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族主义的力量或明或暗地主持着”，因此，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1]（P558）倘若我们就近代中国外受西方列强欺凌侵逼，内遭满清王朝专制压迫的历史情状而言，的确，从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开始，一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无一不蕴含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尤其是20世纪最初十年间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的反满革命风潮，其民族主义色彩似乎更加鲜明浓厚。当然，尽管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压迫的斗争一概统一到“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还有可商榷之处，但民族主义思想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两位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人物孙中山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一粗浅的比较，不妥之处，敬祈前辈师友教正。
一
“民族主义”一词，据说最先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字典》以后，即开始被人们广泛使用。[2]（P1）但人们对“民族主义”一词的界定和诠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源于对“民族”和“国家”定义的不同理解。例如，关于“民族”一词，以往通行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P620）其意义在于说明，由于人们长期居住和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之内，没有被天然的地理屏障如浩瀚的海洋或绵亘的高山所分隔，因此，共同的生活产生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才能发展，共同的文化（即民族文化）以及反映在这种文化上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才会形成。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并“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4]（P27）但也有不足，因为正如上述所言，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4]（P28）这种“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必然要与国家的产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国家普遍形成之后，任何民族都必然会归属于某个或某些个具体的国家，并在与其他民族混合交融的过程中共同生活于一个具体的国度。民族（可以是单个民族，也可以是多个民族）组成了国家，而民族国家则包容了它所管辖范围内的单个或多个民族。世界上既有由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如日本等，又有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印度、俄国等，而后者显然占多数。“近百十年来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印度民族、俄罗斯民族等，乃是指以国家为单位、包括多个构成民族的‘大民族’或民族共同体”。[2]（P7）近代以后，多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因此，以往通行的解释只注意到“民族”的人类学定义，却“忽略了‘民族’在政治学上的涵义”。[4]（P28）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定义无法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因为）民族主义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就其起源而言，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产物。”[4]（P30）
由于“民族”特征的存在及其内在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涵义，“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民族的重要因素。”[4]（P27）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指的正是这种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
基于上述这种理念，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唤起，既包含了某些由来已久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萌，更表现为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这种全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因此，与整个晚清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众多仁人志士在进行艰难地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同样经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即“就严格意义而言，民族意识应有‘传统的’和‘近代的’之分——前者基于共同的地域、血缘和文化所维系的纽结，表现出一种源远流长、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或可称之为族类意识；后者则因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刺激，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5]（P28）
辛亥革命时期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与民族危机的激化，为长期潜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苏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和条件。在此之前，先是洋务自强新政的破产、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及战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严酷事实，给晚清中国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也增加了人们对清王朝统治能力的怀疑和失望。紧接着数年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陈变法之不可缓”，[6]（P249）光绪帝“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6]（P249）虽一度给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振兴的希望，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对变法运动的仇视和血腥扼杀，终由清王朝统治者自己断送了这一可能的转机。随着变法改革惨遭腰斩，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被无情镇压，加之自立军起义、拒俄运动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强烈催发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反感情绪。一个汹涌澎湃的反满革命风潮因此铺天盖地而来，民族主义思想也呈现出传统与近代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
二
在20世纪初年这股巨大的反满革命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他把“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引伸扩大到“异族”满清王朝身上，引经据典阐发汉民族正统观念，宣传反满思想。其言辞之激烈，鼓动性之强，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时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7]（P12）尤其是具有“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及逻辑思维训练功用的历史经验和记忆更是如此。章太炎较早接受传统民族意识的启蒙，幼年时从其外祖父朱有虔受业读经，“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夫之）、顾宁人（炎武）著述大旨相晓”，[8]（P4）讲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道理。那些所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9]（P25）的启蒙教育，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再加上章太炎出身于正统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辈在临终时都留下遗言，不以清朝章服入敛。[10]（P10）这种具有正统大汉族观念的家庭对章太炎影响也很深。故他青年时即“愤疾东胡，绝意考试”，[11]（P10）入杭州诂经精舍潜心研究古文国粹而无意仕途。
