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间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冲突。在全民抗战一致对外的大潮流下，国民党政府这一逆行，不仅遭到中共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齐声谴责，而且亦引起美、英、苏等国政府的关注与批评。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强对美外交与争取美国的援助一直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处理对美关系上，许多时候蒋介石事无巨细都亲自出马，或与美国驻华官员当面交涉谈判，或向国民政府驻美外交代表直接下达命令，操控全局。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反映出其独裁统治的本性，另一方面亦反映出对美外交在他心目中的份量。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美国朝野各界的对国共爆发内战的担忧与指责，蒋介石一连向当时以其私人代表身份驻美寻求军援的宋子文发出多封电报，做出指示，力图消弭由于该事件为对美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下面笔者结合有关史实，简要介绍一下在宋子文档案中所发现的这部分电报的内容。
一、注意对美舆论宣传，淡化新四军事件的政治影响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围绕事变的真相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宣传斗争。
1941年1月13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联电，抗议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包围。1月17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团结起来打击敌人》的文章，并指示该报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18日，周恩来又为《新华日报》写下了“千古奇怨，江南一叶，同是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罪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的策略方针，向国民党发动一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
为减轻与平息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国民党方面同样也发动了一场宣传上的攻势。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称新四军系“抗命叛变”，因此“着将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消”，“借申军纪，而利抗战”。同一天，国民党方面还以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由于对美关系事关抗战全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美国各界的反映尤为重视，为此，在事变发生后不久的1月18日，蒋介石即给时在美国的宋子文发去电报，将皖南事变的有关情况通知了宋子文，要他将事变的所谓真相“详告各友”，以免“为共党谣惑”，原电如下：
“删（十五）电悉。新四军抗命谋叛，兹已将其全部解决，明令撤销其名义番号，故江南共军已经肃清，以后可无后顾之忧。共党因无实力，故只有扩大宣传，摇撼国际视听，一面以内战不利于中央名义，使中央对其不敢制裁，其实中央抗日之外，确能控制国内一切，决无他虑也。外人不明底细，易为共党谣惑，请详告各友放心为盼。”
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一些主要报章陆续发表了爱德加。斯诺和路易丝。斯特朗等著名记者对该事件真相的报道，对国民政府大敌当前制造内讧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在美国各界引起很大影响。面对美国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不敢怠慢，除了在国内作出表态和妥协以缩小事态范围外，并向宋子文发出多封电报，希望借宋子文在美的个人影响力，向美国各界作出解释。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就皖南事变发表长篇演讲，将皖南事变解释为绝无任何政治性质的“整肃军纪”问题，并表示：“凡遵令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
几天后的1月31日，蒋介石发出电报，将其演讲情况告知宋子文，并以中共军队力量薄弱不足影响抗战全局为由，要宋子文对美作出说明，原文如下：
“新四军案实情已于本日中正讲演发表，其实国内对此皆知，共党兵力极弱，不及全国军队总数百分之二，以中国最近有百十九军之多，而新四军与第八路军不过共数两军耳。请兄以实状告之。”
2月10日，蒋介石再发电报，就对美解释与宣传要点进一步作出详细说明，电文如下：
“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事件，纯为严明军纪问题，绝不牵及政治或党派问题，故中央虽明知新四军与中共有关，但对中共仍抱定宽容态度，绝无压迫中共党人，或停止其刊物之举。现我国抗战部队共二百廿余军，都四百余万人，而受共产主义影响之正规军队实际不过数万人，仅占总数百分之一二，即使中共始终执迷不悟，亦决不能造成大规模内战，以妨碍我抗战军事之进行。中央始终认定全世界反侵略势力应联合一致，浸与英美苏三国尤应密切合作，共同行动。若中共则倡此反帝口号，反对中国与英美接近合作，以妨碍本党对外政策，与抗战国策之实行。中共此点阴谋务使英美政府特别了解，并详悉共党用意所在，希妥为转达，并详细说明为盼。”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对敌作战节节败退，人员物资损失惨重，而大后方则经济凋零、民生惨淡。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继续抗战的希望放在了争取美国干涉和寻求美国对华军事与经济援助上。为加强对美外交力度，1940年6月，蒋介石特派出宋子文以其私人代表的身份赴美，授以商洽全权，交涉美国对华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在中国抗战初期，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影响和先欧后亚战略的考虑，美国政府在支持中国抗战和对华援助上并不积极，国民党政府对美外交饱受挫折，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的疯狂扩张和中国战局形势的日益严峻，美国援华制日的对华政策逐渐占据上风，对华军事与经济援助才趋向积极，国民政府对美外交初显成效。