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是国内革命派力量壮大和民主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是孙中山的救国革命思想实践与留日学生界革命风潮高涨所形成的结晶。在同盟会的筹建过程中，孙中山的重要角色不可或缺，他的核心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如果没有他十多年组党实践经验的升华，没有他最早提出并不断完善的民主革命政纲，没有他对各省留日学生精英的巨大凝聚力，1905年就不可能有全国资产阶级统一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本文于彰显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巨大作用的同时，还对与同盟会成立有关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必要的订正。
【正 文】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夏间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决不是偶然的事。它是国内民主革命派力量壮大和民主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孙中山的救国革命思想实践与留日学生界革命风潮高涨所形成的结晶。20世纪初年，孙中山以中国民主先行者的言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了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因此而成为海外留学生群体及国内知识界的政治灵魂和信奉的革命领袖。在同盟会的筹建过程中，孙中山实起着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孙中山十多年组党实践经验的升华，没有他最早提出并在斗争中不断完善的民主革命政纲，没有他热心联络和团结各省留日学生精英，就不可能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长期重视与从事建党活动——在建立兴中会后不断摸索扩组新革命团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十多年来组党革命经验丰富和升华的产物。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十分重视政党建设问题。他认为：“革命事业千头万绪，不可殚述”，要其荦荦者有三：“（一）立党……（二）宣传……（三）起义……”[1]（第7卷，63-64页），将组建革命政党摆在进行革命活动的首位。他还多次向党内同志强调说：“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1] （第9卷，96页），“唯以后所应留意者有一事，……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革命运动的发展与成功，“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1]（第5卷，262-263页）。正因为孙中山认识到革命政党建设之事关系到救国大业的成败，所以他从立志革命救国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民主革命党团的组建、建设和发展工作。
孙中山组党活动的酝酿阶段，可追溯到1890年前后他在港省集合志士力倡反清革命言论，并拟筹建团体之时期。当时，孙中山所在的香港西医书院及“四大寇”聚谈的杨耀记店，“可称为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2]（53页）。1892年初，孙中山结识辅仁文社领导人杨衢云，彼此倾谈“救国大计……，达旦不倦”，杨“主张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共策进行”，孙深表赞同。次年冬初，尤列借得广雅书局内之抗风轩为集会地点，孙中山召集陆皓东、郑士良、程璧光兄弟等8人在此开会，“提议宜先组织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赞成之，而不及制定会名”；事后，杨衢云对此举“大称善”①[3]（第5集，9页）。这是孙中山力图联合省港反清志士组建革命团体的一次尝试和预演。冯自由因此而称抗风轩集会“是为兴中会倡议之第一声”[4]（26页）。
广州抗风轩集会表明，坚持立党以行排满革命，是孙中山心中的主体目标。因此，当他在1894年秋上书李鸿章以求和平改造祖国的幻想破灭后，即猛然醒悟清廷已无可救药，“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5]（141页）。于是，决志赴檀香山纠集海外华侨组建革命团体，然后“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义举”，以武装革命推倒清王朝。孙中山抵达火奴鲁鲁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发动工作，于1894年11月24日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家里举行会议，与会者有华侨李昌、刘祥、邓荫南等25人。会上，孙提议成立一革命团体，“定名曰兴中会，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并宣布所起草章程九条，众无异议”。接着，与会者依章程规定投票，选出刘样、何宽分任檀埠兴中会正副会长，又选出文案及值理等职员多人。会后，各人皆填写入会盟书，其辞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弍心，神明鉴察。宣誓时由李昌朗诵誓词，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如仪而散。”此后，各埠华侨先后入会者有孙眉、杨文纳等“九十余人”[3]（24-27页）。两个月后，檀香山的兴中会员发展到126人[4]（第4集，24-36页）。旋于茄荷雷、百依两埠设立兴中会分会，以孙眉、邓荫南分任会长。檀香山兴中会是孙中山按照一定程序，“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1]（第7卷，63页），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建党生涯。
