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反帝运动，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主流。
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这个高潮，包括爱国救亡的戊戌变法运动和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也包括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两次武装起义——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甲午战争时开始走上武装反清、争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义和团反帝风暴给孙中山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以为时机不可失”，发动了惠州起义（《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
孙中山不愧是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评价，虽然曾有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孙中山从不崇拜愚昧落后，但他高度赞扬了义和团英勇顽强的反帝斗争精神。这些评说是值得我们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加以深思的。
在一九○○年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是弱小的，影响还不大，并暴露出种种弱点，但他们早期的革命实践就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性。义和团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起义，都具有爱国救亡的性质；但阶级内容、活动特点的不同，使二者既有规模、力量、作用大小的差别，又有自发与自觉、新式与旧式的区别，并决定了大规模自发群众运动的终结和自觉革命运动的兴起。过去的研究中，一向存在过分颂扬自发、贬低自觉运动的倾向，这不符合历史的公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真正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庚子事件起了划分历史阶段的重大作用。义和团运动从正反两方面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是主要的不是来自它的成功，而恰是由于义和团的失败。
一
帝国主义的压迫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反抗。甲午战后，“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每日都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已经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兴中会章程》，《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一八九七年末，康有为《上皇帝万言书》进一步惊呼：“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89页。）如果说，乙未年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孙中山组织的第一次广州之役、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山东大刀会等斗争，是甲午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起点；那么，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支持下进行救亡图存的“百日维新”，就已经是这次民族解放运动中有声有色的一幕了。紧跟着戊戌变法运动被清朝封建顽固派血腥镇压失败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运动。
义和团反帝运动是这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主流。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感性阶段，它的斗争表现出反帝斗争的坚决性和笼统排外的落后性。义和团出自北方农村，“多似乡愚务农之人。”“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民也。”（《庚子记事》；《拳案杂存》，《义和团》（丛刊）第4册，第451页）这正是民族反抗斗争的特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受害的阶层是广泛的，他们仇视帝国主义的愤怒情绪，尤其是对外国宗教侵略势力的对立，通过义和团斗争而集中爆发起来。由“仇教”而发展成“扶清灭洋”，这对自发的群众反帝斗争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与其说“灭洋”为了“扶清”，倒不如说“扶清”、“顺清”、“保清”是为了“灭洋”。这个斗争口号，把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民族矛盾的激化，给自发的义和团运动带来了复杂性。没有任何新的阶级力量来领导北方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斗争，运动中出现种种幼稚、落后、愚昧的行动是难以避免的。封建顽固势力极力煽动盲目排外主义，仇视一切与“洋”字相关联的事物，利用、愚弄以及出卖义和团，造成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必然遭到的历史悲剧。但是，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反抗，使列强失色，清廷失措，惊醒全国人民，做为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列宁在一九○○年《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的战争》，正是把义和团运动与印度士兵起义、布尔人的抗英战争相提并论，寄以深切同情；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欧洲“目前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的鬼话。列宁在这篇不朽的文章中，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3——217页。）觉悟的工人阶级，即使对处于最落后阶段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也应该采取同情和支援的态度么？列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时的孙中山刚刚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寻找真理，诚心诚意地为救国救民而献身奋斗。不过，他不会、也不可能觉悟到要去联合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和他格格不入。孙中山反清，不“扶清”，他不是“义民”，是“当时政府的叛徒”（《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550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是他提出的奋斗目标。他是伟大的爱国者，却不能提出反帝，也不主张“灭洋”，而要学习外国，幻想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他看来，挽救民族危机，只有学习外国，走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是他先进性的表现。
