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历史研究的进展，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长期隐秘于云雾之中的混沌史实得到厘清；有的是一向谬误的看法终获纠正；有的是在档案文献的发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还有的却可能只是一些新资料的发掘使人得出一些新看法，进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某种冲击，引发了一些思考或是争论。这些年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相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上述这几种不同的情况，甚至更多的可能还是档案文献的发掘和新观点的提出。不过，历史研究是以时间为对象和参照的一门学问，因此，上述任何一种进展对历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即使只是发掘出了新资料，引发了一些新思考，也是有意义的。何况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是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早已自成体系，有着既定研究范式和独特话语系统的“中共党史”。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定，乃至执政党形象的现实要求，都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但即便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这一事实表明，任何一种新的史料发掘，或新的思考以及争论，最终还是会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起到推动和影响的作用的。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值得重视。
（一）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曾经一度成为显学，从者甚众。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当时条件下政治上“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所致。但是，这里面也还有着一般人很少注意，却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的作用，那就是前苏联此前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文献资料与回忆史料，它们为大批从事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教学工作，却几乎没有资格前往各地档案馆系统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的高校及党校普通教师，提供了一片多少可以施展一些拳脚的天地。在其他研究领域的门禁尚未打开的情况下，全国各地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挤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独木桥，实非偶然。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80年代，大陆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有关的论文、译文和其他各类文章就有八九百种之多，各出版机构出版的论著、回忆录和档案资料集之类的专书也有七八十种之多。不过十年时间，在北京及各地召开的不同规模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亦超过十次以上。北京、四川、安徽、上海等地都出现了相应的研究团体，齐心协力翻译出版前苏联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回忆录。尤其是当时的“现代史料编刊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些涉及这一课题的最基本的研究史料，几乎都是在80年代中前期翻译出版的。像王明的《中共五十年》[1]、孙平的《延安日记》[2]、李德（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3]、张国焘：《我的回忆》[4]、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5]、王凡西：《双山回忆》[6]、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7]、诺思等编的《罗易在华使命》[8]、达林的《中国回忆录》[9]，以及共产国际历任来华代表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米夫等在中国的有关言论资料辑录、共产国际乃至前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0]，包括根据荷兰所保存的档案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1]等等，都为当时条件下外语程度欠佳，且难以接触到国外文献资料的众多研究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研究条件。
前苏联的这一类出版物，大都发表于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它们中的一些叙述或文献的使用，难免会受到当时条件下政治形势的左右，自然不能尽为我用。再加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也尚未开禁，研究者们讨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时每每容易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政治挂帅”，也在所难免。这些都使得当时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但应当看到的是，与中共党史其它面相的研究相比，来自前苏联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回忆史料，到底还是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深入探讨以接近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以及进行合理想象和推理的空间。证之九十年代前后公开的大批俄国档案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资料，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十年代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的讨论，在涉及中共早期建党、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乃至大革命的指导作用、王明对中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共产国际帮助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等问题上，均已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与进展。
在开始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前苏联的迅速解体，俄国档案大量公开。除了部分中国学者得以前往俄国相关档案馆查阅档案以外，俄国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帮助下开始系统整理和出版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献资料，对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帮助极大。迄今为止，这一档案整理出版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1919——1937年的部分。其后涉及1937——1943年部分的工作虽因柏林自由大学退出，尚未最后确定整理出版方式，但估计不至就此停止。而且，由于俄国已经整理出版了涉及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资料，以及共产国际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重要档案文献，保加利亚出版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工作日记[12]，美国出版了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通信集[13]，美国与荷兰并分别收藏了全套的共产国际及其各个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和相关决议、报告、来往信件的缩微胶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也可以对上述未完成的资料集起到相当的弥补作用。