考察孙中山最初十多年即兴中会时期的组党活动，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注重并一直坚持组党的程序和仪式，其内容包括订立章程、填写盟书、宣读誓词、选举会长及职员等。这些在檀香山兴中会时就已基本成型，并为后来美檀的中华革命军大致沿用。而到欧洲留学生革命团体和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在原有程序和仪式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更注重仪式前的理论宣传和政纲解读，并贺入党者已非清国人，及授予会员见面手势与暗语等。由此可以看到，建党程序和入会仪式，是孙中山建党理论与实践的组成部分。坚持履行这些程序仪式，为的是使加盟者明白入党之目的与作为党员应尽的责任，同时也为了保障党的组织机构能正常而有效的动作，并坚定每位加盟者的信念和决心。当有加盟者诘难当天发誓一事时，孙强调宣誓手续非常重要，“非此无以表示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6]（104页）。
其二，孙中山始终将建立兴中会总会及各地分会作为头等大事亲自抓并持之以恒，当时组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反清武装斗争。为实现归国起兵、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心目标，1895年1月，孙中山偕邓荫南等人回到香港后，即与陈少白、杨衢云等共商组党事，获一致赞同。2月21日，似“四大寇”和辅仁文社成员为骨干的香港兴中会总会，按孙修订过的10条章程与檀岛入会誓词，在中环士丹街13号宣告成立，先后加盟者数十人，对外名曰乾亨行，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为就近谋划策动广州起义，孙中山于3月间偕陆皓东、郑士良等到广州设立兴中分会，以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会所，对外称农学会以掩人耳目，先后加盟者达数百人，自是积极开展筹款购械及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及水师等起义准备工作，“此为中国革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4]（第5集，10页），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
广州起义流产，孙中山等被迫亡命日本，旋于同年11月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1898年，孙中山酝酿在广东惠州再发动一次新的反清起义。为此，他于前一年派陈少白赴台湾组建了兴中会分会；本人则于1899年秋同梁启超往返，共商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此事由于康有为反对而未果。孙还赞同陈少白于是年10月在香港召开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的合并联合大会，成立中和堂兴汉会。该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兴中会的14字誓词为政纲，旨在实现粤湘鄂同时大举。这一系列的努力没有白费，1900年10月6日，兴中会发动的惠州起义，“所向皆捷……有众万条人，郑士良率之，（后）以接济不至而败”[1]（第7卷，65页）。1902年，惠州起义失败两年后，孙中山在越南河内华侨中最后一次设立兴中会分会，加盟者仅黄隆生、杨寿彭等数人，“未设会所”，对外用致公堂名义活动。
由上述可知，在檀香山兴中会创立后的七八年间，孙中山筹组各地兴中会的活动，断断续续，几乎未停过，从中积累和吸取了一些经验与教训。这项工作体现了他在组党方面的执着追求与坚韧精神。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组党活动的发展前进轨迹是：兴中会—中华革命军—欧洲留学生团体—东京同盟会，同盟会是他这一时期执着组党活动之成果的集大成。
二
在建立兴中会及20世纪初摸索扩建新革命团体过程中，孙中山提出并不断丰富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他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鲜明政纲和战斗旗帜。
孙中山为兴中会制定的两个章程，已含蓄地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宗旨。章程指责清廷“政治不修，纲纪败坏”、“丧师辱国”、“一蹶不振”，揭露其腐朽无能；它将“中国”与“朝廷”加以区别，痛诋“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吏则剥地刮民，暴过虎狼”，“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它声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为此要“联络中外华人”和“四方贤才之士”，“申民志而扶国宗”，“群策群力”以“奠我华夏”，表达了其反抗清王朝、要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要求。章程规定“本会每年公举办理人员一次”，会中“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每举一事”必齐集会员、董事等，“公议妥善，然后施行”，由此可见其要求民主政治的民权思想之端倪。章程强调“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兴大到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唯力是视，逐渐推行。……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7]（19-24页），从中可以看到其倡导国强民富之民生主义思想的萌芽。而兴中会员宣誓加盟的14字秘密誓词，则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民族主义和创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两大政纲。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表明兴中会决志推倒满洲贵族专权的清王朝，使中国成为汉族人掌权的独立国家；“创立合众政府”中的“合众”两字，大概是从“美利坚合众国”中而来，指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联邦民主共和国。这一提法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革命政纲。
