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组织学会对于学术研究的引导与促进作用不言而喻。成立至今已69年的中国史学会，具有厚重的底蕴和广泛的影响力。张海鹏先生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负责人，他学术视野宏阔，眼光超卓，对于中国史学会在21世纪的发展倾注心力，不惮辛劳，切实笃行，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对于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组织学会对于学术研究的引导与促进作用不言而喻。成立至今已69年的中国史学会，一直致力于凝聚史学研究者，广泛组织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具有厚重的底蕴和广泛的影响力。张海鹏先生曾担任中国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第七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第八届理事会会长，直至2015年卸任，他任中国史学会负责人长达17年。对于史学会在21世纪的发展，海鹏先生倾注心力，不惮辛劳，切实笃行，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一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之发展，同“史学会”的兴起也有一定关联。据考证，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为1908年成立的湖北史学会。[①] 此后中国史学界曾多次尝试建立全国性的史学会，但因民国政局持续动荡，这些史学会实际影响与作为比较有限。[②]1949年政权易代，中共相当重视史学，且强调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很快被提上日程。1949年7月1日，由郭沫若、范文澜等50人发起，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宣告成立。筹备会选举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11人为常务委员，并推选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侯外庐、杨绍萱任秘书。[③]新史学筹备会发展相当迅速，至1951年7月，总会会员已达289人；全国各地分会和分会筹备会有15个，各地分会会员达606人。全国共有会员900余人。[④]
新史学筹备会本有整合史学界各方力量以建设新史学之用意，通过座谈与讲演活动，使解放区与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及旧史学工作者彼此增进了解。这些活动多由范文澜主持。季羡林回忆：“当时刚一解放，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脑袋里面问题很多，当时给我们做工作的就是范老。我记得好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成立之前，范老就广泛地和北京的知识分子接触，……每礼拜聚会学习一次，范老亲自参加。”[⑤]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团结史学界，改造旧史学，创造发展新史学”[⑥]。 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理事43人，候补理事9人。常务理事7人。选举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向达任秘书长。由于郭沫若、吴玉章其他社会活动颇多，此后直至“文革”，中国史学会均由范文澜实际主持工作。1952年“社联”取消，中国史学会秘书刘寿林、干事王世昌都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史学会的秘书工作，由刘寿林兼管。在范文澜主持下，中国史学会整合史学界力量、组织编纂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举行学术会议，多有建树。[⑦]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一切均脱离常轨，中国史学会自难幸免。告别“文革”后，重建中国史学会被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4月8—12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重建大会，时任近代史所所长的刘大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⑧]虽采取主席团制，刘大年只是五位主席之一，但因中国史学会上级主管单位为中国社科院，刘氏实际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其领导推动下，史学会开展了诸如组团出席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举办学术会议、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中国历史学年鉴》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后来考虑到“轮流执政”的主席团制影响效率，刘大年推动改革中国史学会的运作机制，将之明确挂靠在近代史所，由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各出一人组成日常办事机构；改主席团制为会长制。[⑨]后来实际上由近代史所独力承担中国史学会的日常工作。
中国史学会无疑是中国历史学界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团体，全国除西藏自治区、海南省尚未建立历史学会外，其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均是其单位会员。
二
张海鹏先生与中国史学会渊源颇深。在1998年9月召开第六届中国史学界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2004年4月，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2009年4月，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领导职务，且因史学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立于近代史研究所，海鹏先生作为近代史所的领导，不辞辛劳，乐于奉献，对于中国史学会的工作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
他着力推动中国史学会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举办学术讨论会，促进学术发展。
作为学术团体，自以推进学术发展为中心工作。举办学术讨论会是促进学术的重要途径，中国史学会历来重视组织讨论会。1957年11月2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学术报告会。1958年9月28日，中国史学会召开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由范文澜主持，与会者有北京史学工作者和吴玉章、李济深、黄炎培等60余人。范文澜作题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的发言。会上印发了刘大年等所写有关变法运动的研究论文10篇，并结集为《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⑩]1961年4月7日，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联合举行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范文澜主持会议，他特别针对学界自1958年“史学革命”以来一度泛滥的空疏学风，强调要“反对放空炮”，树立踏实研究的良好风气，不做言之无物的空洞文章。[11]范文澜的讲话以《反对放空炮》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在当时史学界产生相当大的反响。[12]1961年5月30日，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联合召开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13]范文澜在会上发言，针对当时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破帝王将相论”，他指出：这种论调好象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封建王朝与帝王将相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问题在于以正确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而不是简单的抹掉。打破王朝体系，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14] 1961年10月16-21日，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在武汉联合举办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学人共105人，提交论文44篇；[15]吴玉章主持会议并发表针砭时弊、匡正学风的讲话，范文澜、李达、翦伯赞、吕振羽、吴晗等著名学者与会，可见会议规格之高。对于此次会议，近代史学界以相当大的热情，紧锣密鼓的进行学术准备。会后由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收录论文32篇，约50万字，体现了当时条件下较高的学术水准。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来说，此次会议实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中国史学会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间，通过组织召开学术讨论会，切实发挥了促进学术发展、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对史学界一度盛行的将阶级观点推向极致的不良倾向有所抵制。但总体说来，因当时条件所限，史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数量不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着力于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其学术影响亦主要通过学术讨论会辐射开来。