与80年代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国学者接触国外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条件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一些年轻学者开始介入这一研究领域，他们的外语能力及其涉外活动能力，使他们大可不必像80年代众多研究者那样，坐等有关机构组织翻译人员把这些档案资料译成中文。他们不仅可以广泛地与海外学者进行专业交流，通过各种方式前往档案所在国去查阅相关档案，而且可以直接购买阅读已经发表或出版的海外的档案资料，甚或通过上网来寻找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最新公开的档案信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编译工作从此可以被忽视。因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者能够熟练掌握俄文的人极为有限，编译俄文档案文献的工作依旧十分必要。在向中国学者推介这一套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关系档案文献资料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已经陆续组织人力，紧随俄德版本之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其1919——1927年部分，并且即将出版1927——1931年部分。[14]有关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策略文献，季米特洛夫日记等文献资料，目前也都在编译出版的过程之中。今明两年，有关俄国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相信会有一个更大的进展。不难了解，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或出版，将是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最为有利的基础。而这样一种基础，即能够利用海外公开的档案文献来弥补大陆相关档案开放不足的缺陷，恰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其他面相在一段时间之内所难以企及的。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最直观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中共曾经长期从属于共产国际，是它的下级支部，要接受莫斯科的指导与帮助，不仅要在莫斯科指派的代表和机构的协助下进行工作，而且从干部培养到领导核心的确定、从思想灌输到政策策略的形成、从财政支持到军事作战的干预，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无不受到其监督与提携。不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就无法真正弄清中共二三十年代，甚至包括四十年代中前期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其来龙去脉。二是因为莫斯科对中共长期存在的监护关系，使中共中央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不能不将自己的各种会议记录及其相关文件决议制成副本送交共产国际保存审查。由于中共长年处于地下或战争环境之中，不少档案材料损毁失落；一些地方组织，也包括个别时期的中央组织甚至只能直接受命于莫斯科或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方当年的来往文电也只有在莫斯科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因此，若不能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进而披露和发掘至今仍保存于莫斯科的各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档案文献，就难免会因为许多关键档案资料的缺失而无法对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做出客观和准确的厘清。关于这种情况，只要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即可说明。
一个例子是涉及到中共早期建党的经过与内情的。在20年前的中共党史著作中，提到建党，基本上是一个三段式，即强调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为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五四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俄国的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两相结合，中国就产生了共产党。在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著作都不会提到共产国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当80年代初向青教授有文章试图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时，还受到了部分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在此之后，虽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当年确实存在着俄国党和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帮助建党的情况，多数中共党史著作对此也往往用一语带过，尽量不做具体的考察与说明。因为，在许多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看来，共产党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理论如此，实际生活中也不能两样。太过强调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作用，似乎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外力“移植”的嫌疑。
其实，由于中共建党时期的历史文献大都未能保存下来，直至90年代中期为止，人们研究中共建党经过主要利用的资料多还是不十分可靠的回忆或口述史料。依据几十年后众说纷纭且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回忆史料来重现当年建党的历史，出现“以论带史”以及把历史简单化、概念化的研究结果实不可免。90年代最后几年，随着俄国相关档案的公开和海外学者的进一步发掘，涉及中共建党时期的一批珍贵档案文献浮出水面，从而开始揭示中共建党的情况远比今天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要复杂得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就已经比较清楚的情况来说，共产国际和俄国党当时的作用明显地要比我们过去所强调的那个自主“结合”的作用要大得多。因为，已知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及其随后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小组织，也不是中国最后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政治团体。我们虽然可以肯定，这个时候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中国已成一种必然，但当年在中国知识界当中出现过的若干“共产党”组织，若不能得到共产国际承认和资助的，最后都难逃解体消亡的命运。包括当年被共产国际选中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不能不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来提供活动经费。[15]与此同时，正因为中共早期组织在维经斯基等俄国共产党人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包括陈独秀等人在内，因为思想转变过快，多数成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了解都相当肤浅。这不仅影响中共早期各地组织的组成带有明显的统一战线性质，很快便迅速分化甚至分裂；影响到到中共一大所提出的纲领明显脱离中国实际；而且也影响到中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主要也是在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之后，依照苏俄代表所介绍的俄国革命经验，“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逐渐模仿来的，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这些情况充分证明，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之所以会全面依赖共产国际，而缺少独立性，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原因。太过强调自主“结合”，讳言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介入，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读，使人难以理解中共此后成长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助长那种一切唯中共领袖陈独秀是问的“成王败寇”式的政治思维方式。