孙中山不仅为兴中会制定了较明确的革命政纲，而且还在起义斗争中坚持以武力推倒清廷和创建新的共和政府。1895年3月，他曾在香港会见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请其援助广州起义。据中川稍后的报告称，当时询问过孙文之“目的方法”，孙回答曰：“其党称为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该会与广东的三合会有联络，“欲颠覆现政府，……重要的是当前缺乏武器”。“孙文说已制定由码头附近运入武器计划，只要我国给予一些声援，即可充分起事”，“推翻清朝”，“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2]（81-83页）。广州起义前夕，兴中总会决定，会长在起义成功后“即合众民主国之大总统是也”；其文告则准备在起义时“通告各国，要求承认为民主国家交战团体”[8]（134页）。由此可见，广州起义有别于农民起义和旧式会党暴动，它是兴中会力图实现民主革命政纲的最早尝试。孙中山在惠州起义前后，更多次强调这次起义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我们打算推翻北京政府”，建立“新的华南联邦共和国”[9]（34页）。他当时在致港督卜力的政见书中，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创立华南共和国的具体选举方案[7]（193页）。总之，惠州起义表明，“以联邦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7]（211页）。
1900年前后，鉴于康、梁之保皇会党势力扩张，檀香山和横滨等地的兴中会组织多名存实亡，会众涣散而乏凝聚号召力，因此孙中山对兴中会组织的恢复发展持慎重态度。据冯自由说：“辛丑壬寅间 （民前十、十一年）为留东学界革命团体最蓬勃时代，留学生某等屡请总理乘势扩张兴中会，总理均以徐图机会答之。”[4]（第4集，18页）孙中山曾于伦敦蒙难出险后，暂留英国博览西方典籍，并实地考察其社会政治风俗与结交朝野豪贤，“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政治学说，逐步形成“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思想主张[1]（第6卷，232页）。他在1902年初重返日本横滨后，初步提出了关于“军政、地方自治间，绾以约法”的革命程序论，即“军事初起，所过境界人民，必以军法部署，积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远战地，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约以五年，还地方完全自治”，“而以约法为过渡绾合之用”[10]。次年八九月间，他在东京组织14个人的短期军事训练班——青山军校时，首次扩大兴中会之宗旨而使用新的入校宣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兴中会变更誓词之第一次②[4]（第4集，19页）。新的16字誓词与兴中会原14字誓词相比较，不仅“创立民国”比“创立合众政府”的意思更为确切明白，而且还新增加了“平均地权”的内容，使政纲更为完整和先进。显然，这16字誓词已概括和包含了后来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内容之精髓，标志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已经形成。
1903年及稍后一段时间，孙中山在美檀扫除保皇邪说和规复与重组革命机关的过程中，“已蓄意扩大兴中会之宗旨及组织，而改定团体名称矣”；当时新立之团体“不用兴中会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4]（第4集，20页）。该年10月初，他抵达火奴鲁鲁埠后，发现保皇党气焰很盛，昔日兴中会员仍保持革命信仰者甚少，在此难于开展宣传和组党工作，遂于11月间前往希炉埠活动。在毛文明、黎协等协助下，孙中山在该地第一次对广大侨胞发表革命演说，前来耶稣教堂听讲者达两三千人。他在宣传民主革命主张和狠批保皇谬论的基础上，劝说众人入革命团体，时有黎协、黄振、刘安等数十人，用新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等语，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军组织[4]（第4集，20-21页）。希炉加盟者皆为新同志 （该埠原未有兴中会组织），这是新建立的革命团体。火奴鲁鲁之华侨“闻希炉人心踊跃，影响所及，热度顿增”[11]（49页）。孙中山见事有为，乃于12月上旬重返火埠。他在会员李昌、何宽及黄旭初牧师协助下，自13日起接连三天在荷梯厘和利利霞两戏院开展革命演讲，每次听众几达千人。他在讲话中强调：“革命为唯一法门”，“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现共和”[2]（298页）。接着，孙中山于 1904年1月在温逸街四大都会馆成立中华革命军团体，亲自为入会者主盟，计有兴中会员及新进同志数十人加盟，入会誓词与希炉埠相同。这期间，孙中山曾向国内同志谈到新立团体改名之原因有二：一是新团体一律使用了16字新誓词，二是《革命军》一书“功效真不可胜量”，“所以记□□（指邹容）之功也”[7]（228页）。稍后，他在改组美洲致公堂时，又将16字新誓词列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的宗旨和纲领。1905年初，他在欧洲组建留学生革命团体时，再将这16字作为盟书的主要内容和入会者誓词。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自1903年起已将扩充兴中会组织与宗旨一事，摆上了革命工作日程。他在美欧各地改组兴中会并建立新革命团体的过程中，始终将东京青山军校首次使用的16字新誓词，作为革命团体的政纲和党人盟书与宣誓词之核心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改组与新建团体时对此新政纲的重视与坚持。
应该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16字政纲的提出，正是孙中山政治理论素养高于同时代其他革命者的地方。关于这个问题，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只要将中华革命军的这16字政纲，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各革命团体之宗旨作一比较，就会立刻明白了然。在檀香山中华革命军成立前后，日本东京留学界及国内各地也相继组建了一批革命团体，它们有的无成文政纲，有的有。不过，总的来说，缺乏明确而完备的革命政纲是其通病。比如，1903年夏间成立的上海中国国民总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而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则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12]（69、119页）。