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廷割地赔款，列强纷起效尤。一时之间，国势危迫，人心思变。不同阶层、不同政见的人物纷纷上书，表达政见：有人建议练兵筹饷，有人建议开矿筑路。然而，却很少有人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唯独有一位小京官，与众不同，他建议清廷向西方学习，改革政体，着手考虑设立议院。他就是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陈炽。
长期以来，我就想写一点有关陈炽的文字，只是苦于资料的缺乏，只能从《康南海自编年谱》等书中知道，陈炽曾系统提出过政治改革建议。至于他的建议包括哪些内容，他是否向清廷提出开设议院，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近来，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代档案中，发现了陈炽甲午战后所写的《上清帝万言书》。这是一份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现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进行变法时，如何处理君权与民权的关系，也可以使我们看清他们是如何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他们以最明确的语言划分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
一、政治改革是陈炽思想体系中最精彩的部分
陈炽（1855——1900年），原名家瑶，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省瑞金人。陈炽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取军机章京，长期在户部任职。陈氏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喜欢周游全国各地，留心天下利病，钻研中西各国学问，且颇有心得。陈炽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写作《庸书》，详尽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该书分为内外百篇，其中以议院、报馆、乡官等篇最为深刻。它反映了陈炽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初步认识。《庸书》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
“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原字为革右加勺去一点下加口）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原也。华盛顿以编户之细民，苦英人之虐政，风驰霆击，崛起美洲，既有国而不私于一身，遂立民主之制，定议院之规，可否从违，付诸公论。泰西各国靡然向风，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页。）
不难看出，陈炽对欧美国家的议院充满了憧憬向往之情，对华盛顿“有国而不私于一身”的民主精神由衷钦佩。他的这种思想并非是偶然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比较鉴别，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远比封建独裁要优越得多，认为只有发扬民众的智慧，才能纠正和制约封建君主高高在上的错误决策。
如果说陈炽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议院制度的颂扬，表达了他对改革中央政府体制的愿望，那么，他对乡官的论述，则表述了他对变革地方政权的设想。他在《庸书》中指出：
“各府、州、县，则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然后出示晓谕，置轨通衢，期以三月，择保人多者用之，优给俸薪，宽置公所，置贤者一人为之首。开会、散会，具有定期，每任二年，期满再举”。（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17页。）
所谓“乡官”，本来是指汉代三老、啬夫、游缴等，掌佐县令治一乡之事。而陈炽所说的乡官，则主张仿外洋之制，由百姓公举，这就与传统的乡官就有了本质的区别。这些被民众选举出来的乡官，除了议政之外，还有权监督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如发现其劣迹，可“白之大府”、“转详吏部”，实际上是在发挥监督作用。人们不难在陈炽的上述相关论述中隐约地领略到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向往与追求。