海鹏先生2004年担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2009年至2015年担任会长，在此期间，他倾注心力组织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其要者如：2004年9月中国史学会与山东省历史学会主办甲午战争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3月，中国史学会与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8月30日-9月1日，中国史学会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联合主办“林则徐与近代中国——纪念林则徐诞辰22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5年9月，中国史学会与宁夏大学合办“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世界历史工作委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论坛。2006年9月23日至26日，中国史学会和曲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由中国史学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2006年11月，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史学会共同组织“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组织大会”。 2009年8月，中国史学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合办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中国义和团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11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中国史学会组织召开 “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年12月，中国史学会主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承办第五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2014年9月，中国史学会与山东省社科联合作召开“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5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与福建省社科联、福建社科院等联合主办纪念林则徐诞辰2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主题丰富，范围广泛，切实发挥了中国史学会的学术组织引导作用。
（二）加强国际联系与合作。
海鹏先生在2014年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国史学会加强与各国史学会的联系，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史学会开展国际合作的一个方向。” 2013年，中国史学会了解到俄罗斯历史学会希望与中国史学会联系，他明确提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必要的联系，促进相互合作。[16]2013年6月，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一行访问俄罗斯，同俄罗斯史学会商谈加强两国史学会交流事宜。俄罗斯历史学会近年在总统普京支持下改组，大大提高了俄罗斯历史学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兼任，执行主席是叶利钦时代的副总理。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会见了王建朗，就纪念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召开70周年，双方就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达成了共识。2013年11月，中俄两国史学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1943：战后新格局的奠基”国际学术研讨会，海鹏先生致开幕辞，指出此次会议“要用学者的研究成果，用学者的良心，研究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波茨坦会议的历史，论证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地位。”[17]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会议开幕式上，中俄两国历史学会就两国历史学会合作备忘录举行了签字仪式。
2015年5月，为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史学会组成五人代表团赴俄出席了两场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5年9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史学会在重庆举办了“中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中俄两国史学会合作举办的第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史学会与俄罗斯史学会的密切联系与合作，促进了两国史学界的了解与学术交流，亦充分发挥了历史学经世资政之作用。
俄罗斯而外，中国史学会还同日本史学界进行合作交流。2011年11月5-6日，中国史学会与清华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联合举办的“辛亥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横滨召开。
中国史学会扩大影响，走向世界，更为重大的举措为成功主办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后文详论，兹不赘述。这无疑体现出海鹏先生宏阔的视野与超卓的眼光。
（三）对非历史主义思潮积极发声。
作为具有高度权威性与广泛影响力的史学学术团体，中国史学会历来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倡导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同时强调研究历史应深切关注现实，不能脱离现实关怀。面对非历史主义思潮，尤其在事关民族国家利益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国史学会从不含糊，海鹏先生与史学会其他主要负责人如金冲及、李文海均感责无旁贷。2003年5月，央视1频道在新闻联播后播出长篇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海鹏先生和金冲及、李文海诸先生均敏锐地感觉到此剧并非像其宣传的那样是一部“历史正剧”，而是一部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都有错误的电视剧。张海鹏、李文海、龚书铎分别撰写文章，对电视剧《走向共和》提出公开批评。