1903年11月4日筹备、次年2月15日正式成立于长沙的华兴会，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它仅提出过“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两句口号，内含有扑灭满清之意，尽管其主要领导人在言论中也宣传过“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等语[13]（327-328页），但其含义却较模糊。同年7月正式成立于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公开标明以研究科学为旨，而会员则“以‘革命排满’为密约”[14]（62页）。该年10月成立于上海的光复会，“其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5]（193页）。是年成立的团体，还有东京的共爱会、十人会，芜湖的岳王会等，它们或“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或“所订章则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13]（358、361页）。由上可知，这些团体皆重在反清排满，都未提出一个适合时代进步要求、内容完备而先进的民主革命政纲，反映出上述各团体领导者们政治方面的重大弱点——在理论上准备不足。
孙中山则与他们不同。他依据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国情，不仅以超群的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力图同时完成民族、政治与社会三大革命，致力于祖国独立、民主和富强的16字政纲，而且还脚踏实地地将这个政纲运用到建党和起义的实践中去，使它成为民主革命派的行动指南。这个含有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内容的政纲，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独立平等及建立民族国家、通过政治革命以实现政治民主和建立共和国、通过社会革命以实现发展资本主义与建设富强国家的强烈愿望。它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旨在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本主义新社会、振兴和发展中华的民主革命运动。这16字纲领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明确、完整和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它后来一字不漏地移作同盟会的政纲，是理所当然的事——此乃孙中山和革命派之组党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应该说，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作了较充分的理论准备——提供了一个鲜明、完整而进步的革命政纲，这正是孙中山作为同盟会主要缔建者的一大历史功绩。
三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巨大凝聚力和号召力，同当时民主革命风潮蓬勃高涨的中国留东学生精英，两方面风云际会之产物。
孙中山由革命者进而成为众望所归的民主革命领袖，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领袖形象是在其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进程中逐步建树起来的。1895年，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被清政府目为乱贼而遭通缉，几为世人所弃。他后来在叙及这一处境时说：“当初次之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1]（第6卷，235页）当时对孙氏表同情者，仅会党中人耳。由此可见他开创中国民主革命局面起步之艰辛。1896年10月，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其真实的生平事业借助于国内外（尤其是英国）媒体的报道，渐为世人所了解。当年，梁启超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先后译载了《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等文，借西人之口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孙文，指出他是一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医生，广州起事后为躲避清廷当局的政治迫害而亡命海外并转至英京伦敦，在街上被人诱禁于清使馆，结果获释出禁，清廷押解其回国之谋失败[16]（第15册，12-13页；第19册，14-15页；第21册，22-24页；第27册，23-25页），戳穿了清政府诬指孙为盗寇的谎言。此后，孙中山作为一个反清志士的形象，逐渐被一些人所认识。如1897年春，当章太炎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时，梁回答：“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15]（39-40页）。孙本人认为自1900年惠州起义后，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惟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1]（第6卷，235页）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辛丑和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及国人日益觉醒大有关系。
