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的统一。此时此刻，距辛亥革命仅十几年。这种结束混乱局面的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那么国民政府是否以这种速度立即在统一的国家中开始经济的恢复，是检验政府统治思想的最佳方法之一。而在中国，政府的统治思想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有紧密关联的——知识分子情愿用自己的力量去“治国”，于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之中。不论卷入的程度深浅，但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恢复起到了影响。陈廷湘曾提出：“3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曾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乡村建设’热，先后有600多个团体跻身其中。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别具一格而又十分显眼的一页。”（B，192）在本文中，笔者将以30年代江苏吴县的开弦弓村为一个侧面，反映这个在乡村实行经济变革的思潮及其实践，力图对此思潮作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开弦弓村是费孝通在30年代的调查点，他以此村为例，写出了名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师承标榜田野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所谓“江村”，是他社会人类学调查的一个学科概念，代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与他后继的对云南三村的调查是相对而言的。这四村的经济发展被费孝通概括为四种“模式”，从而初步构筑了费氏社会人类学的框架。而费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开弦弓村的蚕丝业改革作了一番考察（考察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江村经济》的第十二章中）。我们认为，这是30年代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典型体现，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检查的优秀范例，对于本文的价值不言而喻。
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的水道纵横之所，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经济来源，蚕丝业是居于第二位的经济来源。换句话说，水稻种植保证了开弦弓村的农民的日常温饱，而蚕丝业的收入则保证了农民能够进行各种公共礼仪活动，例如婚丧事，请戏班前来演出，或者是保证特定节日的风俗活动（A，118——125；A，172——176）。公共礼仪活动是延续农村传统文化的必要方式，那么按照“农村社会复兴派”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的观点，“中国文化必须复兴。而‘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主，以乡村为重，……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因而复兴中国文化必须从复兴乡村社会做起。”（B，195）这样看来，蚕丝业改革的倡导者正是与梁漱溟采相似观点者，他们在抛弃水稻种植业改革的前提下大力推进蚕丝业改革，也许是认为，蚕丝业改革如果成功，那么温饱和文化复兴就都得到了解决；而如果改革不那么成功，至少可以复兴农村的文化，即补贴公共礼仪活动的支出。除此之外，从改革者自己的解说中能窥出他们思想中另一方面的因素。他们说：“机器用来增添人类的幸福。不幸的是，它被用来为相反的目的服务。但我仍然相信，试图把这些工具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我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A，180——81）
遗憾的是，改革者始终没有提到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上面那句话清晰地表明，仅仅是先进的技术和组织管理方法，便能将乡村的经济复兴起来。而当代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区的现代化，和该社区的文化积淀是密切相关的：其文化的开放与接纳程度，严重影响着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农村是中国官方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新的文化因素最难以进入的地方，现代化的经济复兴改革，如果不考虑文化的阻碍力量，极有可能会受到挫折。这在下文会再次提到，我们先观察一下改革者的身份，这将有助于读者理解改革者思想的源流。