除此之外，陈炽还在《庸书》中对泰西报馆的优越性进行了介绍，认为它可以公是非，广见闻，开风气，去除君民之隔阂，主张“晓谕民间，准其自设，资本不足，官助其成”。“一转移间则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集思广益，四民之智宏开，殚见博闻，万里之形声不隔，高掌远庶，明目达聪”。（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106 ——107页。）陈炽主张民间广设报馆的建议， 是与他的民主思想相辅相成的。因为没有报馆和言论的自由，议院政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整个看来，陈炽的思想体系包括了很多内容，但是，不断向西方学习，追求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其最闪光的部分。正因为如此，陈炽成了众多京官中思想最敏锐，西学最通达的佼佼者。陈炽在这一时期虽然讲了议院的好话，但是这种制度能否在中国推行、何时能实行，则没有上书说明。这一方面是因为陈炽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后来那样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患得患失、谨慎畏缩的特点也不无关系。因为陈炽深知，议院虽然好，而大权独揽的君王们是不会喜欢它的。正因为陈炽的《庸书》中，没有这些使君王难堪的建议，因此，翁同和才於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把它原封不动地进呈给光绪皇帝阅看。
二、《上清帝万言书》的若干问题考证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是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存的清代军机处档案抄本中发现的。后经台北中研院约聘助理研究员潘光哲先生标点整理，约一万一千余言。该折原名《中倭苟且行成，后忧方大，敬陈管见呈》。这是陈炽向清廷所上奏议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它较为详尽地阐述了陈炽的改革思想，是一份研究晚清变法史极为珍贵的档案资料。现将陈氏《上清帝万言书》若干有关问题厘清如下：
其一、关于《上清帝万言书》递上的时间。
陈炽此书是在甲午战败后，清廷上下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大论战的情况下递上的。光绪皇帝迫于割台后的危迫局面，“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决心奋发图强，并发布诏书称：“君臣上下，惟当一心，痛陈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求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注：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98页。）
在光绪皇帝的诏书感召下，廷臣纷纷呈递奏章，阐述己见。光绪帝在内外臣工奏章中共发现了九件十分有价值的奏折，并颁布谕旨让各地督抚将军对九件奏折进行讨论，以推动甲午之后更张变革，其中即包括了陈炽此折。（注：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01页。 ）陈炽此折之末尾所署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6年6月16日）。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亦有章京陈炽五月初六日呈递条陈一件的记载。
其二、陈炽《上清帝万言书》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
陈炽与维新派因为共同主张采用西法，变革旧政，故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梁启超在给夏穗卿的信中曾指出，“弟在此新交陈君次亮炽，此君由西学入，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注：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由此不难看出，陈炽的西学水平与维新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所谓派游学，设商部，办译书，修铁路等诸多新政措施，都可以原封不动的在陈炽的条陈中找到。而且，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亦有许多与陈炽此折有关系之记载。康氏曰：
“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撼於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常熟令陈次亮来谢其意，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页。）
从康有为以上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有两层意思，一是陈炽实际上是维新派与翁同和之间联络的传话人。翁氏位高势尊，不能常与康有为往还，许多意见是通过陈炽转达；二是康有为提到的翁同和让陈炽“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根据我的推断，这十二道新政意旨，很可能即陈氏《上清帝万言书》中所提到的“变法宜民”中的十项内容，其中很多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其三、关于《上清帝万言书》的呈递与翁同和的关系。
由康有为年谱记载，可以看出，陈炽与军机大臣翁同和的关系迥非寻常。翁同和当时除了户部尚书之外，既是帝师，又兼总理衙门差事，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因此，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陈炽本人，都很注意和翁氏交往，以便取得他的支持。
