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中所提“五四”、“五四运动”，皆指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而以“五四学生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专指狭义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其参与群众之广泛，规模之浩大，其先锋队之觉悟的程度，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躬与其事的青年领袖分子即发生很深刻的反省，这也是很少见的，故尤属难能可贵。
傅斯年以其主办《新潮》杂志，发表多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而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即已为人所瞩目。五四运动中，他又是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袖。可以说他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研究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察和感受，研究他五四后的反省心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场运动，进一步认识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精英是很有意义的。
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的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清华学校任职的袁同礼写一封信。这时，傅斯年已确定以山东公费的名额去欧洲留学。当时他病后初愈，大约病中不能做事，有暇思考。因而信中所谈，颇深入地触及到一些重要问题。本文即以这封信为主，联系其他资料，分别讨论傅氏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中国新动机大见发露”
傅斯年在信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这时离开五四爱国运动之爆发，仅只三个多月，而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通常人们皆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为标志——则已有两年半了。傅斯年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应是指由学生奋起而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而这一运动在他们这一批五四健将的心目中，则无疑是经历两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而鼓动起来的社会新思潮凝聚成的一种结果，又是许多新运动继涨增高的一个起点。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是傅氏的好友，新潮社的骨干罗家伦。[1]罗家伦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仅仅三个星期之后，就在一篇题名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里，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众自决的精神。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所谓社会制裁，是指社会运动起来，对政府发生监督制约的作用，迫使他们不能不有所改变。至于民众自决的精神，则是指，一向被内外反动势力压得奄奄无生气的民众，起来向外交使团，向外部世界宣告自己的主张，向国内的统治当局抗争。对外，对内都喊出民众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民众自决的精神。由这三种精神作原动力，一则促进了改革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二则，催生了许多社会的组织；三则，提升了民众的势力。[2]傅斯年所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我们看了罗家伦的观察和总结，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傅斯年本人在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也谈到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这几句话显然可以看作是前引傅氏信中的那句话的一种注释。不过为了说明他的观察和评估不错，我们还是应该看看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一）国民的觉醒。这是五四运动引发的最显著的新气象。为反对巴黎和会牺牲中国主权，反对日本侵占山东，为营救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全国各地，各个阶层：包括工人、工商业者、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甚至军界中，都有人奋起抗争，游行示威，宣言通电，派请愿团，组织各种团体等等，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爱国、救国的意志。这种席卷全国，囊括各界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国民觉醒的明确表示。在有的地方，青年学生还到农村做宣传，使一部分农民也加入这觉醒的行列。
（二）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从前人们都说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没有活力。五四运动的勃兴，遽然改观，各种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学校、工厂、街市，各种行业，都有社会团体的组织。名目之多，数量之大，至今无人能够提供比较准确的统计数字。他们的活动多种多样，除了组织集会游行之外，他们办报刊，做社会调查，讨论国内外大事，办平民教育，办宣讲团……，凡是有利于相互结合，有助于爱国运动，有助于动员群众的事情，他们都要做。于是，一个奄奄无生气的社会，活跃起来了；一个散漫无组织的社会，开始组织起来了。这种努力改造社会的团体的大量涌现，正就是傅斯年所说的“新动机大见发露的”重要表现之一。
（三）青年人个性解放的发露。个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曾发表过多篇文章提倡个性解放。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更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个性解放的基本要求是个人意志的自由，强调发展个人的才性，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做自己喜欢和需要做的事，但同时要对自己的言行负完全的责任。傅斯年是对此最有领悟的青年先觉分子。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说：“‘善’是从‘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又说：“要是根本不许‘个性’发展，‘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所以，摧残‘个性’，直不啻把‘善’一件东西根本推翻。”[3]他解释说，只有听凭个人的意志做善事，才是真正的善。若被人逼迫着去做，即使真是好事，也失去了善的意义。因为他既可被逼做“善”事，无疑的也可被逼着去做坏事。诚然，个性中也可能会有不好的东西，但要求得善的东西，则离开个性的发展是万万不行的。制裁个性中不善的东西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个人对自己的言行负完全的责任。