改革者们是江苏女子蚕业学校的师生。初步的研究无法揭示当时该校的整体思想状况，包括该校受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程度。但我们从费孝通的调查中可以得知蚕业学校成为改革者的是历史的必然。首先，蚕业学校的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那么学校“不能停留在纯教育机构的性质”，必须设法建立新的“推广部门”，“负责在农村地区传播新的技术知识”。（A，178）这个“推广部门”就是最先建立在开弦弓村的缫丝工厂，学生作为工厂的技术人员，既能够担当工厂的管理职务，也可以深入农户指导养蚕工作。其次，村民“的知识有限，靠他们自己并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A，177）村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知道他们想要的是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恢复到可以维持公共礼仪活动的地步。以上两方面因素是互相影响的，费孝通认为：“技术学校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困难是，除非新技术为人民所接受，否则单靠它本身，事业并不能开展。从这方面来说，受过训练的学生找不到职业便反映了这种失败。”（A，178）于是，从表面上说，改革实际是这样引起的：第一是生丝的价格下降，第二是农民的收入随之下降，第三是蚕业学校发现了为学生谋职的机会，第四便是蚕业学校组织改革。蚕业学校推广技术并非因为它想实现乡村经济或者文化的复兴，而是因为它必须生存。请读者注意，蚕业学校的生存与财富并不直接挂钩，因为当时该学校属于公办性质（参阅A，180：“西方纺织工业对这种生丝需求下降，因而价格下跌”）。与此相对的是，农民接受改革的目的直接与财富的增加密切相关。所以，从改革一开始，改革者与受众便分道扬镳了。
改革的主体和客体的距离一开始就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一方可以清晰地认识改革，除了作为旁观者俯瞰庐山的费孝通。他的精辟论述是：“变革力量的性质如何是重要的，因为它决定变革的计划。它制定应付形势的措施并组织行动。它对形势所作的阐述往往不能代表现实的全貌。”（A，178）也就是说，主体完全抛开了客体实行符合自己思路的改革。例如蚕业学校的改革者对生丝价格下降的认识即不全面：“西方纺织工业对这种生丝需求下降，因而价格下跌。”（A，180）在开弦弓村特殊的环境中，价值规律并不能完全起到作用，毕竟这里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者由于忽视了这一点，简单地认为只要开弦弓村生丝产品的质量提高，那么纺织工业对该村的生丝需求也会上升，从而生丝价格得以提高，农民收入即有增加的可能。如此想来，改革者自然主要将目光放在提高生丝的质量上，即技术层面之上了。
改革者的目光其次放在建立新的合作化的组织管理制度上。梁漱溟也曾经提出这类农村文化复兴的方案：“在新的组织之下，……组织各种‘合作社’，促进生产、运销和信用事业。”（B，198——99）由于梁漱溟是“农村文化复兴派”的代表（参阅B，193），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即掺有“农村合作化”的思想，包括政府的作为，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历次会议上，都提议组织农民中的合作企业、推进合作社性质的组织。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局所有分支发布命令，要求它们把合作事业作为其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江苏省政府，则率先制定了合作社的相关制度。（参阅A，194——95）可见改革者的这个无关技术的思想，并非是改革者的本意，而是当时流行的政治风气。然而历史证明了建立合作社的政治思想是不适应中国农村实际的，因此改革后来在这方面的失败我们不能完全归罪于改革者。
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上述提到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而且还衍伸了诸多新问题。对此，我们分五个方面来讲。
在第一个方面，开弦弓村本身的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技术层面改革的深度。从费孝通的介绍可知，蚕丝业的自然过程是“从蚕蛾产卵生产蚕种开始，接着是孵化，养蚕、收集蚕茧，从农村来说，到缫丝作为结束。”（A，184）其中除了缫丝由工厂直接负责之外，其他步骤均在厂外进行；当然还有关于蚕种的生产，由于“把遗传学的原理和使用显微镜的方法教给每一个农民是不实际的”（A，185），因此蚕种是由蚕业学校直接提供给农民的。但蚕业学校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当蚕丝改革工作逐步普及到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时，对于灭菌蚕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蚕业学校已不能满足需要，很多私人便来生产蚕种，乘此机会谋取利益。”（A，185）所以，蚕种的生产由蚕业学校单独提供便会增加成本，而且当逐渐增产时，蚕种的质量即无法保证，那么这一步骤的改革即失败了。至于从孵化到收集蚕茧的过程，“为了便于管理和指导”，各家的幼蚕集中到公共房屋里，然而，“第三次蜕皮以后，目前公用的房间便不足以容纳这些蚕了”；而到生产周期的最后两个星期时，即使是改用私人的房舍，“家里的全部房间，出去厨房和一半卧室以外，都用来养蚕”。（A，185）费孝通对此评论说，“除非村里的物质基础有根本的改变，否则养蚕基本上只能依旧是家庭副业”（A，185）。同时，由于“夏季和秋季养蚕需要更多的设备和注意的地方”，因此本来“一年可育三次蚕”的开弦弓村，最后只能非常勉强地养两季蚕。（A，186）这样看来，生产生丝的大部分过程实际上并无法得到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除了在工厂的缫丝，由于该村物质基础的限制，技术改良的广度和深度仅停留在较小的表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样的技术改良，相对而言，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丝的质量。
