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对北大的建设卓有成绩者，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蔡元培和胡适这两位挂帅人物以外，还有两位值得称道的大将：蒋梦麟和傅斯年。傅斯年主持北大校务的时间极为短暂，故人们很容易忽略他与北大的关系，其实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中，傅斯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北大学人，而且对北大的建树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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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一1950），山东聊城人。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当时北大预科学制三年，分甲乙两部，甲部偏重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乙部则侧重文史。傅斯年自幼在家乡接受了八年的传统教育，继承了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喜好国学，故他选择了乙部。
傅斯年入北大之初，长得人高马大，一付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实则身体屏弱。但他天资甚高，又很勤奋，故成绩优异，是校内有名的高材生。除了刻苦攻读学业外，傅斯年还参与课外活动。1914年，他与同学沈沉等人发起组织了“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以研究辞章作文，提高文学素养为宗旨的业余团体。他们创办了一份《劝学》杂志，刊名由严复用草书体题写而成。后来，他们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扩大，改组为“雄辩会”，该会以修缮辞令，沟通思想，提高思辩能力，锻炼演讲能力为宗旨，内分国文、英文两部，每部下设演讲、著述二科，傅斯年担任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
经过三年严格的预科训练，1916年夏，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据笔者检索北大教务档，证实当时傅斯年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并非虚传。现将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毕业考试成绩兹录于此：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学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分，旷课扣分加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分。
傅斯年进国文门主要是受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此时北大文科多为章太炎的门生弟子所把持。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出类拔萃，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的器重和栽培，他们期望这位学生日后继承章氏学派的衣钵。周围的同学对这位恃才傲物、举止豪爽的高材生亦刮目相看，畏而远之，有的同学竟称他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梦。据毛子水回忆：“在我看起来，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荤，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导致傅斯年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是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先生主长北大，先后延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来北大任教，“文学革命”的风暴开始震撼着昔日寂静的校园。胡适在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担任此课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径直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种处理中国哲学史的作法，颇使学生们震动，“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一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讲授。傅斯年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学生将一不学无术的教师赶下讲台。此次同学们又请他来听课，听了几次课以后，他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傅斯年病逝后，胡适提及此事，无限深情地称他是自己的“保驾人”。
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适，经常去听他的课，甚至邀集一些同学去胡适家中“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通过深入接触，胡适“甚惊异孟真中国文学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多与深”，因而非常器重这位学生。另一方面，傅斯年也越来越倾倒于胡适的思想和学问，转向赞成“文学革命”的主张，对西书的阅读兴趣也甚为浓厚。“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傅斯年住在校内西斋四号，同室者有精心钻研哲学和古史的顾领刚，有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有迷恋佛经的周烈亚，大气磅礴的傅斯年则“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
“因得孟真而大张”。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给校长的投书—《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文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对这位高材生寄予厚望，题词赠曰：“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这年夏天，傅斯年约集毛子水、罗家伦、顾颇刚、康白情、俞平伯等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蔡元培、独秀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热情赞助，他们从北大每年四万元的经费中提出两千元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出面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人格”。行其宗旨与《新青年》如出一辙，怪不得它的出现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阵地。傅斯年还豪迈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从此他蜚声文坛，成为北京大学一位富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大。为抗议巴黎和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的决定，5月2日，蔡元培校长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告诉《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傅斯年等新潮社同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等20名学生被推为代表，负责第二天大示威的组织事宜。