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维新救国思潮勃兴。怀有炽热爱国激情的章太炎也开始走出书斋，参加维新运动。但不久，他因与康梁门徒学派不同，且“认为不去满州，则改政变法为虚语”，[10]（P38）遂返回杭州创办《经世报》，并成立当时国内较早具有反清色彩的政治性组织——“兴浙会”，宣传其救国主张。从《兴浙会序》及其章程的内容来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着力发掘历史传统，表彰为明王朝的开基和守业立下勋劳的刘伯温、于谦和王守成，推崇明末清初矢志反清复明的黄宗羲和张煌言，并揭露满清军队入关南下的种种罪行。这种以阐扬历史传统抒发反满情绪的做法，虽然还比较隐晦曲折，但却大体规定了此后章太炎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
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章太炎的反满主张开始公开化，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并自认“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10]（P421）综观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反满言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主张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满种族之异同，并由此论证反满革命的必要性。
章太炎在学术上属古文经学派，推崇明末清初古文经学大师顾炎武。他说：“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10]（P115）认为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虏种族的异同，由此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借用国粹来培植民族感情，推动反满思潮的高涨。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因“苏报案”身陷囹圄而奠定其反满英雄的地位。但我们也可看出，章太炎在文中所论证的主导思想，是以历史民族为线索，阐扬“夷夏大防”的春秋大义来激发人们的反满意识。例如，他花费大量笔墨论证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12]（P181）认为历史上骆越、闽、广、五胡、代北等少数民族“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而满洲“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缨珞，非弃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12]（P162）反而陵制于汉人之上，这是汉人的奇耻大辱。他还引用白起坑赵、项羽坑秦的历史典故，说明“秦、赵、白、项本非殊种，……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而满洲异种入主中原，则“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因此，“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12]（P162）
由于章太炎致力于从历史典故中寻觅民族意识，以国粹主义培植民族主义，所以他很强调人们要学习历史，“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在他看来，“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为重要者，厥推《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13]（P840-841）他还认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在这些言论中，虽然章太炎正确地揭示了历史文化传统的保存对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引导人们学习历史，以培养民族感情，激发民族意识，推动反满革命的高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因袭旧传统、由“春秋”大义培植出来的反满思想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消极因素。
第二，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种族偏见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
章太炎切齿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但没能从其腐朽制度的本质上去认识，而是把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祸害和弊病简单地归结为满族人的不良统治。例如，他曾说：“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或有拘牵琐碎，纲纪犹自肃然。”[10]（P378）由于带着种族偏见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判断是非，许多东西在章太炎的眼里也就失真变形了。他说：“满人贪冒，本十倍于汉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为法令修明之世，而黩货者犹遍于朝列。汉、唐、宋、明盛时，有此秽乱事耶？……宋、明季世，乱政滋章，亦有一二权奸侵牟于上，而朝士与封疆之吏，犹有清德可称者，岂其法令善哉？正由贪窦未开，人犹知耻耳！独此满洲政府，自边外马贼组织成立，摸金成丘，是其天性，余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15]（P423-424）因此，他认为：“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15]（P423-424）结论是“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10]（P171）一句话，只要是满人“异族”当政，就要倡言排满、逐满，中原大地只能由汉人统治。“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16]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为窃夺革命果实，与南方革命派发生定都地点之争时，章太炎积极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袁是汉人，革命派屈从其意，无所谓“投降”，“若知同一汉族，本无降顺之名，又安用诡辩为？！”[17]事实证明，章太炎的这种态度对辛亥革命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时局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第三，主张以“光复”代替“革命”，对反满革命的目标认识不清。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反满是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但反满对于那些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救国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例如邹容所著的《革命军》，虽也充溢着强烈的仇满情绪，但其要点在于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在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之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却强调：“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2]（P154）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军政府宣言》中宣称：“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18]（P77）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已阐述得非常明确。而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的章太炎却大力宣传“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12]（P292）章太炎如此强调“光复”的含义，正如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总之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船山）、曾（静）之旧域”[13]（P681）一样，表明了他对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章太炎反复强调要以“光复”代替“革命”，主要还是体现了他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则不以为然。他说：“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得更迭处位，非曰共和为政治极轨也。调剂敷衍，所谓以相忍为国，起因既尔，终后即顺其涂经，庶免败绩覆驾之祸。”[10]（P372）这就是说，在专志反满这一问题上，章太炎能与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者暂时“调剂敷衍”，“相忍为国”。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总目标既然不同，潜在的裂痕就会扩大。后来他跟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反目，重建光复会，造成同盟会的分裂，固然有许多其他因素，但在反满革命的总目标上有所不同，则应是主要原因之一。章太炎自己就说得很明白：“二党（指同盟会与光复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10]（P320）这里的“初无大异”，指的是“反满”，在推翻满清政府统治这一点上，他们可以站在一起，“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则道出了两者分歧的真情。
