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汪士铎 ；《乙丙日记》； 反妇女思想
摘要：汪士铎是19世纪中国社会一个具有仇女思想的士大夫，本文以汪氏《乙丙日记》为主要依据对汪士铎反妇女思想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揭示出汪士铎反妇女思想的成因跟他个人的人生遭际有极大关联。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2，人一生的思想及其变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大的方面来说，会受时代的限制与影响；从小的方面说，会受他个人的出身、家庭、地位、经历、交游等的作用，而有时候，与时代对人的影响相比而言，个人生存的小环境可能对塑造人物思想的作用更大，因此，我们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时，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同时，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历史人物在某一时段思想的呈现，也要看到其历时性的思想变化。在影响思想呈现的诸多因素中，最易留下痕迹、也最容易把握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当属当事者的人生遭际、他当时所处的生存世界以及思想资源这几个因素了，下文对一个晚清人物汪士铎的“反妇女”思想的分析，本文就拟从这几方面着手。
一
汪士铎（1802—1889）字振庵，别字梅村，四十七岁时又改字悔翁，后又改为不悔翁。江苏江宁人，其父好宋儒书，授读为业，不应试，对汪士铎的家教是“除程朱经注之外，禁勿观”[1]（P493），其家原“以资财雄于时”，至其祖父时，“家中落”，“又牵家产涉讼事，至十七年乃结”[1]（P491），自此后汪家益寥落，为谋生，汪士铎曾学经商，后经人劝复读书[1]（P494），稍长，即舌耕养家，因贫不能娶，二十六岁始娶妻宗孺人，其时宗氏已经二十七岁。道光庚子乡举举人，是科主试之一即为小他十一岁的益阳胡林翼，二人订交，汪四十六时，其妻其母相继去世，而棺极薄，葬不成礼，四十八岁时，娶继室吴兴沈氏，太平军占领南京前他为塾师，曾向当道献奇策对付太平军，因格于成例，未被接受，后因书累不愿逃跑，被迫在太平军占领的南京下呆了九个月，就又辗转逃往安徽绩溪，1859年后先后入胡林翼曾国藩幕府，为其出谋划策，被胡林翼称之为“学问淹博，人品高洁”“孤介不可逼视”的“旷代醇儒”[2]（P1），“乃严君平、管幼安一流人物”[2]（P1），深受胡、曾的信赖与倚重，对其出谋划策几乎是言听计从，信用有加，太平军被平定后，他就回乡闲居，从曾国藩到沈葆桢，历任江督，“莫不宾礼之”[2]（P1）。该君尝师从汉学名家胡培翚，精研三礼与舆地之学，对史学尤其钟情，“藏书二万六千余卷”[2]（P1），富有才具，与当时南方大儒陈澧齐名，被称为“江宁一大儒宗”[3]（P124），后世学人宋恕说汪士铎“博治百氏”把他与其师俞樾并称[4]（P419），而费行简则称他“淹贯十记，识备三长，洽通上下”[5]。汪士铎流传下来的著述有《水经注图》二卷，附《汉末释地略》、《汉志志疑》各一卷，《南北史补志》十四卷，《汪梅村先生集》十二卷，诗十五卷，词五卷，笔记六卷。别修《江宁府志》十五卷，《上江两县志》二十九卷等。就这样一位人物，他在其秘不示人的《乙丙日记》中透露出的对妇女歧视性的言论可能是“古往今来所仅见”[6]（P307）。
汪士铎对妇女歧视性的见解主要集中在他在乱军中所记的《乙丙日记》中，该日记“所述自咸丰癸丑甲寅乙卯，迄于丙辰之事，大抵皆乙丙间所记，故为编定题名《乙丙日记》”[7]（P2），由邓之诚辑出并为之命名，《日记》内容主要是汪士铎在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间，作为一个太平军之难的受害者和近距离观察者，记载的他对时局的感受、反省和主张；癸丑甲寅乙卯丙辰指1853年到1856年，这段时间汪士铎颠沛流离，被困在太平军占领下的围城九个月之后成功逃亡至安徽绩溪，《日记》所记事情多为亲见实录，所发评论多为目击“案发现场”后的“触景生情”，又因日记“不欲于示人”，日记文字往往直抒胸臆、直言不讳，看不出有作伪或矫饰成分，“是一个充满情绪、矛盾、杂乱无章的空间”[6]（P282），是作者一个非常时期的极端看法，但都相当真实地为我们后人表现了一个处于乱世的低层士大夫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很有助于我们增加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二
汪士铎1853年前曾著书达70余种，但由于遭太平军之难，全部遗失[7]（P166），又长女、次女及一子皆死于太平军之难，他历尽艰险才从“沦陷区”逃出来，可以说他受尽太平军起事之苦，后来他形容自己对太平军的愤恨是“拉干抽肺，贼骨烧也；恒河沙却，忿莫消也”[1]（P515），“惨酷之遭，如割如灼”[1]（P562），对太平军可谓是仇大恨深了，汪士铎痛苦之余，对当时局势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之所以造成太平军这样的心腹大患，“非上有失政，下有贪酷也”[7]（P75），相反是因为“盗贼之律太宽”和清政府“行王政、行仁政”[7]（P132），修养生息日久，导致人多，是“人满”造成的——“世乱之由，人多”[7]（P152），“皆人多之害也，使减其民十之七人，则家给人足，驱之为乱亦顾恋不愿矣！”