只要翻阅一下翁氏日记，便可以找出翁同和与陈炽围绕此次上书的交往。现将翁氏日记有关部分，征引如下：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得陈炽电，上海发，昨日到。宋育仁信，英国来，皆论时事，二君皆通才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776页。）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陈炽亮以封事送看，八条皆善后当办者，文亦雄。”（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803页。）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陈次亮炽来见，吾以国士遇之，故倾吐无余，其实纵横家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812页。）
由翁氏上述日记可以看出，陈炽与翁同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亦颇频繁。翁氏对陈炽是极为赏识与重视的，不然不会称其为“通才”、“国士”；而陈炽则是把他的改革计划实现的愿望，寄托在翁同和身上。他们之间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不但使陈炽感到，自己的改革是有靠山可以依赖的，同时也制约了陈炽的整个改革方案。尤其是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要求。
再有，因为翁氏四月十八日日记明确记载，陈炽的“封事”曾送他过目，并认为封事所述事项，均为当务之急。我推测，这件封事，即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上清帝万言书》。陈氏此书所罗列改革事宜为七大项，分别为：下诏求言、阜财裕国、分途育才、改制边防、教民习战、筑路通商、变法宜民。这些大的项目，比翁氏日记中所记“八条”，似乎是少了一条。我推测，陈炽可能是根据翁同和的意见，又对自己的条陈进行了修改，最后成为七条。而翁同和称，这些条目“皆善后当办者。”可以确定，陈炽的改革计划，是颇蒙翁同和肯首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是用了很长时间酝酿写成的，至少在四月十八日之前，即已成文。而五月初六日递上的则是最后的定稿。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登有“章京陈炽条陈一件”，与陈氏在《上清帝万言书》后所记日期相符。
其四，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坊间是否有流传？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在递上之前，除了翁同和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见过陈氏此条陈的完整刊本。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赵树贵，曾丽雅所编的《陈炽集》，对陈炽研究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该书文录部分刊载了陈炽的《上善后事宜疏》。该疏实际上与《上清帝万言书》是同一条陈。只是《陈炽集》的作者，因为没有机会见到这份档案，因而出现了某些不够准确的判断。如编者对《上善后事宜疏》的说明文字云：
“本文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四，陈忠倚辑，光绪戊戌三月宝文书局石印。据文内所言‘去岁中倭构衅’、‘今辽左虽还而朝鲜已失’等，可知该文撰述于1895年11月8 日订立《交接辽南条约》之后的一、二个月内，即1895年11月或12月。”（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06页。）
而在他们所编写的《陈炽年谱简编》中，於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又记载曰：“呈条陈一件，疑即《铸银条陈》”云云。（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91页。）
参照新发现的《上清帝万言书》，可知这些考证文字并不准确。
实际上《上善后事宜疏》只是摘录了《上清帝万言书》所提出的七项改革建议中的三项。《上善后事宜疏》把陈炽给皇上的条陈中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几乎全部删掉了。即使在他所节选的三项改革建议中，也有许多重要删改。这些改动，有的出於政治方面的考虑。如在“阜财裕国”一节中，删掉了“非我皇上神明独断，仿效西法，得人而理不为功。此泰西政治之根源，富强之本计，而独惜中国之人，掩塞聪明，昏然不悟也。”这些敏感的论述。还有的删改，出於人事关系方面的考虑。陈炽觉得有些话，在皇上、翁同和面前讲可以，如刊印流传，则需“内外有别”。如在“分途育才”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欲自强，必须变法，而欲变法，首在得人。天下事，盖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中国王大臣中，自曾纪泽外，真知西法者，寥寥无人。张之洞知之，而凌杂芬乱之弊不免；其余虽有知之者，然职居下位，学少专门。天下虽广，遂有乏才之患，则在上者，无以养之而教之故也。”（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朝夷务始末》，稿本，以下凡引用此书者不再一一注明。）很显然，这样的论述如果在坊间流传，自然会引起张之洞的很大反感，故而被删掉了。而在这里，已经明显表露出陈炽对洋务派人物的鄙夷不屑，不以为然的情绪。