孙中山的革命者形象日益凸现之际，正是我国留日志士开始由爱国走向革命之时。这为他在东京留学界开展联络活动，提供了新的契机。孙中山同中国留日学生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他与梁启超在横滨合作办学的1899年。他在惠州起义失败后逗留日本期间，与留日学生的交往日趋频繁起来。1901年春，孙中山曾赞助粤籍留学生冯自由、李自重等人组建广东独立协会，并常与该会会员“筹商进行方法”[4]（初集，98页）。5月间，他曾以经费接济留学生秦力山、张继等所办的东京《国民报》。6-7月，他在横滨曾热情接待来访的留学生吴禄贞、钮永建、程家柽、马君武等人，向他们宣传革命理论，并言欲在“东京留学中联属二十人，以陆军十人率两粤之三合会、长江之哥老会为起义之师；以法政十人于占据城池后，以整理地方及与外人交涉”[2]（271页）。1902年4月27日，孙中山曾亲赴东京参加由章太炎及留学生周鸿业、王熊等10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该会遭清驻日公使蔡钧阻挠改为聚餐会后，他当日返至横滨永乐酒楼补行纪念式，并邀冯自由、朱菱溪、秦力山等人与会。此后，他又同秦及章等讨论过土地问题，并为刘成禺著《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作序。该年，孙还在东京邀集程家柽、李书城、程明超等人举行“中国开天大会”，集议发动留东学界事。他在会上对众人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士大夫通上级而领下级者也。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况得之者，尚在萧、曹、陈诸人之定策乎？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2]（285页）在这两年孙中山与日本留学生互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对孙有了新的认识。马君武认为：“康梁过去人物，孙公则未来人物也。”程家柽则盛赞说：“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他在听过孙的一席话后，感到“闻所未闻”，可达已志，“请毕生以事斯，语曰：欲树党全国以传播之”[2]（285、270-271页）。而孙中山当时虽已明白革命事业离不开留学生，但却未能认识到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腐朽封建清帝国的对立物，而仍称其为“士大夫”。正因如此，1903年，他在考虑应主要依靠何种势力来规复革命机关和重组革命队伍时，选择的仍是美檀之华侨志士，而不是马上依靠热血如潮的留东学生。就这期间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之关系而言，总的来说，彼此间都还没有真正认识对方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03年是我国进步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而迅速政治觉醒与革命化的一年，也是留东学界和江、浙、沪等地爱国革命风潮兴盛的一年。孙中山对当时的形势曾有这样的评价：“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刘成禺在学生新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而戢元成［丞］、沈虬斋、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以则革命风潮初盛之时代也。”[1]（第6卷， 235-236页）
当时革命风潮之勃兴，有三大明显特色。一是众多的知识分子将爱国与革命紧密联在一起，并为救亡而由爱国急速地转向革命。他们指出：“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竟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至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则中国之兴也。”[17]他们认为：“吾言民族主义，何以必推源于法国大革命？曰：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也”[18]；“神皋旧壤，生机遏绝。……仁人志士求其在我者，乃倡为自立革命排满之议”，“非革命不足于破坏，非破坏不足于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19]。二是全国的士气奋进，愈接愈厉，救国革命风潮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犹如烂漫山花在各地怒放。其较著者有：拒法、拒俄运动紧接相衔；各地学生风潮轮番激荡；革命的书刊报纸层出不穷；革命志士所组的社团在各地涌现；围绕着《苏报》案和拒俄事件，国内外知识界同清廷当局展开了尖锐斗争；革命派狠批保皇谬说的战斗正在进行。三是国内外进步学界之有识之士，逐步有了“合成大团”的组党要求，并共奉孙中山为革命领袖。1903年10月，《江苏》杂志第7期刊出《三十三年落花梦》出版广告，称孙中山为“支那革命大豪杰”[2]（295页）。该年，黄中黄（章士创）据上书内容所译编的《孙逸仙》一书在沪出版，其序谓：“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则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20]（90页）上海《中国白话报》在刊出该书出版告白时也称：“孙逸仙为二十世纪中国特色之人物。”[21]柳亚子在所著《中国灭亡小史》一书中指出：孙中山“热心共和，舍身民族，虽遭蹉跌，志不稍懈。……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22]。一时间，称孙为“天成之革命家”、“著名中国革命家”、“真乃天生领袖”等语，不断见于日本人著作与檀香山西报中[2]（294-295、298页）。次年，上海之《警钟日报》载文指出：孙中山乃“粤党之魁杰，西学之巨擘”，夙以“光复祖国，建设共和政府”为己任；“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而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2]（324-325页）。上述情况表明，国内外进步知识界对孙中山的总体认识有了飞跃——孙在他们的心目中已成为愈来愈有影响和威望的全国性革命领袖。程家柽在1904年底得知孙“不久将游日本”后，即向黄兴提议说：“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应“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2]（326-327页）。孙中山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日后同盟会的筹建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期间，孙中山正在美檀华侨中开展组党等活动。他在力图改变致公堂涣散状态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到我国学界革命力量分散急需联合的问题。其在致公堂总注册时发出的公启中谓：“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实事尚未能举而措之施行也，只有空怀悲天悯人之心，徒有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叹耳。”[23]这表明孙中山对我国知识界合成大团的重要性，已有足够认识。