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历史条件要求社会生产力必须高度发达，唯此马克思、恩格斯才设想出阶级斗争的两大主角——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是俄国和中国，比西方生产力落后。于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都遇到了一个共同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列宁及毛泽东运用革命“两步走”策略，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成功地驾驭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然非常之大，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因缘。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多次谈话，以正式文件下发全党。这是毛泽东逝世前最后对党内的长篇指示，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份政治遗嘱。毛泽东主要谈及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高层同事之间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所发生的分歧，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他得出结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①]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上述这些与毛有分歧的人被指“属于小资产阶级”；二是认定他们亦即“代表资产阶级”。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在党内斗争中也多次被指为小资产阶级，且每次都极大地刺激了他。譬如1929年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批评毛“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②]，造成其前委书记落选并离开军队，毛对此曾长时间耿耿于怀。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信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语，惹得毛勃然大怒，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 参加庐山会议的陶铸评论彭信认为，“从我党的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③]这大约也是毛泽东绝不能接受彭信的原因。
陶铸为什么说从“党的历史上看”，其领导人如果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性错误，就会有“难以纠正的”严重后果呢？小资产阶级问题，对于中共革命来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问题？笔者愿意做些研究。
一、原本不是问题的严重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原本没有成为多么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④] 可见马恩设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时，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社会阶级已经分化得几乎不存在了。马恩论述小资产阶级，主要侧重它在分化过程中“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⑤]的特点，其有可能倒向无产阶级，也有可能倒向资产阶级。他们“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以“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要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⑥]在马恩眼里，这个消亡中的阶级的政治主张“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还把这句“怯懦的悲叹”写成了“可怜的哀愁”） [⑦]总之，小资产阶级“无可奈何花落去”，小资产阶级问题也只会越来越小，不会越来越大。
然而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并没有在唯物史观规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实现。后来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其社会经济状态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对此，人们似乎只记住了列宁关于经济后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成功的论证，即所谓链条最容易在薄弱之处断裂的“一国胜利论”。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共产党革命，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俄国和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回答。小资产阶级问题变得越来越大、十分严重，便是一例。
由于生产力落后，阶级分化亦滞后，使得俄中两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都不占多数。列宁说“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⑧]他又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⑨]。与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分化更落后，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⑩]他把这种分化滞后型社会，描述为“两头小中间大” [⑪]，这看上去象一个橄榄状，而马恩原论那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相互直接对立”的社会，却好似一个哑铃状。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是少数”的社会，其革命力量来自哪里？革命对象又如何确定？特别是共产党将怎样以小博大，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胜利地取得政权？对此，列宁在实践中这样来解决：一是打造精兵，即“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具有“铁的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二是运用策略，分“两步走”，先“麻痹”、利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争取社会大众支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迈进。[⑫]
列宁的策略，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获得成功。但当布尔什维克政权露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形时，“少数”还是招致了多数反对，残酷的内战随之爆发。其时对俄共（布）威胁最大的，不是沙俄旧军官，不是立宪民主党等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也不是协约国武装干涉，而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他们煽动的彼得堡工人罢工、喀琅施塔得士兵起义和安东诺夫农民暴动，几乎摇撼了布尔什维克的根基。乃至1918年列宁被刺，据说也是社会革命党人所为。列宁告诫全党：“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比邓尼金还要危险。”[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⑭]于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剑”[⑮]勇建奇功，有记载内战期间被肃反委员会（即“契卡”）处决的反革命分子，超过战场上所消灭的敌军。
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内战胜利。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基本肃清。但列宁患病和逝世以后，俄共（布）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先是托洛茨基反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遭三人联合反击落败。接着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闹掰，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形成联盟，对抗斯大林、布哈林，被驱逐出党。继而斯大林又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最后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新一轮“肃反”[⑯]，致使当年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一半遭处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被杀和自杀的则超过三分之二。
我们看到，在绵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共（后改为联共）党内斗争中，老布尔什维克们剑拔弩张，互相攻讦的说辞竟然完全一致——指责对方为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理人：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定性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⑰]。接着托洛茨基又被斯大林等人指为“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⑱]。 1927年4月季诺维也夫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批评斯大林、布哈林让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主义观点”[⑲]。 1928年6月，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它给东方各国及全共产国际的教训》一文，抨击斯大林等人在中国搞阶级合作，是“置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于马克思主义之上”[⑳]。 同年1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布哈林也是“托洛茨基主义”、“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21]。
