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
郑会欣教授的论著，几乎都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和历史档案。对于诸如国民党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批财经官僚如何给予恰当的评价等这类曾经敏感问题的研究，郑会欣教授都能不为政治观念所左右，恢复了真实的历史面貌，对他们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客观评述。在许多重大的经济、财政问题上，作了填补空白的研究工作。他的著述见物亦见人，有事实有情节，让人读起来不觉疲乏，并且引人入胜。总之，郑会欣教授是成功的经济史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代表着经济史严谨的治学方法和方向。
一、中英新约并未提及香港问题
抗战胜利后，围绕香港受降问题，中英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冲突。最终的结果还是强权战胜了公理，国人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军队受降，从日本人手中重新接管了香港。数年前，蒋氏后人将蒋介石日记暂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前，1945年以前的日记已经对外全部开放，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香港受降一事，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重温受降的交涉经过，也可以窥探蒋介石当时的内心活动。
应该承认，蒋介石是一个民族情结很强的人，对于鸦片战争后英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租借九龙和新界的行径极为愤懑，因此，收回九龙（包括香港）一直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推行所谓“革命外交”，企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毕竟国力衰弱，不平等条约并未完全废除，英国对于中国要求收回香港的正当要求更是置若罔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随即向德、意、日宣战，成为英、美等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随着香港和上海等地租界的沦陷，原先存在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已变得十分荒谬。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士气，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美国和英国开始考虑与中国政府谈判，并于1942年10月10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心中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快事”。然而，当中国政府要求收回九龙租借地时，英方却坚决拒绝，彼此僵持不下。为了不影响废约的整体进程（此时与美国的谈判已经结束），中方不得已作出让步，暂时搁置有关九龙问题的谈判，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放弃了对香港和九龙主权的收回。1942年12月31日，在中英新约签字的前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晨五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唯有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本手中收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最后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眼下我先不和你谈收回九龙的问题，等到战争结束，我先派军队从日本人手中接收香港，到时你就是再狡猾也没有办法了。
在这种理念下，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同日，国民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称：“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以现时进行谈判不宜，本代表认为憾事。……本代表通知阁下，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10天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带来覆照，说他已将中国政府的照会转达给本国政府，但英国政府对此并无任何表示。
嗣后不久，蒋介石在以他的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示，九龙问题未能在新约中得到解决实在是“美中不足的缺点”，但中方已通过声明保留再议之权，因此，“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蒋介石还指出，由于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相互依恃的关系，在解决九龙问题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收回香港。对此他似乎颇为乐观，认为“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之邦交”。
1943年11月底，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讨论有关三国军队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会前中方曾议定，如英方在会议中未涉及香港问题，中方也不主动提出，“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但是，美国对于英国要求战后继续维持其庞大的殖民地体系十分不满，认为英国不应再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因此，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曾建议，战后应先由中国收回香港，然后再宣布其为全世界的自由港。中方当然希望美国出面解决香港问题，然而丘吉尔却拒绝讨论香港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也只能适可而止，因为他们是不会为香港问题而与英国闹翻的。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开罗宣言》对于香港的归属问题只字未提，对此蒋介石十分无奈，却又没有办法，因此，只能在日记中咒骂“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虽然国民政府一直坚持战后要收回九龙甚至香港，却没有就接收的具体方案作出必要的准备。相反英国却要主动得多，他们不仅在军事上进行认真的部署，在外交上也不断加以游说和宣传。在英国人看来，香港是从英国人手中丢失的，自然应该由英国人收回，因为这关系到帝国的荣誉。
