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二千多年之中，读书人不是依附于王权成为国家官僚，就是投靠世家大族，成为名士清客。科举的废除，再加上宗法家族与王权制度的崩解，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士大夫阶级面临着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度解体，读书人再次流落到社会当中，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豪”，另一部分是“游士”。
“土豪”是帝国体制遗留下来的旧士绅阶级，他们是晚期新政的产物，1916年之后法统破裂、南北对立、中央政权式微，“土豪”们往上发展无望，乃沉淀于各省，延续晚清新政的传统，致力于地方温和的保守主义改革，通过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的重建。“游士”是民国之后诞生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之子，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对旧制度不屑一顾，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激进的思想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土豪”与“游士”是旧制度已破、新制度未立的过渡时代的特殊现象，他们被旧体制抛离，但尚未被新体制所完全吸纳。“土豪”沉淀在地方，为的是保一方之平安与繁荣，“游士”游走四方，寻觅新的政治领袖，志在重建独立、民主的统一国家。
若不是从思想形态，而是从社会形态而言，早在晚清“游士”就有其前辈的身影。最早所出现的“游士”，乃是体制内洋务派官僚周围的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走科举入仕的传统正途，于是在体制外部办报纸、当买办，以民间的身份发出声音，推动变革。第二代“游士”是体制边缘的底层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布衣书生的身份“公车上书”，以一代舆论掀动戊戌变法。1905年科举的废除，将大批读书人抛到社会，成为无所依傍的新一代“游士”，其中一些激进的爱国青年云集东京，成为向体制造反的革命党人。民初壬子癸丑学制改革之后，大批拥有新知识的现代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从新学校里面生产出来，除了一部分被职业各界吸纳之外，相当一批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缺乏稳定职业的无根的“游士”。他们思想激进，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对社会与体制不满，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之下，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想所吸引，投身革命运动。到1925年国民大革命兴起之后，最后打败“土豪”阶级的，正是这批“游士”青年知识分子。
然而，“游士”们早则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晚则到1925的国民大革命，才登上历史舞台，在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北洋十年，却是一个“土豪”当道的天下。所谓“土豪”，就是中央权力式微之后所形成的地方豪强。“土豪”阶级是晚清新政的产物，出身于新政事业所开创的各种军事学堂、专业学校，有着学堂一代人独有的特色：不中不西、又土又洋，有现代的富强意识，但缺乏全面的新知识。他们与上一代有功名的士大夫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相比，儒家义理业已淡出，德性荡然无存。清末民初的乱世之际，整个社会氛围重才甚于重德，“土豪”一代精英就是以自己纵横捭搁、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混迹于世，获得权力的。他们在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中浮出，根基都在地方，已然不复为国家精英，转而沉淀于地方，成为各省的“土豪”。
北洋时期割据地方的“军绅政权”，并非统一的政权，而是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土围子，类似于五代十国的藩镇。北洋时期的南北军阀皆有鲜明的地方性，轮番执掌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在强人袁世凯死后，按照地域籍贯和关系网络，分为皖系、直系和奉系三个地方派系。而南方的粤系、桂系、滇系、湘系以及眼花缭乱的四川军阀，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起兵家乡，割据一方。作为地方精英，军阀们的出身五花八门，有的原来是士绅阶级中的成员，比如吴佩孚就是一个穷秀才；有的只是一介武夫，甚至是土匪出身，比如“狗肉将军”张宗昌、“东北胡子”张作霖，更多的是晚期新政时期军校、学堂毕业，属于清末民初过渡期时代的人物。北洋三系因为其实力所在，势力跨越地域，都想入住京城，掌控中央，而其余的地方军阀自知无法成为国家中心，唯有偏安一隅。科举时代的精英皆自上而下，由朝廷选拔任命，从中枢派往地方，但北洋时期的精英大都出身于地方，凭借自己的能力与实力，由县而省，自下而上地扩张地盘。因此，他们的各项资源，无论是财源、兵源，还是关系网络，都是上轻下重，具有十足的草根性。北宋之后军人的地位一直被文人压抑，近千年之后终于翻上身来，诚如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中所说：“军人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
