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真正的思想成就不可能由狂热分子完成；思想只属于镇静、冷沉、忍受孤独、保持独立人格和超越精神的自由人。
——作者手记
一
认识伟大人物的精神需要时间，对胡适这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文坛巨匠的评价，正是应验了这一历史法则。胡适毕生的事业成就可归纳为二：一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和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二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菁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一生，特别是在晚期，为实现这一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
胡适的”累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胡适的”盛名之累”却不得不归究他终身对自由主义的不倦追求。长期以来，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国内学者怯于政治禁忌，讳莫如深；海外学者着力于对胡适思想前后一致的把握，亦忽视了胡适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这就在胡适评价中出现了强烈反差：重早期轻晚期，扬文化成就贬思想意义。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排除以往的历史偏见和现实的政治干扰，我们再平心静气地重新评估胡适，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确已尽了自己的本分，他作为中国新文化实绩的体现者已无需置辨，他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亦不容抹煞。然若以现实的眼光立论，作为叱咤文坛风云的胡适又毕竟已成为历史。他的诗歌，名噪一时的《尝试集》几无审美价值可言；他的学术著作，异军突起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和《白话文学史》诸著，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他曾大力宣扬过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今天来考察胡适，应该谈的不仅仅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当理解、阐释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现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重新评价现代中国屡起屡仆的自由主义运动，把湮没的半个胡适挖掘出来。诚如L·维特根斯坦所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片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文化与价值》）。胡适的精神，亦即贯穿于胡适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开风气”的启蒙精神，胡适思想里无处不在的现代意识，胡适晚期一再申张的自由主义大义，理应成为我们加以开掘和吸收的思想资源。
二
胡适并非最先表述现代自由意识的思想家，在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他只是一个环节。早在1903年，严复将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首次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呼喊，开中国自由主义之先河。踵起者是晚清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他以生动、鲜明、犀利的笔调写下了《新民说》，将自由意识传播于一代学人，使之成为追求民主革命青年的共识。胡适早年深受严、梁二位思想大师的影响，他在自传《四十自述》中有过明白的交待，在此无须赘言。
自由主义在中国衍化为一场富有影响力的思想运动，浸浸然大倡，主要得力于胡适。严复，梁启超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第一代布道人思想摇摆，言行相背，经历了一个从离弃传统到复归传统的过程。胡适超越了他们，他不仅介绍了一整套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以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相标榜，批判社会政治，成为一个从早期到晚期，从思想到实践，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胡适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自由主义由一种朦胧意向的文化探索推向自觉意识的思想建构；谋求在社会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在文化学术的范围，展现自由主义的性格；进而在思想理论和行为规范上，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范型。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当时他接受了严格的现代主义政治训练，深受新大陆自由主义气氛的熏染、在杜威、罗素、安吉尔等国际知名思想家的影响下，胡适参加了反战运动，并确立了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信仰。这一思想抉择，既暗示了胡适思想发展内含的世界性眼光和强烈的自我开放意识，又决定了胡适与中国实际社会背景的巨大冲突。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五四”前后。以实验主义为指导，胡适提出，中国社会变革不能走”根本解决”的路子，而只能靠日积月累的自然演化和循序渐进；新文明是一点一滴而不是笼而统之造成的。以易卜生主义为张本，他发出”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的呼吁，要求人们真实的为我，养成独立自由的人格，把自己铸造成器。以”重估价值”为武器，胡适把新思潮的意义理解为一种新态度–“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用怀疑的眼光重新估价一切固有的文化。据此，胡适把中国新文化运动分成四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的这些思想言论，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兴奋剂，同时又带有反潮流的性质。显而易见，他的改良主张与流行的”根本解决”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他的个人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本位论”截然对立，他的”新思潮的意义”与激进主义的全盘性批判传统甚至抛弃传统的做法迥然不同。这种矛盾预示了现代中国在传统秩序崩溃后所走的两条路向。不幸的是，胡适的声音乍响之时，就被政治革命的激情热潮淹没了，新文化的启蒙火花稍纵即逝。对这一悲剧性的历史转折，胡适只能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来表示自己的遗憾和悲凉。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裹挟在一片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之中。胡适特立独行，中流砥柱，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他以”好政府主义”抨击北洋军阀，以”人权””思想自由”原则与国民党钳制言路的倒行逆施相抗争，以”充分的世界化”驳斥”本位文化论”是”中体西用”的翻版。胡适面对黑暗势力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反映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诤言”的本性和真诚。