上述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之间的相互指责，首先在理论上可以解释得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所有被指责的对象，几乎全部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22]，他们如果不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则自然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小资产阶级又“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变成阶级敌人的可能性。其次在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确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威胁最大、斗争最激烈，即使不拿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也属于常识。列宁活着的时候，对俄共（布）党内斗争曾经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祸频仍、经济破坏、疫病流行、连年歉收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23]当时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多为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列宁尚且如此批评，其他一系列斗争便不难理解。后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宣称：“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24]该《教程》“结束语”总结了六条党的历史经验，其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两条最主要经验，便是如何战胜党外与党内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分子及其代理人。[25]可以说斯大林的这部书，是一部如何同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做斗争的教科书。
也许基于国情，也许现实环境过于残酷，列宁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观察角度与马恩有所不同。《共产党宣言》描述的是小资产阶级如何大批地加入无产阶级：“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26]而列宁在1920年所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则口气严峻地强调“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加上“小生产的力量”和“国际资本的力量”，其将变得“更强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最无情的、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27]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著名演说（即《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认为当时国内粮食收购方面遭遇的困难，是富农等“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并指“布哈林集团”是“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熄灭阶级，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28]于是苏联掀起了斗争激烈的反富农运动。
十年后，这种“更加残酷”的阶级斗争进一步获得证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被查都是境外敌对势力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对他们开杀戒完全正当！斯大林检讨说，“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即“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以为“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情况并非如此。[29]
斯大林关于剥削阶级被消灭后，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化的论断，其理由仍为列宁所作的归纳，除了被剥夺的资产阶级意欲复仇，最主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国际资本的包围。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敌镇压职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
二、小资产阶级：是敌是我还是友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文艺界代表说：“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30]这些话因关涉三个月后发动的反右派斗争，研究者存有不同的解读。[31]而笔者以为，要从中共党史及其语境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来考察，才能够把事情解释清楚。
所谓“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对于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教训莫过于国民党当年的“清党”大屠杀。国共两党曾同被共产国际所扶植，一起从事国民革命运动。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看来，国民党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共虽然大部分党员也出身小资产阶级，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则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国共合作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联盟”。[32]这种联盟结果被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清党”所破坏。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曾被说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33]；而汪精卫举行七一五“分共”，则被确定为小资产阶级反动无疑。[34]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35]尽管后来毛泽东和中共把国民党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小资产阶级反动起来并且倒向资产阶级一边的厉害，给人印象实在深刻。当然，按照列宁主义和苏联经验，无产阶级革命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关系是正确的；坚决回击其“叛变”和“反动”也没有错。
国民革命失败后，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在“远方”[36]指示下投入十年内战，其所开展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工农专政，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反富农，反托派，反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分子……这一切“同联共（布）和苏联的内部进程密切联系着”[37]。
缘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高层就中国革命爆发的斗争始终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且各方都把革命失败的罪责归咎于对方的“孟什维克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倾向”，受这种斗争影响，其政策不是被指“右倾”便是摆向“左倾”，弄得陈独秀、瞿秋白等几位知识分子型的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接连栽了跟头。1928年7月，共产国际选择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同年10月，中共中央通告全党，决心要改变以往“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的状况，“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38] 11月，党中央又发布《告全体同志书》，列出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等十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要求将其“扫除干净”，以“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39]192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完全同意”反对布哈林的调和主义，并批判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因对富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观点不正确而得出将来工农专政时还会有”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行动”的说辞，是“极明显的右倾的不正确的观点”。决议指出，“中国取消派与调和派的表现，正是与国际取消派和调和派的思想，一条路线、一个系统”。中共“右倾危险”的强大基础便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留。”[40]不久在中国苏区进行的“肃反”，亦为苏联国内同类运动的延长。[41]以反“AB团”酿成苏区内部斗争的“富田事变”[42]为例，冲突双方（中共红一军团总前委、毛泽东与红20军、中共江西省行委）对上级都有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也有决定，各方意识形态和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坚决同富农反革命势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孟什维克、托派、小资产阶级敌人作斗争！[43]
