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英国思想史学家彼得·沃森所著《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反响。这部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取火直至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涵盖人类从古到今重大思想成就。沃森所关注的不是帝王将相征服与统治的政治历史，而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思想演进历程。
近日，围绕人类思想史历程及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未来思想变革，本报记者对沃森进行了专访。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涉猎广泛，体现出您渊博的学识，令人叹为观止。能否谈谈您创作这部著作的缘由？
沃森：实际上，《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是我写的第二部思想史著作。第一部名为《骇人之美》（A Terrible Beauty），书名源于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诗句：“全变了，完全变了，一种骇人之美诞生 （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我认为，“骇人之美”可谓20世纪之总结。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所言，20世纪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但是诞生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这让我很受震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关于20世纪政治史的著作比比皆是，因此我开始创作思想史著作。
在《骇人之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有各种大屠杀，但是它在思想史上却成绩斐然，尤其是在科学方面。与此同时，20世纪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也有丰硕成果。
《骇人之美》颇为成功。我和我在伦敦的编辑商议，认为应该为这本书推出一本所谓的“前传”，来探索人类在20世纪之前取得的思想成就，所以《思想史》的副标题是“从火到弗洛伊德”。之所以用弗洛伊德结尾，并不是因为弗洛伊德是任何思想历程的终点，而是因为我已经写过他之后的思想史了。
我觉得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历史，而非局限于政治的视角。政治事件都有确切的日期：战役、政权、选举、政治人物的生卒等。而思想史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这么明确，因而在其发展中寻找规律我觉得更有趣味也更有成就感。
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如何改进精确度？创办大学的理念从何而来？现代主义如何发展起来，原因何在？一旦你摆脱政治的视角，这些都是趣味无穷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火本身并非思想，而您也将它写入思想史，是因为火的发现带来了思想飞跃吗？
沃森：火本身并非思想或者观念。远古人很可能通过闪电第一次发现了火，而火确实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将他们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人们能够用火烧毁整片森林，开垦出肥沃的农田，因此也就带来农耕思想。后来，火跟黏土的结合带来了陶瓷，有了陶瓷也就有了烹饪。再后来，火跟水的结合带来了蒸汽，而蒸汽正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
我的观点是，人们对于火的使用一直都是有其思想的。所以我在写作中总是会找出历史上重要的事物，它们要么是思想的产物，要么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的这本书就一直试图探讨现实世界中的实体与思想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进行思想史创作的过程中，有哪些思想让您觉得特别有趣、震惊或者说具有颠覆性？
沃森：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怎么思考过。我遇到的最有趣的思想之一是世界上精确度的发展及其对于生活的重要意义。世界真正开始变得准确是在13世纪，一方面是伴随着透视法的发明，另一方面则伴随着眼镜、钟表和印刷术的发明。这每一项发明都革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促使我们精益求精。
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当属科学/无神论。当然，二者并肩而行。在我们理解生命和历史的伟大动力之前，有神论无处不在。从有神论到无神论的巨大变化，是历史上最巨大的思想转型。
灵魂、欧洲和实验为三大重要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何认为灵魂（Soul）、欧洲（Europe）和实验（Experiment）是三大最重要的思想？
沃森：在我看来，人类在中世纪，尤其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型。在转型之前，世界的中心位于东方，位于印度、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可是在这个转型之后，欧洲就成了世界的中心。而我也是根据这种转型，组织起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我在书中用三个思想构成了三分法，第一个思想是灵魂，第二个思想是欧洲——是指作为思想的欧洲而不是作为地理位置的欧洲，第三个思想是实验，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
首先来说一下灵魂这个思想。我之所以没有用“神”，而用“灵魂”的思想来处理人类早期的历史，有我自己独特的原因。我认为“灵魂”的思想比“神”更普遍。而当宗教在西方没落之后，灵魂的观念依旧能够存续下来。关于灵魂的思想，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前，人类更关注外部世界的神，会把太阳、月亮、树木或石头当作神灵，但是在灵魂的思想产生之后，人类的信仰发生了向内的转向，我们更关注我们的内心如何能够指引我们的行动，这种转型使得灵魂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各大文明都经历了重要的思想发展，中国诸子百家、古希腊先哲和以色列先知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对于这样一个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试图提供一种解释，他认为各大文明的同时繁荣和人们从农村迁徙到城市有关。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更复杂，需要有复杂的制度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种种原因导致人们越来越观照自身，完成一种向内在的转向，柏拉图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转型有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梳理。首先是在天主教时期之前，向神父忏悔的做法并没有那么普遍，这和教会对于良心的关注有密切关系。忏悔用一种比较私密的方式，取代了之前能够被所有人都看到的祈祷。而在新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号召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教会或者神父的中介来维系每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认为只要诉诸自己的内心，就可以和上帝产生联系。
