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个世纪，中国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虽然两次参战中国都是战胜国，但最终的结果却不一样，这与中国在两次大战中的地位不同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主要在欧洲，本来这场战争与中国并无多大关系，在对待参战的问题上朝野意见也不一致，最终参战应该说还是被动的。虽然中国并未直接出兵，而是以工代兵，但毕竟也是协约国的成员，属于战胜国的一方。然而战后的结局却是强权战胜公理，列强操纵的凡尔赛和会将中国抛弃在外，中国非但没有得到战胜国应享受的权益，反而遭到外交上的重大挫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完全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先遭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而且长期以来孤立无援，独自坚持抗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一员；更重要的是，中国军民坚持抗战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国际地位迅速上升，用当时人们习惯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所谓跻身“四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地位上升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此时中国在世界上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强国”，还是充其量只是一个大国？
关键词：中国 二战 强国 大国 蒋介石
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1941年12月7日上午六时（夏威夷时间）日军向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这一消息传到重庆是8日的凌晨一时，而蒋介石是于凌晨四时在睡梦中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的电话，才知道日军刚刚轰炸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随即他便起身，由黄山官邸下山回到重庆，上午八时召开中央常会特别会议，对形势作出判断。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三项原则：“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军单独媾和。”
第二天即12月9日，中国向日本宣战，同时也向德国和意大利等轴心国家宣战，从而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一员。按蒋介石自己所说，宣战的“用意乃在放弃无关轻重之侵略暴行之日、德、意，同得利害与共之美、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将来皆有发言之地位”。
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电报中说，为了完成共同抗击日军的联系与合作，盟军准备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个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之军队，为此他已征求英国与荷兰政府的同意，建议蒋介石“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军队之责”，而且，他认为该战区还应包括安南与泰国在内。蒋介石接到来电后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但却又表示“不急于置复，须待详细考虑后再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责任重大，不敢轻诺也”。直到三天后，蒋介石方回电，表示“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并“竭诚欢迎美、英代表之立即派定，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
1942年元旦，26个国家代表聚集美国首都华盛顿，并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个国家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规定凡“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力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刚刚就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即上前与宋热烈握手，并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Four Power）之一。”自此之后，中国便自诩跻身世界四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蒋介石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当然非常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划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有史以来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然而他对此刻中国的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突然跻身“四强”他还有点儿不适应，因而在日记中曾多次写下“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反侵略各国签订共同宣言，我国始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甚恐名不符实，故不胜戒惧也”；“华盛顿方面发表余为中国战区同盟军陆空联合总司令职，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此时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遭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七七”、“八一三”，日本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中国民众遭受到惨烈的牺牲。然而中国军民在极端艰苦、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的环境之下，坚持抗战四年半，始终未向日本投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发动的突然袭击使美、英军队蒙受巨大损失，这时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军民艰苦抵抗的奋勇牺牲，感觉自然会不一样。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联军遭到重大挫败的同时，中国军队却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两相比较，更显示出中国军民的坚强意志。长沙大捷后蒋介石在致宋子文（刚刚就任外交部长，时在美国）的电报中说：“敌军此次用六个精锐师团进攻长沙，不分昼夜，志在必得，遭我痛击，死伤实数在五分之三以上。……经过此一胜利后，则华中之敌较易收拾也。”因此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好评。据中央社纽约专电报道，“中国长沙大捷，颇使此间人士欢欣鼓舞，引为自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以来，同盟国在远东之大胜利”，“美国人民在马尼剌失陷后之沮丧情绪，亦为之一振”；而据伦敦路透社电称：“英国军政权威人士对于中国长沙之捷极表欢欣满意，报纸皆以显著地位刊载薛岳将军之作战策略……长沙大捷之消息适与蒋委员长接受同盟军中国战场最高统帅之同时，更为各方所注意”。
