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胡适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着深切的影响，恰如1950年代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以九大主题来开展「胡适思想批判」那般，胡适做为千夫所指的靶子，正足以显示其影响的巨大[1]。胡适自己从1955年动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2]，虽然未能完稿，倒也展现了他一贯的「乐观」估计：原来，当年他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他命名为「新思潮运动」[3]，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的思想孑遗，「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在中国大陆仍是薪火相传，不乏后继之力，对中共的统治还能起「抗暴消毒」的作用——所以中共得发起这般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来消灭这笔「思想遗产」。然而，历史的结果，却是对胡适的「乐观」的讽刺，历经清算和批判，胡适在中国，是从人们的历史记忆里被扫地出门的人物，竟然处于需要自冰封已久的记忆仓库里逐渐解冻而被「重新发现」的局面[4]。对于胡适的认识与理解，反而成为开展深具「文艺复兴」意义的思想工程了。
在胡适归骨埋骸的台湾，胡适这个名字即便不是绝对的禁忌，关于他的生命旅程的整体图象，在党国威权体制的压迫下，则无奈地被有意涂抹，难见青天。像是搜罗「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相关原始文献汇为一编的时候，因为「原稿部分言论色彩过于鲜明」，只好以大量的删节号再见天日[5]，原先批判国民党训政体制及其领袖的文字统统消失，令好奇心重但又没有机会一赌「庐山真面目」的读者，心痒难熬。直到1980年代初期，台湾对胡适著述的整理和编年，尚且颇有阙憾[6]，基础工程未臻美善，如何能期望「胡适思想」的园地开出灿烂的花朵？例如，杨承彬的《胡适的政治思想》[7]，在析论胡适的某一观点（如「民主」）之际，既未考察胡适发言的时空背景，复将胡适不同时期的言论并冶一炉而同为左证，殊为不当。对一般想要亲近胡适的人身造型及其思想的读者而言，反倒是胡适个人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历史」计画遗留下来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译本[8]，及此书译注者唐德刚撰写的《胡适杂忆》[9]，才是足以让人流连忘返的大千世界。
所幸，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胡适独特的生命旅程，不再是重重谜雾笼罩的历史命题。以胡适的生命史为对象，让人得以贪婪地阅读各种文献，窥视其间无限风彩，并且可以得到跳脱出政治神话囚笼的思想刺激的时代，已经降临。思想观念的禁区不复存在，文献资料的大量出土，让人们在「胡适研究」的领域里足可迈开大步，开展漫无边际的「知识探险」活动。可是，当「胡适研究」的浪头在1980年代以降的汉语学术圈重新迎面扑来，一部又一部的论着纷纷面世，模塑胡适形象的风潮，竟如千层堆雪的时分，迎波逐流的弄潮儿，是否也该稍歇脚步，凝望这波浪潮卷起的重重雪花，质问自己：「胡适研究」花开满园的多彩景观，还需要什么样的「深描浓写」（thick description），让这面可能编织而成的「意义之网」（web of significance），确实可以成为更为深层与广袤的反思空间的标志[10]？岁月悠悠，浪起潮落，已然步入新世纪的此际，我们面对着胡适的生命史历程不曾面对过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还需要从胡适那儿找到省思当代中国／台湾未来进程的那一种答案？在开展／面对「胡适研究」的心智探险工作的时候，为什么「胡适研究」拥有应当／如何成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可能性[11]？
将近百年以前，胡适引用了尼采（F. W. Nietzseche）这位反理性的哲学家的论说，提示人们如何评价此起彼涌的「新思潮」的意义：
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2]。
当我们耗费气力于精确描摹与分疏胡适的生命史和相关的思想／学术／政治轨迹之际，不客气地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八个字」，也适用于「胡适研究」自身：那些已然成为我们理解胡适的认知基础的既有成果，都必须出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尝试就此提出初步的思考，但望能够引起学界先进同好的教正与兴味。
二、「启蒙」的召唤与战斗：与现实互动的「胡适研究」
对「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而言，早在生前，「胡适思想」好似已然盖棺论定。源源不绝的「胡适批判」或是「胡适研究」，正是具体的历史脚注。他所宣传的理念，他所努力的事业，乃至于他的言行举止，众目所集，毁誉并生[13]。「胡适研究」的视野，正受到了这样的历史性格的制约，一方面，既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认知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又可能先天地形构为理解过程的障碍，在我们的思惟世界里渗透漫延，妨碍了我们从胡适自己的生命史脉络进行理解的可能性[14]。甚至于，向「胡适研究」进军的时候，这等早已内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思惟和语言，正指挥着人们即将迈开的脚步[15]。
从历史的脉络里观察，这种以意识形态来诠解胡适的思惟／立场，其实也有它自己的形成史。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舞台上，思潮趋向的快速变迁[16]，竟让胡适曾经振臂高呼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而「再造文明」的主张[17]，在某些文化人看来，只是与怒涛澎湃的革命时代全不相干的书生之见；胡适更成为被痛批严驳的箭靶，意欲与之一争胜长[18]，并且要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另类选项（alternative）独占霸权位置而鸣锣开道的文化人，更不知凡几。例如，一度曾向胡适执弟子礼的李季[19]，到头来，反而要以「辩证唯物法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批判与质疑[20]。在1930年代文化领域内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凛烈景象里，被认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胡适，自然难以避免「左翼」的攻击炮火。恰如瞿秋白的讽刺：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拋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21]。
这样，在意识形态束缚之下的历史笔墨，往往只会呈显出一幅被扭曲地诡异之至的「胡适形象」，它的历史孑遗，于今未绝。好比说，在1930年代日本步步进逼的困局里，胡适与友朋创办《独立评论》，企望「言论报国」。可是，这群友朋之间，往往意见并不一致，争论不休[22]。如何理解与诠释这分刊物的言论立场和主张，值得细思深究[23]。然而，如果把这分刊物的言论立场解释为「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思想，暗合蒋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针，而失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又说胡适在台湾的凄凉岁月里的行为，「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唯蒋家父子之命是从，见蒋家父子脸色行事，甚至有时公开扯去了蒙着的『自由主义』的面纱，明目张胆地与蒋介石站在一起」[24]，这种意识形态的表态论说，很难不引起读者的反感。同样的，如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的地图上为胡适进行定位工作，视之为「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与同胡适立场有相当差异的其它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进行对比，以凸显胡适思想的特殊意涵，固是可以自成一说；但若将胡适支持蒋介石的政治抉择视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装饰品」[25]，恐怕也只会提供经过意识形态污染后的历史智能[26]。诸如此类把胡适描写为「蒋氏家臣」，将之列为堕落为既存政权首脑的「文化御林军」的知识分子成员之一的「史笔」，除了履践某种「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之外，还有些什么别的意义吗？
当然，在「意识形态战场」上，胡适的行动和这个名字，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有独特象征的意义。像是在国共内战相持不下的1947年，胡适写下了〈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自陈「偏袒这个民主自由大潮流」[27]，他的这番论说，竟然可以「在全国四十多家日报上发表」[28]。那么，借着「胡适之酒杯，浇个人之块垒」，将关于胡适方方面面的研究与阐述，转化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处境的「战斗元素」，为胡适想望的「启蒙」的未竟之业而招魂，也是理有必然。好比「胡适思想」这面旗号，就是殷海光在1950年代打击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时一用再用的工具[29]。只是，在现实威权的压制局面下，被阐释者与阐释者，同样都遭受无可言喻的苦难[30]。
这些与现实互动的「胡适研究」，是与时代脉搏同系共结的结果，往往打上了深刻的现实烙印，也可能形成了认识和理解胡适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31]。如果以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为尺度，为判准，开展「胡适研究」，那么，描摹所得，不但是对于胡适具体生命存在的亵渎，也是对于自身人格精神价值的侮蔑。
