彪叛逃事件），当时形势比较紧张，所以这一年没有召开辛亥革命60周年大会。
1981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也是辛亥革命70周年。党和国家在北京举办了非常高规格的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同时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联在武昌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也是辛亥革命发生以来，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国际讨论会邀请了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各个国家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最好的学者出席。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请那么多海外的学者到中国来参加学术讨论会。学术界的看法是：198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是辛亥革命历史当中召开的学术会议水平最高的一次。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到了1981年，许多学者的学术积累都喷发出来，写了很多很好的文章。记得这一年讨论的主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以这个主题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开展探讨。
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党和国家还是在北京召开了最高规格的纪念大会。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联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北京召开了大规模的纪念大会，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联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党和国家届时将在北京召开最高规格的纪念辛亥革命的大会。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科联也将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在武汉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并以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科联、湖北省辛亥革命研究中心4家单位的名义来承办。目前，我们正处在筹办的过程当中，前期的工作都是由中国史学会来组织。
记 者：张老师，您能不能向我们透露一下今年纪念辛亥革命大会的主题？
张海鹏：今年大会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不仅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同时探讨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的关系。我个人和刚刚说到的四次会议都有关系，1961年第一次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所以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记 者：作为一名学生，您参加了1961年辛亥革命历史讨论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能告诉我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每一次参会，您是否都会有一些难忘的事？
张海鹏：对于会议开幕式、闭幕式的具体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见到了当时历史学界最著名的学者，包括吴玉章、范文澜、吕振羽、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寿彝、黎澍等。会后，武汉大学还专门邀请范文澜、吕振羽和吴晗到学校作报告，我当时是担任记录，事后把他们的报告整理成文，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平时经常看这些著名学者的文章，但是没有办法见到他们本人，通过这次会议能真正见到本人，听他们讲话，是非常难忘的。
1981年的70周年大会，我也参加了。当时开会要有个简报组，要做会议简报，现在没有了。那时我担任简报组的副组长，武汉师范学院冯天瑜任组长，要在当晚把会场上的各种讨论情况写成简报，每天写到半夜。后来听到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狭间直澍（也是我的好朋友）跟我讲：“我参加武汉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一摞简报。这个是在其他会议上看不到的，可以永远留作纪念。”
中国史学会对每次的学术讨论会都非常重视，所以在每次讨论会前，都要对国内学者的论文进行评审。1991年开始我就作为评审组的成员，参加论文的评审，同时我也为1991年武汉会议写了文章 ，但是会议期间我在莫斯科访问不在武汉，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论文的审核我都参加了。
2001年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我也都参加了。2001年的大会，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个时候李铁映同志是中国社科院的院长，会前我们请他出席武汉的大会，他说他没有时间，同意给武汉的大会写个致辞。我起草了致辞，后来又请院党组办公室修订。李铁映同志不能来武汉，指定我代表他在大会上作致辞，所以2001年的开幕式上由我来代表他宣读给大会的致辞。
今年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就是由我主持筹备的，我们在今年8月8日至12日就已完成了论文的审评工作，差不多收到了265篇国内的论文，最终评出104篇，这几天正在给这些论文的作者发邀请函，正式邀请他们参加会议。
上面谈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个政治纪念和学术纪念的历史过程。可以这么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国内是没有这样专门的纪念活动，所以纪念辛亥革命和宣传辛亥革命是从政治的角度和学术的角度同时进行，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个创新。
记 者：张老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大会的见证者。您刚才总结了历次会议以及会议中的一些成就和令您难忘的事情，带我们回顾了历史。接下来能否请您对辛亥革命的性质作一个概括性描述？