其次，中国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不仅地域广袤，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当时印度的甘地公然宣布不与西方合作，东南亚也有不少国家响应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只有中国是亚洲唯一旗帜解明地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因此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的侵略力量，蒋介石即认为，中国“现在拥有五百万陆军，为东亚之一强大势力”。而且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战后新的国际社会中不能只是白种人的世界，需要中国为代表的有色人种参加。因此中国不仅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是战后维持国际和平的重要国家。
第三，应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与美国的支持具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规模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然是世界反法斯联盟的盟主。若从外交权谋这一角度来观察，中国加入四强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四强，中国势必会唯美国马首是瞻，那么就会增加美国在同盟中的外交份量。尽管英国和苏联并不乐意甚至干扰中国地位的上升，然而美国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却是相当明确的。譬如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中，就是因为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坚持，中国代表才得以在最后一刻参与四国宣言，从而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大国地位的标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除了中国战区的成立和蒋介石出任战区司令以及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之外，诸如中美、中英新约的签定，蒋介石第一次以国家元首参加开罗会议，其后中国又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这些都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跻身大国之列的重要标志。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爆发后，各国列强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近百年来，中国朝野上下仁人志士一直都在为废止这些不平等条约而奋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外交部长郭泰祺就多次与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等提及“废除条约束缚，改订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之新约”，而且获得美方“欣表同情”之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即抓住这时机，要求属下加紧进行废约的工作。他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交涉之时机已可开始。”
同年8—10月间，曾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的温德尔·威尔基展开对华访问，并与蒋介石有过多次会谈，国民党即想利用这一机会，推动废约的进程。10月5日，蒋介石亲自向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手谕，让他撰写新闻稿，希望美国率先自动表示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并提出多项原则。陈布雷奉命撰写文稿，文稿中先是追溯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进而希望美国“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作一件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从而率先声明放弃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必等到战后双方再以谈判的形式予以解决。同日，王世杰也约见《大公报》主笔王芸生，“赞同该报发表一篇文章，请美国率先实时放弃不平等条约上之特权”。王芸生表示“愿即日为文申论此事，以促成威尔基氏及美国注意”。10月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国政府已正式通知他和魏道明大使，“愿与中国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办法”。同日，英国外交部亦向中国驻英代办表示，“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将以规定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草约”。蒋介石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向宋子文强调：除“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也”。此举立即取得效果。10月10日，美、英两国正式宣布废除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陈布雷在日记中称：“伦敦、华盛顿于九日晚同时发表声明，希望于二星期内提出一处理此项问题之草约，以供我方考虑云。此诚抗战重大之收获，亦为年来外交上一大事也。”蒋介石闻讯更是十分兴奋，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心中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快事”。在“本星期反省录”中更是以为“此乃总理革命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由我手中达成，中心快慰，不可言喻”。为此，蒋介石分别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致电表示感谢。
