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时，刘家和就自问，历史学为何不能走西方哲学那样的把握真理的路数呢？中西学术系统的不同特点引起他长期的学习与思考。他发现，“正是由于从古今之变中看到了常，中国古代史学超越了古代希腊史学局限于当代史的局面，而开创出通史的传统”。
世界史不是由中国史与外国史简单相加
我在做学生的时代还是以中国史为研读的主体的。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系领导却分配我做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助教。对此我也欣然接受了。因为原来想研习中国史，也是打算以世界史为背景比较着做的，现在改为以中国史为背景比较着研习世界史就可以了。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不得不参看一些西方的世界古代史书籍，譬如美国著名埃及学家布勒斯特德（J. H. Breasted）1935年再版的《世界古代史》（Ancient Times，A History of Early World），可是发现其中除了加进史前文化以外，还有古代近东、希腊、罗马，根本没有古代中国与印度的内容，我怀疑，这能叫作“世界古代史”吗？这只能说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典型表现。1955年秋至1957年夏，到东北师范大学参加由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和林志纯先生主持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学习。这时候，我们先已看过林先生译出的苏联师范学院“世界古代史”教科书部分油印本稿，随后又看到了苏联教科书的修订版原文本。其基本大纲仍然是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四大编，编下共分65章，古代东方编仅占15章，不过在其古代东方编里终于列出了内容极其简略的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各一章；其实在此书东方编的总序里还给东方各国戴上了“奴隶制不发达”“土地私有制不发达”“东方专制主义”三顶帽子。一言以蔽之，东方落后而西方先进，东方野蛮而西方文明，东方专制而西方民主，自古而然，其将万劫不复？！这些教条仍然反映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深深烙印。这又怎能令人满意呢？当时我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古希腊史的，不过心里已经暗暗设想以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做比较研究，这样来试探思考中国人如何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认识古代世界并在将来撰写富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
从1957年夏回到北京开始到1979年末，我的工作岗位都是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又开始了对印度古史的研究，逐步践行自己进行中国、印度、希腊的比较研究的设想。可是实际上我在课堂上讲的只是外国古代史。因为根据专业分工，中国古代史已经有专门课程全面详细讲授，不必在世界史里简单重复。这个“世界史”里并无中国的内容。这样的教学效果往往是，在学生的心里，中国史与外国史是两张皮，譬如曾经有人连亚历山大与秦始皇的时代孰先孰后都弄颠倒了。
在我的心目中，世界史不可能由中国史与外国史简单相加或拼凑而成。如果说中国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那么，世界史也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也是一。不过，包含了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是大一，而中国史则是其中一个有机成分，即小一；当然作为在世界文明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中国史，乃是世界史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总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其实有此想法的岂止是我，林志纯先生竭力了解西方考古学与史学研究的新成果，逐渐提出了古代东西方的历史的一个同一性，就是都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的过程，而城邦阶段并非专制主义的。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早期的学生，从“文革”后期就找我们一同商讨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世界上古史。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出版了《世界上古史纲》。不过，这是一部学术专著，直接作为大学教材不太适宜。所以，“文革”刚一结束，北师大和东北师大的世界上古史、中古史的教师就开始筹划合作编写这两部教材，随后也邀请了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师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一些教师参加；分工是上古卷由我主持，中古卷由朱寰先生主持。我在此书正文之末写了一篇余论。其中分为：（1）“上古诸文明的发展和联系”，这是为了贯通诸文明之间的横向关系，并在其中也提到了中国；（2）“上古世界史上的中国”，这是为了说明中国在世界上古史上的特色与重要作用。附录的“大事年表”中也以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古文明同时并列，以便读者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从历史系调到史学研究所，工作重心转变为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研究中国古史。不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期，我的一项很基本的工作还是编写世界上古史的教材。当时，国家教委决定由吴于廑、齐世荣二教授作为总主编编写一套6册的《世界史》。上古史册由我和王敦书教授任主编。
