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梭，“一二·一运动”转眼过去整整 60年了。60年后的今天，随着环境的改变与思维的拓展，无论是这次运动的亲历者，还是以史家眼光看待它的后人，都可能产生与多年认识有所不同的感受。李森先生在2004年12月25日《云南政协报》上发表的《傅斯年与“一二·一”》一文，就属于这种新的思维。
李森先生的文章，利用现已布的史料，在傅斯年与“一二·一运动”的关系评价时，提出了与大陆现有结论几乎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反思精神笔者完全赞同，但若就傅斯年处理学潮的态度与措施而言，笔者则不敢苟同。这里，仅略述个人管见如下。
“一二·一运动”的直接原因，来自国民党地方当局镇压 1945年12月25日在联大举行之时事演讲晚会。对于晚会的情况以及事态发生后联大师生的情绪，周炳琳在11月2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客观地说“当晚学校四周被军队包围，墙外枪声四起，情形极其紧张”。信中还讲到联大校务会议通过的“对地方军政当局作局面抗议”、“电教育部报告经过”、“推代表三人至是日午后二时举行之自治会代表大会劝告即日特复课”三项决议，以及29日午后学校召集全体学生训话的情况。 （周炳琳致傅斯年函） 为了使教育部早些知道上述动态，周炳琳特别要傅斯年将其抄录转呈朱家骅，这说明当时的基本情况，傅斯年是完全了解的。
12月1日，“一二·一惨案”发生。由于主持联大日常工作的梅贻琦远在北平，故国民政府教育部急令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立即飞赴昆明。李森先生说，傅斯年抵达昆明前，联大教授会就做出了“既要求惩办当局有关人员，又主张学生尽快复课”的决议，因此促成上述之实现“并非他个人独断”。但是，李森先生忘记了傅斯年此行最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使命——促使学生马上复课。然而，这一点极为重要，为了提醒傅斯年注意这一使命，在其刚刚到达昆明的12月4日当天，教育部长朱家骅还通过中统局拍发密电，强调“昆学潮若不早息，影响及所实匪浅解……至复课至关重要，务请兄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12月7日，朱家骅在给傅斯年的另一封密电中， 再次告诉他：“昆明学潮迄未平息，中央甚为关怀，主座已饬关总司令来渝报告，并派霍揆彰赴昆代理，查明究竟，以凭办理。一面派经农兄前来会同处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莫测，弟亦难负责矣。至死伤善后，自当妥筹，余由经农兄面达。”（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 上述说明，傅斯年受命之际，对其担负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换句话说，傅斯年深知其要实现的目标不是惩办事件主谋与凶手，而是利用一切手段促使学生复课。
众所周知，昆明学生是在忍无可忍情况下才举行罢课的，不仅 11月25日的晚会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开枪威胁，而且12月1日还冲击高等学府，进而残杀了四位青年。这是血淋淋的现实，尽管事情过去了60年，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冷静多了，但时间难道能够抹去这些记忆吗？难道惨遭屠杀的人们不应该提出解决事件条件吗？难道所提条件没有答复前就应该或者必须复课吗？
这些问题，不解自答。因为联大教授会 12月4日的决议将“停课七天”以表示“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抗议”，列于“劝导学生复课”之前，其前后顺序，表明了联大教授会在处理“一二·一惨案”上孰先孰后的明确态度。联大教授会的这一态度，实质上是赞成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提出的复课条件，罢联诸条件的核心，便是第一惩办肇事主谋，第二澄清事实和改变诬蔑之词。
傅斯年到昆明后，的确对残杀青年的行径说过愤怒的话，这一点李森先生讲的很多，但李森先生还认为傅斯年执行了联大教授会“既要求惩办当局有关人员，又主张学生尽快复课”的决议，此判断便与历史不相符合了。事实证明，傅斯年当年所力促的，首先是“学生尽快复课”，其次才是“惩办当局有关人员”。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说完全贯彻了国民党当局的旨意，却没有反映联大教授会和昆明教育界的基本立场。
笔者不晓得李森先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是有意把它加以淡化。然而，不管时光过去 60年也好，还是过去100年也好，傅斯年当时的一切言行，都无疑全力实现1945年12月10日教育部反复强调的“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这一使命（朱家骅致傅斯年急电）。“先行上课”和“先行惩凶”，是不同立场者在解决昆明事件上互不妥协的问题焦点，假若不能把握住这一关键，就失去了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由于傅斯年将先惩凶、后复课这一先决条件相互倒置，因此他恰恰违背了联大教授会的决议，同时也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
关于惩凶问题，自关麟征、邱清泉离开昆明后，李宗黄的去留成为能否复课的症结。应当承认，傅斯年在对待李宗黄问题上的最初态度，与联大师生有不少共同语言。尽管朱家骅在 12月10日急电中坦率告诉“李事一时尚难办到”，但傅斯年仍认为“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因为“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彼则政府占着地步，罔仅受李之愚而已”。 （傅斯年致朱家骅密电，1945年12月11日）但是，傅斯年得知国民党中枢无意让李宗黄去职的态度后，便不仅将处理事件的全部精力转移到复课上，甚至还于12月12日主动向蒋介石建议“再不复课，自不妨考虑其余办法”。（傅斯年致朱家骅转呈蒋介石密电）傅斯年没有在此函中解释“其余办法”究竟有哪些，但他在12月13日致朱家骅密电中则说：“如近日不到，自请解散” 。（傅斯年致朱家骅密电） 换言之，就是如果12月17日学生仍不复课，他便以联大常委身份，提出解散联大。