二、蒋介石一让再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即，外交部欧洲司曾拟就文件，主张战后接收香港，至少也应收复九龙租借地。因为英国已宣布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各国亦都将租借地归还，因此，英方没有理由不还，而英国所谓租借九龙是为了保卫香港，太平洋战争后的事实已证明此说毫无意义。文件还建议组建一支精兵沿九广铁路进发，先行占据港九，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与英国交涉，这样就可为谈判创造出一个有利的条件。
8月14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薛穆时表示，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希望最终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并提出日本战败后应由中国军队先赴香港受降、再将香港交英方接收的方案。但英国坚决反对，声称将派遣太平洋舰队开赴香港，承担接收香港的任务。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即发布一号受降令，规定“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日本军队，均应向中国军队投降”。然而，命令并未对香港的受降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中英双方各执己见，为香港的受降权展开激烈的争辩。
8月15日晚，蒋介石约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讨论有关接收香港、越南的方针，并商议今后的政策，“最后决定对香港不与英国竞争先后，免惹恶感。彼既对美言决派兵进占香港，如其不先与我战区统帅协商，则其自有言约，我当抗议其违约，而不与之争先进占也”；但是如果时间许可的话，中国军队还是应该抢先进占九龙。
8月16日，英国政府先发制人，向中方提交照会，通报英国政府正安排军队重占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治。第二天，蒋介石在得知“英军舰已驶到香港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后也加快了军事部署，命令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13军从梧州向香港进军，先行接收九龙和香港，实现其“先占领后交涉”的方针。
8月1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密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英国绝不承认香港属于中国境内的解释，要求他指示麦克阿瑟命令日军大本营，香港日军必须向即将到达的英国海军投降。美国深知战后欲与苏联抗衡，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所以，此刻杜鲁门转而牺牲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意英国接收香港的要求，并通知麦克阿瑟，明确表示香港已明确划在中国战区之外。
英国得到美国的支持后更加无所顾忌，8月19日，薛穆再次将英国将在香港受降的备忘录交给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吴国桢，并通知他，杜鲁门已经同意英国接收香港。中国政府十分气恼，于当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应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派代表前往香港受降。但私下蒋介石却和美国特使魏德迈商谈香港接收问题，“明告以余对此事政策，不忍因此致中美与英国发生裂痕之意。彼乃了然，顺从遵行也”。
8月2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向蒋介石报告：“顷据美总部秘书长通告，英军已开始向香港开拔，当即声明，英国对于香港或有政治问题可留待他日解决，但就军事言，香港属于中国战区范围，自应由钧座处理，并请麦克阿瑟元帅向英方一言，使此事得一公正与不伤感情之解决方法。”第二天，蒋介石即委托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一封急件转交杜鲁门，称他已从其他渠道得知美国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如此消息不实，则希望美方“不要作出任何事情改变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和已由盟军总司令发布的有关投降的条件”；如果美方已答应英国受降，为了不使杜鲁门为难，蒋建议在香港的日军应“向我本人的代表投降”，并邀请英、美代表出席受降式，然后“我再授权英军登陆收复香港岛”。杜鲁门收到急件后立即回电，称其早在三天前就已经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的要求，并表明英国在香港的主权“不容置疑”。
蒋介石收到杜鲁门的复电大失所望，却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再次作出让步，下令已进入新界的中国军队撤到深圳河北岸。他在23日致杜鲁门的电报中已经不再坚持委派代表受降之事，而改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他的代表，前往香港受降，同时，指定中、美各一名军官参加受降式。对于蒋来说，这只不过是为了维持面子所作出的下策，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8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哈（雷，即赫尔利）、魏（德迈）商谈英国拒绝我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投降之提议，决定仍坚持委托方案，如其拒绝，则违法坏纪，责任在英国，余则不能不守定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