张海鹏：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现在国内外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认识。我们历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换一个说法就是民族民主革命。所谓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是因为首先要推翻封建制度，反封建就是一种民主。欧洲也是这样，推翻封建就是民主，而在中国推翻封建制度，推翻封建皇帝就是民主。当然，仅推翻封建是不够的，推翻封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共和的国家、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还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是辛亥革命最基本的一面。这些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大量文章和演讲里面看出来，为什么要发动辛亥革命？发动辛亥革命是干什么？是要建立共和制度、建立共和国。所谓共和国就是不要皇帝，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干什么？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定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基本的要素。
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进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对辛亥革命的一个很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国外的学者、和台湾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国外学者不一定赞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反满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期间确实有大量的反满文字、反满宣传。还有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反对外国人的革命，他们是把满族人当成外国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台湾学者也不同意“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说法，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关于这点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很有名的故事：1981年我们国家刚刚结束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1982年4月美国的北美亚洲学会召开年会，有专门一场是来讨论辛亥革命70周年的。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出席。30年前，海峡两岸的学者不可能见面（过去见面都是在海外，我们不可能去台湾，他们也不可能来大陆），这次年会，台湾方面派出了以秦孝仪为团长的代表团（秦孝仪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先生去世以前，做过蒋介石的秘书，辞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还做过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所以秦孝仪在国民党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大陆方面派出的是以胡绳为团长的代表团，胡绳当时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两个代表团旗鼓相当，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个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地位是相当的。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分别从台北和北京坐飞机到旧金山，到旧金山以后他们乘同一架飞机去了芝加哥，上飞机后才发现。据说秦孝仪先生在出发以前，跟他们的代表团成员交代：见到了大陆的学者不能握手、不能笑，要严肃、要绷着脸。可是我们的代表团在飞机上遇到他们，就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理睬。到了芝加哥的会议场上，因为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议。台湾方面发言的是张玉法，大陆发言人是当时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张玉法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人在会上的讨论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台湾的媒体报纸普遍地作了报道，同时也对大陆学者的发言有一些曲解，所以在回国以后章开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回应台湾学者和台湾媒体。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在文章中写过他在台湾见到张玉法后跟他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张玉法说：你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哪个是资产阶级呢？都不是！既然他们都不是资产阶级，那你怎么能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 金冲及讲：我们把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皇帝制度，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都是资本家。你们说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那你们的辛亥革命是为全民服务吗？哪一个全民享受到辛亥革命的利益了呢？张玉法说：哦！你这样说我理解了！
我在这里要补充几句话：我们从世界历史上看，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都不是资本家出身。世界上第一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英国，1640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克伦威尔领导的，克伦威尔是国会议员但不是资本家。第二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发动了独立战争，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脱离英国的战争，美国人又把美国的独立战争叫做“美国革命”。美国革命的领导人是华盛顿，是美国的第一个总统，他在美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大英雄。美国为了脱离英国的压制而爆发的革命当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在美国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华盛顿本人不是资本家，他出身于种植园主家庭。我们再说说最有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也不是资本家出身。如果我们再举例子的话，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没有成功），二月革命的领导人是克伦斯基，他也不是资本家。
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家本人参加的，所以台湾的朋友们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没一个是资本家，所以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观点本身是不对的，他们没有考虑整个历史的特点。我们判断革命的性质，不是看革命领导人的阶级出身，而是看革命的目的。
