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37——1945年这八年时间，因为这八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1946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然，既然是国共关系，就不完全等同于“国共合作”，因为合作一词实在无法完全涵盖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概述的研究时限当从1936年起到1946年止，讨论的对象则是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
（一）
国共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起源于80年代。记得最早看到的有关国共关系的一个小册子，还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写的《国共合作》。但那里面对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问题，几乎没有多少新鲜的史料，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1]当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并形成一部著作，日本学者还是开了风气之先。
严格地说，中国学者并非没有研究过国共关系史，只不过，它从来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内容之一，因为任何中共党史著作和中国革命史著作几乎都离不开对这一关系变化的说明。只不过，在80年代以前，这种说明通常只是作为毛泽东英明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实现的对象而附带出现的。甚至，就连抗战期间是否存在着“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史著作也语焉不详。它们提到了红军改编，但对红军为什么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做任何说明；它们强调说蒋介石“阴谋地计算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军阀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势力”，为此“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去担负最前线和敌人后方最严重的作战任务”，但蒋介石为什么竟然能够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如何“假手日本军阀”的，以及所谓最前线和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没有做任何解释。[2]
把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叫做“国共合作”，似乎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是邓小平在这一年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3]邓小平的讲话不仅肯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概念，而且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展开。
从文革后到80年代初，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基本上都还集中在党的创立到红军长征这一段，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抗日战争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至少在1985年以前，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来之前，无论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都很少有比较成熟的成果产生。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太少。结果，这个时候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只有几个部门的人，一是全国政协研究室的相关人员，因为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西安事变的研究，按照规定是由全国政协直接领导的，大部分相关的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都保存在政协，因此他们那里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研究人员，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所在部门保管着一些内部出版的成套的党内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等。另外就是中共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们自然有近水楼台之利。这段时间能够发表一些有史料内容的研究成果者，大都是在这些部门工作或曾借调到这样的部门工作的人。如最早披露出部分具有相当价值的西安事变档案文献资料的申伯纯、丁雍年等；最早发表有关1937年国共和谈文章的李良志、杨圣清；最早系统介绍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工作方针的曹雁行、蔡霆光等。[4]
1984年《文献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一文。[5]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人们只是通过吕振羽1980年和谌小岑1981年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此前蒋介石、陈立夫、邓文仪等人的回忆录中，约略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6]此文第一次利用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部分珍贵档案，披露出国共两党1936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几乎同时利用了相同的档案资料进行这一研究的还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李坤。[7]李海文和李坤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的发展。
受到政治上加强对台统战工作的需要，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初中国现代史学界明显地形成了国共合作研究的一个高潮。仅全国性的国共关系研讨会就接连举办过四次之多，在此期间发表在学术研究刊物上的涉及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文章就在百篇以上。而捷足者更在1987——1990年间就接连出版了几部国共合作史的著作[8]，李海文、李坤的上述研究成果对这些著作的完成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这些书中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过程的说明，有相当多的细节都来自于她们的文章。不过，80年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尚未形成一套良好的研究传统和学术规范。因此，研究者们不仅比较多地喜欢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大考虑相关专题研究的条件和水平是否足够形成专著，而且往往习惯性地拒绝在自己的著作中注明自己在哪些地方利用或转引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尽管，对于那些撰写这些大部头著作的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谁能够占有他所要探讨的专题的全部公开史料，并一一做出具体的研究，却没有谁在利用或参考李海文等人的研究成果后，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一一做出注释予以说明。而1985年《文献和研究》第4期发表了李海文等利用的部分重要文献[9]，似乎也便利了大家这样做。殊不知，这样简单照搬已有研究成果又不加以说明的作法，不仅在学术上缺乏负责精神，而且这种简单照搬也容易因为良莠不分以讹传讹，使整个研究流于低水平重复，无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事实上，有关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的经过，李海文和李坤当时的文章在不少问题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特别是以吕振羽和谌小岑的回忆为参照之处，很多情况根本就搞错了。比如关于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接触谈判的时间和结果；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政府代表秘密接触谈判的时间、经过的情况；关于董牧师、张子华等担任联络的经过与接触的内容；关于潘汉年受命与国民党谈判的时间和经过，甚至关于双方历次所提谈判条件的时间、经过和内容等，二李的文章都未能做出清晰和准确的说明。[10]在这种情况下，过快地形成专著，简单地照搬前人的说法而不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类似的讹误。