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不是没有人主张劝说义和团“改扶清灭洋标志为革命排满”者，个别人还曾亲自去天津见义和团大师兄，终于感到“拳党顽固，无可合作”而失望（冯自由：《革命逸史》；《辛亥革命》（丛刊）第1册第153页。）。义和团对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会把孙中山等人视为“二毛子”。义和团视清政府为国家，把封建顽固派当作同盟者而加以联合，这是他们落后的小生产者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和义和团中“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
孙中山与义和团没有任何联系。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没有联合的可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义和团，都没有主动领导或接受领导的觉悟，这是时代的限制。
孙中山从革命活动开始，主要是联络有反清传统的会党群众。义和团兴起时，他派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联络会党的机关，与广东的会党取得密切联系，又派史坚如等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组成兴汉会，孙中山代替杨衢云被推为总会长，积极筹备第二次武装起义（见陈白少：《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丛刊）第1册，第60—62页；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清国革命谈》等《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政府对外“宣战”，南方督抚勾结帝国主义拒绝“矫诏”，全国出现分裂局面，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64页。）。英国政府曾一度策划两广总督李鸿章脱离清政府，据两广“自主”。香港议员、英籍华人、孙中山的老师何启，在香港总督卜力授意下，与陈少白密商，拟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孙中山“颇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搞广东独立，决定“分头办事”：一方面仍加紧准备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一方面准备和李鸿章商谈“合作”（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79页。）。当他得知李鸿章尚在观望形势，且有诱捕自己的阴谋，便拒绝前往广州。不久，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孙中山才彻底打消了与李“合作”的念头。这说明他对帝国主义和李鸿章存有一定的幻想。
论者往往根据《致香港总督书》，认为孙中山同资产阶级改良派没有什么两样，也攻击义和团“妖言惑众，煽乱危邦”，全盘否定义和团。其实并非如此。《致香港总督书》和《平治章程》是“何启拟一英文稿，由全体会员署名，送与香港总督”的（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丛刊）第1册第66页。冯自由说是陈少白起草，由何启译为英文，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92页。）。这时孙中山正居住横滨策划惠州军事，得陈信表示同意上书并署名。《致香港总督书》中，全文也没有一处单独攻击义和团，只提到“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势将靡烂”，对英国表示“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在历数清政府罪状，诸如“屈俊杰”、“渎邦交”、“嫉外人”、“虐民庶”、“仇志士”、“尚残刑”、“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愤师”、“忘大德”、“修小怨”等，表现是非模糊，看来确是出于何启的手笔或意见。其中“诲民变”中，说到“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这虽然是反对义和团的态度，但是出发点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的清王朝（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92——94页；《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52——55页。）。
在孙中山著述中没有攻击过义和团为“团匪”（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一文的旧译本有三处“拳匪”字样，这是旧译的错误。孙中山此文乃得玉宠惠之助，用英文写的，题曰The true solution ofchinese question，发表在美国，东京日文《革命评论》和香港《中国日报》翻译刊载。中文旧议是《中国日报》的译文。根据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总理全集》第四集影印原稿，皆无“拳匪”字样，而是“一九○○年义和团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等。新译文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63页。）。一九○一年在他支持、赞助的《开智录》中，发表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一九○三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明确肯定义和团的英勇斗争表达了“民情”，看到由于义和团等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可能“分割”中国。指出：“观于义和团民……视死如归，……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枪”，就会更沉重地打击侵略联军。“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98——602页。）一九○四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指出排外仇外是清王朝顽固派所煽动起来的：“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一九○○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他认为，封建顽固派煽动排外主义与蒙昧主义的目的，是不使中国人民“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页。）后来，孙中山在《民权主义》讲演中，对义和团进一步作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他肯定义和团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他说：“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与英国提督西摩所带三千联军“肉体相搏”，“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3——724页。）
当然，孙中山限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要求他完全正确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不可能的。他对义和团运动有批评，有否定，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他不崇拜愚昧落后。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指出，义和团以“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在《民权主义》讲演中指出，义和团仇视一切“洋”物是“对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不相信外国真有文明”（《孙中山选集》，《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资产阶级革命家虽然轻视群众斗争，但也看到了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而带来的种种弱点。孙中山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还不能明确指出，是什么原因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什么义和团产生“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真正的革命家怎样正确对待领导群众运动。而这些恰是当时孙中山所不能解决的。