中共在十年内战中遭遇严重挫折。一线作战的毛泽东眼见队伍和地盘越打越小，他报告中央：“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44]为了安民心、站住脚，红四军党代会在提案中写进“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兴国县则把“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45]但这些在临时中央的眼里，却有“富农路线”之嫌，其罪名足可诛杀。后来忆及，毛说“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46]此时毛泽东的认识感性成分居多，一部二十四史和其自幼鈡爱的小说《水浒》都告诉他：拉队伍，打天下，“总是多一点人好”。“靠单兵独马，去同敌人打硬仗”，“子弹是会打死人的”，这是连小童也懂得的道理。临时中央王明等人没有经验，脱离实际，“钦差大臣”满天飞，结果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令毛泽东窝了一肚子气！[47]
后来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调整政策[48]，特别是毛泽东等人读到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篇原著[49]，对列宁主义的“两步走”策略，在认识上有了理性的提升。中共中央于1935年底召开瓦窑堡会议，依照国际指示，再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以施行。两年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正式取消苏维埃运动，十年内战结束。
1941年，毛泽东对本党亮出的“新民主主义”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50]中共由此从“比较孤立”，“逐渐得到人心”（毛泽东语）。梁漱溟跑到延安，想进一步劝说中共诸君放弃阶级斗争，他与毛泽东彻夜辩论，得到的结论却是中共“根本上没有变”。[51]
中共“根本上没有变”，在延安整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整风是为了清算王明等人的错误，这种错误被定性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原本为真理，但像王明等人那样脱离中国的实际，搞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只会糟蹋真理，把事情办砸。王明传达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国际精神，被指为是出卖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而国际隆重推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则被列为整风中最重要的学习文件。[52]这绝对不是装样子。毛泽东做的第一个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就说道：“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53]
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启示，对王明等人错误的阶级分析即为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孟什维克路线”。毛泽东做的第三个整风报告《反对党八股》指出：“这些东西（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引者注）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54]整风中作用举足轻重的刘少奇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他特别揭露：“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在形式上是以‘反孟什维主义’出现的，是以‘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等等形式和词句出现的。他们在这些美丽的形式和革命的词句掩盖下，来进行实际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来宣传与实行实质上的孟什维主义。”[55]这就把王明作为“钦差大臣”的嘴巴给堵住了。
同样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则，“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56]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57]不久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把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做了一并的论述，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经过种种方法，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58]
果然，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开展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59]其典型人物便是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共老党员，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来延安后从事马列著作翻译，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矛头不是指向王明之流，而是冲着革命阵营中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且语言“冷嘲暗箭”，有股“对领导者的敌意”，引起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后来还被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所利用，其性质遂被确定为“攻击革命，污蔑共产党”（毛泽东语）。[60]在对王实味的批判中，又揭发出他和托派分子曾有往来，攻击过斯大林，问题就严重了。须知托派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必欲除之的死敌。[61]抗战中，“远方”再三指示中共要“最大限度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不断地审查干部和党机关周围人员，坚决清除党内和红军内部的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62]于是王实味及其朋友以“托派集团”罪遭逮捕。[63]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也转向了“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64]
接着开展的“审干”（又称“抢救失足者”运动），与苏区时代的“肃反”相类似，很多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在刑讯逼供之下被打成“内奸“、“敌特分子”。[65]有说法指这场运动的发生是“康生插了一手”[66]，读者从本文可知，这非为某个人的原因。幸而后来除了王实味等少数人殒命之外，“审干”受害者中的多数人活了下来并获平反，这取决于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比较过去有了长进，不再完全按照联共（布）和斯大林的风格办事了。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说“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但他又强调“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67]因为阶级斗争观点，不允许“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
延安整风在“克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68]方面，实现了目的。同时，全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69]整风的主要成果，比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总结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70]可以说，在中共思想“空前统一”情况下正式通过的这个“决议”，再次把党内“路线斗争”明确为阶级斗争性质，并把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认定是“错误路线”存在的基础，这就为日后继续在党内外开展以批判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为对象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定下了基调，埋下了伏笔。