三、《上清帝万言书》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
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所提出的第七项当务之急的事是“变法宜民”。而此处要变的“法”，据我所理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陈炽罗列了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共有十项。现分述如下：
陈炽建议的第一至第四项是设立学部、矿政部、农桑部和商部。这些都是清廷中央政府机构的重要改组与重建。第五项、第六项为修筑道路，改良工艺，推行专利制度。第七项为翻译西方法律，参酌改革中国刑法。第八项、第九项为参酌泰西新法，实行养老与保险制度。
陈炽的第十项建议，也是最为关键的核心内容，是设立议院。这实际上是陈炽所有建议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陈炽深知此事重大，因此，早在《上清帝万言书》开头总论部分即提出开设议院的要求。陈炽是从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入手而引发到议院上的，其条陈称：
“哀哉！堂堂中国，受制于小夷，轻侮欺凌，至于此极。此后如不发奋为雄，求贤自辅，将永在倭奴掌握中耳。谁非人子，谁非人臣，稍有天良，能无切齿？所谓关系在既和之后者，此也。”“经此一番折辱，则数十载固执迂拘之论，既一扫而空，即三十年敷衍粉饰之非，亦不攻自破。此后我皇上奋於上，众庶怒於下，群僚百执事，洗心涤虑，坚忍愤发於中。欲振作，必须自强。欲自强，必须变法，以筹国用、罗人才为始事，以练民兵、开议院为成功。运以精心，持以定力，期以二十年，而不报倭奴今日之仇，出泰西各国之上，臣不信也。”
陈炽认为，由于没有议政机构，中国民气太弱，积弊太深，希望光绪皇帝能“乾纲独揽，力排众议”采纳他的建议，一意自强。而自强的核心内容，就是开议院。从上述论述中，附炽似乎是要求很快在中国开议院的。但是，后来在“变法宜民”部分的第十项建议中，陈炽又显得有些犹豫，担心议院一时难以实行，故他小心谨慎地又一次讲明议院的好处。
陈炽是这样说的：
“泰西议院之制，以英为最优：有上议院，国家爵命之官也；有下议院，民间公举之绅也。每举一事，下院议之，上院酌之，而君主行之。国有偶亏，只须询谋脸同，亿万金钱，一呼可集；政归公论，人有定评；上下相准，永永不敝，所谓合亿万人为一心也。惟兹事体大，须俟十年之后，学校大成，然后开院仿行，以立万世无疆之业。”
陈炽在讲完他的议院建议后，又说了一段很深情的话：
“以上十则，皆救急之良方，自强之要策。我皇上苟能先几烛照，得人而任，决意举行，则不出三年，已有成效之可见，十年一小成，二十年一大成，然而国不富，兵不强，吏治不日清，民生不日厚，君威不日振，国势不日张者，未之有也。”
陈炽认为，他的改革建议与洋务派的办法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中国谈洋务三十年，误於得粗而遗精，舍本而逐末，故财殚力痹也，拱手而让之他人。”
这话讲得十分透彻，即只是就事论事地学西方的军事技艺，先进工艺，而放弃改革政治，就只能丢掉了根本。而这样枝枝节节的改革，永远也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因此，陈炽的结论是政体的变与不变，为中国的兴废存亡之所系，如果现在还不惊觉，依然苟安旦夕，“则不及十年，必有四裂五分之祸。”
四、先行者的悲哀
先行者的道路是崎岖的，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与先行者的道路，则更艰难。陈炽在呈递《上清帝万言书》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微臣备员枢直，奔走内廷，既已确有所知，诚不忍缄默不言，坐视倾覆危亡之惨。明知越职言事，触犯忌讳，国有常刑，然朝廷养士二百余年，当此大利大害，间不容发之际，若竟无一人能知之，能言之，亦古今之深耻也。既以披肝沥胆，将积年所思，痛陈于君父之前，虽退就斧质，更无所恨。”
这确实是陈炽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无可奈何的表白。在封建专制政体下，要求开议院，确实是需要些勇气的。尽管陈炽并不主张马上要开，而是再等十年，但即使如此，也难免招来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臣们的嫉恨。
陈炽在呈递了这个条陈以后的几个月，相当活跃。他与维新派一起召开了京师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且创刊出版《中外纪闻》，局务遂以报事为主，又是组织译书，又是购仪器，且欲设立藏书楼，连驻京的美英公使亦欲捐助西书图器。他甚至还上书翁同和责备其办事因循，言辞痛切，连翁同和也不得不佩服“此君有识力”。（注：陈义杰整理：《翁同和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五册，第2831页。）
然而，好景不长，时局大变。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常常是象刮风一样。当改革风吹起之后，人人振奋，个个献策。生怕不彻底，只嫌改革的步子不大，恨不能在一个早上把中国的面貌全然改观，旧制陋习，统统革除。而在守旧者汹汹反扑之后，这阵风就算是刮过了。原来站在风头上的改革家们便偃旗息鼓，开始沉默了，纷纷撤出原来的阵地。自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杨崇伊出面弹劾京师强学书局“植党营私”后，陈炽和他的同伴们也逐渐趋于消沉，其对议院的态度也与前迥然不同了。最能表明陈炽态度的是他写给汪康年的两封信。