11月23日晚，蒋介石与驻英大使顾维钧谈及对英外交政策，顾维钧认为若建立中英美为核心的外交基础，可以奠定世界长期的和平，因此主张早日缔结中英同盟。蒋介石则对他说：“毋背我外交根本方针，以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尤不可使印度民众失望也。”
经过中国与美、英两国外交官员近三个月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终于签订，此时中国号称“跻身四强”，而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但废除了100年来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大幅提高。刚刚卸任外交部政务次长而出任驻苏大使的傅秉常在日记中发表感言：“我国自不平等条约之初订，至今适一百年。在此一百年中，我国所受不自由、不独立种种痛苦，吾辈办外交者尤为感觉，总理遗嘱中亦以为诰诫，现始废除，诚我国历史上重大事件。”傅秉常因亲自参与过废约的谈判，当然对此结果“觉甚快慰者也”。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道：“中美、中英新约已于昨日分别签订，从此英、美两国在华不平等特权完全撤销，百年桎梏一旦解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矣。”
（二）出席开罗会议
1942年11月，宋美龄赴美治病，同时展开夫人外交。行前蒋介石曾交待她与罗斯福总统谈话要点：“（甲）东三省、旅顺、大连，与台湾、硫球须归还中国，惟此等地方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乙）越南应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其十五年以内独立；（丙）朝鲜应即独立；（丁）泰国仍保全其独立；（戊）印度如果一日不能独立，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平等仍不能实现，故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但可有一过渡时期与办法，勿使英国失却体面，缅甸亦然；（己）南洋各民族应明定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庚）外蒙古应归还中国，至于自治问题，则由中国自定之；（辛）中俄问题与中共问题之说明。”
1943年2月，宋美龄应邀在美国国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介绍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壮举，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同情，同时，宋美龄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等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年6月，罗斯福即通过宋美龄提出打算与英、苏、中三国领导人会谈，并希望于会议前先与蒋介石畅谈，这就是数月后开罗会议召开的背景。其后，为了确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双方进行了多次商讨，最终决定11月下旬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高峰会。由于苏联与日本之间签订的中立条约依然有效，所以决定开罗会议之后，美、英两国首脑再于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
其实此时蒋介石对于与英美首脑见面之事并不感兴趣，甚至拒绝参加。他在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罗斯福约余与其他三国领袖会晤，并望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之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后来虽然在其智囊的劝说下同意出席，但对会议的结局并不乐观，这种想法在他出发前的日记中曾多次有所表露。如10月7日：“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晤，何其轻华至此？故余始终未向之约晤也。”11月13日：“此次与罗斯福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也。”11月15日：“对邱吉尔谈话，除与中英美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11月17日：“余此次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1943年11月21—27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作为蒋介石的翻译，宋美龄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蒋介石原本对此并未抱多大希望，但会议的成果却远远超过他的预料。会议结束后他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一）本周在开罗逗留共为七日，其间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良之效果也。此次各种交涉之进行，言论、态度与手续，皆能有条不紊，故其结果乃能出于预期之上。此其间当有二因：其一为平时之人格所感应之效果，其二为余妻协助之力，而其为余任翻译与布置之功更大，否则当不能得此大成也。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皆为国民革命之主要目标与期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然今后若不自我努力奋勉，则一纸空文，仍未足为凭耳。其将如何自强，如何自勉，以确保今日所收获之果实，盖将来和平会议中关于我国最艰难之问题、最主要之目的，皆于开罗会议之数日中一举而解决矣。（二）中国如不于此次抗战获得转机，则此后永无解放之日。（三）中国人才贫乏，三十年内无法取得平等地位之所感。（四）东方民族之智能与现实所感之纪录。（五）此行关于英国统制世界现实情形势，甚有所感。”