[7]（P90）他认为之所以导致人多，则在于女人多，“女人多，故人多”[7]（P152），“顿觉眼前生意少，须知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7]（P153）。不能不说，汪士铎对造成清代农民起义的人口原因没有认识，他看到了巨大的人口压力给满清帝国造成的困境，3但如把导致人口压力的原因脱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因素而一味夸大，甚至归罪于女性头上，那无异会就会得出荒谬的、反历史的结论。汪士铎既然对“世乱”有如此认知，把其原因归为妇女过多导致，那么他由此理路出发而发展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荒谬、最极端的反妇女的性别歧视思想”[6]（P302），也就不太奇怪了。
为防止“世乱”，就要防止人多，而要防止人多，则在于控制女人多，“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7]（P90），这就是汪士铎反妇女思想的主要根据，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7]（P153），为推动人民执行，汪士铎又主张“立溺女之赏”[7]（P75），“严立妇女之刑”[7]（P97），“妇人严禁文绣之技”[7]（P91），“家有两女倍其赋，……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7]（P153-154），“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违者斩决”[7]（P154），他要用物质奖励和严刑酷法两方面来保证控制女子人口数量的措施得到执行。汪士铎又说“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寿”[7]（P152），原来在他认为，“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曰夭，二十以内死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男子五十曰夭，六十曰正，七十曰福，八十曰寿，九十曰祥，百年曰大庆”[7]（P58），如此尊男卑女的偏见，真是“古往今来所仅见”。他又认为“家之不幸有三：……曰族大，曰丁多，曰生女”[7]（P66），主张“治民须欲民富，欲民富，当首行溺女之赏”[7]（P90），因此“贫户不准生女”[7]（P90）、“贫者不养女而溺女，富者始养女嫁女”[7]（P146），因为有了女儿还要为她以后的出嫁操心，“敛资择婿出嫁事繁，事事在婿家，教下应酬多，平日一切资送，婿家诸人与己未知合否，婿未知与己合否，婿与女未知合否，婿未知才否，未知能得意否，女以婿为天，婿若夭，如何？平日，婿家若凌虐女，己不敢校，以女究在其家度日也，添无限烦恼，婿家有言不敢校，婿夭以后将奈何？女受翁姑大伯小叔妯娌小姑等气，己不敢校，遂为众人之下，女无靠，己又贫病老死，将何如？此犹不论其贤与否也，女有难，己不能救，如何？其家无规矩，女为妇人，如何？犹不论婿之成否也，无女无此患”[7]（P157）。在为子娶妻时也要考虑女方母亲的情况，如果她是“悍泼好衣饰装束者”，“皆勿取”[7]（P157）。进而，汪士铎又主张“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既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药使勿孕”[7]（P156），为加强其主张的推行，汪士铎又提出了辅助措施，“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7]（P91），这样的办法，“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渐减，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7]（P90-91）种种关于性别歧视的严厉主张，皆主要针对女性而来，这说明了汪士铎看到了在当时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和流产方法情况下，人口的增长跟妇女有较大关系和人口剧增导致贫穷的表象，他所主张的“溺女”在当时也多少能对减轻人口压力起一点作用，但这是否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仇视妇女的思想，如韩非、董仲舒等人，但他们往往是从性的方面来着眼，4从来没有象汪士铎这样大胆无忌！而“溺女”陋习在中国也可说是源源流长，中国古代文献如《韩非子·六反》就有“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样的记载5，“溺女”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在一个男权独尊的社会里，妇女们卑下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到了19世纪以来，“溺女之风却变本加厉，愈演愈烈”[8]（P31），江西一带尤其盛行6。“溺女”原因除溺女者家贫和为女作嫁难之外，历来的男尊女卑思想应占主导，汪士铎的“溺女”主张只不过是以往实际行动的概括化而已，只是以往“溺女”者往往是个人的隐秘行动，并没有借助严刑酷法来推行，汪士铎则是更进一步要把“溺女”现象公开化和法律化。