五四运动大大激发了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他们从被动的受教育（广义的，包括家庭和尊长的教训等），变为主动的磨练自己。他们有的自动的走出家庭，摆脱宗族、家族的压力，到学校，到各种团体中去求知识，求训练。在校的学生们则主动的建立各种研究会，读书会，互助团体等等，办报纸、办刊物，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等等，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才性。当时北京大学就有20多个这样的自动组织起来的团体。更有不少青年勇敢冲破礼教的桎梏，要求婚姻自由等等。他们攻击旧式的家族、宗族的压制，反对各种不合理的限制，要求更多发展个性的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点，个性解放的呼喊，实际表示“个人的发现”，“个人的解放”。中国传统一直是蔑视个人的存在，蔑视个人的价值。即使圣君贤相，也不是真正作为“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特定理念的载体才确定其地位和意义。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是普普通通的独立的“个人”被发现。而且由于“个人”被发现，从而推及对女子地位的重新认识，引发了女子解放的运动。所以，个性解放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时期，中国青年，主要是学生青年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
（四）移风易俗的新气象。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发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婚丧礼俗一向被视为神圣，代代相传，不可改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敬天法祖，在婚丧礼俗中最能体现出这一精神。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率先重范，大胆进行婚礼丧礼的改革，各地效尤者，大有人在。如，一个叫李平的人，就自行改革其父的丧礼，并对婚姻问题提出崭新的观念。[4]李平对婚姻主张“四不避”（①不避孀妇；②不避不贞之女；③不避离婚之妇；④不避妓女。）“五不偶”（①无真正之恋爱者不偶；②无相当的知识程度者不偶；③身弱多病，任性善恶者不偶；④无家事常识和育儿能力者不偶；⑤无社会交济本能者不偶。）又如，一个叫刘象庚的人，也曾对自家丧礼做出改革。[5]至于服饰、发式的改变则更较普遍。这些看起来似乎不很重要的变革，其社会意义是很深刻的，都是社会新的生机焕发的一种反映。
以上所说的这些新机发露的表象，有些是傅斯年所亲见，有些是报章杂志有所反映。其中有些方面，在1919年以后还有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它们都可证明傅斯年的观察很敏锐，很深刻。
二、“厚蓄实力，不轻发泄”
傅斯年虽看到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好兆头，但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他颇知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好几次“新动机发露”的时候，但“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很盼望这一次能避免前辙，思想界要“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他所期待的成熟的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这中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运动很快地兴起，很快地进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很有深刻的反省。还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6]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应当说，这是相当深刻的针砭。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7]
一个身处五四运动高潮期中的青年，能有这样深沉的反省的思考，可谓极属难得。他在出国七个月后写给胡适的信里仍强烈表示出循循遵此反省的精神。他告诉胡适，自己决心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培植根底，要认真读书，认真研究，不轻作文章。他对留学界“求速效，急名利，忽忘学业”的情形非常不满。他表示，希望胡适警惕成名所带来的危险，“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的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8]
傅氏担心五四运动会重复以往的旧轨辙，不待结出成熟的果子，就滑落下去，这是很有理由的。人们不能否认，过去几十年，的确有许多次机运就这样丧失掉了。而在五四运动时期中，也确曾浮现出某些旧病复发的朕兆，出现一些值得担心的负面现象。
当年，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人，或被公认为青年导师的人，或与傅斯年差不多相同经历的一些人，或关心新文化运动的前途命运的人，也都曾指出过同类的现象，发出过类似的警告。
当时在思想上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胡适，就在傅斯年写信给袁同礼的一个多月前，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就是看到人们太迷醉于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甚至仅仅是口号，而不肯脚踏实地的研究问题，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人们都把胡适的这篇文章说成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这是不合事实的。从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以及它在当时所发生的社会效应来看，主要是提倡研究实际问题，而不要迷醉空论的各种主义。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原则区别是事实，但说他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显然不是事实。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用力的李大钊也不是这样看。）对于青年学生，他更是谆劝他们不要浮躁，不要动辄罢课，而要自觉地在学校生活中，团体生活中训练自己。[9]
当时的教育界领袖，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也给学生们指出，“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10]说得虽然简单，且较含蓄，但所指的是一种消极的偏向，是一种傅斯年也为之担心的现象则是很明白的。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