三、把「胡适研究」「颠倒过来」看
对于历史人物丰富多彩的生命与学思历程的叩问，应当可以让研究者自己得到同样独特鲜明的生命和思想体验。正如同胡适自身透过《戴东原的哲学》[32]，非仅阐明了自己的智识主义道德观与人生观，还试图整理出中国智识主义的哲学传统[33]。胡适本人在生前便已然被排进可以与戴震同侪并列的先贤队伍里去了，他的思想与学术，俨然也具有这样的启发意义。就像把胡适比喻「为思想界之暴风雨」，他的贡献是「勇于怀疑，勇于打倒传统」的张君劢，早在1940年时分便强调：
适之在思想史上所留之痕迹之矫正，应为今后思想界前进之出发点。
张君劢透过对于胡适象征的「思想路线」的「评论」，成为他倡言「学术自主自立之大方针」的思想视野之一[34]。就在同一年，林同济也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视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划出一个新时代」的著作，做为展望未来阶段的基础之一[35]。在战争期间，面临着国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张君劢与林同济的转化式解读和反省，即便意蕴深长，却也冒着可能把复杂的历史图像给简单化的危险。毕竟，胡适自身的生命历程里，其实也承受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交流，也形构为他自己进行思想／学术活动的基础。如果基于现实需要，「弱水三千，单取一瓢饮」，平面化地看待胡适的「思想遗产」，甚且想要进一步地「述往思来」，这样的立足点，恐怕难免「见树不见林」之憾，也稍有取巧之嫌[36]。
就在「文学革命」号角初鸣的时分，由于得到了钱玄同的「振臂一呼」，他身为「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因此产生的影响[37]，胡适晚年犹且念念不忘[38]。钱玄同和胡适之间，情谊深厚[39]，两人之间思想交流激荡不已，钱玄同的质疑，也促使胡适屡屡起身而辩，成为我们至今解释胡适思想的基本素材之一。例如，胡适首倡的「整理国故」风潮，在1920年代一时之间竟有席卷中国大地（特别是高等学府）的态势[40]；可是，他自身对于「整理国故」的意义和定位的述说，往往不甚一致，乃至相互抵牾，清理他个人的思想面向，自然是理解这场思想学术风潮的基础[41]。然而，胡适关于这个课题的许多述说，常常是对外来「挑战」的「响应」，即便「挑战」已是时过境迁，在他的深层意识里，当初的困扰依旧存在，让他难能忘怀。就在「整理国故」的口号震天作响之际，胡适的老战友陈独秀却直称「国学本来是含混胡涂不成一个名词」，「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他更痛责「整理国故」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42]。胡适显然注意到陈独秀的评论[43]，所以当钱玄同写信给他劝勉道：
我们实在希望你也来做「思想界底医生」。我底意思也不致于如吴老先生那样激烈，以为「整理国故」便不应该。……[44]
胡适便在给钱玄同的信里响应道：
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如叙述公羊家言，指出他们有何陋处，有何奇特处，有何影响——如斯而已，更不想求得什么国粹来夸炫于世界也[45]。
……
这是胡适为倡言「整理国故」找寻「合理化」依据的说辞之一，更可视为他对陈独秀近两年前的批评，也是对当下钱玄同的期待的响应。透过如此「脉络化」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活跃跳动在胡适的思想世界里的成分。
所以，胡适「思想遗产」的形成过程，应当被「立体化」的展现：他可能吸取了谁的思想养分，他的「思想对手」又带给他什么样的思想压力？像是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倡言「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46]，这种以「中国文化史」来统勒「国学的系统的研究」，「做成各种专史」的概念，应是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下的产物[47]。又如，胡适自早先「疑古」的心态泥淖里挣脱，他发表于1934年的〈说儒〉，就是具体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更引发学界相当的争论[48]，归根究底，这是傅斯年的「功劳」[49]。同样地，对于胡适引发的「禅学公案」，倘若不覆按当时研究禅学史的诸家大师的原作，恐怕也不能为胡适的佛学研究成果，进行精确的定位[50]。在制作胡适的「思想地图」的过程里，如果只停留在水平线层次，便即意欲一笔描尽西江水，那自然可以满足诗人和画家的兴趣；然而，追求严谨实相的学术工作者，却必须高空俯瞰，知其源头所出，主流所历，支源所注，总汇于海的整体形式；兼佐以局部样态的水平线层次考查，透过微观精巧的细密考察步骤，辩证式地形塑立体格局。如此，这张「思想地图」可能才会拥有相当的实用价值。
这样的努力，要求的是对于胡适思想的整体脉络和外来「思想刺激」的掌握，当然困难重重。例如，胡适藉由西方的思想／人物为例证，鼓吹某种观念的时分，他对于自己宣传的理念，倒底有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好比说，当胡适藉由「易卜生主义」来倡言「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的时候，其实并未做出严格的限定，对于易卜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背景，也没有比较周全的掌握[51]。同时，胡适把「易卜生主义」视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的模板，这样一种奉「西」为尚，以「外来和尚」为尊的思惟模式[52]，也很可以招来批判的矛头；更何况，在胡适的思想世界里，以「西学」做为「剪裁」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立场，始终不变，直到去世前三个月发表的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53]，他依旧坚持地以西方概念来「剪裁」中国思想[54]。他的这种思想习惯与立场，在「后殖民论述」的观点里，更必然受到挑战[55]。像胡适以「文艺复兴」这个欧洲史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历程与瞻望她的前景，至少可以上溯到胡适在1917年6月19日返回中国途中在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的《再生时代》（Renaissance）一书而得到的「灵感」[56]，此后相关论说，源源不绝[57]，直至晚年的《胡适口述自传》里，依旧如是言之[58]。然而，没有清理胡适如何援引这种以欧洲史的发展阶段来诠释中国文明的历程的「概念变迁」的整体历程，便引征「后殖民论述」的理论观点而予月旦品评，大做文章，恐怕不免是种「理论暴力」。
同样地，从文化／社会背景讨论胡适这位「一代宗师的抟成」[59]，我们的认识角度，也该从他引发具体社会影响的脉络里，尽可能地显现原来的历史场景。例如，在广义的学术史上引发重大影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便得到了章太炎的私下批评[60]和梁启超的公开批判[61]，他一度还是自信满满，对于陈源评介「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时[62]，竟选了《胡适文存》而不是《中国哲学史大纲》，深致不平之情：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63]。
证诸这部书在当时的「思想市场」上激起的回响，胡适的「夫子自道」，确实有某种可以立足的「社会基础」。姑且不论众所周知的文史哲专业学人如顾颉刚、冯友兰等的回忆述说[64]，1910年代中期时分同样就读北大的学生辈，日后非文史哲专业此道中人如周德伟，也回忆说《中国哲学史大纲》让他可以藉而贯穿往昔所读「旧籍」的意义[65]。又如钱穆这样未曾受过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小学里任教，生命旅途上的文化／政治终极立场与胡适也有着巨大差异的读书人，也曾从其中汲取「思想养分」，钱穆在1920年代中末期写就的《国学概论》里即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道，此书「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66]。直到1930年，这部书已然印行15版[67]，可以想见它在出版市场上的流通程度。待得其它同样主题的著述——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流行热度」是否已然降温退潮，尚莫得其详；然而，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起点，各种《中国哲学史》其实是研究者依据不同的思想背景进行传统中国学术谱系的改写过程，并且在各别的改写过程里塑造现代价值体系[68]，它的「典范」意义，非仅在学术史的世界里足供史家沉吟思索[69]，它的「社会影响」，也还可以再三玩味。例如，后世史家往往援引与胡适学术地位相当的菁英的述说（如陈寅恪与金岳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的〈审查报告〉）[70]，或是依据杨树达留下的齐思和的述说：「美国人……其学哲学者，近皆读冯友兰所著书，不复及胡适矣」[71]，以做为证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学术地位」渐趋「贬值」的证据；不过，如果从1920年代社会地位仍较为逊色的钱穆的述说或是其印行数量为左证，或可有助于观察它的「社会影响」具体历史实况。
胡适其它著作的出版数量，也可以做为他的社会影响力的指针之一。胡适的多种著作原先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72]，他的新诗集：《尝试集》，开风气之先，至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营业为止，总印数为47，000册，数量远远超过郭沫若等人那部也广受好评的《三叶集》[73]；另 据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过的汪原放的回忆述说[74]，可以将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初步整理如下表[75]：
书名 时间 印数（册数） 资料来源
《胡适文存》 1921年12月15日初版 4，000部 页75
1922年年底 共印三版，12，000部 页82