实际上，如果不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着眼，仅把造成人口压力的原因归于妇女太多，这显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靠“溺女”来减少人口，这更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计，倒可能会引起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许多不良后果7，同时“溺女”现象也反映出一个社会不人道和不文明的程度，也并不为传统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统治者所接受8。实际上，解决人口压力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发展生产力和控制人口相结合，只是在当时，由于时代和他所承受的思想资源的限制，汪士铎是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的。另外，如上所引，汪士铎见解里又颇有点类似今天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优生、晚婚和节育的思想，但在根本上，汪士铎还是鉴于人口多易生乱和人口增长远高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的“现实”，是在为满清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根本不是为了“优生优育”，更何况，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也不可能使汪思想中的这些较积极因素付诸实施。
三
但在另一方面，在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方面，汪士铎却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此绝然不同的形象。
汪士铎总共有四子和四个女儿，其中四子一女生下不久即夭折，惟有长女、次女和三女活下来，而经过太平军之难，次女、长女也相继死去，唯适吴家一女存，而死难两女在汪士铎著书时对汪帮助很大“昔年编史志，赖汝助探讨”[1]（P814），二女相继死后，汪士铎为其两女遭难“日则恍惚，夜则神魂不安，梦书惊呼”[7]（P106），多次写诗文怀念她们[1]（P512、515、842、866等），并说“儿女惨死，存者之苦，不能顾恤，眼见其罹此多难，心何能忍！”[7]（P156）对女儿的父爱之情溢于言表，看这些言语，你怎么能相信上述对妇女极端仇视的言论竟然是出自同一人之口！如此大的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思想中这些明显的矛盾性该怎么解释呢？
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他极深爱的两个女儿的死使他感受到“生女之害”，汪士铎一女出嫁不久夫即死，另一女出嫁后则倍受夫家欺凌，上文汪士铎所说“择婿”之难，既是根据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嫁后的遭遇有感而发，有所针对而来的，“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要择婿），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7]（P156），为女儿，汪士铎是受尽了婿家的气的。他反思女儿惨死原因之由，即误在择婿，“二女悲愤惨死之由：婿家不合，婿不才而浮，无人可依，父老且病，无亲兄弟，继母恶，母家无他人，遭寇家业荡然，无亲戚族属可依，无人可告语，己又闺女，不能当贼妇差使，贼匪无平日，即平，而敛资已罄，事平亦甚难处，皆婿家择误也。此后日子难过，后母气难受，日甚一日也”[7]（P31）。汪士铎又说，“吾老将死、无子，后妻与之不合，自己不知能活几日，故不接来。知其以后之难，故祝其死也，闻其信，言柴本俱难，故每食辄泪下，无事则为之思，自己无能才拙，身后寡妻犹难顾，如何顾寡女？二女平时言无论与母不合，即相合，而父死之后，彼时母亦无钱，如何能顾他了。吾以年老且无子，即养之亦不过数年，他日，渠更难过，所以忍心害理而不顾他，令之死也”[7]（P109-110），原来汪士铎既担心女儿和后母不和，自己无力调停和供养她们，怕其受罪，劝二女同死，同时又担心女儿失节——其长女为杨秀清书记，不得已，又祈女速死，并“得大女殉难句容许村信，始稍稍无忧”[3]（P121），发出“女死令我哀，女在令我憎”[5]（P3）、“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能生不能顾，不如溺于小”[1]（P821）这样的感叹。在他认为，在环境紧迫情况下，弱女难存，有不如无，故主早早溺女，以防后患。然而汪士铎话虽如此，其内心却是痛苦异常，“怜汝本无悔，重涕不知竟”[1]（P866），“比食每三叹，在夕长不寐。日一肠九回，北望交涕泗。自愧为人父，不拯汝死地”[1]（P797）。很可能是两个爱女的无辜死难使汪士铎愤恨难消，由爱生恨，推己及人，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挚爱变成了痛恨。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后妻的“悍泼”对他的反作用。