在80年代末，围绕着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除了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揭示以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进展就是关于美国调处国共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共关系的研究显然是得益于中美关系研究的进展，而有所深入，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二章（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第三、四章（马歇尔调停），和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11]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牛军的书，充分利用了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相关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三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为我们描述了自1944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和美国政府两度派特使调处国共冲突失败的经过。[12]
80年代的国共关系研究当中，大概没有哪部著作在学术上能够达到牛军这本书的研究水平。严格说，把牛军这本理应列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和他的相关论文[13]列入国共关系史研究，无异于将80年代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提升了一个档次。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遍查这一时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和读过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通史性国共关系问题的著作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前述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和关于美国调处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之外，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无论在史实方面，还是在观点创新方面，几乎再也找不到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了。仅以四次国共关系研讨会的论文为例，第一次6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仅8篇，无论史实还是观点均无多少新意；第二次53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16篇，也只有两三篇文章在涉及国民党抗战准备问题上提出了一点较新的观点，史实研究方面仍无建树；第三次52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1篇，第四次117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20篇，两次会议40余篇论文中也只有两三篇论文在选题开拓上略有新意。[14]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研讨会上，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当中，谈经验教训和展望前景的、带有政论色彩，甚至着眼于建议、规劝之类的文章，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他文章和这时出版的相关著作，往往也都会加上如此这般的一些内容。其实，正确的经验教训是建立在最基本的史实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客观、深入和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长期影响着两党感情的种种历史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满足于早已设定的政治结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尚未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下车伊始，咿哩哇啦”，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整体成绩不显著，有很复杂的原因。现实政治的影响自然是原因之一，因为要强调国共合作，有关国共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和势不两立往往就难于成为研究的重点，从而使学者不得不在政治需要与学术需要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找平衡。记得笔者当年写《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时，出版社要求书名都要有一个醒目的正题，就很是让人伤脑筋。因为按照历史本身的内容和此书叙述的主旨，战时国共谈判更多地还是国共两党为了维护和争取各自利益的一个斗争过程，因此笔者的本意打算叫“另一种战争”，但出版社编辑更愿意看到统战的效果，于是只好换了一个比较入时的题目：“失去的机会”。笔者最后只能特意在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算是表示某种程度的保留吧。同样的情况，这个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之所以大都要在开头或结尾处加上一些伟大意义或历史教训之类的分析说明，甚或干脆通篇就是指点江山，慷慨陈词，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总结经验，显然也绝不是因为历史研究的需要，大概是众多研究者热心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罢了。
（二）
80年代国共关系研究存在的不足，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原因。因为，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工作者都热衷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问题是要弄清史实，必须占有充分的史料。而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大都取决于两党高层的内部决策和相互之间的谈判与交涉。但所有这些反映高层动态的文献资料，大都没有公开。虽然，从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等刊物陆续刊布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档案文献，然而要利用它们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把各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弄清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所有脉胳，还是相当困难的。牛军能够顺利成书，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美国调处国共关系，许多资料可以从美国和台湾已经公开了的档案中得到。如果直接研究国共两党交涉和冲突，条件就困难多了。