接下来就是到了浪漫主义时代，人们更加关注所谓内在的自我，所有浪漫主义的思想家都希望人们向内观看、观照自我，也因此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准确的内心。再之后就到了精神分析的发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在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另类的自我，人们通过对于这一另类自我的发现，能够更好地了解人类各种各样的行为。总而言之，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由外转向内、观照人类思想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历史上，东方一度领先于西方。
沃森：在中世纪时，很多穆斯林都觉得欧洲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印度、中国或者穆斯林地区都比欧洲更先进。在10—13世纪，欧洲发生了一个激进的转型，诞生了一系列思想，比如世俗世界、人文主义、普遍主义、透视法以及个人主义等。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之后1000年或者几百年的人类历史。
与此同时，东方也逐渐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黑死病的爆发。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1928—2013）认为，黑死病给亚洲和欧洲带来了不同的后果。黑死病起源于亚洲，并彻底破坏了发展完善的贸易体系。尽管黑死病也给欧洲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但负面程度不及亚洲。在像英国这样的岛国，黑死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也就没有给社会带来颠覆性的破坏，而这一现象也促进了欧洲的崛起。在这之后世界文明的中心渐渐向西方转移，西方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学者离开了巴格达，把很多手稿带到了意大利，这些手稿包含之前很多世界文明的成果。他们把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翻译成了拉丁文。通过这些手稿，欧洲重新发现了希腊的传统，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尤其是重新发现了希腊的科学。正是欧洲对于希腊科学的重新发现，导致了现代文明尤其是实验观念的兴起。
在我看来，实验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科学领域，它对民主也是有助力的。
试图回答“李约瑟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书中说，中国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实验和观察的传统。但是，为何没能像欧洲那样获得繁荣发展？您对著名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难题”有何见解？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中国？
沃森：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除了李约瑟之外，席文（Nathan Sivin）、罗界（G.E.R Lloyd）和托比·胡弗（Toby Huff）等其他西方学者也使人们注意到东西方学者之间在地位和立场上的差异。
李约瑟是一位具有争议的学者。为了厘清这个问题，西方举办过专门的研讨会，有人支持他，有人则反对他。无论他的问题是否成立，他确实激发我们去研究在那个特定时段到底有何事发生。
目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基本观点：李约瑟及其剑桥同事罗界认为，东方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组织形式是有区别的。还有一种观点来自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她认为东方早在西方领先之前就进入了衰落的阶段。
李约瑟和罗界认为，中国古代的学者是皇帝的雇员，从属于一个高级的社会阶层，他们并不需要产出任何新颖的东西，就能够有很好的仕途。与之相比，欧洲学者则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互相之间更容易批评、竞争，这就带来了更为令人激动的学术研究，也由此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我想，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在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发现、存储和使用知识的整个过程。正如之前所言，科学本质上具有颠覆性，因此，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对已建立的权力构成威胁。在西方，大学争取独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古代中国，王朝制度没有培养出独立于权力结构的社会层面的学者，因此，在我看来，其从未发展出独立且具颠覆性的思想这一传统。
多重因素导致欧洲崛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上述原因是欧洲崛起、东方落后的关键所在吗？
沃森：除了上述理由外，我认为一个非常偶然性的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美洲的发现。在我看来，美洲的发现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我们都知道，哥伦布试图发现的实际上是印度，而且找到美洲后还自以为那就是印度。不过我们也无须否认，美洲的发现确实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白银，对欧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美洲发现之后，地中海成了连接美洲和亚洲的枢纽。
如果有人认为发现美洲只是一种偶然，我可能会想要争论一下。在我看来，这一发现之中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有理论认为，中国人早在15世纪就发现了美洲的西海岸，却并没有据此而发现美洲。对于思想和发明来说，构想和发明本身只是开始，你还必须运用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确实有理论认为，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时已经发现美洲。您在书中提到古代中国出色的航海事业，并写道：“这样的航行导致中国人在东南亚和印度海岸建立了重要的海外殖民地。”然而，很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中国从未建立过任何殖民地。例如，郑和下西洋也不是为了寻找殖民地。
沃森：我的意思是，由于季风的规律性，整个亚洲的航海活动相当可观，而且当时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别国人所建立的前哨地点，这些或许可以被称为殖民地，但它们不是正式的殖民地。我想说的是，在前哨地带，曾经航行至海外者往往会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互相进行思想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还提到，大多数思想是在语言中形成的，并且在书中讨论了在世界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几种语言的历史和结构：汉语、梵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您还在文中引用周有光的观点指出语言对于思想的影响，这与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很是相似。有人认为是语言决定、影响思想，有人则认为是思想决定、影响语言。您的观点如何？