然而，这种五代十国式的藩镇割据，是民初文化失范与制度失范的产物，一无文化的合法性，二无定型的制度支撑， 仅仅凭手下的一支军队。要养兵，就要有稳固的地盘，取得地方士绅的合作和支持。冯玉祥当年兵强马壮，因为缺乏地盘，成为没有“地方”的军阀，最后难免一败。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因为有坚强的家乡父老支撑，竟然能够撑过抗战，与中央政权共存亡。军阀的背后，一定要有士绅，他们相互依赖和保护，形成了地方性的“土豪”。魏晋时代的世家大族在地方扎根，有文化，有号召力，又有土地和人民。但民国时期的“土豪”们却没有了魏晋豪族那样的底气。盘踞于各省的士绅阶级属于晚清的遗老遗少，他们的知识半新不旧，作为晚清新政的产物，视野基本没有超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在文化上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脚下的那个宗法家族制度，到了五四之后已经在加速瓦解，社会与文化之根摇摇欲坠，乡村和城镇都已经留不住年青人，优秀的地方精英纷纷奔向省城和沿海大都市，留在乡村的，多是劣绅。因为要养兵，各种苛捐杂税都要通过地方士绅摊牌到百姓，他们保护不了乡梓，反而成为了乡梓的欺压者，如杜赞奇所发现的那样，从“保护人经纪人”堕落为“盈利人经纪人”。传统的士绅阶级从地方共同体中生长出来，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一方面代表朝廷维持地方秩序，另一方面代表地方向县官争利益。但民初的旧士绅阶级，虽然来自地方共同体，却日益游离乡村，高高在上，在军绅政权之中成为军阀的权力延伸，再加上儒家文化崩溃之后道德的凝聚力日益衰落，无法进化为适合新时代的新乡绅，反而日趋劣质化，成为日后北伐战争中的革命对象。
在1920年代初，“土豪”阶级有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那就是南方的联省自治运动。北洋三系为控制中央政权战争不断，法统只是军阀们争夺的工具，中央立宪无望，一部分掌握全国舆论的国家精英转而寄希望于地方，其中有传统士大夫熊希龄、章太炎等，也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如胡适、王宠惠、高一涵、李剑农等，他们希望先由一省立宪，实现地方自治，然后自下而上，谋求全国的统一。这与地方军阀和南方士绅们力图保一方平安的保守主义地方变革不谋而合，而省宪也刚好可以为地方军阀提供本来就匮乏的统治合法性。湖南处于南北战争的中间通道，沦为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地方苦不堪言，故首举“联省自治”大旗，以为在南北之争中保持中立，谋求自保。在省长赵恒锡主持下，湖南先后通过了省宪，随后依循省宪，不分男女全民投票，选举产生了省议会和省长。湖南的成功示范影响了南方诸省，江浙、两广、云贵、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纷纷跟进，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联省自治高潮。这一运动可视为地方的保守主义革命，其上承晚清的立宪运动，横向模仿美国的联邦共和，自下而上、由省而中央立宪行宪，若能成功，不啻为一场意义不亚于辛亥、和平的宪政革命，从中央集权的法国式道路重新回到联邦共和的美国模式。清末民初，是一个短暂的五代十国，但乱世也有新希望，若能从中生长出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新的联邦国，中国历史将为之改写。然而，它最终还是失败了。缺乏村自治、县自治作为一省宪政的基础、选民普遍的政治冷漠症、各省军阀各怀鬼胎等自然是原因，最根本的，乃是以湖南为中心的联省自治，实则是一场由地方军阀所主导、旧士绅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地方运动，虽然有一部分国家精英层面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和热衷其间，但地方运动的实际运作并不在新知识分子手中。五四运动之后，为新思想和新观念所感召的年轻知识分子纷纷离开乡土，涌向城市，他们与这场由地方“土豪”所操纵的运动是游离的，甚至是反感与抵触的。而实际参与和操盘的旧士绅阶级，因为有许多利益的考量，更在意在立宪与选举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政治与社会资源。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在民国之后沦落为视野狭窄、四分五裂的地方“土豪”，不复有改造国家、重建江山的大视野、大思路，而且地方与地方之间，壁垒森严，矛盾重重。这种各自为政的乡曲主义很难走上美国式的联邦之路，只能重陷五代十国式的藩镇割据。因为地方自治的联邦共和，不是自治各省的简单叠加，其同样需要国家立宪的整体大框架，但这个大框架在1920年代已经失去了清末民初的历史条件了。外患的严重，使得国家统一成为重中之重，地方不再具有独立的的生长空间与时间。