1928年 十版以上（册数不详） 页139
《胡适文存二集》 1924年初版 4，000部（每部4册） 页103
《四十自述》 1933年 5，000册 页176
《胡适文选》 1933——1934年间 4，000册 页176
其它著作也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五四」人物，其出版情况则如下表：
书名 时间 印数（册数） 资料来源
《吴虞文录》 1921年9月初版 3，000部 页75
1922年年底 共印二版，5，000部 页82
1928年 五版以上（册数不详） 页139
1922年11、12月左右初版 3000部 页75
《独秀文存》 1922年年底 共印二版，6，000部 页82
1922年初版，至1927年止 共印29，000部（版数不详）页168
1933年重印，至1934年止 共印3，000册 页168
大体而言，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都超过同代人物。这样的现象，应当可以显示胡适的著作确实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是他能在「思想市场」上充当「青年导师」的「社会基础」[76]。
胡适的文化／学术活动，多采多姿，影响所及，非仅只在纯粹的「学院象牙塔」里而已，他还也自觉地／被有所期待地扮演「学术导师」的角色。搭建起社会流动的渠道，竟具体而微地改变了许多边缘知识分子[77]的生命道路[78]，使他们有向上跃升的可能。例如，罗尔纲、吴等知名学人的学术生涯的开展，胡适有提携之功[79]；透过他所倡议的「整理国故」等类似活动，也让原先没没无闻的知识分子找到可以施展拳脚的天地。像出身于上海大同大学这所非学术主流学校，以《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而使自身名讳留诸学界的支伟成，在1925年时「拟编《民国政变记》及《近三十年学术史》二书」，就请胡适提出意见[80]。又如，身为「小学教师」的吴文祺[81]，历数自己如何受到胡适的启发，也想投身于「整理国故」的洪流里，于是「冒昧」写信给他，还拟向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投稿[82]。自言对于胡适「所提倡的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也觉得实获我心」的吴文祺，于是就「先后写了许多文章在各报各杂志发表」[83]，他的「努力」，当时多少也得到学界的注意[84]。历经时光的汰洗，吴文祺的著述犹且持续刊布，传诸后世[85]。胡适曾自言道，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着意提挈，「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86]。显然，当胡适身列学界领袖之后，他自觉地扮演某种「学术导师」的角色，而且，不仅适用于如罗尔纲、吴等日后成为知名学人的身上，对于若干声名不是那样显著的知识分子而言，亦复如是。
像胡适这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上有独特地位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历程亦或是人际关系，总有诉说不完的故事[87]。例如，是否能以胡适和他的朋友为中心，从而创造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类型学[88]？好比说，提出「胡适派文人集团」这样的概念来概括那群汇聚在胡适这面大旗之下的知识分子[89]，便是意义深长的企图。但是，如果只从政治立场取向为某些知识分子做定位，就必须注意同一种政治立场的人物之所以能够被贴上这个卷标，究竟历经了什么样的心路转折过程？这样才能够增强论述的力度，避免浮泛的议论。「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成员，当然可以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基本团队；可惜，在时局变幻莫测的二十世纪中国，某些自由主义者有时候一点都不像是自由主义者：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时期的蒋廷黻、丁文江与吴景超，可都不是鼓吹民主、自由这些理想的号手[90]。这样看来，析论「胡适派文人集团」的政治意见的时候，确实还需要仰赖更精细的个案研讨。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布贺岱（F. Braudel）的著述里得到关于把资本主义「颠倒过来」看（see capitalism “upside down”）的认识基础[91]。相形之下，目前许多精彩的「胡适研究」的成果，其实还停留在把胡适的生命史及其影响「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层次；至于能够带给我们胡适与他的世界「颠倒过来看」的思想刺激的「典范」，还处于持续形塑的阶段。
四、结论：「胡适研究」形塑「典范」的可能性
胡适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记。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大量出土，让这个领域的「知识探险」活动，从而创造「胡适研究」形塑「典范」的可能性，应当不再是只是梦想。亦且，「胡适研究」的成果，应当不仅仅只是「学术」课题而已，它应当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价值重估」的资源。然而，「胡适研究」汇集而成的历史图像，如何可能为我们自身进行自我的反思批判，瞻望前景，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回到胡适」！是笔者的初步结论。
胡适自问自答：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92]。
在「胡适研究」的领域里，「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则是实践「回到胡适」这句口号的方向。确切资料证据的持续开发和缜密解剖，是胡适开创「新红学」的根基（尽管批评不少，不详述）[93]；「胡适研究」也应当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从而为胡适的生命史肖像，添上无数笔细腻的彩绘。
例如，在胡适生命个体的「私人领域」里，他和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长达半世纪的情谊交流，在挖掘与整理两人往来书函这种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终于重见青天[94]。在学术思想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竟被学生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后来居上」，他自身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则可以从他的英文著述里，得到更清楚的认识。原来，待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英译本出版之后，胡适才于1955年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英文书评，「从基本的架构上来全盘否定冯着的价值」[95]。和政治等「公众领域」始终关系密切的胡适，努力过的层域相当广泛，如面对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在1920、30年代之交，他有过激烈的反应，以他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组成「平社」，对政治与社会等领域都有所主张，对「平社」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活动实况，便需要细致的「历史重建」工夫[96]；胡适的未刊稿：〈我们要我们的自由〉[97]，更彰显出胡适等人组成「平社」，企望力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的用心[98]。在1949年之后的风雨岁月里，胡适做出「支持蒋介石」，并为重建「自由中国」而努力以赴的政治抉择，行止所及，曲折幽微，也必须在更详密的史料基础上，始能得其确解。如《自由中国》这分被公认为19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刊物[99]，胡适于其间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他为《自由中国》撰写〈自由中国的宗旨〉，其中提出的若干主张，刊登在每一期《自由中国》的封面上，俨然具有「灯塔」意义。但是，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并不觉得满意，先后在1949年4月16日、1950年1月9日分别致函雷震、王世杰等人，要求朋友群再行讨论[100]。又如，胡适于1951年5月31日致函蒋介石，函里把「一党专政」作为国民党的「大错」，并提出「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的方案，高唱「今日要改革国民党，必须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的声调[101]。诸如此类的事例，正显示了要评断胡适在1949年之后台湾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脉络里的地位，还有待于大量的史料搜寻与分析工程。
「回到胡适」，不是意谓着对他的生命旅程提出某种「根本」的解析，或是进行「玄学化」的游戏。毕竟，历史的认识永远不会与历史事实本身相合，史学工作者得面对的挑战，不是类似于「后殖民批判／论述」这样的理论架构，也不是历史哲学家建构的宏观「历史心灵」，而是如何穷搜深究具体的史料，以尽可能地逼近胡适这个人的具体存在而又多样复杂的历史事实。胡适的书函、英文著述或是未刊文稿信函，是「胡适研究」这座宝山的丰富蕴藏，在在等待研究者的深掘细磨。当然，即便是面对史料，我们的解读视野和观点也都可能存在着恒难自知的局限，却很容易被人一语道破。然而，在「胡适研究」的领域里并不存在「不证自明」的绝对理念，如果将分散于各种文集、出版品的论说，依我们今日的观念，分门别类，系统条理，不思考胡适思想的整体立场，也不顾及胡适立说倡论的原来脉络（及其可能受到的外来影响），而以研究者自己的思路，将资料甲、资料乙与资料丙……串连成一个「系统」来描写他的生命样态，还进行「评价」与「反思」，这样的「胡适形象」，其实是研究者自己的心灵画像。