一个例子是涉及到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的。在传统的中共党史书上，对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几乎从始至终都冠之以“右倾”二字。只不过时而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时而称之为“右倾投降主义”。之所以要冠之以“右倾”的名词，就是因为人们从来相信，陈独秀对国民党总是错误地采取妥协退让的作法。从1923年提出“二次革命”论，到1927年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马上武装工农的激进“五月指示”，处处都表现出软弱的态度。但是，随着俄国和中国档案资料的大量公开，人们日渐发现，陈独秀几乎从共产国际提出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方案之初，就是这种合作方案的怀疑论者。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不久，陈独秀就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5月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激进主张，进而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斗争策略。当孙中山同意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弹劾共党案，苏联顾问鲍罗廷曲意迎合之际，又是陈独秀怒不可遏地予以拒绝，要求中共党员不得出席国民党中全会，并强烈反对鲍罗廷代表中共作出妥协。在鲍罗廷不顾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反对，提出由两党成员组成国际联络委员会解决两党争端的建议并获通过后，又是陈独秀公开表示抵制，一面强烈要求共产国际惩戒鲍罗廷，一面派员前往广东责令广东区委通过决议，要求鲍罗廷必须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决议。而在几乎整个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始终坚持批评国民党错误政策和方针的作法，虽屡遭国民党方面的警告和责难，他却几乎没有中止过这种批评。包括备受指责的所谓“二次革命”论，亦即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陈独秀在事实上后来也经常表现出不同于其1923年言论的情况。比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伊始，陈独秀就提出了“资产阶级不革命”的激进观点。当发现1926年“三·二0”事件后，蒋介石从左倾转向右倾，主导通过了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之后，又是陈独秀提出了要准备从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夺回革命领导权的新方针。在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后，注意到蒋介石磨刀霍霍，同样是陈独秀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即使抵抗失败，上海工人纠察队也不能听任国民党军队收缴自己的武装。
十分明显，新披露和公开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都说明，陈独秀并非如传统党史书所云，只是一味地对国民党妥协投降。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陈独秀正是中共党内强硬派的代表，是抵制苏联顾问妥协退让的关键性人物。对于那些涉嫌妥协退让的事件，新披露和公开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它们多数情况其实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指示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的劝告下实行的，未必应当由陈独秀个人和中共中央承担责任。其他个别的情况，如1927年拒绝执行“五月指示”的问题，在陈独秀则纯粹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的形势估计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谈不上思想路线上的妥协退让问题。实际上，陈独秀无时无刻不在积极谋求扭转局势，变被动为主动。比如他6月下旬与蔡和森贸然提出组织上海工人冲击租界，制造外交事端，转移视线以缓和武汉内部矛盾的建议，就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而他7月上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时支持蔡和森、毛泽东将武装的工农民众送入军队以保存力量，或干脆“上山”保留火种的作法，也是非常明显的例证。注意到这样一些新的档案文献和史料所展现出来的过去鲜为人知的新史实，继续简单地坚持把陈独秀说成是一贯“右倾”或妥协退让的总代表，坚持当年存在着一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不能不是一件值得争议的事情了。[16]
还可以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关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共产国际长期不信任毛、压制毛、打击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重新取得领导地位，恰恰得益于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还在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7]因为人们只要愿意尊重事实，就不难从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各种重要报刊当中，发现莫斯科并非长期不信任毛、压制毛和打击毛。恰恰相反，莫斯科的领导者们还在1927年就开始重视毛泽东在中共当中的作用。先是高度肯定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后是高度关心毛在井岗山如何落脚生根。随后，当事实显示了毛的红军和根据地确有生命力之后，莫斯科不仅给予毛的红军以高度的评价，而且要求仍旧执迷于城市中心主义的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一直重视并肯定毛的作为，1931年毛泽东才得以被指定为刚刚成立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1932年毛泽东与多数中央领导人在军事战略上发生分歧，临时中央建议将毛送往苏联休养，又遭到了莫斯科的明确反对，并要求以留苏学生为首的临时中央必须与毛泽东搞好关系。1934年在苏区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却进一步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还为宣传毛泽东印制了精美的著作单行本。1935年，即当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有幸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乎同时，莫斯科也公开发表长篇文章，高度颂扬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杰出领导人才。同年夏季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更获得了与国际共产主义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人同样的殊荣，其大幅画像被悬挂在会场上，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的热烈欢呼。