因此，80年代中能够推动这一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北京那些可以接触到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中央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80年代末，除了李海文等就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问题已经发掘出新的重要史料以外，全国政协研究室的张魁堂整理发表的刘鼎在70年代中后期追记的“西安事变笔记”（即《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也属于涉及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份史料之重要，关键在于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到西安事变发生期间，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人员，曾经耳闻目睹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笔记中也记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不仅详细追忆了刘与张学良历次谈话的内容、周恩来与张学良4月9日晚延安会谈的内容，而且还追忆了“张学良一度要求和红军一起打游击”的情况。这些对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具有重要意义。[15]不过，作为40年后的一种回忆，这则史料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疑问与讹误。1990年，邱路撰文对此做了简略的补充和订正，不仅说明周恩来与张学良有过第二次延安会谈，纠正了刘鼎所记安塞会议的时间和内容，而且特别提出：刘鼎所记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关于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建议，和张对“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十分高兴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有资料表明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迅速开始转向了“抗日反蒋”，并密谋与中共共同实施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6]
研究抗战期间国共关系，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但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80年代争论不已。包括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究竟是从2月开始，5月开始，还是从8月开始，它是否受到过张学良的影响，这在中共党史学界都是争论已久的话题。尤其是在80年代下半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一度相当热烈。[17]但可以看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俄国档案的披露，许多长期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出来，逐渐开始承认这一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转变的过程，曾经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把“独立自主”简单地理解为一定是要与共产国际的的所谓“右倾”进行斗争。可是，一直到90年代初，在涉及到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是受张学良影响转向“逼蒋抗日”，还是张学良受中共中央影响转向“抗日反蒋”的问题上，中共党史学界还是众说纷纭。
1991年出版的张魁堂著《张学良传》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张学良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蒋策略的说法。不过，《张传》显然是西安事变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部著作。因为它几乎可以被视为是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编写组近30年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一个学术总结。[18]《张传》利用了许多政协研究室查阅和征集到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和回忆史料，特别是对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的历史经过，进行了相当具体的说明，其中许多情况在过去是鲜为人知的。但《张传》在史实考订上有所欠缺，并且过分依赖刘鼎的回忆，因此仍旧未能完全弄清楚1936年间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种种内幕。他一方面注意到张学良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甚至密谋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方面却继续坚持说“张学良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同年5月5日，红军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即已不再提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终于最后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变。”[19]事实上，不弄清楚1936年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统战关系的种种内情，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共与张学良究竟谁影响了谁，是几乎不可能的；甚至，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经过，也是十分困难的。几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一直突破不大，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对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研究， 1995年终于有了一部专门的著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此书虽然在台湾出版，由于1997年陈铁健在《历史研究》专文做了介绍和评价，作者又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因此对国内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20]陈文分“延安会谈：谁影响了谁？”、“张学良‘决心反蒋’辩”、“共产国际影响和苏联援助”、“诛蒋，还是放蒋？”和“悲剧，还是喜剧？”五个方面介绍了《新探》一书的新意所在。据陈文介绍，《新探》一书对1936年间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对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一些过去研究中的缺失”。陈文明显地赞同《新探》一书关于中共中央通过延安会谈影响了张学良，而非张学良反过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它所怀疑的只是：张学良是否因此就“决心反蒋”了呢？[21]对此，《新探》一书作者随即发表了《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的专文，对张学良在中共中央影响下一度走上反蒋道路的情况做了更加详尽的分析说明。[22]按照此文介绍的资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延安会谈前，鉴于夺回东北非南京力量所能及，而蒋之安内攘外又遥遥无期，张已对蒋介石剿共政策发生严重动摇。随着东北军与红军作战损失惨重，南京又取消被歼两师番号，张遂下决心联络中共，一来寻求和平，二来试图通过中共接通苏联。3月下旬，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张自然更加重视联苏，并赞同东北军内左翼分子联苏联共、组织西北大联合，与苏联结盟的设想。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后，张很快即下决心联苏联共，并表示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并取得苏联的支持，他相信：“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随后两广事变发生，张立即四出活动，打探消息，有意起而响应，并明确提议中共加派专人帮助其训练干部，甚至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只因两广事变很快失败，蒋又有联苏动作，再加上中共中央也放弃了“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联蒋”抗日策略，张学良才最终放弃了实行西北大联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结盟，“抗日反蒋”的计划。显然，只有真正了解这一背景，了解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继续保持着的那种寄希望于苏联的秘密合作关系，我们才能深入了解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和为什么会有后来的那一系列结果。