联省自治运动承继的是清末民初合民权与封建于一身的地方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当年是由革命党人主导的。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之所以主张通过地方分权扩张民权，在晚清针对的是清廷，在民初指向的是袁世凯。胡汉民说：在清末民初，“革命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南方政府，虽然依靠地方势力与南方军阀干革命，但他们与“土豪”们有着根本的差别，后者只为保地方之平安，而孙中山从来不满足于偏安南方，志在得天下而统一中国，因此在广东数度爆发孙中山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冲突。护法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对于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来说，那是地方对中央的抵抗，但对于孙中山而言，那是一个中央对抗另一个中央。革命党要借重地方“土豪”的军事与财政实力，而地方“土豪”看中的是孙中山与非常国会所拥有的法统象征性符号。最终国家精英与地方精英发生对抗，孙中山两次“护法”失败，被迫离开广东。他痛定思痛，对联省自治持批评立场，认为中国政治最大的毛病在于“官治”，而非“民治”，联省自治只是“联督自治”，一省长官，无异以一割据小国之独裁者而已，省对各县的钳制远远大于中央对各省的控制。另一方面，联省自治者，知其一省不知有邻省，知其省不知有其国。孙中山提出不同于联省自治的“分县自治”的主张，将自治的基本单位由省下放到县，省长任命归属于中央，县县联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联省自治与分县自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地方自治道路，前者是以联邦国形式再现的现代“封建制”，后者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变形。如果说在民国初年苦于上千年的君主专制舆论倾向于地方分权的话，那么到藩镇割据的1920年代，人心显然不利于联省自治而倒向了统一。杨荫杭1921年在《申报》批评说：“自治之‘自’，乃人民之‘自’，非军长之‘自’也。人民自治，谓之‘德谟克拉西’；军长自治，谓之藩镇，谓之封建。藩镇与封建，皆与民国二字不能相容”。陈独秀也尖锐地批评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晚清之后的地方意识本来就与国家意识无法分离，是后者内在的一部分，新知识分子原先厌恶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对重建国家法统也充满绝望，遂希望通过联省自治拯救中国，实现统一；如今发现联省自治蜕变为封建割据，反而陷国家于内部分裂，自然就改变了态度。
作为晚清立宪的延续，以湖南为模板的联省自治在宪法的内容、选举权的扩大方面都要进步许多，省议会也不再是谘议局那样的民意咨询机构，而具有立法和推选省长候选人的权限。为什么舆论对这场地方的保守主义革命评价不高？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时代变了，观念变了。清末民初的地方主义运动打着“民治”的旗号，其实只是“绅治”，是地方军阀与旧绅士阶级掌控一省治理大权的政治游戏。然而，联省自治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德谟克拉西”这一观念经过舆论鼓荡，已经深入人心，经过五四的思想洗礼，人心早已不满“绅治”，更不满地方军阀的藩镇割据，他们等不得一场缓慢的地方保守主义革命，期待着激进的速变和整全性改造中国的方案，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家。
在日本成为现代国家之前，是欧洲式的分封制，所谓的现代化对于日本而言是由分而合，旧武士阶级尊王襄夷，超克封建；明治维新作为一场保守主义革命，在短短几十年里面实现了国家富强。但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却苦于中央集权的阻碍，任何变革与进步都是从地方突破，边缘起步，于是辛亥革命之后形成乡曲主义泛滥，国家如一盘流沙。国家层面的宪政整合失败，再回过头来走地方的保守主义革命，因为不断的外患与内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给地方开明军阀和温和的士绅阶级闭省自守，搞地方建设了。一省一地有此可能，阎锡山统治了山西三十多年，在各种势力的冲突中纵横捭搁、左腾右挪，将山西治理成一个“模范省”，而湖南的赵恒锡、广东的陈炯明就没有类似的好福气，都在政治冲突中翻了船。
较之机会，更重要的是风向变了，时代已经不再属于旧绅士阶级的“土豪”，而是属于新知识与新观念武装起来的“游士”。五四运动之所以是新旧革命的分水岭，主要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也非革命领导权的易位，而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变了，由旧士绅阶级变为新知识阶级。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知识分子，一无金钱，二无军队，凭借观念与舆论的优势，竟然取得了对皖系政府的胜利。虽然胜利非学生一人之功，其背后有上海资产阶级和直系军阀明里暗里支持，但毕竟新一代的“游士”压倒了垂垂老矣的“土豪”，造就了新的时势。无论是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还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都敏锐地注意到时代的变化，意识到旧士绅阶级已经不成气候，谁能抓住新观念、抓住新知识分子，谁就能赢得时代，称霸中国。北洋军阀没有这个意识，搞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也吸引不了新一代“游士”。新知识阶级与旧士绅阶级不同，他们是民国现代教育与现代知识的产物，一旦离开了乡土，便不思回头，他们对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与乡曲主义深恶痛绝，心中除了个人，就是世界，而真正牵念的，则是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如果说“土豪”天生是一个地方主义者的话，那么失去了乡土与文化之根的“游士”们只属于国家，属于理想中的中国。