孙中山没有和这次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义和团运动相联系，并不能据此而抹煞他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战士和领导者。他不仅在民族危亡关头，发动了惠州起义，还积极支持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特别是他热情关注、支援了当时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各国革命者中赢得很高的威望。李大钊同志指出：“这可以证明，中山先生早已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李大钊选集》第562页。）
二
义和团运动对孙中山的首要影响，是他认为“时机不可失”，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他在谈到要发动惠州起义时说：“今日事机已发，福祸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6页。）
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有利时机，对孙中山是十分重要的。他后来回忆道：“由乙未初败以至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174页）。那时一般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174页）孙中山所讲的是实际情形。
孙中山只有极少数革命追随者和宫崎寅藏等日本朋友，“尚不尽灰心者”，给他以鼓舞。他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鼓吹革命，派郑士良、史坚如等联络广东、福建、长江一带三合会、哥老会，艰苦地筹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九○○年的夏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高潮，极大地推动了孙中山战争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命郑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进行攻取”，乘此大好时机，用武装斗争“以救危亡”，来实现“挽回大局，再造中华”的目的。（《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79页。）
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集合于惠州归善三洲田。十月惠州起义爆发，半个月时间内，队伍由六百人发展到一、二万人，“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这支起义队伍，在外国人看来也是新奇的，它与“各地逢起的排西教会匪趣异，宣称以覆满洲政府为目的。”（《两广地方骚扰报告之件》，《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一。）可惜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了孙中山从海外接济起义部队的计划，起义军又无良好的群众基础，最后弹尽援绝，被迫解散（起义军没有搞好与村民关系而遭到邻村联合攻击。《两广地方骚扰报告之件》，《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一。）。史坚如为响应惠州起义，在广州城乡已联络绿林、防营，因缺乏饷械，“屡谋响应，皆不得当”，而冒险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被捕牺牲。
比较义和团运动、惠州起义和自立军起义，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民族危亡关头，从不同的立脚点，在不同的道路上，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战，构成了一九○○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义和团运动以其巨大规模、反帝坚决和重大影响而成为运动的主流。由于它的复杂性、落后性而带来的不反清而“扶清”，盲目排外，最终地失败了。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反对清政府中最反动顽固势力的斗争有其进步性，但受康、梁控制，目标模糊，又对帝国主义及张之洞有严重幻想，不能不导致失败。唐才常起义对后来有积极影响，但也同样不是由于它的成功，而在于它的流血牺牲告诉一切有志者应该走革命的道路。自立军失败后一部分觉悟分子参加到孙中山方面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虽然对英、日帝国主义有幻想，对群众运动缺乏正确的认识，影响也较小，但他们不“扶清灭洋”，不“攻团匪以救上”，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目标进行了斗争。在失败的情况下， 他们把骨干力量有秩序地撤到海外， 保存了一定力量。这一切都表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过去一些论著中，不适当地贬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活动，显然有失偏颇。
惠州起义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推动，它与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起义一起，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高涨。孙中山后来说：“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与庚子前“相较，差若天渊”。可见“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孙中山受到形势变化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和力量，逐渐赢得了开始觉醒的人民群众。
三
义和团的壮烈斗争及其失败的结局，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
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被帝国主义勾结清朝统治者剿杀于血泊之中。《辛丑条约》，使帝国主义进一步对中国加强了控制和掠夺。慈禧太后为头子的清王朝，出卖、屠杀义和团，公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成了“洋人的朝廷”，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彻底破了产。反对卖国的清政府成为斗争的主流。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全国，它用血的代价使中国人民对清王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孙中山指出：义和团之败，引出“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有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175页。）这使孙中山清楚地看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2页。）
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由叫嚣瓜分中国，而倾向“以华治华”，“保全”清政府。瓦德西认为“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法议员说“瓜分之说，不啻梦呓”。紧接着外国报刊纷纷冒出“保全论”。美国《纽约新西报》发表《论中国不可瓜分》的文章，提出“今为各国计，惟有扶其四万万人所戴之皇帝，使之复辟，再行亲政，则义和团不平而自平，……”（《论中国不可瓜分》，见《清议报全编》第17卷，第171页。）。