从我过去对台湾学者的接触，阅读他们的著述，发现一个规律：我们是讲唯物主义、讲究唯物史观、讲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不太讲这些。他们总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贬低了辛亥革命，他们不知道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因为辛亥革命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推翻了，这对中国的历史进步起到了很了不起的作用。怎么能说是一个很低的评价呢？应该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他们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一个很低的评价呢？因为台湾学者有一个观念：你们不是说要打倒资产阶级吗？你们不是还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吗？你们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高吗？要是这么来比较的话，不是就把资产阶级给贬低了吗？他们是这么理解的，特别是过去台湾那些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我们是从历史发展规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封建主义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是共产党的第一部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给了资本主义一个很高的评价：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人类财富，比以前的几千年创造的都要多，所以他对资本主义推动历史进步是充分肯定的。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所以要新的阶级、新的社会力量出来代替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但是台湾的学者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这是我们和他们产生分歧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学者，也有人对资产阶级革命表示怀疑。我觉得这个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辛亥革命在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从孙中山先生的大量言论中可以看出端倪。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理论的创造者，他的言论大量地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当然，他的言论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孙中山是引导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也有人说：孙中山鼓励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话孙中山都讲过。孙中山说：我希望中国未来成为一个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旅行，读了大量的欧洲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也观察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他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不希望在中国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因为一旦发展垄断资本主义，一定会发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很残酷的，中国要避免这样的斗争。所以孙中山最主要的口号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意思就是不要垄断，要发展中小型资本主义，不要发展大资产阶级，不要把中小型资产阶级发展成垄断资产阶级，这是他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中小资本家、小资产社会一定会发展到大资产社会，一定会产生垄断资本主义。从当今世界格局不难看出，大的跨国集团就是垄断型的。所以孙中山主观上希望避免垄断资本主义，这不表示他反对发展资本主义，他是提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所以我们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从这一点来提出的。
记 者：请问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张海鹏：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很多方面。比如辛亥革命的最重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对两千年来似乎千古不变的封建专制—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中国历史上掀倒皇帝宝座的例子很多，每次掀倒后，又有新的皇帝重新登上那个宝座。近代中国也是这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号称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免不了要登上皇位；戊戌变法也是一场以拥立皇帝为目的的改良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旗帜上写的是“反清灭洋”，就是说反对外国侵略，拥护皇帝。辛亥革命则不同，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掀倒了，皇帝宝座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成立了共和国，这就是中华民国，从而结束了几千年习惯了的对皇帝、宰相、大臣的顶礼膜拜。从此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我想如果是从历史意义的角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意义。