应该说，自80年代末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当中，西安事变研究的进展是极为令人瞩目的。[23]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成功地揭示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十分隐秘和复杂的历史内幕，而且在于它在涉及到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苏联、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和许多具体的历史情节的研究上，都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自进入90年代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明显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除了上面谈到的有关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研究以外，90年代相关论文的数量不仅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上也有了令人可喜的提高。马仲廉的《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第一次具体地研究了国共两党抗战初期军事合作的战例。[24]习五一的《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对抗战开始前后一段时间国共两党一度试图实行组织上合作的经过，交待得十分清楚。杨奎松的《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的变动》与李良志的《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分别深入讨论了中共中央皖南事变前后对国际形势和当时国民党态度的估计问题。[25]金冲及的《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和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则从不同的角度详尽地探讨了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背景、原因和目的。[26]另外，像常家树的《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对比研究》、章百家的《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27]等，也都颇具新意。
在专著方面，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研究90年代也开始出现了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学术成果。比如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和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都属于这样的著作。[28]只是，前者全面探讨了将近十年间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而后者的侧重点则在于系统研究十年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的经过。两书都运用了大量新的史料，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事实经过，做出了新的解释。而研究历史，诚如陈铁健先生所云：“倘能揭示历史真相，有所突破和发展，固然可喜，而能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深层思索，则尤其可贵。”[29]两书在这后一方面，也明显地做出了各自的努力。虽然都是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变化的过程，但李书与杨书叙述的主旨有显著不同。前者着重于强调国共合作抗日；后者则明显地侧重于说明两党之间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妥协与斗争。当然，如果从较高的水准要求，两书也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后者，尽管有论者评论该书是“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议论“平易而精当”[30]，但由于作者成书较急，书中文字有不少错漏之处，经过第二版修订才有所改观。更重要的是该书对资料的处理，一来是遗漏了一些本应利用的台湾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二来是对中共资料也没有做到融汇贯通，不少地方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更深入的背景的说明，以致有时给人以资料堆积和罗列的感觉。
（三）
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当数一本本“国家级”的课题的出版了。如马齐彬主编，纳入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范小芳主编，属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样份量的专著，如黄修荣的《国共关系七十年》；田克勤的《国共关系论纲》；王功安等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和范小芳等的《国共谈判史纲》等。[31]由于这些著作，特别是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和毛磊等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理应代表着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最高水平，笔者在此特略做评析。
让我们首先来看《国共两党谈判通史》。把国共两党谈判分成中央级谈判、地方级谈判和海峡两岸的谈判，从头到尾地联系起来，贯穿成史，这个想法显然比较新颖。从作者的设想来看，作者是想要由此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门新课题的体系”。但从已经成型的体例和内容看，这一尝试恐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不要说海峡两岸谈判像作者自己所说明的那样，“称它们为国共两党中央一级的谈判也不很准确”，就是所谓中央级、地方级谈判，从两党关系的本质要求和书中实际归入的五花八门的例子来看，两者之间也缺少可以成系统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作者自己也清楚地看出，书中所列举的各种地方性“谈判”的例子，多数根本就“称不上为谈判，只是‘谈心’、‘谈话’”罢了。硬把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和兵临城下时对国民党个别将领的劝降工作，都算成是国共“谈判”，充其量不过是为两党谈判添些佐料而已，无助于体系的建立。因此，该书唯一能够成史的内容，其实只有中央级谈判一部分；而中央级谈判中，又只有围绕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谈判才可以成史。[32]