“路线斗争”及“错误路线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从联共（布）、共产国际传入中共党内，经延安整风和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特别是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影响达至最大，并作为党的一种意识形态固定下来。“路线”也者，乃实现目标的根本途径之谓；路线分歧，亦即目标一致下的不同途径主张，从词语意义上看不出有什么严重性质。然而发端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两种不同“策略路线”之争[71]，却引出了两派后来腥风血雨的厮杀，继而又演绎成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一场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凡被扣上“小资产阶级倾向”、“机会主义路线”帽子的为首者，无一人有好下场。于是，同“小资产阶级倾向”绑定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就带上了严酷的阶级斗争色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读者，如同阶级社会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一样，路线斗争也是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的斗争，其性质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当这样的观点被中共全盘接受后，便不难理解，毛泽东在庐山被彭德怀指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时，他所做出的激烈反应。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一般把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也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但在中共领导人的语汇里，“小资产阶级”一词似乎更多是指知识分子。[72]前述毛泽东“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还现身说法地多次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向——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当时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产业工人，中共党内工人成分也很少，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实际上是要求他们与贫苦农民结合，虽然理论上结合的双方同属于小资产阶级，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前者远不如后者“干净”，“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尽管他们“不大识字”，但“对于革命的态度”却坚定得很。[73]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恰恰就是革命的坚定性。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奚落说：“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74]他还讲了“韩荆州”的故事：“唐朝时，有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做韩荆州。后来有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毛说“延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而真正的韩荆州是工农兵。[75]
说知识分子的革命坚定性不如工农兵，道理是明白的。在暴力革命、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中共只有实行高度集中、“铁的纪律”的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才能够维持生存、克敌制胜，而知识分子因为有文化，“头脑复杂”、“个人想法多”，不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容易“和党不一条心”[76]，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多表现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不能不说是党和革命的“腐蚀剂”。[77]刘少奇在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这样说明党的状况和性质：“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78]显然这个“大多数”代表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79]，“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被改造的对象，且是孟什维克路线产生的温床。连整风中走了背字的张闻天，也在检讨中不忘记批评自己“过分估计外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用”，“没有估计到……对他们提高警惕的必要”。[80]
时至1956年8月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说：“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它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81]毛在这里虽承认了“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仍肯定其革命的坚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把全部党员知识分子都明确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这就比过去只是说他们“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辫子进党来”，在语气上要严厉，在政策上也有了变化的意向。[82]可见多年来的思想改造成效不彰，该问题的严重性又有了发展。[83]随着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裴多菲俱乐部”[84]的主角是知识分子，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不断有学生闹事的报告，所谓“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85]，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
平心而论，中共原是由知识分子建造的革命党，其所以能够艰苦奋斗，最终取得1949年的胜利，那群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知识分子始终是中流砥柱。然而“小资产阶级问题”却把党与知识分子鸿沟相隔[86]，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缺少应有的信任。[87]读者从本文可知，这亦非为某个人的原因。而长期以来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难以理顺，又深深影响着中共党史。
三、当阶级斗争“深入人心”
1925年，学得马克思主义不久的毛泽东，试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分析，他看到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所以会发生动摇，就在于他们“想发财”、“总想爬上中产阶级（指资产阶级——引者注）地位”[88]，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中，被称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其与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剥削”相比，更多地表现为是对后者的一种向往，或曰是一种心思和欲望。读过陆王心学的毛泽东对此毫不奇怪：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89]他记着《共产党宣言》里的话，共产主义革命不但要与私有制，还要与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90]因此列宁说得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小私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发势力是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敌人。”[91]
问题是在“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想发财”、“想往上爬”的人太多！即使共产党内，怀揣私心、动机不纯分子也不乏其人。中国传统上虽有“诛心”之说，但人心叵测，难以成功；而中共革命实在无法绕过这个坎，只有开展“思想斗争”与“思想改造”一途。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92]这令老革命家邓颍超都不免“大吃一惊”。[93]在随之进行的思想斗争中，发明创造不断涌现。譬如“脱裤子，割尾巴”。前引毛泽东说了“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的话，毛的秘书胡乔木专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教条和裤子》，说：“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此即为思想斗争的两个步骤：首先，每个“自我批评”者都必须彻底暴露本人的隐私——灵魂深处那见不得人的“羞”，裤子不能“秘密的脱”，要“在群众面前脱”。然后，众人一起对掀去了遮羞布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加挞伐，要“刀割”、“出血”，不怕疼，“尾巴”才能够除掉。[94]再如头脑中的“两我”之战。范文澜批判王实味道：“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是我们的思想敌人”。 范进而推及“我们这一群所谓知识分子”头脑中原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旧我”和参加共产党后获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我”在斗争着，头脑中“不是新我就是旧我，而旧我复辟，总是在新我不自觉的时候……所以，我们虽是共产党员，却常常表现出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论行动，原因就在于这些言论行动的动机，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95]这种在人的头脑中住着一个敌人（旧我），一不自觉，敌人就会复辟的说法及其斗争方式，后来非常流行。又如“两条心”、“半条心”之说。“两条心”者即特务或叛徒；“半条心”者则是头脑中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们对党不是一条心，只有半条心，另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要发现和揭露“两条心”，改造和争取“半条心”。[96]还有“诱使”敌人“尽情暴露”的策略。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说：“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对于内奸分子……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做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97]上述策略在14年后再次使用，当为后话。