2005年1月6日，在海鹏先生与李文海先生的组织推动下，中国史学会与教育部社科中心合作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绩，对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讨论。3月19日再次召开研讨会，着重研讨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史学研究的干扰及其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深入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谬误、危害和根源。中国史学会与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学术研讨会，研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领域中一些倾向性问题。海鹏先生与李文海先生、齐世荣先生等人出席。10月，由中国史学会和该校社科中心组织撰写的《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会通过旗帜鲜明的发声，无疑有助于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中分清是非，正本清源。在学界和社会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1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泛起，力图否认、掩盖日本侵华史实，在政府的推波助澜下，其历史教科书对侵华历史严重歪曲。2005年4月5日，中国史学会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主办首都史学界抗议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歪曲历史教科书座谈会。海鹏先生在座谈会上发表谈话，从学理上对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并予以严厉谴责。2005年10月22日，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纪念亚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5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韩国、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海鹏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强调指出：以战争为手段来处理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性错误，是日本军国主义政策造成的。构成目前中日关系危机的主要因素，是历史认识问题。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政界和社会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是大大后退了。日本应该从国际大战略出发，从远东地缘政治关系出发，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史，反省1945年战败的历史，学会与亚洲各国和平共处。[18]
三
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在中国山东济南举行。这是素有“史学奥林匹克”美誉的历史科学大会创办115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实践了国际历史学会近年来提出的国际化战略。这次大会的成功申办与召开，圆了中国史学的百年梦想，在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的路途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是提高中国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话语权和国际形象的一次重大实践。在此次盛会的申办、筹备过程中，担任中国史学会负责人的张海鹏先生运筹全局，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大会）创始于1900年。中国早在1905年便对国际史学大会有所关注。国际历史学会也期待中国史学家的参与。1938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第八届国际史学大会，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当中，中国政府仍排除艰难，坚持派胡适参加了此次史学大会。1979年3月，第14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中国史学家参加将于次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国际史学大会。1980年8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第一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中国史学会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1985年，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刘大年率领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了在德国斯图加特举办的第16届国际史学大会。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的交流，1993年中国史学会提出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计划，此申办计划获得国务院批准。1995年，以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为团长、中国社科院党委书记王忍之为顾问的中国史学会代表团，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出席第18届国际史学大会。中国史学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申办陈述，正式提出2000年在北京举办第19届国际史学大会的申请。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此次申办惜败于另一申办国挪威。但中国史学界并未因此次受挫而气馁。
2004年4月，张海鹏先生当选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他积极与国际史学会负责人联系。是年4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科卡教授来到北京，表达了希望中国承办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国会议的意愿。张海鹏积极回应，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支持。同年11月22日，他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Jean-Claude Robert教授在北京国际饭店见面，就国际历史学大会选择会址及成员国会议如何组织等问题作了详细讨论交流。[19]2005年7月3日，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召开。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24人出席此次盛会。张海鹏任代表团长，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为名誉团长。中国史学会组织的“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专题讨论会是此次大会唯一以国家为主题命名的讨论会，来自不同国家的7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场会议。此外，中国代表团还全体参加了“现代性历史的再审视：东亚道路和模式”讨论会，代表团成员分别出席了其他分场。中国学者在会上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获取国际学术动态信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历史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悉尼期间，张海鹏出席了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向国际史学会提出2007年9月在北京举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组织大会”在北京举行的申请（笔者按：“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组织大会”五年中举行两次，一次于国际史学大会期间举行，一次在两届史学大会的间隔期间择机举行），获得通过。[20]
2006年12月18日，张海鹏与来访的国际史学会主席何塞•路易•佩斯特和秘书长让-克劳德•罗伯特会谈，就2007年9月的会议作了具体安排。2006年12月20日，张海鹏主持中国史学会在京负责人与佩斯特、罗伯特的座谈。中方表达了希望2015年国际历史学大会能在中国召开的愿望。双方还就2015年国际历史学大会的申办程序事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1]
2007年9月14-19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组织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5大洲27个国家的代表与会。会议由三个部分组成：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成员会议、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组织大会和“中国历史学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9月16日“中国历史学的现状及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史学会主办，目的在于促进各国学者了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现状。此次会议增进了各国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界发展状况之了解，为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作了铺垫。