以往，由于人们相信共产国际长期不信任毛，因而往往把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一事，与1937年底王明等人被派回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一种逻辑关系。相信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因为不信任毛，因而特地派王明回来贯彻莫斯科的主张，甚至有夺毛泽东权的意图。结果，当人们发现共产国际在几个月后因为王明与毛泽东等人就领导核心等问题发生矛盾，转而明确表态支持以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反而难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来了。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一些中共党史工作者不惜曲解这时前往莫斯科汇报的任弼时的工作报告。声称任弼时如实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内部围绕国共合作方针所发生的争论，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所取得的成绩，因而赢得了季米特洛夫的赞扬。然而，只要仔细读过任弼时的工作报告和补充报告，就可以知道报告丝毫没有批评和否定王明所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恰恰相反，任弼时的报告正是建立在高度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基础上赢得了季米特洛夫的称赞的。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的推举，绝不是因为共产国际赞赏毛泽东敢于抵制莫斯科的指示，恰恰是季米特洛夫相信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取得领袖资格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最突出的表态，就是利用自己做政治报告的机会，系统地提出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国共合作的各种新建议。说季米特洛夫因为误信任弼时的报告而推举毛泽东做领袖，至少是对历史不求甚解。[18]
（三）
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大价值，严格说来还不在发掘出了怎样多的具体文献和对哪些具体史实作出了怎样不同于过去的解释。共产国际不过是莫斯科用来输出革命意识形态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渠道、一个工具而已。只要了解到这种情况，把莫斯科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种种教条、武断、生吞活剥，与后来苏联因教条僵化，不能与时俱进，在政治上日渐衰弱竟至一朝倾覆的历史，同中国因改革开放才避免了紧步苏联后尘的事实联系起来，就不难了解，尽管毛泽东30年代末已经取得领导地位，尽管共产国际1943年就已经解散，尽管中苏两党60年代以后更反目为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就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从此一刀两断。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谈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而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成功，也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敢于标新立异。然而，仅仅注意到这一点，或者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主要看成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战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和民族利益的一种经验总结，却是不够的。因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不仅可以看到中国革命成功背后莫斯科扶助和影响的重大作用，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共历史上的种种问题以及后来的种种曲折背后，也都与俄国的党以及来自俄国的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说中国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斯科的帮助，只要举出一个最直观的事实就足够了。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共的存在与发展，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得益于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目前已知的早年中共从莫斯科获得的党的活动经费为例，做一张简要的图表加以说明。[19]
| 年 代 | 1921.10-1922.6 | 1923.1-8 | 1924 | 1925 | 1926 | 1927.1-7 | 1928 |
| 党费总数 | 0.66万元 | 1.5万元 | 3.5万元 | 约4万元 | 12万元 | 18万元 | 66万元 |
| 党员总数 | 约170人 | 约380人 | 约700人 | 约900人 | 约1万人 | 5.8万人 | 13万人 |
| 人均开支 | 约40元 | 约40元 | 约50元 | 约40元 | 约12元 | 约3元 | 约5元 |
注：上表数字只是概算，无法做到十分精确。主要原因为三，一是1923年以前的党费常与其他开支相混，难有准确的数字。二是有的年度特殊状况较多，这会影响到莫斯科临时追加党费或改变计算方法。三是中共党员人数有时也会有较大变动，如1927年中共五大时统计还在5万以上，国共关系破裂后迅即减少到1万余人，以后因转入农村，发动农民暴动与割据，一年后即猛增到13万人。
以上所列只是党费一项，中共二大以后莫斯科即开始根据中共的发展及工作的需要，逐渐将党费与团费、工运费、农运费、兵运费、反帝费、济难费及特别费等区分开来，分别提供。仅以1927年为例，中共所得党费不过30万中国元左右，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和联共（布）党等，用于帮助中共的各种经费，总数就有百万元之多。该年度中共自筹经费却只有3000元左右。1927年莫斯科提供财政支持之多，主要是因为当年中共发展迅速，而突发事件又不断出现，因此急需应付。如这一年为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运动海军即提供了3000元；为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17000元；为开办党校提供了开办费49700元；为马日事变后复兴湖南农运提供了将近40000元；为10月两湖地区秋收暴动提供了10000万元；为组织北方暴动提供了3000美元；为11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提供了2000元；为12月广州起义前前后后提供了10万元。[20]中国革命并非只要有了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精神就能成就一番事业，革命的每一步行动，包括办报、办学，甚至开会、出差，在在都要用钱。当陈独秀等人还做教授、编辑时，他们拿着每月一二百元的高薪，在过着较优裕生活的同时，还可以拿余下来的钱办个同仁刊物，发发议论。等到他们组织起共产党，按照俄国党的方式，基本上都成了职业革命家之后，他们连养家的钱都要从莫斯科提供的党费中来支付了。其革命的规模、深度乃至于革命的自主性，当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莫斯科的左右与束缚。
中共开始摆脱莫斯科巨大身影的笼罩，得益于其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全面失败。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就已全面转入地下。处于城市地下工作状态的共产党人，受共产国际的束缚自然更甚。1928年以后党用于应付临时事件的费用虽然逐渐减少，共产国际曾设想过削减中共党的费用，但事实上十分困难。直至1931年，中共中央从莫斯科那里仍旧必须要得到每月五六万元的经费才能维持党的正常活动。中共开始能够自筹相当部分活动经费，已经是1932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因为中共从1931年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逐渐将60％以上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转入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当中，将工作重心做了较大的转移。随着1933年初中共中央全部迁入苏区，城市工作更是大大收缩，对莫斯科的经费要求自然也随之大大减少。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共从此就不再需要莫斯科的经费援助了。根据零星的档案文献资料，已知中共因南方根据地军事作战失利辗转长征至西北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莫斯科求援，莫斯科当即承诺为之提供上百万美元的经费援助，部分款项并已在1936年底和1937年初寄送到中国，并被转送给中共。[21]抗日战争开始后，莫斯科也曾数次提供经费援助，最多的一笔也是一次即达百万美元，其余各次多则几十万美元，少则几万美元。30年代中期以后的这些援助虽然已远不如过去固定提供经费那样对中共的生存发展具有几乎是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对缓解中共一时的严重困难仍有重要帮助则是肯定的。[22]