如何形塑出胡适的遗泽所在，又如何藉以助益于我们对前此历史发展迹向的理解，必定是有意涉足于「胡适研究」领域的学术工作者无可推卸的挑战。但是，对廿一世纪的后来者而言，迂回彳亍，前景所向，还是得面对着前辈学人荜路篮缕，如何为这个学术领域发凡起例的心血。「胡适研究」之所以应当／如何做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可能性，是在他们那儿开创出来的。无限的天地，正等待着后继学人施展身手，好让前行者的栽植，长青永茂。本文之作，野人献曝，期盼可以成为学界同好在持续奋力以进的路途上，开展反思与批判的一粒基石。
附录一：1925年4月12日胡适致钱玄同函系月考
胡适这一封给钱玄同的信，一般系年为1925年4月12日，它的资料来源是《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目前尚未见到原信（或景本），其原貌何若，莫得其详。然而，细绎函内述说：
谢谢你的长信……《今文家书目》，真应该磕头道谢的。我一定依这个指南针去寻求……《华国》、《学衡》都已读过，读了我实在忍不住要大笑。近来思想界昏谬的奇特，真是出人意表！我也想出点力来打他们，但我不大愿意做零星的漫骂文章。这种膏肓之病不是几篇小品文字能医的呵。「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输入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
对比于1925年5月10日钱玄同给胡适的信：
《华国》二册奉上……《学衡》第三十八期一本，亦奉上。我送给你看，并非因为其中有〈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乃因有吴宓底二篇和景昌极底一篇，你看他们底议论和思想，昏乱到什么地位？……你叫我开关于晚清今文学底书单子，兹另纸开奉……[102]。
因此，这一封信必当是胡适对钱玄同此函的响应，系年绝对不可能是1925年4月12日；至于它的确切日期，自当有待于原信（或景本）问世，始得其详。
附录二：支伟成致胡适函系年考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收录支伟成致胡适函共6通，此处系年考证者为第6通（页562-571）。
是函未署年，系日为「十月十六」，函内云：
昨由黄任之先生偕台驾莅临敝社参观，幸获一瞻丰采……，
又云：
留呈《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切望先生详加指正（此书甫印就……）。
按，黄任之先生即黄炎培，敝社当为「甲子社」[103]，查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于1925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04]，是书〈凡例〉自署系年为「民国十三年甲子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末附〈叙传〉，略云：「年二十二，……方肄业沪之大同大学」，辑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年概盖二十有六矣」，「于甲子之冬付梓」（〈叙传〉，页22）。
再查胡适行迹，他自1925年9月到武汉讲学，10月赴上海，10月23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105]。因此，胡适于1925年10月15日是否曾参观甲子社，《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未见此一纪录，但仍可断定本函系年当为1925年10月16日[106]。
附录三：吴文祺致胡适函系年考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8册收录吴文祺致胡适函共3通，此处系年考证者为第2通（页351-374）。
本函未署年，系日为「七、三○」。函内谓：「现在【徐】志摩已经死了」（按，徐志摩逝于1931年11月19日）；又谓：
数日前因事去找周启明先生，……
按，周作人，「1932年7月25日日记」：「吴文祺君以平伯介绍来谈」[107]。是以，本函系年当为1932年7月30日。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摘要〕
胡适（1891——1962）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有着深切的影响。本文针对已然成果丰硕的「胡适研究」成果，提出若干的初步思考。
本文强调，对于已然成为我们理解胡适的认知基础的那些既有成果，都必须出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想要藉由「胡适研究」汇集而成的历史图像，从而可能为我们自身进行自我的反思批判，瞻望前景，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也应该出以「回到胡适」的取径。本文以这样的主张，做为此后开展「胡适研究」之方向的结论。
ABSTRACT
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u Shih
Kwang-che Pan**
Hu Shih（胡适，1891-1962） is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intellectual in 20th century China. By criticizing the existing voluminous studies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and propose possible ways of studying him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if we want to acquire more accurate and detailed knowledge about Hu Shih， the necessary and basic spade-work is “Back to Hu Shih”， meaning that our research must be based upon a more critical us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addition to finding new materials and developing new concepts.
关键词
胡适、「胡适研究」。
Key Words
Hu Shih、studies of Hu Shih。
* 本文初稿原题：〈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脉络里的「胡适研究」〉，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胡适与近代中国学术之建立与转型」学术研讨会（台北：2001年12月17日）；发表时，得到翟志成教授的评论，并陆续承蒙朱维铮、周质平、罗志田、杨翠华、陈平原、陈仪深、张淑雅诸教授教正；经修改后，承会议主办单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允准，发表于本刊，期间亦得本刊匿名评审先生教正，均此特致谢忱。又，本文引用文献较多，对学界诸师长前辈的敬称，一概省略，以省篇幅。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1] 胡明，〈胡适批判的历史理解与文化诠释〉，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页113-137。
[2]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收入：《胡适手稿》（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第9集，下册，卷3，页489-557；按，胡适撰述此文之时间为1955年，因他在此文中说：「去年（一九五四）」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页523）。
[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1日），原刊：《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收入：《胡适文存》，卷四，页151-164；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4] 耿云志，〈重新发现胡适（代序）〉，收入：氏着，《胡适新论》（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5] 〈编后记〉，丘为君（编），《民主与独裁论战》（台北：龙田出版社，1981）。
[6] 前此可供检索胡适著述的依据是：徐高阮（编），〈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徐高阮（编），〈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袁同礼（等编），〈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胡颂平（编），〈胡适先生诗歌目录〉，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台北：1963年12月）；前三分目录，又大体依据原样收入：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0册；这几分目录，着录的胡适著述并不齐备完整，也未据年系文，检索颇为不便。此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每一分册亦附有该册所涵括胡适事迹之年分的著述索引，但以笔划顺序为次，亦难免检索之苦。
[7] 杨承彬，《胡适的政治思想》（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出版，1967）；类似缺失的作品，不一而足，傅丰诚之作亦为一例，见：傅丰诚，〈理想与实证的结合：胡适的政治思想〉，收入：周阳山（等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页345-376。
[8]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再版〕）。
[9]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再版〕）。
[10] 这是借用C. Geertz的论说，参见：C.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idem.， The Interpreta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N. Y.: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3）， pp. 3-30；当然，C. Geertz的论点，在人类学界也引发若干的争议，例如：Adam Kuper，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9-113；本文不详述。
