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30日，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上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这寥寥数语，透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其踯躅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时幽深的内心困惑。处在近代这样一个低沉与亢奋、忧患与通达、沮丧与自信错综交织的大时代里，是进而匡时济世，抑或退而安身立命？是扯起应战的风帆，驶向黑浪拍天的政海去叱咤风云，力挽民族危机的狂澜，还是乘坐一叶悠悠的扁舟，避入风平浪静的学湖，在远离尘世的书房、实验室里拥抱适情怡性的理想世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面对着这一无从回避的现实抉择，拖着沉重的步履，在历史的三岔路口久久地徘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索解的“二律背反”悖题，无论何种选择都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心理缺憾，而缺憾本身则意味着，在同样充满矛盾的近代，他们无法实现对自身的整合认同。
那是怎样一幕隐藏在知识分子意识深层的历史悲剧呢？
近代情境下的双重角色冲突
倘若将社会视作一个超大型的人类团体，那么知识分子在这其中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独立角色。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在社会关系中所确立的角色实际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与其他社会阶层（农、工、商、吏）一样，知识分子也具有独立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职业，即建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他将这些活动视作包含独立存在价值的至上事业，视作赖以生存、自我确证的职业本位。另一方面，他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他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他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阔视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他必须成为“社会的良心”。因此，知识分子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既“游方之外”又“游方之内”。他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社会功能。只有对自身这种双重社会角色实现了整合认同，才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相比较，他的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以至于几乎代替了前者。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儒生或士大夫，这很能说明传统士子在社会角色互动中的自我观念。儒生们共同的思想信仰是儒家学说，而儒学在世界文化中是最推崇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子当官犹如农夫耕地一般天然本分。孔夫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就惶惶不可终日，急于驾车载着礼物奔走诸国求仕。孟子因此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儒家将入仕做官的意义上升到行义的高度。《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门生子路对一位隐士的评论：“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的功能，以匡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为理想和最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
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后者更多地染有“出世”的色彩。古希腊哲学家们崇尚的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赫拉克利特说过：“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当然，中国士大夫并非全然没有做学问的兴味，问题仅仅在于对他们来说，学问中所蕴含的附加政治功能要比自身的学术功能更能体现出这学问的价值。中国的学术带有鲜明的实用理性倾向，与古希腊人迷恋智慧相异趣，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是切近现实人生的“道”，不仅“文以载道”，而且“格物致知”也是“当求诸心不当求诸物”。一门脱离了大一统政治文化需求的学问，即便理论再精深，技术再灵巧，也是属于为人不耻的“坚白之辩”和“奇技淫巧”。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科举入仕、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天经地义的正途，相反为知识而求知识的学问兴趣则是多少有“怪癖自弃”、“玩物丧志”的嫌疑。即便是官场失意或者看破红尘，士大夫们隐退的归宿也绝非是学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套以“入世”的儒家与“出世”的道家作为互补的进退之道中，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比儒家更藐视学术的价值，它依恋的是与山水天地拥抱的“自然人”生活，是“悠然见南山”的超然物外，是人的身心与大自然的融化合一。因此，失意文人的趣味意向仅仅是以庄禅自娱，寄情山水，对学问兴趣依旧是高傲的俯视。中国土大夫的抑进抑退，并非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功能转换，只不过意味着单向性的角色认同或取或舍而已。