正是基于此，他在全美致公堂总注册工作受挫之后，即于1905年初来到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与朱和中、史青等共商革命进行方略，决定在军学界和会党方面同时进行，并“言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24]（6页）。接着，孙中山先后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陆续加盟者有史青、贺子才、朱和中、唐豸等近30人，约占湖北留欧学生数的3/5[4]（第2集，122页）。其入会盟书内容与中华革命军大致相同。关于欧洲三地留学生团体之名称，众说纷纭。据冯自由称，是时会名尚未确定，但通称革命军而已；该年秋冬得东京同盟会本部函告，始一律通用同盟会名号③[4]（第2集，122-123页）[25]（188、190页）。由此看来，欧洲留学生团体，只是孙中山倚重中国留学生并在其中建立革命组织之始，而不是如他后来在两次忆述中所说，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④[1]（第6卷，237页；第7卷，64页），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
孙中山在欧洲组建革命团体事毕后，感到全国革命潮流澎湃而尚无统一机关，时贺子才等“告以东京同志甚多”，愿作函介绍，“遂决意为东京之行” [4]（第2集，127页）。1905年7月，他由欧洲经南洋赴日本时，在新加坡对尤列、陈楚楠等说：“此次到日本，将在日本设立总部”[26]（80页）。后来，在给陈楚楠的信中又强调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27]（34页）。孙中山到达东京后，经宫崎寅藏介绍，即与华兴会原领导人黄兴等在中国餐馆凤乐园会面，共商建立全国统一革命团体事；旋又会见邓家彦、陈天华、宋教仁等人谈组党问题。他向黄、宋等人说：“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28]（90页）。黄、宋等人对此表示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建立全国统一政党的时机日渐成熟。7月30日，孙中山召集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在赤板区桧町黑龙会所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冯自由、田桐、张继、马君武、程家柽、陈荣恪、蒋尊簋、康保忠、王孝慎、曹亚伯、吴春踢、宫崎寅藏等79人，分别来自湘、鄂、粤、桂、皖、赣、陕、闽、浙、直等十个省，还有3位日本人。在会上，孙论述革命形势和联合之必要，宣布会议旨在成立一个全国统一政党，并具体提出了名称和纲领；黄兴等也发表了演说。大家经过讨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一致通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纲领。然后，各人签立盟书，宣誓如仪。在此后20天里，留学生新加入同盟会者至少有32人，地域扩大到鲁、晋、川等省[29]（114-115、119、130、134、138、141页）。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规定总会设于东京，在国内和海外建立支部，并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三权分立原则组成了领导机构。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全国统一政党同盟会，孙中山“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1]（第6卷，237页）。这次在东京创立的同盟会，显然是各省留学精英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旗帜下的集合，而非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的联合。因同盟会正式成立时，这几个团体或已不存在，或名存实亡，各团体原有成员则以留学生个人身份入会，且人数只有十二三人[4]（第4集，23页），未曾加入过上述团体的留学生会员，无论是在同盟会员总数还是在其机构职员数中，所占之比例皆处于绝对多数的优势。因此，以往说同盟会是由上述前三团体组成的，实不符合史实。
综上所述，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首创兴中会，实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党救国之先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多年建党活动中，孙一方面力图将兴中会改建为中华革命军，在建党程序与仪式等组织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另方面又扩充兴中会之政纲，形成了含有三民主义精髓的16字誓词，在理论方面建树了近代中国政党应有的先进革命纲领；面对革命风潮勃兴的学界，他把组党的重点对象转向留学生群体，并以全国性民主革命领袖的风范和影响，及时地凝聚与团结了一批精英作为建党骨干。1905年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学说，同留东学界精英的革命救国热忱两相结合，应革命形势发展要求而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可以说，在同盟会的缔建过程中，孙中山的重要角色不可或缺，他的杰出作用无人可以替代。
注释：
①冯称：当时“经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而未有具体之组织。”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初集，第26页。
②孙本人最早提到这16字新誓词的文字记载，见于他1903年12月17日的《复某人函》中，内有2个字不同。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③另，冯在同书第3集中又谓：三地团体名称“有说是中国同盟会者，有说是兴中会者，有说是中华革命党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00页。
④孙在第一次忆述中谓，欧洲三地加盟者有60余人，人数显然夸大了，因为当时湖北留欧学生之总数只有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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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