[11] 即如朱文华提议「胡适研究」成为「胡适学」，并主张「胡适学」的内容可分为「内学」与「外学」部分：「内学」部分至少有三大基干，即「生平活动研究」、「思想研究」以及主要以传记（评传）为载体的「生平思想综合研究」；而「外学」部分，主要有两大方面，即「传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与「对胡适研究的研究」。参见：朱文华，〈“胡适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课题——试为“胡适学”初拟内容框架〉，收入：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309-342。
[1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页152-153。
[13]即如唐德刚的有趣比喻：「他【胡适】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行……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见：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页3，《胡适口述自传》。
[14]正如Hans-Georg Gadamer提出的「效果历史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的思考，参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页237-241；当然，关于Gadamer诠释学理论的述说和检讨，不可胜数，汉语世界里最新的专书，厥推：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其余涉及的课题，本文不拟详究。
[15]关于意识形态（ideology）的研究讨论，文献不可胜数，如Teun A. van Dijk即从意识形态做为一种社会认知的形式（ideology as a form of social cognition）的角度切入（参见：Teun A. van Dijk，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4〕），可堪参照；其余探讨，本文不详举例。
[16]以余英时的论述来说，中国近代思想史即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氏着，《犹记风吹水上鳞》（台北：三民书局，1992），页199-242；当然，余英时的论述也引起不同的批评，如姜义华即以为是「激进不足，保守有余」，见：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第10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4月），页136-142（其余相关讨论，不详引述）。
[17] 这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里提出的主张：「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页164）；罗志田即以「再造文明之梦」为主题撰述胡适的生命史，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8]例如，在1928年流亡日本之后的郭沫若，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献方面进军，这样的思想转折，费人疑猜。史家逯耀东与余英时都认为，郭沫若之转治古史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要打倒胡适，参见：逯耀东，〈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历程〉，收入：氏着，《史学危机的呼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页149-170、逯耀东，〈郭沫若吻了胡适之后〉，收入：氏着，《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141-158、余英时，〈莫道人间总不知——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收入：氏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页103-123。笔者则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引爆核心之一，而这场意涵深刻的思想斗争，并不是单凭郭沫若个人一心与胡适力争短长而动摇笔杆之后就能带来的，应该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之际的社会背景与其象征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解，见：潘光哲，〈郭沫若治古史的现实意涵〉，《二十一世纪》第29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6月），页84-90。
[19]如：〈李季致胡适（1920年3月1日）〉，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册28，页47-49；本函称胡适为「适之夫子」，自称「受业」。
[20]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李季并自称道，他写作《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一书「出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态度」，原因是「非采取这种态度，即不能发泄胸中的热情，增加文字的力量，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并促进他们深刻的认识」，见：李季，〈序言〉，页2-3，《我的生平》（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
[21]瞿秋白，〈王道诗话〉，原刊：上海《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6日），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页48-50；不过，事实上，瞿秋白和胡适在1920年代初期也曾有一段友好然却为时短暂的交谊，待得瞿秋白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原刊：《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619-627），则象征两人之间的思想分歧，参见：陈铁健，〈短暂的交谊——瞿秋白与胡适〉，收入：孙淑、汤淑敏（主编），《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404-418。
[22] 参见：张忠栋，〈在动乱中坚持民主〉，收入：氏着，《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页167。
[23] 例如，陈仪深分析《独立评论》里讨论中日关系的文章，更进一步地显示其间展现的「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的理论涵义，参见：陈仪深，〈自由民族主义之一例——论《独立评论》对中日关系的处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2期（台北：1999年12月），页261-289。
[24]分见：沉卫威，《学思与学潮：胡适传》（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页248-249、页382-383。
[25] 例如：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318-323；郑大华在述说梁漱溟与胡适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实践的脉络里，提出了这样的论断。
[26] 例如，同样是将胡适与张君劢进行对比的论说，那种痛斥胡适「以美国豪门之心为心」，诟詈张君劢「文化在口，利禄在心」的著作（见：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其学术／思想价值，自然不能和尝试从「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与悲凉心态」的角度进行「同情的理解」的论作相提并论（例如：雷颐，〈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收入：氏着，《雷颐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72-184）；当然，夏康农的《论胡适与张君劢》问世于1940年代末期的内战烽火之下，自有其浓冽的文化／政治意义，不能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理解。
[27]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7年8月24日），见：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页1987-1991。
[28]原文是：「我那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是答你的信。当时我很忙，就没有剪寄给你——当初是在全国四十多家日报上发表的」，见：〈胡适致陈之藩（1948年3月3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20，页31。
[29]黎汉基，〈殷海光与胡适〉，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9（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220-223；不过，殷海光在肯定和维护胡适之外，对胡适思想并不照单全收，两人也有笔墨官司，参见：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两代自由主义者思想风格的异同〉，《文史哲学报》第37期（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89年12月），页123-172。