作为一部立意出新的《通史》，作者除了在体例上应有独到的设计和成就外，尤其必须最大限度地汲收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争取有所创新。而该书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谈判研究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看它是否真正汲收了《失去的机会？》及其此前的其他有关论文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自己的综合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该书是注重汲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并且努力在做更全面的研究，力求有所创新的。[33]不过，做为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一部集体著作，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参加写作者未必都是该部分研究的专门家，结果不仅容易造成各部分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会弄出一些研究水平想高反低的东西来。因为一些作者实际上并没有可能在汲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做进一步的“深加工”，而为了避免过大量地转引一两个人的著作和论文，只好对各种研究成果和一二手资料做简单的1＋1的重新组合，结果是新的反而不如旧的。《通史》一书中就存在着类似的一些情况。
比如，关于1936年董健吾赴陕北苏区的公开身份问题，1990年即有专文做出考证，指出以董当时的身份和临时任务，南京政府财政部绝不可能给他什么“财政部委员”或“西北经济专员”的名义。关于这一点，当时博古接见了董健吾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讲得很清楚，即“董牧师系由宋庆龄介绍见孔祥熙、子文，由孔财部给调查员名义派来”。《通史》一书注意到此文，并有所引注，却不知为何竟忽略了这一考证，仍旧不加说明地根据1981年石肖岩的一篇文章，称董得到了一张财政部长孔祥熙给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因此才畅通无阻。不仅如此，《通史》这一部分的作者不知从何处得出印象，断言董第一次陕北之行即被阎锡山发现，告到南京，迫使“宋子文只好收回董健吾的通行证，董健吾的使者使命也就此完结。”此说明显地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董的委任状乃孔祥熙财部所给，要收也是孔祥熙，久已下台的宋子文如何有权去收，而且还是收什么“通行证”？二是作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因为即使作者不了解文献资料方面的情况，只要读过《西行漫记》也就不难注意到董健吾并非第一次赴陕就被取消资格，因为斯诺清楚地记述了董第二次赴陕的情况。
又比如，关于1936年北方局代表与国民党CC系接触的情况，1990年也有专文依据当年北方局的报告等文献资料做过较详尽的考证，指出吕振羽、谌小岑等1980、1981年的回忆许多地方不准确，一些重要史实完全弄错。但《通史》一书却一面部分引用上述文章中的关键资料，一面不做任何考证和说明地几乎全部照抄两人回忆中的说法，致使不少史实出错。而有些情节，作者则明显是出于主观想象了。如说1936年3月政治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张子华，把致董健吾电报中的五点谈判意见“对张子华做了详细交待，指示他在谈判中坚持原则，为早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贡献”；如说张子华回到南京后“将林伯渠复覃振函私下交予谌小岑”；说张子华二次赴陕是因为曾养甫未能从张子华手中取得中共中央的文字凭证，对其所谈难以置信，等等。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可能对《通史》一书中的类似史实错误一一指正。但其在具体史实方面讹误之多，确实有点超出想象。这大概也是高校教师集体联合编著大部头著作的一种通病。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主编等自80年代就开始着力于研究国共关系史，并且已有多种成果，此成果又列入国家重点资助项目，作者又有意开拓领域，自成体系，本应精心设计、精研细磨，使之一炮打响，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权威性。
与《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相比，《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的作者队伍的个人研究实力明显比较整齐，个人所研究的范围也大都与此课题有关。因此，该书无论在结构设计、史实研究，以及在观点论证方面，整体上都明显较前者的水平要高。具体地说，该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叙述，特别是对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关系的介绍稍嫌简略，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即1936——1946年国共关系的说明则较为详尽，重点及章节的划分也比较合理。最引人注目的是，依照该书前言所说，它讲述国共关系的主旨，意在说明：“国共两党关系中两次合作与两次分裂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的两大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共两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不同所决定”。这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国共两党所以具有合作基础，是因为两党在反帝反封这一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方面有一致性，只是两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上有所不同。这无疑是一个多少区别于以往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新观点。[34]全书开篇也显示出作者的这一意图。全书第一章即从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国共两党的形成谈起，点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代表着中国两大新兴的革命阶级，肯定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作者的这一意图到此再没有往前延伸。讲过孙中山以后，全书的观点就又回到传统的说法上去了。
在讲到南京政府成立时，该书就明白肯定南京政权“是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了。作者甚至照搬解放战争期间陈伯达那个“四大家族”的说法，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僚，利用各种特权使自己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及陈果夫四大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形成起来的。”问题是，在90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必须严格依据史实说话，而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抄和搬用过去的一些政治词汇。比如，既然谈到蒋介石等“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甚至形成“四大家族”，就有必要说明：“官僚资本”是什么？为什么说蒋等已成为“官僚买办资本家”？“四大家族”又是如何化公为私，聚敛财富，成为“极少数最大的资本巨头”的？说金融、交通等行业国有化、建设委员会以及资源委员会等国家行业垄断机构的设立，是蒋介石等人凭借其政治权力，直接干预和控制国民经济，但如何从史实上来说明蒋介石等人具体是怎样因此而成为“资本巨头”的？[35]不仅如此，能否一言以蔽之，说南京政府大修国营铁路和公路，完全是“为了发动反共内战”？为何一面说南京政府成立后，民族资本发展严重受阻，一面却又承认民族工商业“在1927——1930年获得了一些发展”，“193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事实上，如果只是把1931——1934年间的萧条归结为国家官僚资本垄断的结果，则难免让人有所疑惑，因为这期间的萧条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并非纯然是中国一国之特例。况且作者所承认的那个“1935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恰恰是战前中国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因为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经济达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最高水平。