开罗会议的意义在于蒋介石第一次以大国领袖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与美国和英国首脑共同商议国际局势，充分显示出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会议中以三国首脑的名义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表示美、英、中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同时对于战后日本的投降作出具体规定，即不但要归还“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的所有中国国土，而且必须将甲午战争中侵占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统统交还给中国，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征得斯大林同意之后，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反响，当地多份报刊纷纷加印版面，刊登三巨头以及蒋宋夫妻的大幅照片，并发表《日本帝国之丧钟》的社评，赞扬“中国在对日作战之地位极为重要”，亦“为亚洲方兴未艾之强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并转引路透社电讯，称此次会议及宣言极为重要，“不特为我国之幸，亦为世界之福”。蒋介石在日记中无上感慨：“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弄之胜利，寸衷惟有忧惧而已。”在12月31日的“本月反省录”中他又写道：“英人用心狡险已极，若非示以至诚与决心，则必为其所陷害矣。本月以此事为成败最大之关键，卒能自主不惑，未为所动，幸甚。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振，此乃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三十年苦斗之初效也。”
（三）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8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军舰上共同发表大西洋宪章，是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初步宣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拟定了了一份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名的共同宣言，希望中国政府同意加入，蒋介石当即表示同意，这就是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签定的背景。
1943年9月，美国政府事先拟定《四强宣言》，并准备将此宣言列入即将于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议程。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研判过宣言内容，建议中国政府应“力求此项草约经四国同意迅速成立”，并希望“美方于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对苏交涉此案时，将交涉情形随时通知中国”，若内容有任何修改，亦希“美方随时与中国磋商”。王世杰认为：四国宣言之签定“于未来国际政治将有重大影响，可以断言，惟英、美、中与苏联之间，今后仍必有种种难题，需待继续设法解决”。同年10月30日，驻苏大使傅秉常代表中国政府与莫洛托夫、赫尔及艾登共同在《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上签字，这就成为日后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依据。
1944年5月，美国报刊透露，美、英、苏三国领袖将召开会议，“讨论新世界组织之计划”，但中国并不在内。为此，蒋介石电令驻美大使魏道明迅速查明。5月17日，魏道明报告，“伦敦方面觉此重大责任，由英、美、苏三大国负之，中国虽为一大国，因其地位于远东事务之关系，难望其对西方和平之维持有所积极行动，故盟国会商将照莫斯科会议方式行之”。半个月之后，魏道明又转达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意见，建议此次有关讨论国际和平安全机构的会议可否效仿开罗会议的模式，即会议分两阶段召开，不过这次先是由美、英、苏三国先行会谈，其后再由美国、英国与中国讨论。但蒋介石坚持向罗斯福提出，中国必须参加这次会议，在他看来，“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然而苏联借口与日本签定中立条约，决不能与中国会商，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方斡旋，但苏方仍坚持原议，最后只能决定将会议分成两次，美、英、苏三国先谈，然后中国再与美、英两国开会。无奈之下，蒋介石也只能在电报上批示：“应可赞成”。最终中国政府决定委派驻英大使、资深外交家顾维钧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会议。
1944年8月下旬，四国代表来到美国华盛顿郊外一个叫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Oaks）的私人庄园开会，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它不仅确定了战后成立联合国的基本模式，而且还制定了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史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8月21—9月28日为第一阶段，由美、英、苏三国代表洽谈，其后9月29—10月7日，再由美、英、中三国继续开会，实际上就是对前一阶段会议的结论予以确认，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均极盼望我方能完全同意，如有保留或补充意见，亦只可于提出讨论后，另作一报告，附于原件之后，否则再须洽询苏方，深恐更多延误”。
中方为顾全大局，最终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对原决议案作了若干补充，10月9日，四国同时发表会议草案原文。孔祥熙在总结此次会议得以顺利完成、并获国际间普遍好感的原因时这样说道：“（一）我方本正义立场，态度正大，根据政府指示，应付得法；（二）政府决策稳健，指示准确”，而最重要的还是他本人“秉承钧旨，就近指导，遇事均能迅速处理”云云。
1945年4月，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作为创始国并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在讨论若干重大问题时尚能坚持独立的立场，并非完全跟从英、美等大国的意志，从而体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6月25日，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在通过了联合国的各项宗旨、义务和原则后圆满结束，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受到法西斯侵略、并奋起抵抗的国家，所以大会一致同意由中国政府代表率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强国还是大国？
然而此时与其说中国是强国，不如说是大国更加恰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虽然参加了若干重要的国际会议，但其地位仍是从属的，并无话事权，而且还时时处处经常受到歧视。而且，中国虽然同属盟国，但获得的援助却是微乎其微。譬如1942—1943两年，中国每年从租界法案中获取物资的数量，仅占当年美国输出总额的千分之四。