中共建政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从党内推向全社会。1952年，作家胡风因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不同，被指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98]胡不服，上书中共中央。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进一步升级。接着揭发出胡风等人在私信里有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的一幕再度重演。1955年，《人民日报》公开刊载胡风等人私信，通栏标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按语曰：“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多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99]于是“肃反”运动又一次掀起，范围扩至全国。毛泽东重申延安时代就说过的话：“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100]
时隔一年，中共党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批评意见，批评意见中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声音。党于是反击。结果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敌我矛盾”性质的右派分子。对小资产阶级可恶的摇摆性，毛泽东的愤慨溢于言表：“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101]他切实感觉到了列宁、斯大林论述的那种国内小资产阶级与国际敌对势力遥相呼应的阶级斗争严重局面，就挺身应战。二十多年后，“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获得平反或“改正”，但“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仍然不为党所接受。反右派斗争中，对所谓“引蛇出洞”的策略，方家各有看法。[102]笔者以为与延安时代一样，整风的开始阶段，党确实意在整风，怎奈人们一开口讲话，便“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这才使用了对待反革命的一套策略，所以毛泽东的“阳谋”说应该可以成立。[103]
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104]这个所谓“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议题不断发酵，直至亿万国民全部卷入“思想斗争”的漩涡。
取得全国政权，并获得了巩固，毛泽东惦记着列宁“两步走”策略的第二步——“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迈进。这时中共高层的其他领袖们显得有些跟不上。彭德怀说他对《两个策略》这本书看不大懂。[105]刘少奇等人则认为新民主主义还应该继续搞一段时间。对此，毛泽东脑际浮现出列宁说过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问题。[106]他不时向老战友撂出重话，警告彼辈“离右派只有五十米”。[107]1959年，庐山上的“阶级斗争”终于爆发。康生把彭德怀、张闻天与布哈林相提并论，指“苏联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十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108]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109]毛的这一观点，由康生、陈伯达分别撰写长文，公开发表，在社会上引起震动。[110]后来大跃进失败，使党内分歧激化，毛泽东更加严重地估计“同路人”问题[111]，并自然而然地把它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认定党内存在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甚至估计党和政府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已经不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想“找到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遂一步步走向“文化大革命” 。
既然革命已经跨入了列宁策略的第二步，既然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毛泽东便对知识分子和党内“同路人”越来越多地以“资产阶级”冠称，略去了“小资产阶级”一词的叠加。[112]及至“文化大革命”发动，毛泽东致信林彪，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13]本文开头所引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则是其“文革”理念（又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他指党内高层“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4]这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正是“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升级版，按毛的理解，革这些人的命，乃马克思列宁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进行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15]我们终于看到，“小资产阶级问题”对中共及整个国家，如何演绎成了天大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导致“天下大乱”，“全国全面的内战”造成冤狱遍于国中。[116]晚年毛泽东心绪不佳。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117]老人家在这里只提及过去与敌人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似乎忘记了 “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的情况当年也时有发生。这种“思想斗争”中的敌我关系，不是“一时搞不清楚”，而是永远也搞不清楚。毛曾自信地认为“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118]然究其如何“识破”，无非是辨别批评的善恶“用心”：善意者“和风细雨”；恶意者“冷嘲暗箭”，如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将延安生活中首长吃小灶和穿斜纹布制服污蔑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119]便是恶意典型。但事实证明，这种凭一篇文章或一通讲话，就判定一个人的所谓善恶用心与“矛盾性质”的做法，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十分荒唐，几乎没有不出错的。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解决敌我难辨的问题，毛泽东临时制订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等条目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20]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思想言论能够做任意解释和理解，许多给党提批评意见者，都被“上纲上线”为“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六条标准”覆盖社会生活越广泛，错划右派就越多。
毛泽东还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说[121]，本意也是为了正确辨别敌我，其效果却乏善可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毛用“两类矛盾”说来解释“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他说：“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122]可见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关键，在于“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是否适当。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怎样的思想、态度算作“适当”？谁也说不清楚。当年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又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军事俱乐部”，其“态度”可谓大坏，所以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5年毛泽东又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表示“诚心诚意”支持彭出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说“这是党的政策”[123]。