对此如果不加分析和研究，只是笼而统之地拿“1935年以后”“又有所发展”几个字一笔带过，如何能够让人弄清楚作者究竟是一种什么看法？况且，大概许多人还会进一步提出疑问：既然你说南京政府成立近十年，内战连绵不断，民族工业又大受压制，外寇入侵更使民族陷于绝境，“国家愈加破碎混乱，人心愈加涣散分离”，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蒋介石在1936年底被张学良扣在西安，责其停止内战，抵御外侮，自然应当受到全国舆论和民众的欢呼，为何蒋介石反而还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蒋脱险回京时竟还会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热烈欢迎？[36]显然，在90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如果不能依据史实来解答读者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简单地套用一些过去的政治概念，统统“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其实，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在今天来评论南京政府，确实需要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和更扎实的研究。因为对南京政府性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至少在形式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的基础。《国共两党关系史》不仅全盘否定南京政府，毫无保留地肯定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而且在“对日侵略的两种方针”的标题下，为否定“国民党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竟连中共党史学界早已否定了的“九一八”事变后“左”倾中央的口号也一并肯定下来，一概以“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视之，实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该书将国民党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在客观上仅仅解释成是日军入侵使南京关税、盐税收入受损，在主观上则断言“蒋介石为了适应英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和维护他的半殖民地统治地位，被迫对他的对日政策作出某些调整”[37]。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反对关门主义、重新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为什么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和谈判中一步步退让，从最初坚持要首先推翻南京政府，到承认联合国民党，但要打倒蒋介石；从坚持两个政府的合作，共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到同意放弃苏维埃，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到最后干脆做出“四项保证”，完全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承认这个极力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宣布拥护蒋介石，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实行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
应当说，《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没有能够真正找到把握国两党关系变化的历史线索。它甚至没有具体地去研究和说明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和策略，曾经经历了怎样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该书并没有从基本的史料出发，历史地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是简单地根据已经修改过的《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的论断，不加分析、不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地到处套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概念。实际上，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毛泽东他们对国民党认识的发展变化，是难以说明国共两党为何能够在抗战初期相互合作，难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抗战初期为何高度评价蒋介石和国民党，积极支持与国民党进行组织上的合作，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中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甚至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38]自然，该书也就绝不可能告诉读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认识和策略的改变，经过过怎样的变化和反复，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态度又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与反复？
不难看出，《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虽然在前言中提出了新的想法，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却没有脱离传统观念的轨道。结果不仅其内容与前言主旨存在矛盾，而且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存在不少问题。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史实研究的方法上也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比如，该书严格说来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史实，也没有提出多少新的观点，但该书的引文注释却差不多都是直接来自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给人印象好像作者很少参考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39]同时该书对涉及两党关系的事件，资料使用上也有明显的疏漏，经常是大量使用中共一方的资料和回忆，而不注意利用和分析国民党方面的的相关资料。一些史实的说明也明显与近年来已经得到史学界公认的新的研究结论相矛盾，如只谈蒋介石南京政府在1937年前的妥协退让，不谈在国民党当局指挥下的局部抗战和相关的抗战准备，甚至在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等抵抗作战时，根本否认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调度与指挥，而是把它们说成是违背南京政府意志的“国民党内部的分化”。[40]一些资料的使用也缺少考证，如在“国民党的反共策略和措施”一节中，该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分析说明国民党当时实施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如何“凶暴残忍，阴险毒辣，无所不包，无所不入，无所不用其极”，但作者对书中所列举的《限制共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文件，却未做必要的考证[41]，以说明这些文件分别是什么人制定的，哪些是正式通过实行了的，哪些只是腹案或少数人的提案未曾实行过。因为，如果不弄清文件由什么人提出或制定，是否实施以及何时，在何种范围内实行，只是不加分析地主观认定这些文件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为，不仅不利于具体弄清国民党内部当时对中共的真实态度与分歧，而且也容易给人以误导。另外，该书的引文注释也十分不规范。许多注释没有注明著作的出版社，或注了出版社却不注出版年；有的甚至不注页码；一些电报信函明明有出处可注，作者却只注电报信函的名称，而不注其出处；更有许多明明该加注，也有注可加，却不加注的地方。