而改革者所倡导的新的合作性质的组织方式，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改革者本来的设想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全体大会。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对大会负责。”（A，188）但实际上，“人们按照当地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工作，当地领导人遵照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行事。”（A，188——89）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而“没有想过行使投票的权利来管理工厂”（A，189），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只需要农民听命于一个开明的领导者。而在保甲制基本上是一种形式的开弦弓村，村民更愿意相信村长的权威。村民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在当时的一般民众看来是最为正确的；如果处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革者认为这是村民“民智未开”，且对于所谓“民主”、“合作”的管理方式麻木不仁，那么这种观点应该说是主观的。改革者应该认识到，农民“只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对工厂的其它工作很不了解。……对他们来说，所有权只意味着可以分得一份利润。”（A，189）当然，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村长在实际的管理体系中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此桥梁是“占有新知识的群体”和“需要这种知识的群体”之间的沟通渠道。（A，182）但《江村经济》并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表明，改革过程中村民的想法和意见可以通过村长向改革者反映，却只有改革者通过村长向村民传授方法和下达指示。这样导致近十年的改革进程中基本没有调整性的措施：改革者仅是凭着理论描述性质的想像，和不完全的改革情况来慢慢实现自己的理想。
合作管理的失败造成两个结果，原料供应的不稳定是其一，资金匮乏且很难创收是其二。改革者本来想得很好：“这个工厂同时不宜太大，要能办在农村里，用当地的劳力和由当地供应的原料。”（A，187）但是从A，190的表（以担为单位）中可以看出，情况并不理想，甚至在1934年和1935年，当地供应的蚕茧只占总蚕茧量的一半。
年 社员供应 从外面购买 工作日
1929 527.07 175
1930 591.55 204
1931 415.73 145
1932 202.92 92.10 107
1933 307.87 45.37 186
1934 255.35 330.00 187
1935 375.80 301.08 199
1936 424.80
“1932年总供应量还不足以供工厂开工一百余天之用。机器闲着不转是不经济的。”（A，190）这是从村外购买原料的直接原因。而我们相信，村民因为对合作管理制度的不信任，同样导致了上述情况，因为村民已经开始觉得，供应工厂来缫丝，似乎不如在自己家中缫丝更容易获利。这当然不是实际的情况。1935年，工厂用仅有的一点利润借来了新型设备（A，191），以图在长远之中进入正常的盈利轨道。村民自然是“不算这笔账。他们只知道家庭的具体收入”。（A，196）村民真的不想算这笔账吗？“根据规章，社员自己有权查账，并可要求经理解释。但人们只停留于怀疑和偶尔的议论上”，因为“他们不明白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A，196）——费孝通认为这是教育工作不足所致，“只要教育工作跟不上工业改革的步伐，合作工厂……决不可能真正由人民管理。”这体现了3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观点，即既然“民智未开”，则迫切需要“开民智”，但能提出良好的教育方法的还是在少数。孙中山提出的训政是好的，但由于1928年之前的动荡局面未能很好实行，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策已经基本上不太能体现“训政”的要旨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工厂不能分配利润时”，村民便十分失望，并开始抱怨改革。（A，192）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不支持改革的村民便很难在缫丝之前的各项步骤上给予改革者以充分合作了。
同时，由于工厂生产的生丝有自己的渠道直销上海，这对村中原有的交通命脉——“航船制度的存在提出了挑战”。“改革者考虑到航船是村里一种有用的制度，因此决定根据传统的佣金额给他们补偿。”（A，215）这就相当于增加了一次运输费用，对生丝的成本提高不小。所以从上述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改革者“成功地生产了高质量的丝”（A，195），但他们并未能够降低丝的成本，也就是没有能提高该村生丝的竞争力，无法给村民以一个强烈的对比——村民当然在改革的后期就不予合作了。
第四个方面，改革者所预期的人口流动趋势完全与预计不符。改革者的演讲是气势恢弘的：“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如果我们把工业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农民实际上就会挨饿。另一方面，……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几乎不能养活自己……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A，180）费孝通对此认为，“变革者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阶级的部分思想状况。”（A，181）从共和国政府1978年之后的乡镇经济建设可知，费孝通的发展乡村经济的理论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在开弦弓村，是不实际的。因为改革者只是江苏女子蚕业学校而已（梁漱溟也认为：“乡村组织‘不可以借政府的力量来推行’，只能由‘私人提倡或社会团体提倡，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行，政府只能站在一个不妨碍或间接帮助的地位’。”