汪士铎前妻宗孺人，“性木强，鲜言笑，不加修饰”、“能安贫，勤操作”，汪士铎甚至私卖妻子首饰以换书，妻子也不怪，夫妻“二十年无一语反目”[1]（P495），但一旦宗孺人死后，汪士铎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吴兴沈氏，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夫妇勃溪无虚日”[3]（P122），又由于汪士铎为生计奔走，大病几死，欢少愁多，心情郁闷，这样就产生了可能是世界上空前的最全面的“诟妇之词”吧，汪士铎全面总结了后妻沈氏的缺点，说沈氏：“不孝、不友、不慈、不顺、不和、乖戾、不睦邻里、多尚人尚气、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婆、吵闹、碰骗、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打扫喉咙、嗅鼻吐痰、诈喘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哭。”“眼睛一揉，即无中生有，百计搜寻，说张家长、李家短；吹毛求疵，推求百般，不好之处，以责备人；一事要数十日、数百遍不止；买物于秤上及价值俱要占点小便宜；事事讲究，好排场应酬，装病”，而汪士铎家庭条件不好，“无多人服侍，我不中用，不能作事，如何不格外动气”，汪士铎有针对性地根据各种劣习对后妻下了判词，针对其凶悍，汪士铎判曰：“惫其精力，困其心思，反其寒暑，拘其出入，使之疾病。”针对后妻“任性妄作，毒及子女；老拳凶物，殴及无辜，”汪士铎判曰：“夺其饮食，稽其居处，禁绝粗砺，使之饥痿。”针对后妻“捶床叫骂，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的情况，汪士铎判曰：“摔其衾茜，扯其冠服，褫其袒衣，使之寒冻。”最后，汪士铎又诅咒其后妻，“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特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死于拼命之骗人。”当然上述言辞都只是汪士铎的泄恨之语，其中不无片面和苛求夸大之处，但也反映出汪士铎对其后妻的强烈不满和怨恨，只是因为汪士铎“口不能敌”，而不得不“笔之语录”9，以“尔以口、我以笔，其奈我何”[9]（P104）来自我安慰，以消解自己的痛恨。上文说及汪士铎提醒为子选妇时要考虑女方母亲是否为“悍泼好衣饰装束者”，也跟汪士铎鉴于其后妻为悍妇有关；另外，汪士铎的次女之所以自杀就跟其不堪继母虐待有很大的关系。既然对其后妻如此深恶痛绝，再加上汪本已经对妇女怀有偏见，在这样的合力作用下，汪士铎的反妇女情绪由此可以有更明白的解释了。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汪士铎极端的反妇女思想是其来由自，主要根据其深刻的个人经历和体验。与之相仿，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许多人身上，如刘师培也曾说他自己激烈的排满思想是“由于《苏报》之刺激，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以此祈遄死也”[10]（P97），其他如谭嗣同、吴虞等的激进思想也同其家庭悲剧有极大关联的，在这方面汪士铎决非唯一，但这并不能就此意味着汪士铎必然就会有反妇女等激烈思想，这只是汪反妇女思想产生的必要条件，并非是充分条件，事实上，如果不是出现太平军之难这样对他个人伤害极大的外缘因素的刺激，使他几乎一下陷入灭顶之灾，也致使江浙一带经济、文化繁盛之区被严重破坏，可能汪士铎心中潜在的这些偏激思想根本就不会爆发出来、形诸于文字。
四
需说明的是，汪士铎上述对妇女极端仇视的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实际上终汪士铎漫长的一生，他都没有同意公开示人和印行他所非常看重的“笔记”——《乙丙日记》，尽管他也曾在《自述》里标榜：“自品乱后之作，笔记为上（语录也），诗次之，词又次之，而文最下”[1]（P22）；相反，他在公开场合还写了不少诗文来纪念和表扬殉太平军之难的烈妇烈女们，还写有一些为人母的祝寿文，这情况可能是汪士铎考虑到了《日记》的社会影响，更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偏激——在后来的1863年，他在私下答萧穆问学时说自己，“少尝服膺许郑，既乃归约程朱，于经世之用瞢如也；而自涉寇难间关吴楚，所遇不一人，如汉宋之言，皆鑿柄也；又况外无应门之童，内有交谪之妇，日处失意中，则又取黄老之言以自放，盖不足与于学人之数已明矣”[11]（P583），话里面“悔其少作”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的年谱作者赵宗复也说他：“惟中年丧妻溺子，误娶悍妇，饥驱奔走，又复大病，哀怨所郁，戚戚无欢”[7]（P155），所以才为此偏激之言，“虽非探本之论，失之偏宕，亦自存其见地，盖悔翁生长江南人口繁行之区，更有二女殉洪杨之难，激刺之余，发而生此，依时依人而论，未可厚非”[7]（P166），赵的说法自然有为尊者讳的意味，但大致也不差，看出了汪士铎反妇女思想的造因。