当近代的西化浪潮拍岸而来，锁闭的古国在西方列强的大炮之下门户洞开时，中国人终于痛苦地发现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伍的概念在东西方之间发生了历史性的移位。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普遍法则支配下，中国被迫拜西方为师，以图存自强。社会分工高度发展了，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了，知识分子的职业多元化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门取得独立身份的社会事业。在新世纪地平线上诞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萌发了与大一统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他们领悟了在近代社会中学者之所以有别于官吏的自身价值。尽管传统意识在亦新亦旧的社会环境下依然纠缠着学人的头脑，以至于鲁迅认为民国的学界之魂仍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然而在五四前后的“劳工神圣”新思潮涤荡下，知识分子的整体价值观念毕竟发生了嬗变。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郑重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建功立业之基点，自我价值之实现，不必向外投射于政治，而恰恰在于学术本身。这样，民国知识分子终于唤回了曾为大一统政治所扼杀的那一重学术自我的知觉机能。
然而另一重政治自我的知觉机能并未因此而衰退，反而在外界的种种刺激下变得空前的敏感和强化。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着时疾时缓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列强瓜分的威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低悬在神州的半空，而茫茫大地又是国势衰败，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普遍激发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得益于士当“先天之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入世传统，而且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在民”原则中找到了近代的印证。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热情前所未有地强烈和高涨，办报、组党、建立政治团体，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自觉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救亡重任，成为支撑危局的民族脊梁。
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就捞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是一个国家知识分子成熟的标志之一。不幸的是，这双重角色一旦落实于每个知识分子的个体身上，却发生了激烈的内在冲突，学术与政治，犹如成语中的鱼与熊掌大有不可兼得之势！
这种角色冲突与其说是普遍必然之势，毋宁说是在中国近代社会情境下一种特殊的现象。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西方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权力格局，文化界作为在这一格局中的一大独立要素，它使赖以栖身的西方知识分子既能够在各自的专业中有所建树，又可以通过舆论和“压力团体”影响、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决策。他们不必为参与政治而舍弃学问，他们可以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或者说“有距离的热情”。因而西方知识分子可以既是学术的主人，又是社会的良心。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传统的高度一元化权力格局，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文化界不仅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左右国事的独立力量，而且其内部事务也经常遭到政治强权的粗暴干涉。文人的舆论在崇尚实力的中国历来被统治者视作可有可无的“开明”点缀，知识分子们虽然一再努力尝试在政治外围组建“压力团体”或者“舆论参政”，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却饱受挫折。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知识分子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你欲在学术上多作贡献么？那么你就多少有负于救国的社会责任。不少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上作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然而在良心上总感到有一种深引为疚的欠债，有一种愧对人民、愧对国家的忏悔意识。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南下至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附近撰写《大林书评》，在序言中感慨万千地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出家学佛，钻研释典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有同样的感受，芦沟桥事变之后，他痛楚地谴责自己：“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那么为了救国救民，奋然跃身于政治的激流又如何呢？这又意味着你不得不忍痛割爱你的专业。在近代从政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人以其、出众的智慧、非凡的才华，本来是颇有希望成为名扬全球的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或大文学家的，或者在有生之年本来是有可能为人类的科学文化宝库奉献出更加绚烂的瑰宝的。