倘若此电还不足以说明傅斯年处理学潮的措施的话，那么 12月17日他向教育部的建议则具体多了。那封电报中，他说：“下一步之办法，最好为联大提前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提前恢复各校，组清理委员会，甄别学生，辞聘有作用之教员。此法在政府不居解散之名，而各地关心三校者必表欢迎，政府不至受责，枝节可减少。”（傅斯年致朱家骅特急密电）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2月7日发表的《告昆明教育界书》中，已暗示将解散联大作为处理昆明事件的最后解决办法。不过，当笔者从上述解档之密函密电中看到傅斯年的这一建议，仍不免异常吃惊，因为联大当局负责人向国民党中枢表示采取此种方法，傅斯年实为第一人。
李森在文中谈到傅斯年与闻一多、吴晗的分歧，并特别提到 12月17日傅斯年与闻一多在联大教授会上的争论，认为它“反映了当时两种主要不同观点之争”。文中，李森没有说明“两种主要不同观点”究竟是什么，如果说穿它，实际上就是“惩凶”与“复课”孰先孰后。李森先生在文中曾使用了“激进”二字，其隐喻的显然是以闻一多、吴晗为代表的一些进步教授，这与李森之文旨在用“非意识形态化”视角重新审视昆明事件的本意有所矛盾。事实上，“一二·一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反对内战的斗争，“和平”还是“内战”，关乎到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全“超意识形态”。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正是站在反对内战的时代潮流上，才坚持“先惩凶”而“后复课”的。傅斯年之所以长期以来在“一二·一运动”史上，受到当时民主派与后来大陆史学家的批评，其根本原因正在此处。李森先生文章的语气与用意，似乎对傅斯年“先复课”、“后惩凶”的立场甚表赞成，但我真心希望这不是作者的本意。
“一二·一运动”说到底还是一场政治斗争，尽管李森先生之文尽量绕开“政治”，可国民党当局却不这么做。 12月15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称“ 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朱家骅当即急电傅斯年，要求“即日详查报部”。（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傅斯年接电后，果真当日查明上报。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电报，遂于当天夜间密电蒋介石，称：“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 （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 由此可见， 不管时人或后人多么希望将昆明事件局限于“就事论事”，多么希望“不想把学校变成政治斗争的场所”，而国民党中枢以及傅斯年本人，却仍然把它“政治化”了。
对于国民党来说，解散联大是快刀斩乱麻的极端手段。除了傅斯年外，不必否认，联大教授中也确有人赞成此种办法。工学院航空系宁榥教授说：“抗战胜利，三校尽早终应迁复，联大多在一日，则纠纷更多一日。晚愚见不如毅然明令联大于本学期结束后解散，三校即日准备搬迁，教职员学生均从新甄审，纵有人抨击此种措施为不民主，则在先遏止乱源，维持学校秩序之下，实不得已。何况敌军尚未尽数缴械，社会未复常态，政令未能统一之前，不容乱谈别有作用之民主。”（宁榥致朱家骅函， 1945年12月17日）不过，宁榥仅仅是联大国民党基层组织的一员，而傅斯年则是联大的决策之人，两人之言，份量轻重自然不可同一而语。
在是否解散联大问题上，倒是教育部长朱家骅与傅斯年有所不同。 12月16日，朱家骅向尚在北平的蒋介石表示“昆明事件之处理，似宜以避免引起全国性学潮为原则，十七日如未上课，可否再留数日时间，俾学校当局作最后之努力”。 （朱经农致蒋介石密电 ）当然，朱家骅的这一态度并非出自对罢课学生的同情，而是如18日所说的“所虑者交通困难，下学期势必牺牲耳” ，故“不得已时，当努力促成一切”，且“期能从宽处理”。（朱家骅致傅斯年急电）
“惩凶”与“复课”尚处在胶着状态时，蒋介石于 12月18日签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的红头文件。命令声称：“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20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府军［信］字第1201号）傅斯年收到此令后，不知是怎么想的，把没有解决的善后麻烦丢给了梅贻琦，一个人跑到重庆回避了起来。此后，一切有关昆明事件的处理上，包括傅斯年坚持的去李（宗黄）问题，再也没有看到和听到他的身影和声音。（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西南联大教授的去李（宗黄）斗争》中，做有专门考察。）
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是由后人打扮的。笔者非常赞成李森先生后人“杜撰”历史的批评，故而愿意对新近发现的上述史料做以解读，以期还原傅斯年与“一二·一运动”的若干关系。末了，笔者需要申明的是，傅斯年先生确有其可爱之处，可惜只是不在昆明事件上。
（注：本文所引史料，均为笔者在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中查找到的资料。）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