[30]例如，胡适对「自由中国」这个名称之是否适用于195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在他信仰的「自由中国」的理想，与「自由中国」不堪的现实之间，深受煎熬挫折，参见：刘季伦，〈在围剿中的胡适〉，“国史馆”（主办），「二十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中华民国史专题第六届讨论会」论文（台北：2001年10月24日）。
[31]这种与现实互动的「胡适研究」，或许可以成为撰写某种意识形态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基本素材，正如同「五四」做为某种历史意识的象征符号，可以显现出多元而复杂的启蒙历史图景（参见：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至于「概念史」的成果和取向，主要是德国学界的创获，笔者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得益于：M.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此外，主要在Q. Skinner的号召与启发下，英文学界也开始注意到「概念变迁」的课题，如：T. Ball， J.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 ed.，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即收集了探索“constitution”等等词汇与概念的「概念变迁」的成果，即为代表。当然，本文并无意在这一方面开展。
[32]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作品集》第32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按，本书完稿于1925年8月13日，原刊：《国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25年12月），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参见：季维龙〔编〕，《胡适着译系年目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页76）。
[33] 周昌龙，〈戴东原哲学与胡适的智识主义〉，收入：氏着，《新思潮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页43-99；另可参看：周昌龙，《超越西潮：胡适与中国传统》（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
[34]张君劢，〈胡适思想路线评论〉，原刊：《再生（重庆版）》第51期（1940年12月31日），收入：周阳山（等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页377-404。
[35]简要言之，林同济将「五四」之后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至1929年为「经验实事时代」，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开山之作」；1929年之后为「辩证革命时代」，则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启其端。他强调，自第二次中日战争起应当进入第三期的「文化综合」或「文化摄相」的新阶段。见：林同济，〈第三期的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原刊：《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1月1日），收入：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着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页319-332。当然，林同济的论说，自有其整体思想的脉络，本文不拟详述，参见对于「战国策派」的最新研究成果：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36]即如浦江清声言王国维对胡适的影响，但仅出以泛泛之论：「故凡先生【王国维——引者按】有所言，胡氏【胡适——引者按】莫不应之」，并没有举出具体的事例（见：浦江清，〈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原刊：《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6月11日〕，收入：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页9），显然，浦江清的观察，还需要后继学人进一步的论证。
[37]这是黎锦熙的述说，原文是：「【《新青年》】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收入：高勤丽（编），《疑古先生——名人笔下的钱玄同。钱玄同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页24。
[38]胡适回忆道：「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页154-155。
[39]参见：杨天石，〈钱玄同与胡适〉，收入：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1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页153-197；本文大量征引了钱玄同的未刊日记，述说详缜，为他文不及（如：周质平，〈胡适与钱玄同〉，收入：氏着，《胡适与鲁迅》〔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49-76）。
[40]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
[41]如李孝悌即从胡适的学术训练、历史意识与实验主义的立场等等面向提出脉络化的分析，见：李孝悌，〈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态度〉，《食货》第15卷5-6期（台北：1985年11月），页214-242。
[42]陈独秀，〈寸铁。国学〉，原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收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2卷，页516-517；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此文里开列出来的「国学大家」专长的「名单」，多少反映了陈独秀自己的学术认知所在：「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太明白什么是国学？」；此题涉及广泛，不能详论。
[43]至于胡适什么时候读到陈独秀的评论，不详。
[44]〈钱玄同致胡适（1925年5月10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40，页351-356。
[45]〈胡适致钱玄同（1925年4月1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上册，页360-361（着重号为引者添加）；这封信的系时，可能有误，参见本文附录一：1925年4月12日胡适致钱玄同函系月考。
[46]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页21-22；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
[47]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页231（注33）；又，刘龙心则从学术与制度交融并错的角度提出独见，认为胡适「做成各种专史」的概念，可谓是学术体系的转化过程里传统历史知识和现代学术分科系统如何接合的象征，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页171-175。
[48]相关研究，例如：邓广铭，〈胡着〈说儒〉与郭着〈驳说儒〉平议〉，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页387-395；不过，邓广铭并未言及傅斯年对胡适〈说儒〉的启示。
[49]王泛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汉学研究》第14卷第1期（台北：1996年6月），页177-193；他从现藏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里找到了胡适向傅斯年致意的亲笔短简，并结合傅斯年的作品〈周东封与殷遗民〉，清楚地论证，〈说儒〉的撰成甚受傅斯年的启发。
[50]江灿腾，〈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诤辩——第一阶段（1925——1935）的分析〉，《清华学报》新24卷1期（新竹：清华大学，1994年3月），页127-153。
[51]林毓生，〈漫谈胡适及其它——兼论胡着「易卜生主义」的含混性〉，收入：氏着，《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页221-234。
[52]即如黄进兴对于「新史学」的诞生是以「西学」为本而衍生的历史困境所提出的反省，参见：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页265-285。
[53]胡适，徐高阮（译），〈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原刊：《文星》第9卷第2期（台北：1961年12月1日），收入：张忠栋、李永炽、林正弘（主编），刘季伦、薛化元、潘光哲（编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社会改革的思潮》（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页211-217。
[5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62-266。
[55]关于「后殖民论述」的探讨，已蔚为显学，笔者所知，受益于此书甚众：Bart J. Moore-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London: Verso， 1997）；其它相关论说，不详引述。
[56]见：胡适，〈藏晖室札记〉卷17，《胡适留学日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台五版〕），页1151-1154；不详引。