到皖南事变发生前，国民政府已获取美方三笔共7000万美元的贷款，即1938年12月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40年4月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和1940年10月2500万美元的钨砂贷款，而且更大规模的军事与经济援华计划正在酝酿与即将出炉。因此，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防止美国援华进程遭受影响的考虑，蒋介石对美国各界对该事件的反应极为关注。从上述电报可以看出，在对美宣传中，蒋介石所着重强调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此次事件的性质是“纯为严明军纪”，国共两党不会爆发大规模冲突，美国方面尽管放心。第二、中共军队实力很小，不足影响抗战全局，美国支援中国抗战，应以国民党政府为对象。
1月下旬，刚刚结束在中国南方9省国民党统治区视察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制造冲突的行为提出了公开批评。消息见报，蒋介石非常不满，在2月19日，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他特地提起此事：
“洽电之意甚赞成，请即进行，并以中名义劝告卡尔生，何以彼到美后之言论，与其在华时对中所谈者如出二人，望其改正为盼。”
卡尔逊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在中国服役多年，并曾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贴身卫队担任指挥，与罗斯统总统关系密切。1937年8月，卡尔逊以海军观察员的身份重返中国。1937年至1938年间，卡尔逊先后两次访问了中共在华北和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并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在随后写给罗斯福总统及出版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卡尔逊对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神面貌与组织能力大加赞赏，并且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国统区进行的考察中，卡尔逊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独裁感受很深，在给罗斯福总统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的报告中多有批评，但卡尔逊也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中，美国只能指望国民党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政府领导中国的抗日，因此，在与国民党诸多要员包括蒋介石本人的会面及发表的谈话中，他故意很少提出公开的批评。皖南事变的爆发，终于使得卡尔逊打破了常规，这也难怪出乎了蒋介石的预料。
对这封来电的内容，宋子文于2月25日进行了回复：
“文与上星期六在纽约宴工业合作社美国协会各委员，解释新四军事件，并告以合作社委员代中共宣传，足以危害该社进行，一般纯粹分子经此说明后，业已谅解，并决定开会讨论，卡尔生亦出席，会后文又劝其勿受人愚弄，此君对我国热心，惟政治思想无定见。”
卡尔逊回国后，分别参加了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和太平洋学会的会议，以其所见所闻，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近乎法西斯的行为，进行了揭露与批评。宋子文的思想工作自然不会奏效，也只能以其“政治思想无定见”相称了。
二、苏联继续援华给了蒋介石底气
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引起了苏联政府严重关切。皖南爆发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于1月25日专门会见了蒋介石，表示：“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的抗战力量”。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社论，抨击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是“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只有削弱中国而已”。
在抗战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支持中国抗战，拖住日本，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因此，在抗战初期，苏联在对华援助上远较美国积极，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军事顾问与技术人员，都大大朝过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苏联政府反对中国爆发内战，皖南事变后苏联很快表明了对事件的关注，但是，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继续对日作战的立场并未因此改变，对华军事援助仍照常进行，未受任何影响。苏联政府的这一表现，为蒋介石解除美方对中国爆发内战的疑虑上，增添了一个现实的例证。所以，对苏联方面的立场与举动，蒋介石不忘随时通知宋子文，以供其在对美交涉与宣传中参用。1月31日，蒋介石就皖南事变发给宋子文的电报中就特别指出了苏方的表现，电文如下：
“艳（十九）电悉。英美同盟计划我如能正式加入更好，否则间接使之发生关系，以其同盟关系中对中国经济全力支持亦可。俄国态度无论军事政治皆一如往常，并无变更征象，武器亦如常运来。中共今已正式表示服从命令，不再冲突矣。美报有否载中对合众社记者谈话，影响如何。”
从国家经济实力、军事装备水平及战况发展等因素考虑，蒋介石当时更看重来自美国的援助，蒋介石担心美国了解了苏联军事援华的情况后，会影响美国援华的积极性与力度，所以2月3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指示他不到万不得已，不必将这一情况明告美国，电文如下：
“世、世亥各电悉。此时对美宣传不必过重辩白，不久事实必能大白也。自新四军事发表后，俄械于上星期内已到甘肃者有新式飞机一百五十架、野炮一百门等武器，当可证明新四军问题决不影响政治与外交也。但此点对美要人非万不得已，不必明告也。至于受德国恶意挑拨，更为反宣传无稽之谈，反则俄国何能对我再加援助乎。惟望美国当局注意第三国际此种宣传，其作用在破坏中美之感情，更使中国人民心理惟其自赖而已。”