张海鹏认为，再次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并着手选择会议举办地及承办单位。2009年2月，张海鹏与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等人就申办之事进行座谈。山东大学明确表示承办此次大会的意愿，且已获得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山东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山东大学亦以文史见长，为我国史学研究重镇之一。中国史学会综合考虑，最终决定选择山东大学为承办单位。[22]中国史学会申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意见，也得到国务院的同意。2010年3月，中国史学会致函国际历史学会，正式提出申办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书面申请。
2010年8月，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以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为团长的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学者基本上全体出席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现代化比较研究”专题讨论会和“战争和占领”专题讨论会。此外，中国学者还分别参加了其他各场讨论。“中国、印度和日本的现代化比较研究”讨论会由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日本、印度学者三人共同主持，张海鹏研究员做了“1860—1890年代中日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的报告，李伯重教授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石：19世纪中国全国性市场”的报告，王建朗研究员对张海鹏的报告做了评论。在“战争和占领”的讨论会上，近代史所所长步平提交了“二战期间日本使用化学武器的研究报告”的论文（汪朝光研究员代为宣读）。
中国代表团在本次大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申办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2010年8月22日，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在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作申办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陈述。8月24日，中国史学会举行招待会，招待会播放了中国史学会精心制作的申办宣传短片，张海鹏会长在招待会上做了10分钟演讲，散发宣传图册，会议反响热烈。8月26日，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对中国史学会的申办要求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以36票支持、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中国山东大学举行的议案。此次会上，经过中国史学会的努力和国际历史学会的同意，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陶文钊研究员成功当选国际历史学会执行局成员。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当选执行局成员，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但为中国史学界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也为2015年成功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建立了最好的沟通渠道。[23]
中国史学会成功申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背景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空前提高。申办成功后，中国史学会与山东大学就全力投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
2011年9月12日，国际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教授来访，张海鹏与之就2015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筹备工作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弗兰克充分肯定了中国史学会的前期组织工作。[24]是年11月14日，国际史学会会长玛丽亚•希特拉（Marjatta Hietala）教授来华，就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相关事宜与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和秘书长王建朗交换意见。弗兰克、希特拉分别在张海鹏、徐蓝和王建朗等人陪同下到山东济南进行实地考察，与山东大学有关人士举行座谈。通过考察，他们打消了原先的一些顾虑，对济南的环境和山东方面举办会议的决心给予高度评价，对2015年成功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充满信心。[25]
为了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在中国承办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更多地发出中国声音，2011年初，中国史学会布置北京、上海、湖北史学会在听取本地区历史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分别提出议题建议，并将建议提交中国史学会秘书处。2011年12月26日下午，张海鹏主持召开中国史学会“研究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议题会议”，讨论决定向国际史学会提出的大会议题建议。[26]2012年2月25日下午，张海鹏主持召开中国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长会议，讨论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筹备事宜。最后确定其开幕式主题为：“文明：传承与对话。”并确定向国际历史学会提出了3个主题建议和21个专题建议。[27]国际历史学会执行局对来自各国的数百个建议加以整合，在2012年夏提出了70多项建议选题。
2012年9月6-8日，国际历史学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代表大会，主要讨论第22届国际史学大会的有关事宜。中国代表团由张海鹏率领，成员包括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国际史学会执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杨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际处处长吴波龙等人。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报告了2015年济南大会的准备情况。此次会议还对2015年济南大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设置四场主题大会：1、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中国史学会主持），2、历史化的情感（美国史学会和澳大利亚史学会主持），3、世界史中的革命（法国史学会、日本史学会等主持），4、历史学的数码转向（美国史学会主持）。此外还确定了27场专题会议，18场联合会议，19场圆桌会议，1场特别会议，2场晚间会议，49场各附属专业组织主办的讨论会。在为期两天的会议里，围绕着筹备2015年济南大会这一主要议题，代表们畅所欲言，踊跃提问；中国代表团和国际史学会济南大会筹备委员会就各国代表们的疑问进行了答复，不但消除了他们的顾虑，而且使与会代表对2015年在中国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充满了期待。[28]
在以往的历次史学大会中，中国史学会提出并被采纳的议题通常仅一到两个，由中国学者主持的会议一般也仅为一到两场。第22届国际史学大会采纳中国史学会提出的议题有9项之多，最终确定担任主持的中国学者达12人。
为进一步检查中国方面筹备国际大会的情况，2013年10月22日，国际历史科学会执行局多数成员来到济南，参加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的“区域文化与齐鲁文明”学术研讨会，并召开国际史学会执行局会议。该执行局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本届系首次在中国召开，其重要议题就是为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做相关筹备，中国史学会代表、山东大学代表与国际历史学会执行局成员一起，花了三个单元时间商讨2015年大会各项具体事宜。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和秘书长发表了谈话，充分肯定了中国方面的筹备工作。该秘书长说，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接受中国史学会申请，决定在济南办会的时候，国际历史学会执行局其实是比较悲观的，现在看来选择济南是正确的，表示对于在济南办好大会充满了信心。[29]