沃森：我认为语言对于思想没有直接影响。例如，法语的词汇量远远少于英语，但这并未抑制讲法语者的思想发展。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语言之一，但阿拉伯文明在思想的创造性方面相对落后。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和欧洲的许多语言现在被归类为“印欧语”，也就是说，它们都衍生自同一“母语”。
更为重要的是，印欧语系的语言之间互译比它们与其他语言互译更为容易。因此，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印欧语系国家中有思想崭露头角，用一种印欧语言将思想传递到另一种印欧语言也更为容易，从而使这些国家和文明能够共享思想的发展。这一点也是欧洲崛起而其他区域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拉丁语问题。数个世纪之中，拉丁语一度是整个欧洲的共同语言。当时欧洲学识渊博之人都会拉丁语，这意味着印刷术在西方获得了更深入的应用。在西方，印刷术对于提高精确度也起到了作用。而印刷术也与科学革命同时发生，被用于更广泛的运动中，带来知识的巨大飞跃。
应对知识碎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世界，知识日益碎片化。您认为有何解决之道？
沃森：这个问题也关系到人们经常问我的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这么大部头的书？我的回答是，研究证明，如果你想在某个领域富有创造性或想象力，就必须要精通这个领域的知识，对这个领域的细节了如指掌。
我认为我们需要掌握的一点是，获取知识和接受教育并不是收集孤立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我在书中也如此尝试的——是建立知识的综合体系，描绘其形，或者只是勾勒一个轮廓，但重要的是要理解历史的概貌。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已发生的事情，还有助于我们将新知识融入我们已有的形态中。一旦你理解了历史的概貌，了解了其主要运动和章节，就可以更容易地将新信息融入你已有的理解之中。
以我的书《大分离》为例——这本书也有中文版。它解释了历史的概貌，讲述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陆在地理、生活形式、气候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其宗教信仰、耕作方法、建筑及医药产生的影响。所有知识都是相关的，但有些知识之间的联系更密切。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在我看来，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如何帮助人们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我认为《思想史》这本书正好适于这个目的，我在书中深入到很多细节中去，希望这些细节可以激发人们去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深入到最为细微之处，并由此激发出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也正是我想鼓励的一种治学态度。如果只是停留在学科的表面，就永远都无法获得创造力和想象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人们思想所带来的影响？
沃森：对于互联网，我感到担忧的一点是，互联网让人们感觉自己很有知识，但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些知识是碎片化的。如果你想在某一领域有创造性，只了解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是完全不够的。不了解以往的观点，又怎么可能提出新的观点呢？
当然互联网也是挺有意思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并不热衷于此——我出现在互联网上，但我自己并不使用它或享受它。令我觉得奇怪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沉迷于社交媒体，觉得自己有很多朋友，而其实并非如此——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思想的影响非常复杂。思想在网上迅速传播，但不一定得到恰当的吸收、消化。社交媒体本质上会分散人的注意力，这并非好事。
此外，互联网没有得到协调，因而它往往会让人们在各种思想的包围下无所适从，对于尚未掌握历史概貌的年轻人而言，这尤为可惜。年轻人最需要的是能够综合知识的媒介，但是互联网与此背道而驰。
互联网既可以带来裨益，又可以制造困惑。当然，现在获得信息比以往便捷得多，但是所查的往往是孤立的知识，而不是深思熟虑后形成的综合知识。这一点需要注意。
以道德伦理约束科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人类思想发展的未来？很多学者已经警觉，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尽管科技的更新带来思想的飞跃，但是如何避免科技可能带来的弊端？
沃森：我们的历史中其实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元素，那就是道德的生活。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是人文学科面临的真正挑战和机遇。人文学科要探索不断变化的道德。在21世纪，随着基因领域的飞速发展，我们将面临完全不同的道德问题。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著书《人性的未来》（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他在书中设想了一种未来，父母可以控制小孩的特征。在哈贝马斯的设想中，也许，我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要求说，我想要个金发孩子，或者说希望孩子的智力或身高有多高。这样会给我们的社会、道德生活，以及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带来怎样的冲击呢？如果父母可以选择小孩的各种特征，那么孩子又会怎样看待他们的父母呢？哈贝马斯说，意外性难道不是我们人生中自然拥有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是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和享受的东西吗？意外性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人文学科仍然能够告诉我们未来将会怎样，并以此给我们带来警醒。
至于思想的未来，我想说两点。一是我们必须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后退一步，摆正其位置，试着收集思想然后默默将其进行可靠的综合。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未来是否会数字化。目前还言之尚早。不过，如果事实证明空间是数字化的，就如早期的迹象所预示的那样，那就意味着所有的生命都是数字化的，并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还原为数学。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思想的未来是数字化的——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还原为数学公式或建构。由于中国人和印度人都非常擅长数学，这可能意味着这是他们的时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