倘若陈独秀潜心于书斋，或许会成为造诣颇深的古汉语学家？倘若翁文灏不曾中辍地质学研究，误人官场出任行政院要职，或许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研究会因此而先进若干年？倘若胡适不是时常为政治所困扰，或许会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拓荒性的学术著作？然而客观的严峻环境和主观的有限精力毕竟使他们无暇兼顾过于沉重的双重角色，这使得他们在公务倥偬之余常常流露出一种若有所失的情绪。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谈到自己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完全埋身于政治工作，没有时间从事自己所爱好的文艺时说：“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对学术与政治有着双重兴趣的胡适也遗憾地感到“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在骨子里自己还是爱学术胜于爱政治，“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既使我勉强入政府，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
就这样，近代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双重社会角色，在中国大一统的外界氛围下竟然发生了如此严酷的对峙，使得无论是从学抑或从政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天平上都表现出难以平衡的巨大倾斜，这使得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现实困惑和左右为难的身心憔悴之中。
“本我”与“超我”的内在悖异
近代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冲突，与其说是一种外部的对抗，毋宁说是一种内在的碰撞，它发生在人们的心理层内，因而虽然不那么触目惊心，却更有一种痛苦的悲壮。
对每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个体分析，他们的灵魂中都有两个自我。借用弗洛伊德人格学说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本我”是由知识分子的职业本性决定的，它要求向学术的角色认同，在专业的活动绩效中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本我”在理智层中外化为一种“本位意识”。“超我”是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决定的，并通过近代严峻的外部环境得以强化，它要求向政治的角色认同，以参与各个层次的社会决策，在国家的事务中发挥最大值的社会功能；“超我”在理智层中外化为一种“忧患意识”。
“本我”与“超我”，“本位意识”与“忧患意识”，每一个近代学人的灵魂中都有这一对怪物在啮咬，在厮杀！
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了，他的一生都未曾摆脱两个自我冲突搏击的精神折磨。这位在太平洋彼岸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留学归国下船伊始就宣布了“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他整理国故，搞考证，到处传播“为学术而学术”的西方治学观念。然而目睹中国政坛的现状，他又如何耐得了书斋的寂寞？在“超我”的驱使下，他办《努力》，办《新月》，办《独立评论》，声称“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超我”愈是活跃，“本我”就愈感委屈，时时抱怨“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一再地想摆脱外务，专心著述，以“了我十五年的学术旧债”。然而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的国势又容不得“本我”有尽情施展的时刻，“超我”终于一发而不可收，逼迫胡适“出来做事”，坐上了驻美大使的位子，但又“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本我”的外在化身和时常劝自己不要从政的老妻。好容易捱到抗战结束，胡适终于回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过他的“超我”并不曾得到片刻的安宁，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府不断拉他出来“帮闲”、“帮忙”。直至那座腐朽的危厦倒塌前夕，胡适还放下手中的学业，风尘仆仆地飘洋过海为蒋介石去争取美援。就在临行前不久，“本我”有过一次小小的当众发泄，那是胡适在北大校庆纪念会上发言之时，竟然泣不成声，痛责自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哪一个是真正的胡适？是“本我”抑或“超我”？应该说这两者都是真实的，胡适的“自我”正是“本我”与“超我”的互逆而反差强烈的复合形象。
细细体味在“本我”与“超我”双重支配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复杂心境，可以发现他们在决定自己的政治进退时有两度不得已：一度是从政不得已。近代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本位意识”，他们渴慕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自己的学术生涯，通过研究学问以贡献人类，自娱人生。然而历史偏偏将他们推到了政治的前台。他们多少是恋恋不舍地告别自己的本业，违心地扮演一个全然陌生的角色。一度是退隐不得已。从政的知识分子退归学界，不是那种“超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凯旋般功成身退，恰恰相反，而是在救国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在内耗中带着淌血的创伤这样的失意境遇下凄然身退的。