[57]如，胡适，「1923年4月3日日记」：「用英文作一文，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 Chinese Renaissance）……」（《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4册〔无页码〕）；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演讲，将1920年代发生的一切，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阶段之一（见：“Address of Dr. Hu， Shih”in: 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 Speeches by Dr. Hu， Shih， Mr. Glover Clark， and Dr. Stanley K. Hornbeck before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City， February 26， 1927〔Peking: Peking Leader Press， 1927〕，收入：周质平〔主编〕，《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页236），1933年还有The Chinese Renaissance之作（Hu， Shi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Haskell Lectures 1933， with introd. by Hyman Kublin〔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3【2nd ed.】〕）；其它类似述说，不详引。
[58]如：「中国文艺复兴阶段」，「从公元一千年（北宋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页269；同书里的类似述说，不详引注。
[59]沉松侨描摹胡适在学界、教育界的影响力，正是这方面的精采呈现，见：沉松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收入：周策纵（等着），《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页131-168。
[60]章太炎收到胡适送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覆函略曰：「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纔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定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义。仍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见：〈章炳麟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33，页221-223；本函未署年，系日为「三月廿七日」。
[61]关于胡适与梁启超的关系，参见：张朋园，〈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册（台北：1986年12月），页81-108；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与胡适的响应，参见：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辩论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页58-64。
[62]陈源，〈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氏着，《西滢闲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页207；本书据新月书店1931年3版以简体字排印。
[63]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1927年2月7日），《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页212；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胡适，《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64] 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可参见：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页44-59；胡适对冯友兰的影响，可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二），《大陆杂志》第97卷第6期（台北：1998年12月），页12-13；类似文献甚众，不一一引注。
[65]周德伟，〈我与胡适之先生〉，收入：氏着，《周德伟社会政治哲学论着》（台北：尊德性斋，1968），页357。
[66]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台一版〕），页142-143。当然，钱穆亦批评曰「惟胡氏此书似出于急就，尚未能十分自达其主张」，其论说不详引。又按，钱穆自述道此书「属笔在民国十五年，脱稿在十七年之春」（〈国学概论新版附识〉）。
[67]季维龙，〈胡适与商务印书馆〉，收入：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6集（纽约：天外出版社，2001），页227；赵润海亦如是云，见：赵润海，〈胡适与《老子》的时代问题——一段学术史的考察〉，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页397。但是他们都未说明史料依据，也未说明此书究竟印了多少册。
[68]陈少明，〈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析论〉，《学人》第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页155-178；他举的例证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69]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附录一；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1：1，页168-174。
[70] 陈寅恪与金岳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的〈审查报告〉，均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增订8版〕）。
[7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03；这是1935年9月21日的纪录。
[72]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是汪孟邹，与胡适为安徽绩溪同乡，两人之间的关系与交谊，见：沈寂，〈胡适与汪孟邹〉，收入：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1集，页345-389。
[73] 按，《三叶集》的总印数为22，950册，见：沈寂，〈胡适与汪孟邹〉，页365（但是，沉寂未说明史料来源）。
[74]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75]本表「资料来源」，即指：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的页数（下表同）。
[76]即如胡适自己更从总字数达一百四、五十万的三集《胡适文存》里有意识地「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在1930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选》一书，「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胡适作品集》第2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朱自清即认为，《胡适文选》「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故撰有〈《胡适文选》指导大概〉，做为高中生阅读的指引，见：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收入：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页301-332。
[77]关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氏着，《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页191-241。
[78]罗志田从社会层面的角度述说了文学革命引发的社会反响，参见：罗志田，〈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收入：氏着，《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页290-301。
[79]潘光哲，〈胡适与罗尔纲〉，《文史哲学报》第42期（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95年3月），页57-102、潘光哲，〈胡适与吴〉，《历史月刊》第92期（台北：1995年9月），页120-125。
[80]见：〈支伟成致胡适（1925年10月16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24，页562-571；本函编年依据，参见本文附录二：支伟成致胡适函系年考。
[81]吴文祺的生平略传，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页342；其中略述：吴文祺毕业于浙江师范讲习所，肄业于金陵大学，为文学研究会会员，1926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等等；1949年后，任教上海复旦大学，又任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等。