（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研究，大致尚处在一个过渡期中。局部的个别的专题研究是有成绩的，而系统的成体系的研究水平不高。造成系统研究水平不高的原因说起来很多，既有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有研究队伍本身的问题，但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众多研究者受传统的党史教学体系和观念的影响很深，还不大能够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利用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来具体地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往往习惯于从一些概念化的政治思维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当中去，严格地从事实出发，从经过考证的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弄清楚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就很难在整体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应当看到，尽管我们目前个别专题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相对于整整十年的国共关系来说，这种进展仍只是局部的和个别的，个案研究目前仍然是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实际上，史学研究者也只有深入到个案研究当中去，才有可能发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从而真正摆脱思维模式概念化的痼疾。比如，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亲日派”、“投降派”、“顽固派”之类的政治概念来说明某些国民党人的时候，如果能够深入研究所说这“派”那“派”的成员及其具体的所作所为，我们往往能够发现情况远比这种笼统的概括复杂得多，因而在以后使用这类概念时就会十分慎重和更注意实事求是。再比如，当我们空泛地争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十年中不同时期的所有相关的言论、指示和对国民党的态度，按照时间顺序做一具体考察，大概也就能够清楚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的认识经历过怎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而不会简单化地从只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去争论这种问题了。
深入个案研究，就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谈国共合作，显然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国共合作形成的经过上面，还应当具体考察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在各个方面和不同的地区究竟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合作。记得1995年赴台时，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国民党老兵的发言，讲他当年在山东敌后打游击多年，经常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相互间从未发生过磨擦冲突的情况，当时颇感诧异。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认识过于侧重于两党磨擦和冲突的一面，几乎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过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因而无法想象两党军队之间在敌后竟会有存在着这样的合作。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总是谈论两党磨擦和冲突，就对当年两党磨擦和冲突的情况研究得很好了，大多数情况搞得很清楚了呢？恰恰相反。我们如今在谈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时，虽然经常谈到这样或那样的磨擦和冲突，我们的认识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当年延安报纸所说明的那种水平上，很少对每一个个案做过深入的研究。仅以研究者讨论最多，成果也最多的皖南事变而言，究竟有哪篇文章或哪本著作大量研究过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对蒋介石、重庆政府军事当局和第三战区事前的情报、反应、计划与部队调动配备的实际情况等，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能够回答众多读者的疑问，即如果皖南新四军不走南下茂林的路线，皖南事变是否仍会发生？同样，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河北、山西、山东、华中敌后等地，发生过许多引人注目的磨擦和冲突，甚至是“惨案”，但有多少文章和著作依据国共双方的各种文献档案和回忆资料，对每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原因、背景和经过，蒋介石或重庆当局的态度、具体处置等，做过实证性的研究和分析，进而综合一个个个案的分析，总结出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当局在其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哪些并无重庆的意图在内，多半只是地方性的事件，从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是他周围人的鼓动，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国际上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他也像大多数其他独裁者那样，很容易受到那些最善于揣摩上级心理、迎合上级需要的下级报告的左右？如此等等。
还是那句话，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弄清史实，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些判断历史是非对错和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之类的事情。史实弄得不清楚，或者似是而非，任何主观的判断和总结都可能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对读者产生误导。回顾50年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更深感史实研究的重要，但愿今后国共关系研究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出扎实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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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增刊），1982年。
[2]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8页。
[3] 转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670页。
[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2期；杨圣清：《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两次谈判》，《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曹雁行、蔡霆光：《皖南始末》，《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5] 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7——8期。
[6] 吕振羽：《南京和谈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陈立夫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
[7] 李坤的研究似乎早于李海文，但文章发表却晚于后者，且只是未刊稿的缩写。见李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未刊稿）；《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8期。