吴先生作为第一总主编，有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即要写出由分散走向一体的世界史，重视诸文明之间的横向交往以及横向发展与社会的纵向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世界史不同于外国史，世界史中不可无中国史。我为上古史分册拟定的编写大纲，就是按吴先生的意见做的。我将上古史大体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来叙述，每个阶段并列叙述诸文明之历史，而每一阶段之末，都撰写一节中外历史的比较论述，既为供读者思考，也希望有助于说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特点。比较研究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件大事。
我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思考，到1996年，发表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一文，开始涉及一些关于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在2004年6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史学理论研讨会上，我结合对于库恩（T. Kuhn）的“范式”之间有不可公度性的见解的批判性发言中，谈到了历史比较的逻辑基础的问题。随后在此基础上，和一位朋友合作写成《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的一般逻辑》，次年发表。这篇文章开始涉及比较研究所必须思考的逻辑问题。当时，我意识到，这是把比较研究从史学实践向理论探讨推进了一步。可是当自己再向前走的时候，就逐步发现有许多短板需要补齐，直到现在仍有知识结构上的待补之处。
我对“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一题的历久不衰的兴趣
在上大学以前，尤其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我为了不忘中华文化，提高古文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多年都是经、史、子书并读的。对于先秦诸子虽然未能读全，而且也未能深入，可是我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浓厚的兴趣。又因为在沦陷区里的正式中学里都必须学日文，而我对此十分厌恶，所以大多数时间在私办的补习馆里学中国古文、数学和英文三门课。学英文时读过《伊索寓言》《泰西五十轶事》，发现西方人所关注的知识内容与我们中国文化颇有不同，觉得有新鲜感。关于数学，我对数字缺乏敏感，学算术时计算常出错；学代数，开始有了一些感觉，觉得有兴趣；到学平面几何时，精神上颇有触电之感，原来还有一种与我所学的中国传统之学大异其趣的学术路数。因此，到上大学的时候，我选修过微积分、逻辑、哲学概论。由此我对逻辑学、西方哲学形成了历久不衰兴趣，对黑格尔的兴趣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可惜的是，迄今我只能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逻辑和哲学始终只能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逻辑理性或纯粹理性，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哲学中最为关键的研讨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虽然随处可见逻辑思维的应用，却不曾有自己的严密而系统的逻辑学说。不过，如果转换一个视角来看，古代西方的逻辑理性却没有促成历史理性的发生。相反地，正如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所说，希腊人的思想有一种“反历史倾向”，希腊罗马的史学具有一种“实质主义”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学既具有相同之点，即人文主义，又具有相异之点，即历史主义。
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最初读的是王造时先生的中译本，觉得有收获，也有疑问。80年代又找到王氏据以汉译的约翰·西布利（J. Sibree）的英文译本来对读，理解深了一些，可是同时又感到了黑格尔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与曲解。对于他的无知，可以理解且不论；对于他的曲解，那是一种严重的西方中心论的挑战，是不能不予以回应的。我从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格奥尔格·拉松（G. Lasson）编辑出版的黑格尔全集原文本，其中涵括了西布利所据以英译的原文本的基本内容。在所有感到有疑义的地方，我都做了英译与原文的对照。最后写出《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一文。对于黑格尔的挑战，我只能说自己已经尽了一份努力，是否准当，且待批评指教。这里只想补充一点说明，即《历史哲学》的汉译书名，似乎作《世界史哲学》更好。因为黑格尔不是泛泛地讲历史中的理性，而是在讲理性或“世界精神”从最东方的中国开始经过印度、波斯，而西行到希腊、罗马，到日耳曼世界而终结。他说中国的历史虽然历时最久，却是没有任何发展的“非历史的历史”，中国的统一只是抽象的统一。这分明是在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黑格尔“世界精神”之履。因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恰好是非历史的“理性”，或者说，他是在不惜肢解活生生的历史，任意取来作为他的“世界精神”的注脚而已。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节选自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序，大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9年0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