但是英国连这点面子也不给。8月27日，英国大使薛穆授权通知蒋介石，英国不接受英国军官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在英国领土上受降的要求，但中方可以派代表参加受降的仪式。薛穆还告诉蒋介石，英国已委派海军少将夏悫为香港的受降官，刻下正率领舰队前往香港。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约见英国大使，“明告其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并即委托其电所派之’哈壳特’少将代表余中国战区统帅接收香港投降，属其电通知英政府知照。如其不接收委托而擅自接降，则破坏联合国协议之责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所为”。蒋介石自以为“对英使谈话义正词严，望其好自为之，彼乃无辞以对而退”。
同时，蒋介石又致电杜鲁门，说明中国此时并无意派军队占领香港，而授权英国军官代表他受降纯粹是出于保持盟国友好的愿望。既然英方已确定受降官人选，那么他就指定夏悫作为其代表受降，希望杜鲁门支持他，并要麦克阿瑟将军向夏悫发出相应的指令。
8月28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由次长刘斐代）为如何参加香港受降事宜呈文向蒋介石请示：
一、我国参加受降代表，拟请钧座指派。
二、受降代表任务，拟规定如左：
1.代表本国会同英、美办理香港、九龙方面受降事宜；
2.指挥第七战区派往九龙租借地带受降之部队。
三、港敌投降协定签字时机，似应在南京签字之后。
四、关于港敌受降事宜，尔后是否即由本部与英方直接商办。
五、本会曾于二十一日电令余长官急派一个师兵力向九龙挺进，当据余长官未马电呈复，已派教导团及突击独立第一支队暨一五四师主力，并限十日内进入深圳以南地区，计程即将到达。现香港既授权英方主持接收，挺进九龙部队是否仍需前进，如九龙亦含在香港范围内，则我占领九龙之部队是否应即撤回。
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能在报告上亲自批示：“往九龙部队暂时停止。”
虽然英国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但对蒋介石的要求仍讨价还价。英方提出的方案是由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同时再安排另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中国战区统帅受降。蒋介石大怒，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对余指派其军官接收香港之口头指令仍拒不接受，余告其大使曰，除非联盟国不承认余为中国战区之统帅，华盛顿之盟约无效，或尔英国脱离联盟宣告单独自由行动，否则余之指令决不能改变。余决不能破坏盟约，违反公约，屈服于强权也。余令既出，必贯彻到底，希望英国恪守信约，保持国誉。如其最后仍加拒绝，则必宣布其恃强违约，公告世界，以着其罪恶而已。”
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香港敌军受降事，英方坚持须由英军接降，我方以香港在‘中国战区’内，应由我派军接降。此事遂引起英方疑惧反对，蒋先生乃放弃中国派军接降之议，但谓英国派往受降之军官，须认为系受中国战区统帅之委托。英政府仍坚拒，蒋先生亦坚持不让步。”此时国军派往广州方面受降的将领亦来电，要求派兵进占澳门，王世杰立即去电予以阻止。王世杰还向蒋先生提议，“将来澳门之解决，最好用买回方式，蒋先生以为可”。
三、“旧耻虽雪，新耻又染”
蒋介石在8月底所记的“上月反省录”中写下了他对香港受降一事的感受：“英、美擅自画泰国与越南南部归东南亚战区，事前毫不与我协商，仅以一纸通知，等于命令，只能忍受乎。”“英国强行重占香港，不许我军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其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无已。”
最后，英国政府在接收香港的方式上稍示让步，同意以委托方式受降，即夏悫以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的双重身份受降。对此建议蒋介石也只能勉强接受，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对我指派军官接收香港投降事最终须接受公理。此事虽小，而所关甚大矣”，这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然而这种想法未免自欺欺人，因此，他也承认：“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停泊于横滨相摸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美、英、中、苏等九大同盟国代表正式签订了投降书。这不仅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更意味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全面的胜利。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的第三天开始，蒋介石每天就在日记之首写有“雪耻”二字，连续十多年，一天都没有间断。如今日本已经投降，但蒋介石联想到刚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同意外蒙独立以及承认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再加上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元首的蒋介石更是百感交集，夜不能寐。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解释此刻的心情：“‘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中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中英关于香港受降问题的交涉经过和结果再一次说明外交是讲究实力的。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废除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开罗会议上，中国还跻身四强。然而这一切毕竟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一旦涉及国家的利益，强权就会战胜公理，历来都是如此。在香港受降问题上，蒋介石最初盲目乐观，以为只要先派出军队进驻香港，英国就只能接受现实。然而当英国表示坚决收回香港，而美国的态度又出尔反尔，国民政府只能不断让步。蒋介石虽然对于英国蛮横无理的态度愤恨不已，对美国只顾自己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行径也极为不满，但他既无实力拒绝，更需要在战后得到这些大国的援助，面对这些羞辱的条件不能不同意，对外还不得不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来维护其面子，而只能在日记中才多少流露出他的一些真实感受，这也是我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一点收获。
（原载于郑会欣教授所著《读档阅史——民国政事与家族利益》，中华书局，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