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十三校学生代表会议。该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一点在天an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下午，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an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楼，北洋军阀派兵赶赴现场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当天晚上他回校时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抓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这年夏天，傅斯年毕业于北大文科国文门。谈及自己北大时期的学生生活时，傅先生本人曾有一段回忆：“我在北京大学六年（预科三年，本科三年），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八年。那时候学生的平均购买力比现在高得多，吃个小馆，不算稀奇。我是个中产阶级的无产贫家出身，但也差不多每星期跑到东安市场买肉回来吃。我在这六年中，五年住宿舍，饭食的钱，一月合四块多钱，吃的和现在银行下级行员差不多。我在学校的宿舍里住了五年，最后一年因为在报上作点小文，有几个钱，便‘住公寓’去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左右的公寓不计其数，小
饭铺不计其数，买零吃的尤其不计其数。”
傅斯年的大学成绩优秀，在班上居于前列。第一学年，中国文学160分，文字学180分，中国史90分，中国文学史85分，论理学100分，操行140分，总计755分，平均89.9分，扣分1分，实得88.9分，居全班第一名。第二学年，古代文学史93.5分，近代欧洲文学史80分，日文67分，文字学80分，总计320.5分，平均81.1分，列全班第三名（排在杨振声、罗常培之后）。第三学年，近代文学史87.5分，文字学85分，言语学96分，词曲82分，日文C班70分，总计420.5分，平均84.1分，居全班第五名（排在区文雄、崔志文、张煊、俞平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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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这年冬天，他踏上了赴欧留学的旅程。在英、德学习七年，傅斯年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文学院、柏林大学文学院。1926年秋回国，随后担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应蔡元培先生之邀，他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第二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京。这时，蒋梦麟主长北大，他聘请傅斯年任北大兼职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名誉教授。
据蒋梦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蒋还称赞傅为人处事的两大特征“办事十分细心”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果断精神。
现能查到傅斯年当年给北大所上的课程有“史学方法导论”（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度，历史系二年级必修课），其内容为“一，中国及欧洲史学观点之演进。二，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三，史科之整理方法。”“中国古代文学史”（民国二十三年度，国文系二、三、四年级选修课，周四时），其内容为“（1）自殷周至汉末文籍之考订及分解；（2）同期中诗文各体之演进；（3）同期中文学与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4）同期中文学在后代之影响。”“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民国二十三年度历史系选修课，周四时），“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以办理下列各问题：（1）地理与历史。（2）古代部落与种姓。（3）封建。（4）东夷。（5）考古学上之夏。（6）周与西土。（7）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8）战国之大统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国。（10）秦汉大统一之因素。”“中国文学史（一）（二）”（民国二十四年度国文系二、三、四年级文学组课程，周二时，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与胡适、罗庸合开，周二时），“汉魏史择题研究”（与劳干合开，民国二十四年度历史系选修课，周二时）匀。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他见史语所知名学者多，乐于在该所延揽兼职教授。史语所所址离北大不远，所内人员亦多愿前往，但兼课多了，势必影响本所科研工作，所以傅斯年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严加控制，经他允准兼课的只有陈寅恪、李济等几位大学者。
傅斯年去北大教课，附带一个任务就是选拔尖子，充实史语所研究队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先生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娘、傅乐焕、王崇武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别有用心地鼓吹出身东北的满洲皇帝理应有权回到他的故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以为其支持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闻讯心急如焚，忧愤交加。他在百忙之中，组织方壮酞、徐中舒、萧一山、蒋廷献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专驳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陈架语）此书曾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1932年，傅斯年还与胡适、丁文江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在该刊他发表《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事变一年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等多篇时评，揭露日寇侵华野心，警醒国人不忘国耻。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简犊一万余枚，即是“居延汉简”，次年运抵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由马衡等人整理释读。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历史文物，1933年经过胡适与傅斯年的协调，移到北大文史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这批材料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1936年春，史语所南迁，傅斯年辞去北大兼职，随所南下。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为了保护文教设施，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后迁至昆明组建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傅斯年继胡适去国后，接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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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此前蒋梦麟因受命任行政院秘书长，照有关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只好去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属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并通过教育部长朱家弊转告。傅斯年获悉此讯，立即回信蒋介石，表示坚辞。信曰：“日昨朱部长骋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上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言词恳切。