[8] 如林家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王功安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徐矛等：《国共合作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张广信：《国共关系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苏仲波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
[9]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0] 对于李海文和李坤文章中的讹误与欠缺，杨奎松于5年后撰文做了较为详尽的订正。见杨奎松：《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与此同时，潘合定在《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1989年。）一文中，也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
[1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 应当指出，牛军的这本书在研究规范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很少通过严格的注释来说明自己转引和利用了哪些美国和国内学者提供的文献资料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13] 牛军在其专著发表前曾在《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过两三篇专题论文，如《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等，内容均属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范畴。
[14] 第二次研讨会上在观点上略有些新意的论文是丁雍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开始时间》等；第三次研讨会和第四次研讨会中在选题上较有新意的论文分别是王赓唐的《从沪宁路东抗日时期敌后武装的组合和分化看国共关系》，和邵雍的《1939年至1942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反共述略》，但上述文章的研究尚不深入。
[15]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89年第2——4期。
[16] 邱路：《也谈「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17] 如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杨云若：《简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与共产国际七大关系问题的争论》，《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期；刘经宇：《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党史通讯》1987年第7期；荣维木、赵刚：《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李义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8] 中共中央统战部1961年成立西安事变领导小组，即开始事变史料的征集工作。文革中工作停顿，至1979年恢复。以后只在1986年出版过一部7万余字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几十年征集的大量史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19]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177——185页。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因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等，均持同样的说法。
[20]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杨奎松：《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究竟谁说服了谁？——关于1936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有关西安事发生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山城堡战斗的幕后及其影响》，《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
[21] 陈铁健：《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2] 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3] 值得提到的著作还有李义彬等：《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张培森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等文章。
[24] 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25] 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李良志：《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6期。
[26] 金冲及：《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增刊；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同前引。
[27] 常家树：《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对比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3期；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28]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9] 陈铁健前引文。
[30] 毛磊、李明强：《一部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的力作——评「失去的机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31] 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毛磊、范小芳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田克勤：《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功安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范小芳、毛磊主编：《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86年版。
[32] 该书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两党间一些交涉和斗争也归入中央级谈判，也显得极不和谐。毛磊等前引书，第一、二章。
[33] 比如该书对《失去的机会？》一书中漏写的皖南事变后两党交涉的内容就列了专门小节加以说明，并在秘密接触一节中汲收了潘合定文提供的新的资料。
[34] 马齐彬前引书，第4——5页。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战开始后占主流的仍旧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英美派集团。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3，40页。
[35] 马齐彬前引书，第366——375页。
[36] 马齐彬前引书，第60——661页。
[37] 马齐彬前引书，第487——488，542——543页。
[38]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39] 书中唯一注意引用的前人的研究成果，大概只有少量传记作品，如《周恩来传》、《叶剑英传》、《陈布雷传》、《龙云传》等。个别地方用到了大事记之类的书籍。
[40] 马齐彬前引书，第497——500页。
[41] 马齐彬前引书，第698——7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