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的这些怪诞言论直到晚清时才开始慢慢被人得知10，到上个世纪30年代时，才由其同乡后学邓之诚把《乙丙日记》中的主要部分刊行，其内容才开始广为人所知，比较守旧的学者张尔田还专门针对《日记》中的“谬论”写了《〈乙丙日记〉纠谬》一书，批驳汪士铎；而黄濬在看了《日记》后则把汪士铎称为“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那原因之一就是汪士铎“平生痛詈妇女，主张生女即溺，而畏其妇特甚。”[9]（P99）可想而知，如果汪士铎在19世纪50年代就把它拿出来，可能会得到一些“极右”人士的拍称快，但更多也许是会遭受批评和责难！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我们来看汪士铎的反妇女思想，就更是让人不可接受的，汪士铎的反妇女的主张里包含着太多反社会、反人道的因素，实在是不足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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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师培。清儒得失论[A].李妙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1]萧穆。敬孚类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三辑第426种。
注释：
1、 在笔者所看到的关于汪士铎的研究中，有胡思庸先生、谢忠梁先生和台湾王汎森先生的三篇文章（也有专著曾略涉及汪的人口思想或经济思想，如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的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史》等），分别是《汪士铎思想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页30-45）、《汪士铎人口思想精华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4期，页83-85，又页77）和《汪悔翁和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载吴密察等《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页279-318），胡文由于受时代风气影响，文中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不太妥当；谢文则是对汪士铎人口思想的研究；而王文则是对汪思想的全面评介。近来，笔者又看到三篇研究汪士铎人口思想的文章，即陈嘉珉《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见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网络版2002年7月号（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2.htm），李建刚《汪士铎人口思想解构》，见《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杨鹏程、谭扬芳《汪士铎人口思想探析》，见《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三文都没有作汪士铎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导致所论述的主要内容有些“重复建设”，另外，三文在资料利用方面也不够；还有，后三文都有不少关于汪的史实错误和误读，限于本文篇幅，不一一指正。
2、 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定义和应用，可参看（德）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又可参看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3、 汪士铎甚至还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入侵中国也同其人口太多有关，“生齿日益兆，山泽力难养；远夷航梯来，弊固在利网；闻亦因人满”。见汪士铎《梅村剩稿》中《杂言》诗，页38。
4、 参看毕新伟《古典时期的女性及其情爱方式》，见《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4期，页41-43。
5、 参看黄朴民《中国古代的溺女陋习》，见《文史知识》1992年第10期，页41—42。
6、 参看肖倩《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一文，载《史林》2001年第1期，页63—68；又可参看肖倩《清代江西民间溺女与童养》一文，载《无锡轻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2卷第3期，页239—243。
7、 参看徐永志《近代溺女之风盛行探析》一文，《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页33—38。
8、 参看肖倩《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一文；又可参看徐永志上引文。
9、 以上引文均转见邓之诚《骨董琐记》页122—123，其中引文标点略有更动。
10、 “悔翁日记，晚清已有印行者”，“但不完全”，转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页104，王汎森先生说汪士铎《乙丙日记》中的言论1930年代才被公开可能不确；另外，王汎森先生说汪士铎“最后只剩一位嫁到山西的女儿”，不确切，实际上汪仅剩的三女是随丈夫做官而到山西，非嫁到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