可是次年彭德怀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回京直至“受迫害身亡”。这说明政策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两类矛盾”的“转化”并无准谱。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124]，此为延安时代中共党内思想改造的常用语言。当年受到批判，后来被划成“右派”的作家丁玲这样检讨自己终于变成了阶级敌人：“目中无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的！”[125]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全国民众皆须与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晚年毛泽东念念不忘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和必须强化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26]他提出“要斗私批修”[127]，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128]“文革”中，国内广泛开展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129]运动，亦为执行列宁教导，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毋庸讳言，这开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匣子：因为“个人主义”、“我”、“私”，几乎人人心中都存在，这等于任谁都有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由此，整个社会遍地斗争，人人自危，最后酿成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130]的浩劫局面。
现代社会学认为，未来社会是经济发达、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状”社会。马克思主义则运用不同的分析范畴与方法，预测将来是生产力水平高、小资产阶级分化殆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相互直接对立”的“哑铃状”社会，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结果“哑铃状”社会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了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橄榄状”社会——俄中两国，且引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问题”：革命的“敌、我、友”大部分阶级出身相同，区别只在“对于革命的态度”。[131]阶级斗争深入到了人心层面。这大约是以科学为旗帜，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始料未及的。历史证明，在人心层面搞阶级斗争，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敌我难辨，误伤累累；斗争不止，未有穷期。联共（布）的“肃反”扩大化；中共苏区时代的“肃反”、延安时代的“审干”、建国后的“肃反”、“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均发生打击面严重扩大化（错案率高得惊人），便是事实。
在毛泽东的读书与革命生涯中，早年《共产党宣言》曾让他牢牢记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132]，投身“两个决裂”、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以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壮丽事业。而列宁的两篇文章：《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给他中晚年的实践活动以巨大影响。他立足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具体实际，遵循列宁主义“两步走”的革命策略，顺应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提出新民主主义，联合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带领中共从“比较孤立”，“逐渐得到人心”， 终于取得1949年的辉煌胜利。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小资产阶级问题”在毛泽东眼里变得越来越严重，遂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②] 转引自罗平汉《回看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③] 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14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⑧]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页。
[⑨]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页。
[⑪]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⑫]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把“两步走”的策略表述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页，这段话在列宁原著中为黑体字）“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说法亦为列宁语，与其“两步走”的策略相关，如他说：“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倾向于彻底推行机会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列宁原加的）他还说“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之一是“清除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此外，托洛茨基论“文学与革命”问题时也使用了“同路人”说法。这个布尔什维克常用语言，对中共影响很大。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⑬]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⑭]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页。
[⑮] 这是斯大林对时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及其团队的赞誉之辞。
[⑯] 在1917至1922年的俄内战中，布尔什维克政权以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为主要打击对象的“肃反”已经存在。1934至1938年开展的肃反运动，则以肃清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为目的，其造成的历史后果广为人知。
[⑰] 参见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⑱]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4页。
[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1926—1927）》下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1926—1927）》下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341页。
[2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22] 如托洛茨基出身富农家庭；季诺维也夫出身小牧场主家庭；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斯大林的父亲则是作为手工业者的皮匠。
[23]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24]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9页。
[2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所总结的六条党的历史经验（大略）为：一、要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二、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三、不打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就不会有胜利；四、不打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也不会有胜利；五、要力戒骄傲；六、要联系群众。详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613—62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0页。
[2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列宁原加的。
[28]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136页。引文中的黑体字是斯大林原加的。