清王朝因获得帝国主义的“保全”而感激涕零，已经开始觉悟的中国人民却更加痛恨帝国主义走狗、卖国的清政府，揭露瓜分与保全的谬论。一九○三年，孙中山在《江苏》杂志上发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明确指出东西方帝国主义唱言“分割”或“保全”清朝都是办不到的。他认为清王朝“更无望矣，非彼之不欲自全也，以其势有所必不能也”。“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甘于弃地，日就削亡者，清国之趋势也。”如此反动卖国之政府岂有“可保全之理”！他认为，就“民情而论”，中国也无“可分割之理”，义和团的斗争就足以证明。孙中山指出，除中国有数千年统一历史等因素外，“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中者矣。”“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自保身家之谋，则支那人同仇敌忾之气，当有不让于社国人民也；然四万万之众，又非二十万人之可比也。”（《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98——602页。）孙中山从义和团看到中国的“民情”，看到群众斗争的力量，看到中国既不可能被瓜分、清王朝也不能被“保全”，反清共和一定能胜利，前途“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98——602页。）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力地驳斥了保皇派。义和团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用义和团等农民暴动并由此可能引起列强干涉来恐吓革命者，反对革命，坚持保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则声明，他们的“文明革命”与义和团不同，相信自已能使革命“有秩序”的进行，相信义和团以来发扬的民气不会遭到列强瓜分，坚持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立场。他们代表了先进的资产阶级自觉地起来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义和团运动之后，“中等社会”首先觉悟起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认识到，“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民族主义之教育》，《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9页。）他们相信自己能够站在“前列”领导“中坚”力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中国更多的觉悟者认识到守旧只能落后，必须学习西方才能强盛，把民族解放运动与学习西方紧密结合起来，并出现了高潮。孙中山指出：“义和团失败后，中国人民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人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4页。）这种思想的变化，是义和团用血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义和团用自己的斗争实践，否定了盲目地仇视一切“洋”物，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帮了大忙，使孙中山向西方寻找真理、走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
义和团运动和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志不少退，开始和留学生相结合”（槌子夫人：《亡夫滔天回忆录》，《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10页。）。他除继续从事会党工作外，把活动的重点转向日益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组织革命队伍，争取同盟者。这是孙中山革命历程的一个重大变化。义和团运动前，“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有所称下流社会，仅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苟与之言，独较缙绅为易入”，故孙中山从“联络会党入手”（《中国革命史》，《中山全书》第四册。）。义和团运动后，知识分子忧时感愤，民主革命勃兴。大批知识分子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留学欧美日本，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的社会力量。孙中山及时地“专从联络留学界及海外华侨入手，以培养人材，解决资金问题。”（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27页。）他积极支持留学生运动，热情赞助他们办刊物鼓吹革命，参加他们的爱国革命活动。一九○三年接见廖仲凯夫妇等有志革命青年，让他们多做留学生工作。义和团运动后，孙中山全部工作中“成效最著者，则为联络留东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6页。）各省留学生大批投到孙中山的革命民生派旗帜下。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开始与康梁保皇派划清了界限，开展了坚决的斗争。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定后，为了欺骗愤怒的群众，抵制革命，实行所谓“新政”。这使康梁极受鼓舞，他们大肆吹捧清朝的“恩德”，鼓吹立宪保皇，咒骂革命，反对共和。孙中山正确指出：“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政策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页。）孙中山不仅看透了清王朝的反动腐败，也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他支持与领导了革命报刊批判保皇论，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孙中山亲自撰文揭露保皇派的丑恶嘴脸，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二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互相冲突，互为水火”，号召群众“划清界限，不使混淆。”（《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2——5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04页。）接着又写了《驳保皇报》，痛斥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非先推倒这个反动政府，民族危机无法挽救。同时揭露了保皇派所谓爱国，不过是“爱大清”，不是“爱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见《檀香山华侨》，第18——19页。）孙中山还到处演说，反击保皇派，宣传革命主张，有力地争取了群众，提高了革命的威望。黄中黄明确指出：“庚子者，则固可断为勤王、革命之一大鸿沟。后来两党之各张旗帜，亦自兹始。”（黄中黄：《沈荩》，《辛亥革命》（丛刊）第1册，第295页。）
总之，义和团用自己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开辟了道路，起了划分时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民迅速觉醒起来，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地取代了旧式的群众运动和改良运动而成为时代的潮流。一九○四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指出，新的“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报纸与近来出版的书刊中也都充满着民主思想。”“中国现今天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2——63页。）由义和团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