国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为胡适在美未归，转推他暂时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朱家桦后来叙及此事原委：“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的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在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上任后，一方面面临北大的复员问题，一方面要处理伪北大的遗留问题。西南联大地处偏僻的边城—昆明。要将数以千计的北大师生和庞大的校产从昆明搬到北平，其组织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傅斯年是一个民族感情极强，并极讲民族气节的人。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北大复员前，国民政府曾派陈雪屏去北平负责教育方面的接受事宜，陈在北平设立了补习班，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人员维持其课业。傅斯年认为文人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于10月和12月两次在重庆声明，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失，故不拟继续录用。北平报纸评论说他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要求北大继续留用，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讲情。傅斯年顶住各方面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不独如此，他坚决主张严惩汉奸。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氏四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表明了他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
对于伪北大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网开一面。他认为：“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对伪北大的学生除陈雪屏代表教育部原在北平设立临时大学进行收容外，傅斯年又派郑天挺代表北大筹备复原，对伪北大学生给予了妥善安置。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接受和复员中，还抓紧进行学校的各项建设。他设法延揽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充实北大师资力量。他除把北大迁往南方的图书资料和其它设施运回外，还把北大附近的相公府、东厂胡同黎元洪旧居、旧国会大厦数处力争为北大校产。他在接受伪北大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大为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使北大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在北大复校过程中，傅斯年面临种种复杂的问题，其间还遇到处理西南联大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各种事务使他身心交瘁。从他1945年9月28日给周枚荪的信中可见一斑：
枚荪吾兄：
惠示敬悉，盛情热心感佩之至。弟胃然代理，并年之后，必遭天映，有不得不与史等约者，弟固眺火炕矣，而公等亦不当生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昨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故人多失，随时可来算帐，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此间事，看来与北大无关，实皆息么相关，故教育会议不得不努力，会后不得不留数日，双十前后可到昆明，住一月再返重庆，即谋北上一看，然后再回来，身体能否得付，亦未可知也。适之先生长校，各方腾欢，宋江出马，李这打先锋，有利亦有弊。
弟赴昆明日期，未能即决者，因骆先月底赴英，诸事均得与之商一大概，以便彼与适之先生面谈，尤其是添院之事。弟如早到昆明，返来驹先不在，亦甚不方便也。
前需百万元是借的，其用处已函。锡予先生，即为生病同人，有生病眷属同人，子女不得上学之同人借用之。锡予附汇西先生，似故借若干（例如每人十万），锡予先生或不肯自借，乞兄借付。
建设计画，已佩佩，一切面谈。
景绒先生近来一信，另纸作复，如已行乞设法转安。
奚若兄，弟多年敬畏之友人，而立意不与弟谈话，弟虽揭力设法，亦无是何。此为弟赴昆明心中一大疙瘩，盼大为一说，数年以来，“吾甚惭于孟子”，然彼必谅弟之无他也。昨雪屏示弟，奚若谓弟之办法，甚甚妙者，有甚糟者，不可悉听，听时有discrimination？诚哉是言。涤知我者也。
专此教安
弟斯年 二十八日
端升兄同此不另
傅斯年代理校长仅仅一年，就使北大各方面走上了正规。其效率之高，进展之迅速，可见傅先生的办事能力非同寻常。但这一切却使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消耗。1946年3月，蒋介石曾请他出任国府委员，傅斯年在其辞谢信中即写道：“斯年久患血压高，数濒于危，原拟战事结束，即赴美就医，或须用大手术。一侯胡适之先生返国，拟即就道，往返至少三季，或须一年。今后如病不大坏，当在草野之间，为国家努力，以答知遇之恩。”信中虽有托词的成份，但身怀疾病的确是真。朱家桦后来说：“从昆明迁回北平，再以后来的规复设施，又是一件极繁重的事情，使他身体再度的吃了大亏。”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彩信中云：“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工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1947年7月胡适回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傅斯年与他进行了交接。9月20日，北大为傅斯年卸任举行了茶话会，“席间胡适先生对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备致称扬。教授亦相继致词，谓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力谋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复员后又为北大广延教授，增加数倍之校舍，至足感谢。先生则谦称：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29日，傅斯年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继续主持史语所的工作。
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间，傅斯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种种流弊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产生了改革教育体制的一些想法，离开北大前他发表了一篇《漫谈办学》。后来他去台湾担任台大校长，又提笔写了《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文。将自己在办教育中所经受的苦痛和盘托出，特别提到“改革教育制
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
一般人都对五四时期主长北大的蔡元培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自然与当时蔡先生的治校业绩分不开。三十年代以后，北大历经磨难，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诸人苦心经营之。关于这几位师友之间的关系，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发表一个趣谈。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在场的蒋梦麟补充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这一席话算是傅、蒋两位给自己的形象定位吧。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列席省参议会，因脑溢血碎发而去世。哲人其萎，不亦悲呼！胡适在纪念文字中称赞这位学人“是希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而判断力最高”，“是第一流做学问好手，而又能组织，能治事”，“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在自己的朋友中除了丁文江以外，傅斯年大概算是胡适最看重的人物了。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