宋代的范仲淹说过一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倘若将句中所忧的“民”与“君”改成“学”与“国”，又何尝不是近代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形象写照？他们在“本我”与“超我”的双重折磨下痛楚地辗转反侧，无法释放因不平衡状态而引起的心理紧张。他们在心理场中苦苦地寻求“本我”与“超我”间的必要张力，寻求一个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点，然而这平衡点是如此的不可捉摸、若有似无，以至于近代知识分子犹如一只巨大的钟摆，随着社会大气层环境的变幻，在学术与政治的两极之间反复不停地摇晃、震荡。
近代进退之潮与儒道互补古风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站在历史的十字街头，面临着学术与政治两条方向相异的岐道，进行着艰难的自我选择。左右这一选择的，除了选择主体的认识、情感和心理诸般个体要素之外，更重要的是选择时所际遇的社会政治环境。
从整个宏观群体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规模“进”入政治的潮流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狂潮，使土大夫们开始从自矜自大中醒来，认识到国家的危亡，投入了变法的洪流。知识分子从此作为一支离心于王朝的社会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导演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史剧。第二次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后，西方新思潮的影响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刺激了知识分子们以俄国和西方为理想蓝图变革社会现状的意识，一大批政治刊物和政治社团如同雨后春笋在大江南北破土而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改组了国民党，知识分子们以激越的政治热情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国民大革命。第三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逐年升级的民族危机和国民党政府的委屈求全，迫使知识分子愈来愈关切国家的生死命运，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深入社会各阶层，开展全民救亡运动，为了团结御侮，收复失土，知识分子们作出了最大的物质和精神牺牲。这种罕见的救世精神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而更加高涨，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积极地干预国事，主持正义。随着全国的解放，知识分子们又将这亢奋的政治激情带入了新中国的历史。
如同大自然的潮汐有涨有退一般，与三次“进”潮相对应，近代知识分子参与“救世”也有两次大规模的“退”潮。第一次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刚刚在欢庆推翻清王朝的盛大宴会上举杯相贺的知识分子们突然惊异地发现，历史在转了一个圈子之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连中华民国这块遮羞的招牌也岌岌可危，他们在历史的迷津中陷入深深的茫然，治国的理想刹时变得如此飘渺遥远，不切时弊，他们不愿在政治的沙漠中继续那盲目和无谓的耕作，于是纷纷退入学界，重新投入久违的学术生涯。第二次是1927年蒋汪集团叛变革命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大革命的蓦然夭折而失去了继续奋斗的方向，在非左即右的十字路口无所适从，于是不得不退出政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为国民党新军阀杀人如麻的血腥恐怖所惊吓，作为一个幸免于难的生存者，他们急急逃离布满漩涡的政海，爬上学术的沙滩，在那里为惊恐的灵魂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显而易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退身学海，并非是由于民族危机已欣然解除，恰恰相反，近代中国的危机如同一组接踵而至的地震，始终没有真正地停歇过，只不过每次震荡的峰值高低不一而已。因而左右近代知识分子这一选择的与其说是一种“平和感”，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挫折感”。留学日英的李剑农，1916年返国后即应湖南军阀赵恒惕之请主持起草省宪，以后又出任省务院长，他希冀以湖南作为实验园地，实现联省自治的救国理想。然而在军阀的把持下，联省自治只不过是地方割据的时髦别名而已。李剑农失望地意识到自己的救国蓝图“纯届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遂挂冠而去，潜心书斋，立志当一名超政治的学者，后来他发表了著名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进退之道是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的话，那么在近代知识分子那里则转化为政治与学术的峰峙。退身学术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庄子精神。郭沫若在随同南昌起义队伍南下的途中，将附身的东西统统丢弃了，唯独剩下了一支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他承认这是思索自身未来去向时“下意识中的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学术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天地，对不甘认输的勇士来说，它可以让你在短暂的间歇里缓缓地喘几口气，冷静地反省过去和重新设计未来，以提供一个再度跃起的基点；对倦于争斗的弱者来说，它也可以为现代隐士构筑起一道半透明的屏障，抚平你心头的创伤，让你在适情怡性的学术世界中找回失落的自我。所以从来不曾退却过的鲁迅当年就颇不以为然地说起一些文人：“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
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艰难岁月里，随着历史脉搏的跳动和自身命运的浮沉，在政海与学海之间徘徊着，穿梭着，不断调整着一度定型的角色选择。在这一进一退的行为模式中，使人依稀分辨出在大一统的政治氛围中沉淀下来的，从古老先哲开始而代代相袭的儒道互补的社会心理定势，尽管在近代的历史情境下外部构造已经转型，但那内在灵魂却生生犹存。