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显然对来自莫斯科的这种援助缺乏应有的了解与估计。不少研究者的文章和著作，只看到30年代后期毛泽东政治上崛起的过程，看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看不到或者说不了解毛泽东的崛起是有条件的。据此来总结历史经验，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根本上在于后来坚持了“独立自主”，无异于是对历史的生吞活剥。应该了解的是，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来说，不管人们今天对当年的政策策略有着怎样的批评与争论，没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恐怕连那样一种局面也难以得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何况，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帮助还远不止是财政援助这一个方面。深入考察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全面对比当年中共领导人与莫斯科之间存在的众多分歧与争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总体而言，莫斯科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党务，财政，到干部培养、政策规定，乃至各种技术手段的传授和秘密工作的训练等各个方面提供帮助的意义，要明显大于他们主观教条和瞎指挥所带来的危害的意义。中共的成熟与成长，包括最终走向独立自主，是其在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中，经验与理论知识不断丰富的客观结果。但是，这种成熟与成长不能不经历一个必要的过程。正如中共要想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必须首先在经济上创造出独立自主的条件一样，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只能是一种空谈和理想。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可以了解，只有当中共从城市转向农村，并且在农村中成功地创立了革命根据地，在经济上逐渐取得独立自主的条件之后，其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时代才会逐渐地到来。毛泽东没有崛起于20年代，而是崛起于中共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虽然一度还曾拿过国民政府的钱——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有重要的客观历史原因的。
既然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全面帮助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回避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在中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多半是与联共（布）党一样的血液。毛泽东后来的“独立自主”，以及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不能改变双方之间曾经血脉相连的这种亲缘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并不因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的存废而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成功地实现了独立自主之后，中共所经历的种种成功与挫折，其实也仍旧与联共（布）党的思想、观念及其相关经验有着复杂与微妙的联系。
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不因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的存废而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这应当容易理解。因为，几乎每一个深入研究过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史的人都不难看出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不难看出双方在战后中国东北前途问题上有过紧密配合；不难了解到中共军事上刚刚开始走向胜利，毛泽东就急于前往苏联就教于斯大林的种种资料；不难了解到1949年大势底定，毛泽东马上宣布“一边倒”，新政府迅速与苏联结为互助同盟关系的种种事实；更不难注意到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乃至越南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在前苏联在后，共同支持小党小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大胆宣战……。
说中共以后的成功与挫折，仍旧与联共（布）党的思想、观念及其相关经验有联系，应当也不难理解。中共能够在战后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举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除了自身的政策策略运用得当以外，美苏交恶，冷战发生，中共顺利取得东北根据地并得到苏联在军事、技术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援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在政治、经济政策及其行政机构设置等方面，一度全面借助于苏联模式，利用苏联经验，并且全面引进苏联的专家、顾问具体指导帮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在这里更应当提到的，还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共产国际时代就已经接受的关于革命和建设的一整套思想观念。它们显然对中共后来的历史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还在建国前夕，中共中央讨论并设想未来国家的革命与建设方案时，所依据的一个基本文献，就是共产国际时代俄国人在莫斯科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决议案。毛泽东明确讲：六大决议案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只是十条里当时没有提到没收官僚资本，没有提到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罢了。[23]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曾长期影响着中共的革命理念。这就是它所强调的中国革命的唯一前途，即“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由这样一种政治理念派生出来的。因为，正是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一方面断定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只能是民主革命，同时又明确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历史任务。而它对何以必须严守革命的阶段性原则，何以必须尽快转向“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原因解说，根本上竟只是在于阶级斗争和力量对比的转换。用六大决议案的说法：“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24]