沿着这个话题说，推翻帝制也是中国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的主旨是不要皇帝了，要人民当家作主，而在过去都是认为皇帝是国家的主人。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这应该说是重大的思想解放。人们一旦从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解救出来，就会思考很多问题。我举个例子：在1912年以前，在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制度下是不能有政党的。皇帝才是公，每一个大臣都要效忠皇帝，如果你脱离皇帝的那套秩序，你另外搞一套 ，你就是私。只有1912年推翻了皇帝以后，中国才产生了大量的政党。产生政党是什么含义呢？说明人们有不同的政治追求，他可以用组织政党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追求，后来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这都是皇帝没有了才可能的。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帝制没有被推翻，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当然也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国家地位、社会地位。要是不发生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就会停留在封建社会，中国可能继续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而且不可能是一个半殖民地，有可能是一个完全殖民地，中国历史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前途。
记 者：您刚才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历史意义进行了总结。请问辛亥革命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张海鹏：首先，辛亥革命后发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也是留给现代中国人的重要历史遗产。封建社会绝对不会制定宪法，只有在民主共和国才会制定宪法。国家和公民要在宪法的规定和约束下，进行一切活动，这是宪法的最大意义。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并通过了《共同纲领》，规定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针。实际上，《共同纲领》就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国家的一切行为要在《共同纲领》的规定下进行，党和国家都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切活动。当然，如今我国的宪法与辛亥革命时期《临时约法》的内容和性质是不同的，但是形式却是相同的，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相同的。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之一。
其次，辛亥革命是以民族革命为起点的革命，“五族共和”思想和中华民族概念为此后中国的民族平等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民族革命角度说，反满是推翻以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等各民族的统治。满族统治中国，不是以满族中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而是以整个民族作为统治阶级。满族作为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相比，具有民族优越感，是中国社会的特权阶级。这种统治特权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是民族不平等。因此，孙中山曾说：“民族主义，是要扫除民族的不平等”。当然，这里所说的民族不平等，也包括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不平等。辛亥革命后，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取消民族不平等，是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立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张。“五族共和”是以取消民族不平等为先决条件的。“五族共和”就是五族平等。随着“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就是中华民族新概念的出现。中华民族的概念规定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平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用中华民族概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和，最为恰当，没有厚此薄彼之嫌。使用这个称呼，为中国各民族消除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民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这个称呼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所接受。民族平等观念和中华民族概念，是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珍贵遗产。
再次，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称人民公仆，从而确认人民为本位。这对于中国阶级社会以来的官场政治，是一大革命。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为感谢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在致各省都督电中称“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把大总统等同于人民的仆人，体现了人民至上的革命精神。他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皆系为民服务，官规具在，莫不负应尽之责任，而无特别之利益”。他还说过：“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孙中山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廉洁自持，始终保持国民公仆形象。孙中山曾对来访者言：“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公仆精神，也是孙中山、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珍贵的政治和精神遗产。可惜，孙中山下台以后，民国时期的统治者把人民公仆放在脑后了，做官当老爷依旧。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贯强调各级党政干部、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清廉为政。今天一些人以官员自居，不以人民为本位，为政失廉，贪污腐败，不仅玷污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是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公仆精神的背离。