参阅B，198）。国民政府对改革的支持并非推广性质的，在当时还未稳定的政局之下，只能作出鼓励性质的指示（参阅A，193——94）。所以变革者的思想也并非趋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只是没有能力去实现现代社会学意义的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罢了。他们办的工厂是如此之小，以至根本无法安顿因为缫丝过程的转移而剩余下来的“将近300名妇女”（A，196）的劳动力。因为开弦弓村身处人口稠密的水乡，除了水路，土地早已被占完；而“也没有引进新的工业来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A，196）。换句话说，狭窄的开弦弓村和能力极低的蚕业学校，根本无法缓冲初期现代化带来的阵痛。如果想避免痛苦，改革只有向反改革的道路走。剩余劳动力一部分去城镇走上了另一条艰苦的工人生活之路，另一部分则“保存了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家庭工业”（A，197）。虽然从现代化的进程看，有这样一群农民转化成了工人，是一种进步；但仅从开弦弓村的前景看，或者说是以改革者的眼光看，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机器的引进而带来幸福。改革者的理想是，要引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但技术应该为创造幸福的生活而进入改革。这个初衷是好的，但由于改革者的多方面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村民的痛苦。
最后，当地的市场经济仍不完善，市场经济的诸多概念无法深入人心。“蚕茧市场开放时生丝的价格还是未知数。农民保留原料以便从事家庭缫丝的原因，并不在于实际考虑丝和茧的价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缫丝能比卖原料多挣钱。”（A，197）村民们还是选择他们所习惯的、认为容易获利的老路。这个方面也是被改革者预计得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属于整个区域的发展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里就一笔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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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分析的是开弦弓村的乡村经济建设，属于30年代农村变革思潮的一个典型。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发生在像开弦弓村一样的社区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验。费孝通看到了这场实验的可取之处，他认为“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试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A，238）这是费孝通后来成功发展出乡镇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先导。其次，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次农村变革反映出了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他们有知识，有技术，但是却始终与改革的受众走到一起。改革者与受众之间的隔阂在于理想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天生的——他们绝大部分天生不与农民一起成长，也就是说改革者无法了解受众的最为急迫的理想。这就与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解放区以及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通常了解民众甚于对自身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这是共产党的政治方针更贴近于民众使然。国民政府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政治设计思想比共产党出色，但通常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所以，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是自由地去思考，还是应该处处为民众的实用思考？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积极参与政治？这些问题与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的容纳新事物和发展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值得进一步思考。
张芝联教授在2003年10月24日在川大的讲座中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不评论现代化或全球化是好是坏，但肯定有一个界限，那就是它于民到底有多少利益。
参考文献：
A. 费孝通著。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M]. 商务印书馆， 2001.
B. 陈廷湘，李慧宇著。 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M].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作者信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