双向互逆选择中的四重层带
一极是赏心悦目、适情怡性的学问苑地，一极是慷慨悲歌、惊心动魄的政治沙场——对于近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双向互逆选择，一个意识到自身的双重责任却又不得不对角色单向认同的选择，如同被判罚点球的足球守门员，明知有义务守住大门的左右两个角落，但在最后的一瞬间只能果断地舍弃一边、飞身扑向另一边一般。
然而理论逻辑上的双向互逆并非意味着实际结局中的非此即彼。犹如黑白之间总是存在着无限丰富的灰色层带，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也可以找到即此即彼的“中和”地盘，尤其在选择者的心理层次上更容易产生这种灰色感觉。
倘若没有必要划分得过细，我们可以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依照从学术到政治的认同强弱，描述为四重层带。
第一重层带是“超然治学”。这种知识分子超乎于一切政见之上，游离于纷扰的尘世之外，不问人间几度炎凉，竭力将自己禁锢在学术研究的小天地里。他们视政治为肮脏的渊薮，以终生侍奉学术而自视清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原本是活跃在政坛上的，只因壮志未酬而心先死，故退为献身学术。与陈寅恪齐名的另一位文史大师陈垣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当选过国会议员，位居教育部次长，后来“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专心致志于教学与著述”。在那样一个“匹夫有责”的危急年代里，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职能不能不说有负于国家和民众，也有负于知识分子的神圣称号。不过，也许正因为他们对双重角色有取有舍，才使得他们的学术生涯大放异彩，因而从另一重意义上说又无愧于国家和民众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
第二重层带是“学术救国”。为学术而学术原本属于太平盛世的蓬莱仙境，装饰在近代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历史橱窗里毕竟有不合时宜的奢侈品之嫌。尤其在国厦将倾之际，生灵涂炭之时，如此超然物外似乎很难实现内心的良知平衡，于是便产生了学术救国。前面提到的陈垣，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从服膺乾嘉学派转为推崇经世致用的顾炎武，《日知录》成为他启迪学生爱国心灵的钥匙。当朝阳门外日本军人打靶的枪声打破了北大红楼课堂的安静时，陈垣低沉地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是从各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近代我国历史上，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真是何其多也。冯友兰写过一部学术性著作《新原人》，也要点明“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的非学术性动机，甚至出家的李叔同在芦沟桥事变之后也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赠人，颇有“念佛救国”之趣。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高扬学术救国的旗帜，除了真诚地相信它的功效这一认识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更微妙的心理防卫需求。舍弃了政治功能的他们，在国将不国的年代里，一方面承受着舆论和良心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愿尝试可怕的政治风险。万般无奈之中，似乎只有标榜“学术救国”，将学术升华到与政治等值的地位，方可消除由角色欠缺所引起的焦灼感，慰藉躁动不安的良心，以获得短暂的心理平衡。尽管绝非每一个人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本能层中的心理防卫机制通过补偿这一功能确实在不知不觉地拯救着他们的内心困境。因而即使从政治第一线撤退的“伤员”，也往往不是退到远离前线的大后方，而是驻足于接近政治的边缘地带。像近代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施复亮在1929年与改组派决裂后，一度“决心永远做一书生而不再过问政治”，但接着又补充说明“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他以后编著的几十本学术性著作无不带有经世致用的意味。这样，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里，西方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学风依然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而为人生求知识的传统却被阐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又给近代学人带来了一重传统抑或西化的困惑。像梁启超虽然深谙“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应该“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但为时代精神所感召，却又不得不上承顾炎武学风，“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治”。