其一曰：“穰卿仁兄大人阁下：示悉。味余信收到。所言美国新金山设立兴华一节，见之他报内。从强学会封禁，立言恐招忌恨，非本报所译。弟引此以证议院民权之不可再说耳。然亦指篇首论说，译西报亦不忘也。 ”（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 第2076页。）
其二曰：“昨得长素函，亦绝不提回沪之说。公度事可疑可诧，渠至都即讲民权，弟已规之，大约不能从耳。”（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77页。）
上函中的长素，是指康有为；公度则是指黄遵宪。陈炽明明知道“中国君权太重，都中一事不办，外间遂欲办一事而不能，自上上下下无一不揣摩迎合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2075页。）可是，由于政治压力，他已经不敢再说议院了，而且劝说别人也别谈议院。他的政治立场明显地倒退了。
陈炽已经陷入了困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象陈炽这样的勇于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知道如何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与西方相比美。可是，由于他的手中并无实权，而不得不在执政者中寻找自己的“靠山”，最后，当“靠山”也靠不住了的时候，改革者便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了。他们由于曾经提出过激进的改革主张，因此，守旧者对他们恨之入骨。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的潦倒，经济上的贫困，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就连原来颇赞赏陈炽的翁同和也居然在日记中写道：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陈炽以折示我，全是风话，内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笔捺出，还之，不如此不能断此妖也。”（注：《翁同和日记》，第五册，第3015页。）
翁氏没有明言，陈炽的奏折讲了那些风话，想来必与政治很有关系，否则翁氏不会称其为“妖”。翁同和身居高位，对政治十分敏感，他是不会因为支持陈炽的激进改革主张，而使自己受牵连的。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翁氏又在日记中写道“陈次亮炽竟得心疾，奉其母来，迫其母去，颠倒昏愦，旋即奉讳，本拟赙助，今送十金耳。”（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3037页。）这时的陈炽已经患了心疾了。所谓“心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得了精神病。可以想见，政治上的挫折，已使陈炽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因此，没过几年，这位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先行者便抱恨辞世了。
后来，他的友人赵炳麟柏岩为他写了一个四、五百字的小传，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郁郁不得志，酒前灯下，往往高歌痛哭，若病若狂，归江西数年卒。”在小传的结尾，赵炳麟感叹万端地写道：
“世之将治也，豪杰有志之士，率皆云兴霞起，敷赞嘉猷，求志达道，各遂其欲而去。及将乱也，豪杰志士，往往抑塞穷图，怨结郁轸，以至于老且死。呜呼！十余年来，吾同心同志若江标、陈炽之徒，或隐或死，或寒心远蹈，不知其几十百矣。神州陆沉，伊于何底，述其梗概，不胜惨然！”（注：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第386页。）
赵炳麟的话写得很深情，很感人，抒发了晚清仁人志士对世道的怨愤不平，对中国前途的失望悲观。不过，他的陈炽“归江西数年卒”的说法，并不正确。据陈涛的《陈炽传》记载：陈炽于“光绪庚子五月十三日午时，殁于京都赣宁新馆。”（注：马金科：陈炽传，见罗明、杨益茂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十卷，第304页； 又见《陈炽集》第386页。）据此可知，陈炽并非卒于他的家乡江西， 而是倒在了他用满腔热血，毕生精力，呼号进行政治改革的北京城。
陈炽谢世之时，正是义和团运动闹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之日，整个京师，乃至全国都为之震动。然而，时隔未久，八国联军即兵临城下。慈禧挟光绪仓皇西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好话讲了一大筐，道理讲了一大堆，当政者就是充耳不闻，倒行逆施，放着好端端的变法之路，清廷不去走，却落得一个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的下场。陈炽在他的条陈中曾警告说：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及十年，必有四分五裂之祸”。历史证明，陈炽是有先见之明的。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