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启蒙先驱 文化巨擘”——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新闻台|启蒙先驱 文化巨擘——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来自两岸的数十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会场讨论十分热烈，学者们的对话也碰撞出了不少火花，会后有多家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今天我们选取了会议当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的发言。
梁任公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精英，他是两代间的文化巨人，直接影响了两代青年的成长。在面临东西文化冲突、国家遭受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两代青年如何建立起新的人生观、世界观，梁任公先生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都受过他的影响。这样一位人物的全集出版，可以说是我们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主编汤志钧先生父子花了30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修成正果，可喜可贺。
我常常感慨，梁任公先生只活了56岁，却给我们留下这么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他的思想总是站在前沿，非常的敏锐。他又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他的片言只字都值得收集。古往今来，所有的”全集”都不全。但是，这套《全集》目前是最全的梁启超的集子，这毫无疑问。下面我谈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第一，我专门注意了一下《全集》中的书信和函电，初步计算了一下，大概有一千三百五六十通的样子。联想到编《胡适全集》的时候，因为胡适自己有三个不同时期的来往信函的记录表，我根据他的记录表推算，平均每天发出两封信多一点。我想梁任公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他也是广交朋友。那么，他的书信来往的频密程度，应不亚于胡适。这样推算一下，他的寿命比胡适短15年，我想至少也应该有一万通以上。比如说，《全集》中给熊希龄和张君劢的函、电，好像都只有一通。我们都知道梁先生与这两个人的交往是很密切的，应不止是一通，应该是很多。梁任公先生，胡适说他的书信非常值得保存，因为纸精墨好，他书法又很好，所以人们都愿意保存他的书信。现在问题是这些东西都分散在他们的几代后人手里，可能有四五代，不大容易搜集。所以我建议主编能够继续留心，我想只要留意寻觅，还会有新发现。《胡适全集》就是这样，出版以后还陆续发现有新的东西。
第二，梁启超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一生追求一个政治理想——实行立宪政治。他从1901年写《立宪法议》到民国成立前后写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另外还有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关于政治的著作，他孜孜以求的是，希望在中国实行宪政。什么是宪政？梁启超有一个很通俗的解释，他说宪政就是对权力加以限制。他用八个字非常精辟的阐述：宪政就是“人各有权，权各有限”。哪怕你被认为是一个罪人，你也有一定的权利；你是最高的总统、总理，权力也有限制，受法律的限制，受国会、议会的限制。权力不加限制，就会干坏事。白坚武这个人，长期给吴佩孚做幕僚，他对中国的官场非常熟悉，他的日记里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这句话是骂人的，不大好听，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他是指当时的中国官场，他说：“人本明通，做吏十年，便成混蛋”。意思是说，一个人本来很明白事理，很通达，是一个好人。但在官场混了十年，就会变成混蛋。他的说法有夸张，但是针对当时中国腐败的官场，我认为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权力不加限制，人就会干坏事。老百姓有时候也会做错事，做坏事。但是因为他手中无权，有一些坏事他想干也干不了。当官就不一样，他想干什么坏事就能干得了。所以权力一定要加以限制。梁任公先生终生追求的实行宪政的目标，他说国家的国体是君主还是民主，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能否实行宪政。
第三，梁启超先生在处理东西文化的态度上，立身行事的方法原则，很值得赞佩。大概是十年前“南长街”的文献发现出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我在那个座谈会的发言中，讲到一个意思，拿梁任公和胡适先生做比较，这两个人都不排斥西方文化，都主张中西文化结合起来，产生一种能够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但是胡先生给我的印象，因为他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比较深、比较透一些，他就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我们的文化里面适合于、接近于、符合于这个标准的，我们要保留和发扬要光大，否则就舍弃，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梁任公先生跟胡适有一个微妙的区别。梁任公主张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去选择西方文化。我们需要的，就拿过来，对我们有益的就拿过来，我们缺的就拿过来。所以我观察这两个人一生奋斗的结果，我觉得梁先生的原则在中国的环境下似乎更适合，更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容易收到效果。
我认为梁任公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充分体现了他这个原则，是一种成功的榜样。梁任公先生的家庭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在梁先生的教育与培育之下，这个家庭里产生了三个院士，“一门三院士”，没有第二家。在古代有所谓“一门出几个进士”的说法。但那往往是不同几代人出的进士，把它合起来说。而梁家的三院士就是同一代人，就是任公先生的三个儿子，这一定是跟梁任公先生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大概十几年前，甚至于二十年了，杨念群先生的母亲吴荔明教授写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这本书出版之后送给我一本，我看了以后非常受感动。其主要材料是梁任公给他的孩子们写的书信，吴教授写的非常生动、亲切可读。我自己读了以后，买了十几本赠送给我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应该分享，看看梁任公先生怎么处理家庭，怎样教育子女，值得我们称道，值得我们效仿。
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