虽然英国在华拥有重大的利益，但对中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却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驻英大使顾维钧认为：“在珍珠港事件以前，英国对远东的态度和行动就已经常引起人们的怀疑。英国的政策总是把英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不直接涉及英国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总是避免得罪强国，哪怕这个强国是侵略者。”1941年12月19日，就在中国参加同盟国、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之际，英国却在仰光任意截留了一艘船只，这艘名为Tulsa的货轮满载的是根据租借法案援助中国战略物资，也是中国参战后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第一批物资，象征意义极大。英国如此骄横，而美国亦任其所为。蒋介石闻讯后极为愤怒，他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英人之强盗行为，实驾德、倭而上也，其蔑视中国更甚”，“英、美对我之轻侮，殊不可忍”。然而考虑到抗敌大局，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委曲求全，不予计较”。
中国与美国、英国洽谈废除不平等条约时，美国的态度相当友好，同意放弃过去强压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英国却在香港问题上绝不让步。据参加开罗会议的王宠惠告诉顾维钧，当时罗斯福曾敦促过丘吉尔，让他同意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因那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国人，而且又十分靠近广州。但丘吉尔却愤然回答，只要他还是英国首相，他就绝不会让大英帝国解体。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开始“坚持收回之主张，否则宁不与订新约也”。然而数天后他在与宋子文、顾维钧晚餐时听取了顾的报告，“再三加以考虑，结果以中英新约如不能与中美新约同时发表，此即表示吾人对英之不满，固可予英以一时之打击，然从大体着想，此约于我之利益颇大，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让步，只须换文中对九龙问题英国愿意继续讨论，不使我民众过于失望，即可与之签订新约也”。
就在中英新约协定签定前夕，宋子文等人向蒋介石报告英国对九龙问题的意见，英方不仅不允在换文中说明，而且对前次所提文告予以重新改正，要求中方先以书面声明九龙为不平等条约以外问题，不在新约谈判之例。蒋介石听罢愤然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又考虑到“以签订新约为主要方针，亦不愿因此有争执”，因而指示“可不提九龙问题，只以将来再谈一语，作为口头声明”。在蒋介石看来，“只须正约签订以后，则九龙、香港必先为我军进占，既已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声明，亦何妨焉”。“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
1943年9月，王世杰奉命率团访问英国，但此时英国对中国的态度极不友善，他在行前的日记中说：“英国近来对中国态度使我政府中人多不满，九龙问题既悬而未决，香港问题则暗示无交还中国之意；西藏问题则反对中国实行控制；五千万镑借款事则坚不让步，以致迄无结果”。因此蒋介石对于他访问英国之事极不热心。
同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结束时要宣布四国宣言，但英国和苏联却以“中国现无代表在此，极力主张仅由英、美、苏三国出名签字”，只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赫尔一再坚持，并提出由中国驻苏大使为代表的方案，最终方被接受。但在签字过程中仍有数段插曲，首先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中国代表参加“与此会之召集原定意旨似稍不符”，现勉强接受，但希望中方对宣言内容不要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其次，英、美、苏三国外长在会议室开会之际，中国代表只能在会议室外等候，待到他们讨论结束后方进入会场，然后签字；第三，宣言只有英文和俄文两种文本，中国作为宣言国家，却无中文文本存世。
中国在开罗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蒋介石却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他在11月底的“本月反省录”总结：“开罗会议之经验，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顾矣。……英国之自私与害人，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而“以罗斯福此次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与精神，确有协助我中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也”。
1943年除夕，蒋介石在回顾一年的工作时不胜感慨，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收获甚丰：“自妻在美国两院演讲、各地宣传以后，国家地位与外交形势为之大变，而英国嫉忌阴谋破坏，亦无所不用其极，直至本年十月间，莫斯科四国宣言发表以前，英与俄对我侮蔑奚落，几难忍受，卒至最后四国宣言与开罗公报发表以后，外交二十年来之奋斗，方收功效，此乃忍辱负重、默祷潜移之效果也。本年自一月英美平等新约订立，乃至美国对华限制移民律撤销案之通过，以及开罗公报、东三省与台湾归还中国，加之战后朝鲜独立之声明以后，我国次殖民地之地位与百年来所受之国耻与污辱，已一笔勾销，扫除尽净，然后欲求得真正平等与独立自由之地位，非在此后二十年内加倍努力与奋斗，则尚难取得也”。
1944年9月底，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竭力攻击中国抗战不力，“言外之意，显欲藉此议讪中国”。而且丘吉尔在“演词中处处以英、美、苏三国负欧洲局势责任，英、美负远东责任而言，显有排斥中国于‘四强’之外之意”。王世杰回忆，“赫尔曾对孔祥熙部长言，当美国最初主张中国为四强之一之时，英政府表示反对，嗣因苏联赞同，英始同意”。
孔祥熙9月22日致电驻苏大使傅秉常，称：“英方对我，或因印度谈判，以致稍有误会，英印之事，我方决不干涉。过去英对我四强地位闻有异议，幸罗斯福原定，史太林同情赞助，方无问题”。
1944年8月至10月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制定联合国宪章的一次重要会议，然而与前一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相比，中国的地位反倒有所下降。因为“此次华盛顿英、美、苏世界安全和平组织会议，首先将中国与苏联分离（出自苏联之要求），作英、美、苏会议，最后则于中、英、美会议中，英美复要求中国全部接受英、美、苏之协议案，谓已无法再与苏联磋商，故我方之参加会议显已成为形式上的参加。我政府不得已，遂训令顾维钧接受”。就像中方首席代表顾维钧后来回忆所说，这次会议被分为两个阶段，中国被排除在会议的主要阶段之外。“这个会议正在决定未来的国际组织的主要特征，很显然，中国只能面对既成事实——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结果为联合国成立奠定了基础，在第二年召开的旧金山会议的邀请书上，中国正式被列为四个发起国之一，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与美、英、苏三个大国平等的地位。
讨论