[29]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465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述说了自己出身于富农、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情况。详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31]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32] 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的结论性发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415页；参见鲍罗廷《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据潘佐夫研究，这个观点出自斯大林。1925年5月，斯大林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周年庆典上的讲话中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共产党人应该把民族联合战线政策转变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联盟应该采取一个单一政党的形式，就像国民党那样。然而，这个独特的党事实上是两种力量的联合：共产党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斯大林所谓“单一政党形式”，即共产国际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的“党内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失败后，斯大林原讲话稿中的“就像国民党那样”文字被抹去。参见【俄】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427页。
[33] 蒋介石的父亲为小盐铺商人，其家庭出身属于小资产阶级，他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清党”政变，受到江浙财团和上海商会的支持，按阶级斗争理论，被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国民革命。也有说是小资产阶级右翼倒向了资产阶级。
[34]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出于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愿望，擅自将斯大林关于土地革命致中共的密电让汪精卫过目，促使汪最终下定“分共”的决心。参见【美】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5]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36] “远方”为当时中共党内对莫斯科的代称。
[37]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页。据张国焘回忆，1927年7月23日，取代罗易继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罗明納兹下车伊始就说：“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3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4页。
[4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593、599、601页。
[41] 历史资料证明，中国苏区的“肃反”，在时间、对象、领导关系上，完全“同联共（布）和苏联的内部进程密切联系着”，其造成的历史后果亦广为人知。
[42] “AB团”，即以英文Anti-Bolstvik（反布尔什维克）为缩写的反革命组织，据说存在于当时的苏区。1930年12月，中共红一军团总前委肃反委员会在江西富田与红20军官兵就抓AB团问题发生冲突，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定，后者的行为属“反革命性质”，结果红20军排以上干部七百多人被处决，该军番号被取消。
[43]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45]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4页，注21、22。
[46]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47] 1941年毛泽东写“九篇文章”批评“王明路线”，集中反映了他的不满与怒气。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2页。
[48] 1935年，在法西斯势力日益对苏联构成威胁之时，共产国际把向各国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政策，转变为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
[49] 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在1932年“打漳州中学时得到”了列宁写的这两本小册子，读后受到极大启发。（《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51]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其实毛泽东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说过，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52] 1939年，共产国际将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万册及印刷纸型送达延安，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非同寻常之举。7月15日，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传达国际精神说：“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8月18日，中共中央回电说：“一般县委以上干部都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48页）1942年，中共中央指定二十二个整风学习文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为其中之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803页。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又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另外四本书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
[55]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299页。
[56] 引文系毛泽东语，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常用词，王明等“国际派”把这一套搬到中共，整风中曾遭人诟病，但毛泽东加以说明：如果是对敌斗争，这么做并不错。
[5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876页。
[59] 引文系毛泽东语，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60] 参见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第4版。
[61] 当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汇报共产国际决议“用一切手段加强同托派的斗争”时，斯大林说：“这是不够的，应当追捕、枪毙和消灭他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6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63] 公安部1991年2月7日做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昭雪。
[64]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65] 据胡乔木回忆，延安审干一年内清出“特务”曾高达15000多人，有的单位清出的“特务”甚至达到其人员的一半以上。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另参见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66]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67]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6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69]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6页。
[70]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993页。
[71]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311页。
[72] 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分列的。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加了“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冠语，其中重点分析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说：“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而他在分析“农民阶级”时，并没有说明“贫农”等也属于小资产阶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644页。又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多次谈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文艺家“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可见在毛的认知中，“工农兵”（确切说是贫苦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是不同的范畴，后者主要指知识分子。参见毛泽东《文艺问题》，解放社1943年版。
[7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74]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75]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76] 这是当年中共党内生活会上批评知识分子党员的常用语言。其中“党的驯服工具”说，因刘少奇肯定而著名。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77]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