从革命党这边来说，从晚清发动会党起义到民初借助地方势力对抗袁世凯中央集权，再到孙中山联合南方军阀搞护法运动，在国内依靠的基本力量大都是地方“土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联俄容共，摈弃“法统”，开始将革命的阶级基础转向新知识分子，从此如虎添翼，开创了后来国民大革命的新格局。在这其中，摈弃旧的“法统”，另立革命新“法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孙中山之前作为南方政府的领袖，其合法性来自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而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基本是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旧士绅阶级，当孙中山决然与旧“法统”斩断，建立革命新“法统”的时候，势必要改组国民党，与旧士绅阶级告别，转而吸纳和依靠新知识分子，那些充满了青春活力、满脑子革命观念和激烈冲动的学生知识分子。随着黄埔军校的开张、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容纳，大批“游士”迅速聚拢到南方，汇集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一片“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歌声中开始，革命的目标就是割据四方的地方豪强和掌控中央权力的北洋军阀，这场由革命政党领导的、有革命意识形态感召力的北伐，因为有新知识分子的热情拥护和积极参与，并且动员起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一路势如破竹，让各地的就士绅阶级惊恐不已，在革命的高潮之中，两湖地区的土豪劣绅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冲击。1928年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建立起一个苏俄式的中央集权党国体制。然而，北伐的迅速成功只是收编了各地的军阀与封建势力而已，这些尚有强大实力的地方军阀从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到山西的阎锡山、北方的冯玉祥等等依然割据一方，并构成了对中央政府的挑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不过是华东地区数省而已。正是在这一普遍的地方半割据格局之中，毛泽东建立了从井冈山到瑞金的工农武装割据，在几次大的围剿之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
中国的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不同，后二者都是中央的革命，但20世纪中国的三场大革命，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到中共革命，都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没有地方割据，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中央权力的式微，五代十国式的地方分裂，成为了革命发生与成功的基本条件。但这三场革命，从地方开始，目标都是获取中央政权，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宋教仁、袁世凯没有成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功了一半，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内战与抗战的缝隙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在1949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封建乱局。
然而，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的冲突，并没有得到终极性的解决。顾炎武所说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古老难题，依然纠缠着后来的历史，没有制度的刚性结构，就无法解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死结。而一个既统一、又分权、既具有同一性的国家权力、又有地方自主性的平衡秩序，不仅是制度的安排，也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新“土豪”（市民社会）与新“游士”（知识阶级）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中坚力量。
文章来源：《上海书评》2015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