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成功召开。大会引起全球范围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参会人数达到2600余人，其中外宾900多人，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参会学者来源国别之多也是历届大会少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为大会发来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贺信并致辞。国际史学会主席希特拉、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设置四大主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和联系”、“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作为首场主题报告，体现了国际历史学会、全球历史学家对中国的重视；同时围绕这一主题为中国史学家和其他不同国家、不同党派的史学家提供平等讨论的平台，也充分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自信与学术自信，学者们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在全球化和多元世界中所发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大会还安排了27场专题讨论、18场联合讨论、19场圆桌会议、国际历史学会17个附属组织和2个直属组织及其他会议。各类会议共计185场。讨论议题十分丰富，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贸易、历史旅游、公共史学与博物馆、文化遗产、妇女、婴儿、婚姻、家政、宗教、音乐、足球、海洋及研究理论方法等。在由国际历史学会各成员组织负责举行的四场主题大会及64场讨论会中，由中国学者担任会议主持或者联合主持并由中国史学会协办的会议有主题会议一场，分场会议9场。此外还有两名中国学者受国际经济史协会和国际妇女史联合研究会之邀担任了会议主持。中国学者担任评论文评议人数超过70人，论文涉及中国的超过90篇。如此多的议题入选、如此多的中国学者担任会议主持和评议，使中国声音在国际史学大会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
此次大会是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范例，对中国史学、乃至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影响颇为深远。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中国学者将更重视与国际史学界的平等交流对话，并进而促进国际学术界话语体系更为合理的重构；中国价值的国际表达将得到更为广泛的理解，东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将得到更为积极的尊重。
中国史学界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初步了解到加入，直至最终申办成功，反映出中国学术由被动追慕到主动争夺话语权的转变，更折射出近百年来中国由屈辱沉沦到国力日盛民族复兴的实际历史进程。张海鹏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史学会，果断抓住历史机遇，全力投入此次盛会的申办与筹备工作，并寻求各方力量襄助支持，终于成此盛举。此中工作之繁琐复杂，海鹏先生夙兴夜寐，为之倾注无数心力，实难备述。
以往的史学史往往多关注“学”，而较忽视“行”，实则“学”与“行”有紧密联系， 史家在学术组织、领导方面的实际作为，也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术发展而言，精深的专题研究与宏观的组织规划均不可或缺。张海鹏先生早年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专题领域深耕细作；后来任职研究所的领导职务，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的负责人，其工作重心转向学术领导、组织。他不仅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超卓的学术眼光，同时亦体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且甘于奉献，不辞辛劳，对于中国史学会充分发挥其学术领导功能居功甚伟，对于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 俞旦初：《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湖北史学会初考》，《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②] 详参桑兵：《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9-176页。
[③]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天津 《进步日报》1949年7月2日，第1版。
[④]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上海《大公报》1951年9月28日。
[⑤] 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页。
[⑥] 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⑦] 参见蔡美彪：《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1页。
[⑧] 参见《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18-49页；《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723页。
[⑨]《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101-106、117页。
[⑩] 《史学界集会纪念戊戌政变六十周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第6版；蔡美彪：《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6页。
[11] 《史学界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光明日报》1961年4月8日，第1版。
[12] 黎澍：《记<历史研究>杂志》，载历史研究编辑部：《<历史研究>四十周年纪念》，1994年。
[13] 《史学界举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光明日报》1961年5月31日，第1版。
[14] 《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一百一十周年》，《光明日报》1961年5月31日。
[15] 李时岳、罗耀九、谢承仁、吴纪先、陈隆坡、刘望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另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光明日报》1961年10月23日，第1版）所记共提交论文为46篇。
[16]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汇报——在中国史学会单位会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17] 张海鹏：《“1943：战后新格局的奠基”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未刊。
[18] 《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大事记》，未刊。
[19] 《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大事记》，未刊。
[20] 《悉尼会议总结报告》（张海鹏），未刊。
[21] 《张海鹏自编年谱》，未刊；《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大事记》，未刊。
[22] “张海鹏、徐显明座谈记录”，未刊。
[23] “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总结报告”，未刊。
[24]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汇报——在中国史学会单位会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25]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汇报——在中国史学会单位会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26] 《中国史学会开会研究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议题》，未刊。
[27] 《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会长会议纪要》，未刊。
[28] “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国际史学会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会议纪要”，未刊。
[29]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汇报——在中国史学会单位会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2014年11月8日，未刊。
文章来源：《晋阳学刊》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