记 者：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海鹏：这个问题我可以说很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导者，辛亥革命的整个思想纲领和指导原则都是他提出来的，所谓“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是他提出来的。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萌发了这种思想，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创立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三民主义”是完全不同于封建制度的一套主义，民族主义一开始是推翻满族的统治，推翻满族的统治不一定就是推翻满人的统治，满族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他是具有特权的，不仅是对汉族具有特权，对其他民族也具有特权。所以推翻满族统治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最初的内涵。后来民族主义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从之前的推翻满族统治变成了从帝国主义中求得民族的平等，求得中华民族的平等。中华民族对于西方是不平等的，这时候民族主义就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而民权主义是建立资产主义共和国，它和封建的国家形式、国家形态是不同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非常重要，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它用英文的表述应该是socialism。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孙中山认为：把民生主义翻译成socialism，这两个词对应是最好的。孙中山在讲到民生主义时，强调人民的生活，强调民生，强调中国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过去我们和国民党的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代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提出“反对共产党”等一些反共观点，其实从《孙中山全集》，还有他的很多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没有反共的观点。如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讲“三民主义”讲了几个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有专门篇幅讲“三民主义”，他多次提到：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朋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是好朋友，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未来。
依据三民主义纲领，孙中山组织推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用实际行动来推翻清朝的统治阶级，比如在广东、广西、云南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每次都失败了。孙中山为筹得起义款项，从南洋、美国的华侨那里争取援助，其实20世纪初期的华侨很穷，不像现在的华侨都很有钱，那时他们也都出国不久，创业也很艰难，都是做些挑水、洗衣服、剃头、理发、开小饭馆等工作。很多华侨捐钱给孙中山，他再用募集到的款项在海外买枪炮买武器，然后运回到国内，在国内推动革命发展。黄兴协助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应该说孙中山发挥了革命中最为核心的作用。
同盟会是一个非常之松散、非常之松懈的组织，它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一个团体，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是同盟会总理，黄兴是协理，但同盟会内部一些领导成员之间的政见却不完全一样，比如说“三民主义”当中有四句话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时很多人都同意前两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第二个同意的就是“建立民国”，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学生都同意建立民国，第四句话叫做“平均地权”，很多人都不同意，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平均地权”。1908年在东京，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共进会的组织，这也是一个反清的组织，共进会就把这四句话改了一个字，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是属于民族主义，“建立民国”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说的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因为我们过去的地权土地都是地主所有，而孙中山却提出这个地权的土地要平均，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也是源于这个思想。英国则是靠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中赶走，赶到城市里去，让其破产，不得不去做工人，为工业提供后备劳动力。我们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实际上也是这个目的，但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农民的集体化，因为光靠小农经济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是不能实现工业化的，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讲的很清楚。毛泽东在写给秦邦宪的信中说，革命成功以后，我们不能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城市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中国，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很多人都不理解也不知道“平均地权”究竟是什么含义，所以在同盟会内部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
另外，同盟会还发生了分裂。比如说很有名的大知识分子章炳麟，如陶成章，这些人就反对孙中山，在同盟会几次发生“倒孙运动”，内部盛传说孙中山有什么资格做总理，干脆把他拉下来，不让他做总理。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的时候，清朝政府给日本政府打了招呼，说不能让孙中山在日本活动，要驱逐孙中山，因为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之间是有外交关系的，所以日本理所应当地接受了清朝政府这样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但当时日本政府把事情做得很漂亮。他们以孙中山朋友的名义送他一笔钱，让他离开日本。此事在同盟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同盟会是一个很松散松懈的组织。