毛泽东他们严格地遵守着革命阶段性的原则，他们这时并不认为自己在力量对比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然而，即使在这时，他们相信必须遵守革命阶段性的理由，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了。军事革命的巨大优势，使他们并不特别担心中国经济上个体的和私人的资本主义数量还很大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这时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因素的优势力量了。他们谈到所以要继续保持新民主主义方向的原因更多的只是两点，一是在全国政权问题以及整顿经济的问题上，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为此还需要下功夫抓住农民。二是俄国革命12年之后，即1929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到1936年才最终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中国比俄国还落后，理论上过渡的时间自应比苏联长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明确表示同意刘少奇关于今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观点。很显然，毛泽东已经相信，建国后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将会很快地转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既然如此，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随着政权稳固，经济恢复，国营和集体力量迅速发展，个体和私人资本的力量极大缩小，毛泽东马上就会重新记起六大决议案关于“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何时应当开始结束民主革命，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他之迅速放弃不资不社的新民主主义，转而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总方针，不可避免。
对于毛泽东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和过于强调阶级关系以及力量对比的问题，自然不能仅仅从中共六大决议案的个别论断中去找原因。但今天的研究者理应看到，正如列宁当年批评共产国际染上了太多俄国色彩一样，所有曾经“孔步亦孔，孔趋亦趋”地向俄国取经，并靠“走俄国人的路”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都难免会习惯于按照俄国式共产主义的经验和观念来认识问题。虽然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会有不同和差异，虽然以往在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上，毛泽东曾经远比俄国人更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但有谁能够否认，当力量对比的问题不再能够威胁共产党人之后，毛泽东与那些部分地丢掉了革命热情的俄国人比，反而还多了一些教条和僵化呢？毛泽东建国后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包括在对革命和战争的问题的认识上，之所以会越来越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而远离变动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难道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经验之使然吗？注意到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后放弃斯大林主义印记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注意到一些中共党史著作在谈论国内以及党内斗争问题上，至今仍或多或少地带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的痕迹，我们理应更容易感觉到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重要性。
注释：
[1] 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
[2] 伏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3] 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
[4]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5] 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6]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7]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罗伯特·诺斯等编著、王淇等译：《罗易在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如《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米夫有关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卡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三辑），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6，1988年版；《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崔可夫著：《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贾比才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80年代翻译出版的重要回忆录还有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勃拉戈达托夫著：《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1982年版；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中国大革命见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2] 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ДНЕВНИК，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издателство Св.“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София，1997.
[13]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edited by Lars T. Lih， Oleg V. Naumov， and Oleg V. Khlevniu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1998年版。
[15] 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可知，中共一大之后的1921年10月至中共二大召开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支出经费17655元中，自筹经费仅为1000元。一年后中共三大召开时，党的经费更“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分别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168页。
[16] 参见拙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7] 拙作：《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史实辨析》，《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8] 参见拙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
[19] 根据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Tony Saich， 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等。
[20]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й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Fond 514， Opis 1， Delo 820.
[21] 参见拙作：《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重要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ECCI Secretariat to the CC CCP Secretariat， March 2， 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p.67.
[22] 参见华谱前引文。
[2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46页。
[24]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共中央党校1989年版，第3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