三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发挥和系统表述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晚期思想不仅未改初衷，而且变得浑厚、深沉、圆熟。这期间胡适思想进展表现在：他着力于自由主义基本内涵和行为规范的思辩，不再使自由主义沦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奠定了其学理的基础和理论的构架。胡适注意到”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自由主义》）故他特别嘱意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他明确提出自由主义的意义在于争取思想自由；建立捍卫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推动和平渐进的改革、实行立法的方法。他反对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偏执态度，特别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与自由》），把容忍纳入自由主义的行为规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见证人，胡适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方式；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一种注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方法，一种”无证不信”和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不难看出，胡适对民主和科学的诠释、深深地打上了自由主义的烙印。
胡适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构成他自由主义思想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寻找自由主义植根的文化土壤，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的”苏格拉底传统”；有象方孝儒这样为主张、为信仰杀身成仁的思想家；有经学大师重证据的考据精神和科学方法；有使用白话文的下层文学，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基础；现代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宋代以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桎梏人性、阻碍科学的发展的种种劣迹给予猛烈抨击，告诫人们：”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只有扫除传统文化的偏见，改革落后的价值观念，科学才能在中国生根。胡适的激越之词，曾一度招人非议，其实这正表明了他对中国人文传统的关切之深。
把握时代的脉搏，理清近现代世界文明的总趋势与中国前途的关系，这是胡适晚年倾注的思想主题。通过透视近两三百年人类历史进步的诸种表象，他看到了”科学与工业的进步”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当代世界文明的趋向；无论如何，由新文化运动造就的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不可能被毁灭。中国向何处去？胡适的回答是：”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胡适晚年在他的演讲和政论中，声嘶力竭地一再重复上述话语，这在自由之潮跌入低谷的年代里，不啻是悲壮的奋斗和苍劲的呐喊，犹如空谷足音，宏钟巨响，今天回味起来，仍觉力量无穷，意蕴深远。
“知难、行亦不易”。胡适生活的年代，对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完全是敌对的。他不象文化保守主义那样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作为依托，亦有别于文化激进主义可借助前现代社会变革的非理性力量躁动疯长，他只能诉诸思想的启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学的增长。这在一个封建主义如此漫长，传统势力如此根深蒂固，而又如此缺乏现代意识的国度，谈何容易！胡适深深理解这一切，他坚信”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下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了的”（《致徐志摩信》1926年10月14日）。因此，胡适的奋斗充满了孤独、悲怆的色彩。从他留美归来打定主意”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终至二十年代，他警醒国人不要被五花八门的主义牵着鼻子走，要只认得事实、跟着证据走，”努力做一个不惑的人”；到三十年代，他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发表”独立评论”；终至四、五十年代，他奋力追求言论自由和反对党的生存权利。胡适终身持行自由主义的理想，力求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整个黑暗、暴乱、急躁的社会相抗衡。《努力》谈政治”上了壁”；《新月》为”人权”惹出了风波；《独立评论》揭露”华北自治”、遭查禁；《自由中国》因鼓吹民主自由，针砭时政而被查封；胡适可谓”沉而再升、败而再战”。他倾其一生捍卫理性、科学、文明、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同各种非理性、伪科学、反文化、宗教迷信、极权主义展开激烈的搏斗。胡适自诩：”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其实他自己就是时代的狮子和猛虎，是自由、科学、理性的象征。
四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适如此，与他同时代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告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者，胡适既然是时代的产儿，就不可能摆脱时代局限给他命运的规定。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出发，胡适及其执着追求的理想的受挫是必然的，但这只能说明先驱者因袭的负担多么深重，说明中国多么需要现代意识的不断启蒙。在经历了几十年毫无止息，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风浪，在中华民族遭受重重磨难的困厄中，我们再体味一下独立人格、思想自由、社会民主、人道主义和法治这些理想精神的历史命运到底是什么，不能不承认胡适这位逝去的智慧老人的”劝世良言”用心良苦，远见卓识。他所高扬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是多么急需！他所反对的偏执、盲从、激进、浮躁，对纠正时代的”左倾”浪漫病又何尝不是一副良药！他所寄望的理性、容忍、博爱、重事实、大胆怀疑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是多么富有建设性意义！该是历史反省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对胡适的思想探索没有真正的理解和应有的认识，我们又如何走出历史的迷津呢！？
唐德刚先生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确，胡适的精神生命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还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所奋力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民主运动，实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作为思想启蒙的先驱，胡适所提出的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命题，仍将在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熠熠闪光；胡适的历史形象也将在时间的检验中，愈见愈大。
文章来源：《东方》1995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