三
当然，我们对章太炎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如上分析并非对他过于苛求。事实上，章太炎是一位令人尊敬、且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伟大人物，他凭借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扎实、论证有力的反满文章，在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旧式士大夫阶级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催发了人们心中长期潜藏的“我同胞虽谨慎服从，而彼（指清统治者）终以异族视我”[6]（P249）的反满情绪，推动了整个反满革命风潮的高涨。但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无论如何也很难跳出旧时代的窠臼，其局限性是很显然的。
那么，在风起云涌的反满浪潮中，另一种思想倾向，即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又是什么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章太炎单纯反满主张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
第一，把反满的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孙中山出身贫寒，对人民的苦难有着较深刻的了解。其家乡所在的两广地区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英雄事迹，曾给少年时代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在他心中较早埋下了反抗精神的种子。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被哥哥孙眉接到檀香山打工求学，接受了西式教育，也开阔了眼界。随着阅历的增长，孙中山对时局也日益关心，并渐渐萌发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不满。后来，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与几位要好同学谈论时政，言辞激烈，提出“勿敬朝廷”的主张，被人们视之为“四大寇”。当然，孙中山不是天生的革命家，1894年6月，他还曾满怀希望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点改革建议，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P9）要求清廷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改革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求得国家的富强和独立。但是，孙中山的爱国热忱遭到李鸿章的冷遇。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接连败北，破灭了他依靠清王朝改革中国的幻想，“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旋。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事以强迫”，并“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19]（P52）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明确提出斗争宗旨：一“集会众以兴中”；二“振兴中华”；三“伸民志而扶国宗”。[20]（P14）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著名口号，不仅激发了当时人们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直至现在还在激励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
不久，香港兴中会成立，孙中山在章程中公开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入会誓词中。从此，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满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反满言论也屡有偏颇之处，但基本方向和奋斗目标则始终未变，这正是其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色。
其二，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
19世纪末的最后五年，国内的社会思潮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特点。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王朝，而是寄希望于清王朝自身的改革维新，以举国之力与列强抗衡，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倡导革命排满，一般还只限于为数不多的海外和国内的一些反清秘密会党，即所谓“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21]（P6）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全国人心一变，“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气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为必要者”，[22]（P198）革命排满风潮骤然勃兴。
应该指出，在反满风潮中，孙中山也有过某些偏狭之见。例如他曾把满洲看作是“鞑虏”，反满革命就是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23]（P531）宣传过“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24]（P523）等偏狭观念。我们认为在反满风潮高涨之际，孙中山受传统观念影响是不奇怪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始从事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时，都不免要受到既往历史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思想意识观念的承继和扬弃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孙中山与只“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章太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明确宣布“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国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他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23]（P531）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阐述了革命排满的内在涵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还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5]（P540-542）这种认识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排满思想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的结合。要否进行革命的标准，在于政治制度的优劣与否，而不在于是以汉族为统治者的“正统”统治，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异族”统治。这与章太炎的只求“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的单纯反满主张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期巨大的反满风潮中，以章太炎为代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的确有所不同。前者把具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反满”、“光复”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激发了人们的传统民族意识，对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利。但与此同时，一味强调反满，培植仇满情绪，又会模糊革命的最终目标。许多革命者，如蔡元培等人都意识到这种宣传的弊病。蔡元培说：“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26]（P17）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将会给革命带来消极的影响。后者则突破了传统的排满思想，不仅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确地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形成可贵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人们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也为辛亥革命运动规定了基本正确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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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