[78]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79] “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说过，建国后理论界提出不同意见，1951年毛致信刘说：“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80] 转引自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8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82]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曾说：“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3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2页）但毛泽东1956年8月30日对党内知识分子的说法，则看不到了这种“原则上不同的政策”。
[83]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报告，说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页）而毛泽东同年8月发表的看法，则与周恩来完全相反：连党员知识分子都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何论其他？由于毛的明确表态，中共八大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
[84] 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的一个知识分子学术团体，据说其成员积极参加了发生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85]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18日）。会上，毛泽东甚至说了“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此事多年后被查明与事实有出入）。
[86] 在中共思想史上，对知识分子产生偏见、发生沟壑的缘由，除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衍生出的小资产阶级问题，来自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影响，还有诸如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的片面理解，以及民粹主义“反智倾向”等等，这是需要另辟篇幅加以研究的课题。
[87] 转引自《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8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8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1983年版，第6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
[91]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页。
[9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93] 邓颍超：《欢庆与回忆》，《红旗》1981年第13期。
[94] 参见《教条和裤子》，《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第1版。
[95] 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第4版。
[96]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3页；毛泽东：《在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8日）。
[9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
[98]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第3版。上引为舒文的“编者按”语。
[9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页。
[100]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5页。
[101]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
[102] 参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103] 参见拙文《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04]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页。
[105] 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106] 参见本文对列宁“两步走”策略所加的注。
[107]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评。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8—1397页。
[108] 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109] 转引自康生《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红旗》1959年第19期。
[110] 康生文章见前注；陈伯达文章《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红旗》1959年第22期。
[11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向刘索要1943年6月28日其与续范亭讨论人性问题的信，在该信上留有毛泽东的批语，对刘的一些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当年毛刘关系正值蜜月，两人切磋学问被视为佳话。而毛在此时索要该信，则是为了考虑如何把刘当作早年即带着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同路人”进行批判。1959年陈伯达批判彭德怀的文章《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也曾举例1943年毛泽东批评彭德怀谈自由、民主问题的信，以此证明彭是“同路人”，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家。
[112] 毛泽东多次说，有些人叫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你叫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但是基本范畴还是资产阶级范畴。参见毛泽东《在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8日）。
[113]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第1版。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641页。
[115]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页。
[116] “天下大乱”、“全国全面的内战”均为毛泽东语。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文革”期间，受到各种批判、冲击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有人统计，其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有数百万起，遍及全国城乡。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117]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页。
[1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19] 参见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第4版。
[1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1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253页。
[12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289页。
[124]此说法建国后写入周扬所撰《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周批判丁玲、冯雪峰等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世界观属于资产阶级。毛泽东肯定了周扬文章，并亲自对文字做了多处修改。（《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第2版）宋明理学把人的“私欲”说成“万恶之源”，主张在个人道德范畴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修炼；而“个人主义”一词为外来语，其被中共看作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对这种私欲开展斗争，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范畴。在党内更是“绝不允许有个人主义的存在”。参见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解放日报》，1943年3月27日，第4版。
[125] 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126]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640页。
[127]《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日，第2版。
[128]《人民日报》，1976年5月16日，第1版。
[129] “割资本主义尾巴”，即对农民把自留地上的农产品拿到黑市出售等行为，当作“小生产自发势力”进行的批判和斗争。
[130] “灾难”说出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13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的1991年版，第3页。
[13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原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