第三重层带是“舆论干预”。学术救国仅仅是将学术上升到政治的功用，实际上依然有负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职能。而中国的现实是如此黑暗，身为知识分子的就不能不有感而发而产生“言论的冲动”。大革命失败之后，章乃器因不满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决然独自一人创办《新评论》半月刊，“想利用自己空闲的光阴和敷余的进款，去办理一种适合个性，而有益于人类、国家和社会的事业”。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常常写文章到深夜，一直坚持到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舆论干预是介入政治的一种间接方式，在缺乏新闻言论自由的近代中国，它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与直接介入政治相差无几。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此道，一方面由于它不妨碍学术研究，可以同时身兼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角色，更重要的是出自一种保持人格独立的考虑。他们认为，政治关系是一种异化关系，距离现实政治愈近，必须计较的利益得失和派生因素就愈多，就愈容易失去真实的自我。梁漱溟在1946年初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旧政协之后，即刻打算脱离现实政治，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他解释说：“为要与大家行动上一致，就不能发抒自己的见解。然而我不能老闷在心里不说，今后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又不方便说话了。”梁的看法不可谓不聪明，他窥出了只有与现实政治保持一段若即若离的、超功利的联系，才有自己良心的发言余地。傅斯年向胡适建议的“与其人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这种选择接近于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的那种“不感兴趣的兴趣”。
最后一重层带是“直接参政”。舆论干预固然便于纯化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在大一统的中国，它的实际功效与在西方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有人就这样批评梁漱溟：“热心救世而搞政治的人，独往独来、超然物化的学者风度，有时候不但用不上，而且会贻误的。”既然在近代中国政治是君临一切、主宰一切的精灵，那么欲改变现状，就不能专恃批判的武器，而应该动用武器的批判。因此有志于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大都直接跃身于政治的漩流，通过组织各种政党，或以暴力，或以改良的手段，谋求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从而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变革整个传统的制度。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黄炎培原本对参政甚为清淡，他尽管关心国事，但仅止于政治外围的言论以及非政治性质的社会团体活动。但在抗战期间调解国共冲突的过程中，他领悟到知识分子欲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切实的作用，只有联合起来组织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后来他深有感触地说：抗战八年使人“发生一种新的觉悟，认为各自守住岗位，任何努力，为公为私，总觉不够，每一个人，都须关怀政治，研究政治，在可能状态下并须参与政治” 。像黄炎培即使参政也有一条严格遵守的界定，即“投入时可以为参政员，不为官吏”，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却以参加政府为治国平天下的终南捷径。像陈布雷在大革命初期是擅长“批判的武器”的，他在《商报》上以“畏垒”为笔名的政论曾经是那样倾动江南，脍炙人口。然而北伐军到来之际，也却效忠蒋氏，甘当幕僚。陈布雷之所以决然从政，本来不无进一步发挥政治功能、彻底改造军阀政治之意，结果被改造的不是军阀政治，倒是改造者自身。当年赫赫声威的“畏垒”先生成了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为蒋介石所随意摆布使唤的“文胆”而已。何其可悲、可哀！
概而言之，从上述知识分子选择的四重层带来看，“超然治学”和“直接参政”恰恰构成遥相对立的南北两极；这两重层带中的知识分子从各自的切人点对双重角色作了单向认同，因而也就负上了无从弥补的人生缺憾。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历史形象很难归于完美的一类。“学术救国”和“舆论干预”都是希图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维系某种心理的或实在的子衡，以满足历史向知识分子提出的双向社会需求。然而选择这两重层带的知识分子是否无愧于历史却大有可怀疑之处。“学术救国”所具有的政治功能说穿了只是心理层中自我慰藉的人的幻觉；而在学术上过于追求非学术的社会效果，又多多少少影响了学术本身的独立发展。在近代中国，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寥寥无几，而以学术经世致用、改造人生的文人却不在少数，这是中国实现社会变革的福音，然而是否又是近代学术迟迟未能腾飞的潜因之一？至于“舆论干预”，正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的那样，在大一统的近代中国完全不可能起到像在西方那样的政治功效。无怪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苦守“舆论干预”者为数甚少，凡有志于献身政治改革的大都跃入了政海。
倘若将“超然治学”与“学术救国”，“舆论干预”与“直接参政”作为分别对待学术与政治态度的两组模式，那么西方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截然相异；他们一方面是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又以舆论参与国家政治，因而他们可以实现对双重角色的整合认同。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正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条件，一个多元化的生存环境。这也许恰恰成为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幕悲剧的真实历史底蕴。在今天，欲摆脱这幕悲剧的现实纠缠，一方面必须致力于改变一切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双重角色也必须有始终如一的清醒意识和严肃坚定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同等历史前提。尽管既定的生存环境制约着前人或今人，但后人的生存环境毕竟是由今人选择的，因为我们有幸撞上了一个充满选择机遇的大时代。
（文章来源：《走向未来》杂志1987年第2期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