还有一点就是包括黄兴在内的革命党领导人，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并没有一个全盘的战略思想，在如何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全盘的战略考虑。比如说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代表的，但是在武昌发动起义，从来就不在孙中山和黄兴的设想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武昌起义的发生是意外的。孙中山组织起义大都在广东沿海、广西沿海和云南沿海。当时孙中山为什么一直坚持在两广和云南的边境地区起义呢？显然是有他对时局的考虑。因为孙中山当时到英国，清朝驻英国公使馆抓他；到日本，日本政府也驱赶他；到越南，法国政府也不留他。到哪里他都站不住，国内根本不能回来，所以他在南洋和美国的活动很多。在南洋那里活动，他可以从南洋的华侨手中募集款项，然后从海外买回弹药，再通过船运送到广东、广西沿海，这样就比较容易取得武器弹药，对于革命显然是有利的。而在内地起义，这些武器弹药就不方便运进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于革命在哪里起义，1903年的时候革命党人也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当时黄兴表示，要在革命党人分头运动成熟之后再来讨论。黄兴曾设想在湖南起义，未能成功。1907年后，他与孙中山决策的八次起义，都在沿海地区，没有一次安排在长江一带或者两湖地区。黄兴筹备“三•二九”广州起义时，曾于1911年初派谭人凤携款北上，运动湘、鄂等地组织援应，他还在“三•二九”起义前致函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书中报告中说：“此间诸事已着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起义失败后，黄兴在致加拿大同志书中所说：“当时以广东为主动，而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隶数省为响应，各处皆有党人在新军中预备反正，拟广东一得手，则以次续起。”可见对于湘鄂这样的地方，黄兴当时并未给予特殊注意。后来宋教仁等觉得在广东、广西起义不一定好，因此他们就提出来在长江流域起义。1911年，上海建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策划在长江流域进行武装起义的一个领导机构，但是长江流域范围太广，横跨的省份较多，究竟在哪里起义合适呢？宋教仁等人也没想出一个主意。
所以我这里还要说一说武昌起义为什么能够成功。
武昌起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武昌的革命党，武昌起义的领导人都是革命党，也都是同盟会成员或者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重点是在武昌的新军当中作了组织发动工作。
当时中国武装力量最强的军队是在北京，由袁世凯所训练的一支叫北洋六镇的军队，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武装力量。第二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武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训练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有一镇一混成协，这个镇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一个协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一镇一协完全采用欧洲的军官来训练，用的也是洋枪洋炮，而且汉阳有钢铁厂和兵工厂，在汉阳可以制造枪炮，另外武昌、汉阳还有武器弹药的仓库，这些都是掌握在军人手中，当时这些军人叫做新军。新军和清朝原来的军队是不一样的，清朝本来的军队叫八旗，有满八旗、汉八旗，还有蒙古八旗。清朝正规的军队叫绿营，但是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也都随着清王朝的腐朽而日益衰落，完全不能打仗。太平天国起义时绿营根本不能打仗，所以后来就产生了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到淮军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洋枪，但是操练方式却是旧式的。而新军则是完全新式的军队，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完全按照现代军队“军、师、旅、团、营”的格式来编制，武器也都是新的，所以叫做新军。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考试，很多知识分子没有了出路（那时的知识分子就只能凭科举考试才可以出来做官，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地方绅士，成为一个地方有权势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选择留洋，去日本、美国和欧洲留学，没有条件去留洋的，也没有条件做官的就选择当兵。中国古人历来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那时当兵并不是件好事，但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只能参加军队。这样一来，军队中加入越来越多的小知识分子，大大提高了新军的文化水平。过去的旧式军队都是农民，不识字，只知道打仗，但新军中的很多士兵都识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且看到了清朝末年朝廷腐败的种种现象，就会产生变革的想法，产生革命的愿望。一些同盟会成员在新军里头做工作，把武昌新军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组织到革命队伍当中。据统计，1911年1月，武昌革命党人在振武学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组织——文学社。文学社主要在新军士兵和学堂青年学生中发展成员，起义前已达3000多人。此外，新军的士兵有枪，掌握着弹药库，所以他们就弥补了孙中山在沿海起义、在海外买枪买炮再运到内地来的不便缺陷，所以武昌起义就是这样一群革命党人组织发动起来的。
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组织开会商讨起义事宜，选举了起义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军事上和政治上负责的人都做了一些设计。这时候武昌起义发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四川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声势汹涌，四川总督打死了几十个请愿的人，清政府派军队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这支军队恰恰就是一支武昌的军队，这支军队里有很多士兵都参加了革命党，所以这个时候武昌的革命党人就感到有些紧张，如果继续把军队外调，军队就会被分散，就会缺乏组织。虽然他们是革命党人但还是军队的成员，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所以武昌的革命党人就感到是时候发动革命起义了，但是湖北革命士兵的领导人只是同盟会的一般成员，在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中是名不见经传的。在筹备发动起义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的声望不够，派人到香港去请黄兴，还派人到上海去请宋教仁。派到香港的是云南同盟会的吕天民，他是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与黄兴是熟人。吕天民于9月29日到达香港，却吃了闭门羹，黄兴三天闭门不纳。原来黄兴在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情绪极为低落，住在香港，闭门思过，几乎丧失了再次发动起义的信心。在自责和痛苦中回顾以往的经历，黄兴几乎要放弃当初选择武装起义的基本策略。三天后也就是10月2日，黄兴在知道吕天民来意后，他不相信武昌有条件发动起义。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领导人都不相信武昌可以发动首义。吕天民反复劝说黄兴并说明武昌起义发生的必然性，黄兴最终相信了武昌起义的真实性，但没有立即到武昌去组织领导。黄兴认为自己在起义的准备工作中什么也没有做，他应该筹一笔钱，可是他自己没有钱，所以他就往南洋、美国写信，请求华侨捐款援助，但是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华侨，筹款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最后黄兴并没有筹到钱，却延误了前往武昌的时间，错过了领导武昌起义的好时机。