对于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其实不少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国民党资深党员、担任行政院参事多年的陈克文就曾在日记中记载，他就多次与同事讨论过这一问题，其结论是“我们虽属四强之一，其实我们的实力太差”，“我国现为四强之一，如何与人比肩而立，说来实在惭愧”。
作为“四强”，中国无疑是实力最弱、同时也是唯一的非白人国家，而且一百年来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应该说，蒋介石对于中国现状了解得还是相当清楚的，他曾在日记中表示：“联合国中之四国，我为最弱，甚以弱者遇拐子、流氓与土霸为可危也。任何人亦不能为助，而国家之不求自强，则无论为敌为友，皆以汝为俎上之肉，可不戒惧！”开罗一行对蒋介石也有重大的触动，他在11月30日的“本月反省录”中记载：“此去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其一般，而以亚非二洲如此难驯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为不能不令人惊佩。东方各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此后中国如再不能乘机自强，尚何能拯救其他各民族耶！而各民族之独立自由，亦绝对无望矣，奈何！”此刻他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有深刻的感触：“无竞惟人，中国人才绝无，若在此三十年内，人才教育未能生效以前，决不能与英、美跻于平等之域，更可于此次开罗会议中获得明切之教训。国人梦梦侈谈平等独立，犹不如自求。其所以不能平等独立之病因，无耻、妄念，言之可痛。”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英国和沙俄是侵占中国权益及领土最多的两个国家，因此在对待中国是否名列“四强”这个问题上，英国、苏联和美国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作为老牌殖民国家的英国态度傲慢，根本看不起中国，更何况中英两国之间还存在西藏和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中国政府支持印度独立也触及到大英帝国的利益，因此并不乐意见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苏联的态度基本也是如此，他们借口与日本签有中立条约，拒绝与中国领袖一起开会，因此在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丘吉尔再到德黑兰与斯大林重新开会，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也是采用同一模式，会议采取两个阶段，目的就是要将中国排除在三国之外。相对来说，美国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上的态度较为真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美国国家利益之上，一旦涉及到美国的利益，所谓的原则就会发生变化。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个大国竟背着当事国，公然出卖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而抗战胜利后，英国拒将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美国政府即放弃原先支持中国的立场，这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现实问题。
1945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年，中国首次以“四强”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然而蒋介石对此却并未显得格外兴奋，我们可以摘录他写于当年的几段日记，窥探他此时的复杂心情。
7月下旬，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附近开会，拟定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斯坦宣言》。26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其交给蒋介石，要他必须在24小时内签字，否则英、美两国就会撇开中国单独宣布这个宣言。对于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蒋介石极为恼怒，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为对日战争之重要国家，未得中国同意，则联盟国对日任何言行不能单独发表，而且英、美今后关于此等重要问题之洽商，必须予我以从容考虑时间方可，因开罗会议公报我中国必须参加对日任何行动也。而且来电第一条只说美总统与英首相之商定，而未及中国主席，更为不当，必须增加中国主席在英首相之上也。
然而生气归生气，面子归面子，最终字还是要签的。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接着写道：
今日国际交涉无所谓公理与情感，只有实力与利害关系，更无是非可言。我国今日之势力，除了前条所分析之五端以外，再无其他实力可言。……今日谋国之道，专力组织之健全，人才之培养，以求自强；而在国际，只有运用其矛盾与冲突，一面争取时间，以待有利之时机，求得独立与解放而已。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于横滨相模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各个同盟国的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不仅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结束，更意味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在这万民欢庆的日子里，蒋介石却百感交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浜港中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外交是讲究实力的，强国的地位更是要靠自身的实力来争取，只有这样方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这一切都还是表面现象，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强权又会战胜公理，历来都是如此，《雅尔塔密约》的内容即为明证。蒋介石虽然对苏联提出的蛮横无理的条件愤恨不已，对美国和英国只顾自己、出尔反尔的态度极为不满，但他既无实力拒绝，更需要战后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权衡利弊，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1945年年初制定当年的外交方针曾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忍气吞声，负重致远”，这倒是非常形象地反映出此刻蒋介石复杂的心态，同时也真实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微妙处境。
（文章原载于《贵州社会科学》总第3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