皖南事变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陷于窘境，因此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的美、苏、英等国对该事件所作出的任何反应，都令急于摆脱窘境的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予以分外的关注，这对于身在美国的宋子文自然也不例外。大概是听到因为新四军事件影响苏联召回了其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的传言，宋子文可能给蒋介石发电求证，对此，2月13日，蒋介石复电：
“旧俄总顾问回俄，与新总顾问已来华续位，是去年十二月决定之事，乃在新四军未出事之前也。中共除宣传以摇撼中外观听外，决无分裂与内战之可能，中央决更不愿有内战之事，可勿虑。”
1940年底，苏联调整其驻华军事总顾问人选，新的总顾问由驻华武官崔可夫对担任。蒋电文中说的是实情，但从蒋回电中的反应，可以看出，皖南事变给国民党政府的战时外交所造成的被动。
三、居里访华与美国政府的态度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美国政府对国共冲突的反应最为关注。1月24日，合众国际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访华，在考察中国经济情况的同时，负有调查国共间争执的任务。同时，该报道还透露，鉴于国共内争，美国国务院已暂停了拟议中的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消息见报后，蒋介石马上于第2天即1月25日给宋子文发电报，要求他了解该消息的准确性，并命其赶紧落实5千万美元贷款计划，电文如下：
“华盛顿廿四日国际电称，罗斯福总统宣布，任命秘书居里赴华实地考察中国经济情形。国务院同时宣布，美国对于中国国共之内争曾表示关怀之意。居里为经济学专家，渠即将携罗总统致蒋委员长之问候函赴重庆一行。据讯，美政府曾训令居里调查国民党指摘共产党抗命叛变及其它阴谋之情事，与共党反责国民党剥削农民之情事。美政府关怀中国内部摩擦之结果，已使拟议通过之五千万美金贷款缓期实现云。此息如何，最好请美政府声明否认，并将交款设法促速完成。”
与此同时，1月29日，蒋介石还在重庆专门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其探询居里来华使命中是否“牵及敝国内政问题”，并再次表示，新四军事件“纯为一整饬军纪问题，绝不牵涉政治，望于致华盛顿报告中，详申此点”。
詹森否认他知道其中内情，但他发表了对该事件的看法，认为新四军事件不会导致中国内战，理由有二：“（一）贵国人民一致主张继续抗战，（二）共产党亦不愿发动内战，盖在内战之局势中，彼等将无扩展其势力之机会”。
2月8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来访的美国特使居里，会谈中，居里转述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居里称，该口信是他趁记忆清新之时用笔记录下来的。借该口信，罗斯福表达了其对中共的看法，认为“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团结”。
通过居里之口，罗斯福总统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不赞成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行为，并希望国共两党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之所以没有采用书面声明的形式，也许就是因为事件发生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其驻华大使那里，已经基本清楚了蒋介石并没有打算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态度。而在与居里的会谈中，蒋介石也再次向美方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
居里访华期间，对中共在海外的宣传，蒋依然很重视，2月25日，在他给宋子文的电报中，对中共的一些针对措施和影响，极力贬低。原文如下：
卡雷（即居里）约廿八日由渝起程，所有材料托其带来，勿念。共党设立军事委员会确有此事，但其作用在恐吓敲诈，总之，共党行为是在使国内外空气紧张，并非有任何实力行动可畏也。其它共党提条件及扣留周恩来等，绝无其事。共党在外宣传，对政府提出条件，且在多处？无名条件，而其对政府并不敢有一条提交，可知其完全为宣传作用而已。
皖南事变发生后，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中共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固然对国民党顽固派扩大反共分共行动起了相当大的遏制作用，但从蒋介石来讲，即便发动了皖南事变，也并不意味着当时他已经准备与中共彻底的决裂，这部分亦可从蒋在事变后的种种表现得到证明。
通过向宋子文发出指示和他本人在重庆与美方的交涉和表明立场，蒋介石打消了美方对中国爆发内战的疑虑，实际上随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大举扩张和远东局势的日趋严峻，美国援华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罗斯福总统派谴居里访华，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即将实施的“租借法案”，研究中国的需要。1941年3月，美国国会经过3个月的讨论，通过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租借法案”。居里回国后不久，即被委派具体负责处理租借物资援华事宜，从此大量美国援华物资开始以租借的名义源源输往中国。
到1941年3月，蒋介石已从皖南事变所造成的国际上的尴尬处境中解脱出来，对美外交开始全部集中在了争取美国对华援助上，3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
“居里谅已回美京，军贷贷借案通过以后，各种援华案能早日办妥，尤其对于平衡基金迅速签字更为重要，勿使共党反宣传摇撼人心。其次，空军志愿队与空中堡垒，及前定空军整个计划之数量与运输办法，皆望能早日决定具体方案，此次军政部俞大维所开之武器单，以及如何分期接济，亦望有一确定也。”
抗战期间的美国军事援华，对于支持中国人民坚持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讲，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容忍并提升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为战后中国的未来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