宋教仁也并不相信武昌起义的发生，虽然他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面对前来劝说的人，宋教仁借故说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没有处理完，还要办报纸。我曾统计过，在9-10月之间，宋教仁在《民立报》每天写一篇社论，大约写了30篇社论。做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重要，但革命马上要爆发了，是应该继续拿笔杆子还是应该走到前线去，哪一个更为重要？当然是到前线去指挥起义更重要，但是宋教仁始终没有去。
我们再说孙中山，孙中山也同样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所设计的多次起义中没有一场是设计在武昌发动的，他们设想过武昌配合协助，但始终没有设想过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的丹佛，到丹佛前，他就收到了黄兴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就写到武昌要发生起义，但那个时候都是密码电报，不便于破译，所以孙中山在丹佛住下来后，把密码本拿出来翻译黄兴的电报，才知道武昌要起义。他当时认为武昌不能起义，就想立即给黄兴发去电报告诉他要阻拦武昌的起义。可是当时他刚到宾馆，有些疲倦，需要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头脑清醒后再给黄兴发电报告诉他阻止起义的理由。但是第二天起来看报纸时，武昌起义的新闻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我想说明的是武昌起义并不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同盟会领导者的设计之中，不在他们的战略规划中，这就说明他们没有从全盘战略角度思考哪个地方更适合、哪个地方更有条件开展反清武装起义。
如果黄兴早一点到武昌，他就可以取得武昌起义的领导权，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黄兴是在10月初接待武汉来的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黄兴立即决定奔赴武昌，在10日之内从香港到武昌应该是可以到达的，但是他没有立即去，他在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筹到。在武昌起义后18天，黄兴才到了武昌，而且是先到上海和宋教仁会合后才一起来的武昌。18天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之前讲过，武昌的这些革命党人都不是同盟会中的领导成员，都只是一般的成员，他们感到自己在社会上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10月10号起义发动后，他们就找了一个队官（连长）吴兆麟来指挥，这个连长也确实起到了指挥攻打总督署的作用，一晚上就把总督署给打下来了，第二天占领武昌，第三天占领汉口。按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这是一个革命的政府。这些革命党人自觉没有领导经验，于是就找了当时新军协统黎元洪来做都督。黎元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清政府军队中的混成协协统（旅长），武昌起义前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但是革命党中的新军对黎元洪却有一个好印象，大家觉得他一副忠厚长者之貌，治军也算有方，平常也比较爱兵，所以革命党人就拥戴他做军政府的都督。可是黎元洪是清政府的人，不想造清政府的反，他觉得这里凶多吉少，坚决不答允，连声嚷嚷：“莫害我！”我们知道，军政府成立的第一天，要张贴安民布告，革命党人就把这个布告写好后叫黎元洪签字，但是黎元洪坚决不肯签字，一个革命党人代他写上“黎元洪”三个字。不久，这个署名“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黎”的告示就贴遍了武昌城，后来还被刊登在报纸上，这也是湖北军政府对外发布的第一张公告。此时黎元洪依然不吃饭，不说话，持续了五六天。五六天之后，起义形势很好，他便觉得革命有可能成功，于是开口说话，甚至剪辫子以示参与革命决心。这样一来，黎元洪就接受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职衔，开始以都督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召开会议。等10月28日黄兴赶到武昌时，黎元洪已经非常愿意在都督的这个职位上做事情，这时候黄兴也只能屈居于黎元洪之下。后来汉口形势紧张，黎元洪就派黄兴去汉口指挥作战。今天武昌有一个地方叫阅马场，那里有个拜将台，就是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地方。这样，一个革命领导人却做了别人的将军，其位置显然就颠倒了。如果黄兴早一点到武昌来，起义成功后，他到军政府担任都督，对于号召和带领全国的武装起义，作用就非同一般，做不到这一点对革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宋教仁同样也犯了认识上的错误，这就说明我们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特别是在马上要爆发革命起义、最需要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不在现场，所以我说武昌起义是不在同盟会的计划之中，而且同盟会的领导人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同盟会的一些基层会员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发动的。
这里我要再说说孙中山。孙中山虽然不在武昌起义的现场，但是因为武昌起义中的新军士兵很多都识字，孙中山很多文章都在新军的士兵中间传阅，所以他们都知道并且佩服孙中山，这些人都非常愿意在孙中山的思想旗帜下参加革命。武昌起义中，虽然孙中山本人不在现场，但是这场起义是在孙中山思想的指导下发动的，这是孙中山的作用之一。另外，孙中山起义的目的是要推翻皇帝，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北京的皇帝仍然存在，后来孙中山又在南方组织北伐军，要打到北方去，但是要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钱，要有后勤补给，要有粮食，要有枪炮弹药，要有运输，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江浙一带，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的成长，但是成长并不好，所以江浙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筹不到钱，无法组织军队，就不能及时发动北伐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的原因。袁世凯当时在北京掌握了北洋六军，他成为清政府当中最有权力的人，皇帝还很小，只有几岁，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不过20多岁，根本没有能力来应付这样的局势，其他的朝廷大臣也没有能力面对如此之局面，只有袁世凯一个人可以做到，而袁世凯当时既看到了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又看到了南方的革命军蓬勃发展，他跟南方的革命党人讲条件，孙中山当时就说，如果能推翻皇帝，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袁世凯采用逼宫方式，逼迫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因为当时的皇帝才6岁，宣统的母亲隆裕太后当时也不过二三十岁）。