[82]〈吴文祺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28，页345-350；本函系年自署为1922年10月30日；函中另自述道，他受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不得不信仰白话文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读了〈不朽〉，「我的人生观遂大大的一变」，读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读了〈论国故学〉，「又知道整理国故的重要，故做了一篇〈整理国故问题〉」，又「想引起国人对于国故的注意」，故写了〈整理国故的利器——读书通〉，拟投稿于《读书杂志》等等；但是，〈整理国故的利器——读书通〉未刊于《读书杂志》。
[83]〈吴文祺致胡适（1932年7月30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28，页351-374；本函编年依据，参见本文附录三：吴文祺致胡适函系年考。又，本函又说，他读了《章实斋先生年谱》「才去读《文史通义》」，较诸钱穆自述1921年以前「在小学任教，即深喜章氏之《文史通义》」（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页162），则章学诚著述的「阅读史」，是否由于《章实斋先生年谱》而「复兴」，或许可以另行深究。
[84]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见：许啸天（编辑），《国故学讨论集》（上海：上海书店，1991〔景印〕），第一集，页30-50。
[85]最明显的例证是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原为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版），收入《民国丛书》（上海：上海书店，1989〔景印〕）第1编58册。
[86]唐德刚，《胡适杂忆》，页59；原文是：「胡先生在他纪念蔡元培的文章里便把他成功的偶然性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底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但是，所谓「胡先生在他纪念蔡元培的文章」，究系何指，目前尚难得悉。
[87]例如，逯耀东对胡适的生活、交游、人际网络等面向即有细致的描写，别开生面，见：逯耀东，〈胡适逛公园〉，收入：氏着，《胡适与当代史学家》，页37-63（可惜，他未详注史源所出，让初涉此一领域的后学，无法藉而进一步亲近原始资料，不免略有阙憾）。
[88]或者说，从「知识分子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intellectuals）的取向进行探索，这是笔者自A. W. Gouldner的论着里得到的想法，参见：A.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A Frame of Reference， Theses， Conjectures， Arguments， an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igent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 Contest of the Modern Era（N. Y.: Continuum， 1979）；当然，关于A. W. Gouldner对于知识分子做为新阶级（new class）的探讨，也可以从整体的理论变迁脉络里进行思考，如Ivan Szelenyi、Bill Martin就指出，关于知识分子做为新阶级的理论变迁趋势，可以约略区分为：首先是1870年代以降问世的知识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the anarchist theories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而后演变为1930至50年代的技术官僚阶级理论（the technocratic-bureaucratic class theories），再流衍递变为1970年代的知识阶级理论（the knowledge class theories），A. W. Gouldner的述说，即被他们认为是1970年代知识阶级理论的代表之一（见：Ivan Szelenyi、Bill Martin， “The New Waves of New Class Theories and postscript”， in: Charles C. Lemert edited，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1〕， pp. 19-25）。
[89]这是沉卫威在「胡适研究」领域里的首创之功，见：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本书有台湾版：沉卫威，《升起与失落——胡适派文人集团引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000）。
[90]如陈仪深考察胡适刊布于《独立评论》的民主言论，将他在此一阶段的思想特征归类于「无党政治论」，便是着重个例精细分析的展现，见：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9）。
[91]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Braudel on Capitalism， or Everything Upside Down”， in: idem.，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207-217；当然，华勒斯坦也强调，别的论者也可以从布贺岱那儿提出其它的阐释。
[92] 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页273。
[93]胡适与「新红学」的关系，论着不可胜数，尝试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整体脉络进行探讨的最新成果，见：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他指出，自从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1921年）以来，「考证成为《红楼梦》研究中最基础最首要的一个学术环节」，「这座辉煌的金字塔的塔基是由胡适一手缔造的」，「时至今日，关于《红楼梦》考证的论题，大多数是由胡适提出的」（页68）；其余述说，不详引证。
[94]这是周质平的绝大贡献，他将胡适写给韦莲司的175封英文函电等资料，编译为中文专书：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并结合其它相关史料，撰述为专书：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95]关于引证胡适的英文著述来说明胡适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反应，首先是周质平的创获，见：周质平，〈胡适与冯友兰〉，收入：氏着，《胡适丛论》（台北：三民书局，1992），页87-146；后来，翟志成亦有类似的细致论述，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二），《大陆杂志》第97卷第6期（台北：1998年12月），注93（页20）。
[96]参见：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页196-197、页225-235。
[97]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页25-33。
[98] 胡明则引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说明「胡适愿当诤臣的立场」，他在论述胡适决心参与创办《独立评论》的心路历程时，亦征引此文（胡明，《胡适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页692、页707-708），恐皆不尽恰当。
[99]参见：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
[100] 这两封信是：〈胡适致雷震等（1949年4月16日）〉、〈胡适致雷震〉（1950年1月9日），收入：万丽鹃（编注），潘光哲（校阅），《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页1-3、页9-10；按，这两封信的资料来源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收藏的「雷震持赠本」；早在1980年代，张忠栋即使用友人提供的影本，提出论证（参见：张忠栋，〈为自由中国争言论自由的胡适〉，注112〔氏着，《胡适五论》，页256〕）；后继学人如任育德的《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一书对胡适与雷震及《自由中国》关系的描述，虽大量引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雷震档案》，却未能同时自胡适纪念馆搜检档案而征引这两封信，未免有憾。
[101] 见：〈首次公诸于世。民主发展的艰难见证。胡适与蒋总统论政书札〉，《联合报》1997年2月27日，37版；雷颐即引用了这封信做为分析胡适晚年政治思想的材料之一，见：雷颐，〈胡适晚年政治思想述要〉，《雷颐自选集》，页185-199。
[102]〈钱玄同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40，页351-356；依此原件景本，本函系年确为1925年5月10日。
[103]本函用纸即为「甲子社人文类编辑部用笺」，据该「用笺」，甲子社社址在「上海静安路」。
[104]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86〔景印〕）；本书〈出版说明〉谓本书于1925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初版，依据1928年上海泰东书局再版本景印。
[105]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页93-94、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页615-616。
[106]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将本函系年于1923年10月16日（上册，页321），误。
[107]《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下册，页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