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宣统皇帝退位诏书。袁世凯随即将情况告诉在南京的孙中山，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在报纸上发表公开赞成共和的通告，然后让出大总统位置。袁世凯随即就给孙中山发电报并且在报纸上刊登了这则电报内容，表示赞成共和。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袁世凯就任。从这个结果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革命党人没有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却是清朝政府最后的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辛亥革命还有一个弱点就是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辛亥革命反帝的思想不够彻底。孙中山本来是一个有着强烈反帝思想的人，但是他在1912年1月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3日发表了一个对外宣言，宣言中说道：清朝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有效，所有赔款、所有义务，列强在华享有的特权，南京政府都要承认。孙中山希望用这个办法让西方各国承认南京政府，但事实上西方各国始终都没有承认他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
这里还要说一下，孙中山在美国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12月下旬才回到中国。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认为他应该去欧美各国游说他们的上层，希望他们支持中国革命，希望他们承认中国未来的政府，事实上他的这些想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两个月的游说工作没有成功。这说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他对帝国主义一直抱有幻想，他总觉得在中国建立的是一个民主共和的制度，是仿照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理应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可结果并非如此。等到他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西方各国马上采取了支持的方针，但这种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他们从袁世凯的手里得到他们在中国想要的权利。
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又失败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后，孙中山才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1924年，他说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中华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武昌起义中的蔡济民也说过：“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显然这是对革命的失望。孙中山后来也有很多反思，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重新组织国民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提出了“以俄为师”，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这说明孙中山反帝的立场变得逐渐鲜明。
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一直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前途进行设计，他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超过英美，所以他设计将要在广州建立中国的南方大港，在宁波一带建立中国的东方大港，在现在的唐山一带建立中国的北方大港，这些都被他一一标注在地图上。港怎么建，要建多少万里公路，多少万里铁路，要把铁路建到西藏等，这些问题孙中山都提出过自己的设想。可在当时的中国，大家都认为这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包括很多革命党人也这样认为，所以他们给孙中山起了一个“孙大炮”的名字，说他的这些想法不够现实，在西藏修铁路这样的想法，不光中国人认为做不到，西方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但这些设想恰恰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料，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当时的设计。孙中山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建铁路、建公路要利用外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呢？他说要在不妨害主权的情况下欢迎外资进来，在保持国家独立主权的前提下，“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原话。这些都是很好的理想，可在当时并不被人相信，人们都说他在放大炮，其实孙中山在当时的政治上已不能发挥作用，他就想在思想领域上去做出一番事业，不断设计、设想中国未来可以做什么，包括长江三峡大坝，他都做过设想。在当时，这些设想确实难以实现，但对于后人，这却是一种很好的思想指导，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很有意义。从这些方面来看，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的确很大，可以说，孙中山为中国的现代化绘制了最初的蓝图，孙中山为国家现代化的未来的设想，应该受到后人的尊重。
记 者：感谢张老师和我们一起回顾了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的历程，为我们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包括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深入阐述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呈现了当时历史事件中的一些不足与缺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尊重历史，历史中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非常感谢您！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筱筠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夏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